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各样的人们都在思考着人类——无论是从事何种职业，人们都会从自己的这份职业出发对人类进行思考。这一值得深思的重要事实每逢新年就像涡流一样又奔流而来，蔚为壮观。
值此一年一度的、人人都共同地考虑起自身年龄、祈祷本年幸福的庆典上，开幕时已有早晨的阳光升起。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遗忘了这种幸运。不过，无论是谁都在私底下从事着人类的研究，只在新年的松枝期[1]内会暂作休息。这一习惯，自我降生以来就一直在世间延续着。只要这一点还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起码新年也无论何时都不会有变化吧。
久米正雄曾说，人类是为了祭典才降生于世的，因此不可蔑视祭典。我赞同他的这一真知灼见。祭典就是让人类忘却自己身为人类的仪式。但我认为，也是时候从新年一开始就进行人类的研究了。这是我的新春试研[2]。
在巴黎时，我时不时地会关注日本国内的大事。于是时不时地，那些铅字之中混杂着的对我的中伤也一并映入我眼中。在遥远的异国对祖国怀着依恋之情时，忽然看到用母语书写的对自己的中伤之辞，这感觉实在是糟糕到无可救药。
巡游诸国之后再返回巴黎，我试着重新回忆起游历过的国家时，各个国家都带着颜色与声音，仿佛生物一般。而当眼前浮现出最为怀念的生物，试着伸出手触碰它时，它突然说起了自己的坏话。我所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不快。然而我却不以为戒，不计较这份心头不快，不管不顾地决定回国，跨越地球之脊的西伯利亚，然后像掉入陷阱里似的一头栽进日本的怀中。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倒向了哪个方位，只感觉在我头晕目眩时，听到从头顶上传来的微弱“安全上垒”和“出局”的争执声。好不容易眩晕感终于消退，我站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准备前行，迈出的步伐却依然有些摇晃。
接下来面临的就是种种向我而来的疑问。被问得最多的就是：巴黎的女性怎么样啊？我不管去哪儿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看来日本男性最为感兴趣的还是女人的事情，事到如今才直面这一事实的我，对此不失望是不可能的。
不过，比起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也还是辛普森事件[3]更加震动世人的内心。这样想来，也不难理解为何大家会对巴黎的女性充满兴致。比起政治，人们肯定还是对日常生活更有兴趣。人类研究的经久不衰，从古至今都未有改变。比起成为贩卖思想的商人，作家更应该从人类研究中拾取自己独特的思想。我今年也要花时间进行这样的学习。
“我不愿从一切能展现我实际价值的事物之中逃离。”
纪德的这一观点我如今也颇为认同。无论是“安全上垒”还是“出局”，都不是我要关心的事了。
在冬日，这样的天气算得上十分温暖。我灭掉火盆里的火，脱掉和服的棉外套站在走廊上眺望，发现已经开满了花的白梅树枝正下垂着在风中飘摇。
我突然便想同妻子一起在附近散散步。在德国买的相机还没上手试过，我正好拿上相机，邀请妻子外出散步。孩子们都在外玩耍，我与妻子二人独处的散步好像是偷偷逃家似的，有趣极了。我几乎没有过这样的游玩时刻。在走到已经看不见自家房子的地方，我开始感受到了新春独有的自在心情，也难怪人们都爱这般出门游乐。
强烈的日光照在身上，我渐渐有些出汗。带着懒洋洋的心情看周围的干枯原野和天际白云，我的心思也是一片宁静沉稳。冬日树林之中相连的树梢都是朦胧的淡紫色，还没有新芽萌发的迹象，令人不忍喧闹。好一个四下无人的宁静冬日午后。去年在这条路上散步时还开得密密麻麻的山茶花与桂花如今已经不在，被新盖起来的房子占了地盘。从森林之中传来巨大松树被拖着倒地的声音。
我刻意选择有阳光照耀的道路晃悠着散步，走着走着也没了想要拍照的情绪。不过当看到高高大大的银杏树时，我还是让妻子站在树旁拍了一两张照片。因为妻子闹着也要帮我拍，于是我也站到了树旁让她拍照，我这才初次体会到拍照真是个有意思的爱好。因为我们这对现实中的夫妻，通过拍照而互相再现了其他的现实。姑且不论这其中的道理，只谈这份前所未有的微妙感觉，就已令我们两个人都受到了全新的冲击。拍下的照片并非当场就能看到，因此也不知道会冲洗出怎样的图像。不过彼此拍照后我们的情绪自然是比拍照前更加高昂了。
对于夫妇这种难以有活力的生活，既有日夜费心地努力尝试着将其盘活的夫妇，也有认为“夫妻之间本就是如此”，怀着缓缓沉入深渊谷底的想法而认命的夫妇。我最近常常想到，对于已经成为固定形态的夫妇，他们的进化其实是存在于意料不到之处的。站在人类研究这点上来说，要观测已经固定的夫妇的进化也是最为困难的。我在海外的旅途之中，并未陷入常见的与异国女性之间的纠葛，一直维持着出发时的状态平安到家。虽然有很多人因此嘲笑我，但我自己有自己修行的方法，不会为他人的胡言乱语而改变心念。我也因为这份坚定收获颇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在世间活了四十年，我终于变成了一个怪人。我也时常感觉到，原来我已经变成怪人了。比起过去，如今我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所有人类在我看来都变得很简单了。单独的个人就像是将棋的棋子一般，并不复杂，只是棋子的数量众多，这才让我被晃晕了眼。个人的战斗总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几十万名对手之间进行对抗，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大街上或是会场等人群聚集的地方，一旦发现一个我认为有意思的人，就会站在原地一直观察对方，直到看不见为止。当然这也只是在我有空的时候。在国外时，因为我总是很闲，所以就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在外面散步。不过我常常是在每一天都不断地观察人类之后，就变得非常想关起门来尽情读书。而在强行压下想要读书的欲望继续进行人类观察后，我突然看明白了自己与家庭的关系。
