一旁的马杉不在了，不知去了酒吧还是别处，我仍悠闲地坐在藤椅上。可看似悠闲，其实我心中十分不安。稍一挪动身体，马上头晕目眩，而且胃中也开始翻江倒海。我面前有一个下级船员，不停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后来才发现，他也是晕船的可怜人儿。）看他来回走动，不知为何我感到非常不快。前方远处波涛阵阵，一艘渔船升着细烟，船身几乎要被淹没，可它仍在前行——到底有何必要，非得顶着这样的巨浪前进！这船也让当时的我尤为烦躁。

所以，为了忘却痛苦，我一心只想愉快的事。孩子、花草、涡福钵、日本阿尔卑斯、初代椪太，还有些什么现在记不得了。不，还有一个。瓦格纳年轻时在渡海前往英国的途中遇到过特大暴风雨，而那时的经历为他日后谱写《漂泊的荷兰人》提供了巨大帮助。我试着以此来转移注意力，但头越来越晕，心烦的情绪也没有得到缓解。到头来我放弃了挣扎，瓦格纳什么的还是叫狗吃了算了。

十分钟之后，我倒在床上，耳边响起了餐盘刀叉之类的物体落地的声音。我胃中一阵翻江倒海，为了强忍呕吐已经花了十二分的力气。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晕船了？此时支撑着我的竟是这种念头。虚荣心这东西在此时竟意外地有用，几乎能代替武士道这个精神支柱。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至少一等舱的乘客都晕船了，可见晕船者不在少数。最后只有一个美国人来到餐厅用餐。据说那个非凡的美国人不仅吃了饭，还在饭后独自到客厅敲了一会儿打字机。我听说这事后，突然心情大好，但同时又觉得那个美国人是个怪物。实际上，遇到那样的恶劣海况还能泰然自若，绝非常人所为。说不定给那个美国人做个体检，就会发现他其实有三十九颗牙，长着小尾巴……我还是和马杉一起坐在藤椅上，胡思乱想。大海好像早已忘却了昨日的惊涛骇浪，海面上风平浪静，一碧万顷，而右舷前方朦朦胧胧的，像是济州岛的影子。

……

我看美人最多的时候，要数和神州日报社经理余洵一起吃饭的时候。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到小有天楼上时的事情。小有天面朝三马路，夜里热闹非凡，阑干外尽是车水马龙之景。楼上也自然是谈笑风生，还有二胡伴奏唱小曲的音乐声，不绝于耳。我就在如此嘈杂之中，边饮着玫瑰花茶，边看着余谷民在局票上奋笔疾书，总觉得好似置身于茶馆里，又更像是坐在邮政局的座位上等待一般，看着对方忙个不停。

只见局票就是一张西洋纸，写有“叫，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闽菜馆座侍酒勿延”字样；全文用朱笔写成，字迹潦草。我依稀记得雅叙园的局票一角还写着“勿忘国耻”，张扬着反日的气焰，但可幸的是，这里的局票上没有这句话（局票和大阪的召见条一样，是召妓时写的便条）。余拿起一张局票，先在顶端写上我的姓，接着又在“叫”字后头写“梅逢春”三字。

“这是那林黛玉，现年五十八了。近二十年的政局秘密，除了大总统徐世昌，就数她最清楚。我是以你的名义叫的她，所以先和你打声招呼。”

余若有所指地笑着，开始写下一张局票。他日语之棒，曾经在中日双语的即席致辞中，让当时的座上宾客德富苏峰钦佩不已。

于是我们——余、波多、村田和我——围坐在餐桌旁，首先入席的美人，芳名爱春。她伶牙俐齿，带有点日本女学生味道，品位很高，是个圆脸歌妓。她身着浅紫底白花的衣裳，搭配着似有花纹的青瓷色裤子。头发像日本少女编的辫子一样，根部用一根蓝色头绳扎起，长长地垂在身后，额前有刘海垂下，这与日本的少女并无二致。此外，她胸前佩戴着翡翠蝴蝶的吊坠，耳朵戴着镶有珍珠的金耳环，腕上还戴着金手表，全身珠光宝气，好不华贵。

……

十分钟后，我们一行八人坐在摇晃的藤椅轿子里，登上了满是石子的道路。所谓一行人就是竹内栖凤一家和大元洋行的老板娘。坐轿子比预想中舒适。我伸长两腿，舒适地搭在轿子木棒上，享受着庐山风光。这么说好像很体面，可风光一点也不奇绝。只是茂密的杂树丛中开了些野溲疏花而已。一点也没有庐山的感觉。若只是这种景色，不必来中国，登上箱根古道就多的是啊。

前一晚我住在九江，宾馆就是大元洋行。随便躺在二楼读着康白情的诗时，停泊于浔阳江的船上传来三弦之类的声音。总觉得那姑且算风流吧。然而翌日早晨一看，纵然都说浔阳江如何壮观，也还是浑浊不堪的河流而已。根本看不到所谓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文雅之趣。江上有一艘木制军舰，就如征讨西乡隆盛时所用的，露出奇怪的大炮口，停靠在琵琶亭边。暂把豪饮的白居易放一边，想象一下浪里白条张顺或黑旋风李逵吧，但从眼前的船篷中探出来的却是一丑恶可怕的屁股。那屁股竟然还厚颜无耻地——允许我用语粗野——悠然朝江里排便。

我一边思考着那样的事情，不知何时竟迷迷糊糊睡着了。几十分钟之后，轿子停了我才醒来。突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险峻的坡道，由杂乱无章的石头台阶铺就而成。大元洋行老板娘说此处轿子上不去，只能步行了。我不得不和竹内逸一起攀登这艰难路程。风景是一成不变的平凡。只是坡道左右能见到野蔷薇花沐浴在烈日下的尘埃之中。

又是坐轿子，又是步行，总之，在反复折腾大费周章之后，来到牯岭的避暑地时已是午后一点左右了。而这避暑地的一角和轻井泽的偏僻角落没什么区别。不，这光秃秃的山麓乱七八糟开了些中国店铺，有煤油灯店啊，酒栈啊，这情景比轻井泽更不如。放眼望去，西洋人的别墅没有一幢是造型精巧的。房子全都涂着红蓝色油漆，寒酸的白铁皮屋顶在烈日照射下散发着热气。我擦着汗，想到开拓这牯岭租界的李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牧师，估计是长年待在中国的缘故，也变得没有一点判断美丑的能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