那是去年的8月20日的晚上。这一晚，我有一段奇遇。为了从柏林前往莫斯科，我必须在波兰的国境处换乘列车。换乘后的列车会一直载着我直到满洲里，是一辆与我相当亲近的列车。想到之后的漫长旅程，我决定去食堂用晚餐。刚走进餐车，我就发现有位已经用完餐的绅士正对着我来的方向独自沉思着。一开始我因为饥肠辘辘，来不及留意这位距离我5米的绅士。
之后我填饱了肚子，于是又开始以先前的习惯观察起餐车里的人。此时那位从之前就一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绅士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看上去大约四十八、九岁，穿着浅茶色的厚西装外套和同色的高尔夫球裤，竖条纹的长袜也是同色系，看上去潇洒无比。他的脸型与颈部的线条清晰流畅，让人感觉他彷佛从来不会露出笑容。此时他一脸忧郁，将右手放在桌子的旁边，视线停留在前方约莫距离一两尺的相同的餐桌上。总之，我能看出他无疑是个法国人，不过他的身形又比一般的法国人更高大几分。至于他的职业我就一点儿也瞧不出了。他的头顶稍有脱发的迹象，但因为身上这套淡茶色西装让人察觉不出他的轻微秃顶。而这位绅士最大的特质就是他的那双眼睛。他的双眼流露与年龄不同的、青年般的澄澈，同时又十分清冷，那锐利的目光中带着任性与自我。在此之前我在到访过的不同国家中已经日日夜夜观察过了无数外国人，然而这人却不属于我的人类研究中早已划分好的任何一种范围之中。
这位绅士没有喝自己点的红茶，只是以不开心的神情一直看着茶水，而现在他又开始看起我来。那真是一张美丽的脸。这份美当然符合世上少见的非凡美男子之气度，同时更带着一种仿佛早已看透世间事，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似的，敏锐聪颖又毫不动摇的野性之美。我顿时想，要是世上有许多这样的人物，我肯定会讨厌人生的。在东洋，唯独这种类型的人是一个都没有。还好还好，看来东洋是幸存之地，我这样想着，发现那位绅士仍未移开注视着我的双眼。那就随他看吧，我开始喝起了啤酒。尽管我依然从这位先生身上感到无法言喻的吸引力，但一思考起他，我就为在这位人物身上看到的近代文明的终点而苦闷，内心不自觉地向往着与之相反的稻穗的健康。与他相比，起码我还能感受到来自大地的幸福感。那股文明的寒意在我内心并不存在。这是一种幸福。我发自真心地想，唯有这股文明的寒冷，我不愿背负。
然而此时我还完全不知道，眼前这位绅士就是世界第一的精神界的伟人——纪德。
纪德的照片我至今为止也看过几张。但我依然没能认出那时注视着我的绅士就是纪德。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我已经听说早在两个月前纪德就在莫斯科了。一个已经在莫斯科的人，竟然会从波兰的国境再度前往莫斯科，这是我想不到的。直到已经看不见这位绅士离开餐车的身影时，我突然有所察觉。我看到他起身之时手上拿着法语的书，便推测他或许是文人。纪德也是法国人，我开始想象着纪德肯定也是与这位绅士同属于一种类型的人。直到这时候我才终于把他和纪德联系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又出发去了餐厅，果然又遇见了那位绅士。这次他背对我，坐在距离我6米左右的餐桌旁读着书。当时他带着眼镜，斜翘着二郎腿。我一眼便认出这明显是纪德。我叫来侍应生，询问他那位绅士是何方神圣，侍应生告诉我那是一位著名的法国文学家。毫无疑问，他正是纪德本人。不过，从前方观察时的纪德与从背后观察时的纪德，看上去是多么不同的两个人啊。纪德的背影看上去像是一位无所不知、儒雅善良又快活的老先生。时不时地能看到他在书上做些笔记。他微微弯曲身躯，绞尽脑汁在摇晃的书本上挥动着看上去并不好用的铅笔，那沉醉的姿态仿佛是在做着这世上最快乐的事。既然昨天晚上我处在被他观察的位置，那么今天上午就让我仔细观察观察他吧，对于纪德的背影我百看不厌。他一边读书一边随意地将食物抛进口中，时不时又匆匆忙忙地在书上记下几笔。我一会儿眺望越来越接近莫斯科的美丽旷野的晨景，一会儿眺望纪德。在这世间所有令人愉悦的风景中，再没有比此情此景更令我有兴趣的了。我也一边喝着红茶，一边就着眼前之景悠闲地用餐。
纪德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表他的俄罗斯纪行。这样说来想必在他的脑中，已经浮现出了某个与俄罗斯相关的明确的主体。尽管如此，我不禁还是产生了一个难以接受的疑问。
那就是，位于世界第一文明的国度、最伟大的知性聚集之处的法国的纪德，正在成为俄罗斯精神上的殖民地这一现象。这是正常的精神世界的历史吗？我对此一窍不通。当然，精神世界本就是没有国境的。但文明大国之所以是文明大国的最大原因不正是存在于其传统之中的吗？去掉传统的话，文明也不值一提了。在一切愚笨的事物当中，最没有意义就是脱离了文明的智慧。如果以上观点是一目了然的共识，那么所谓的法国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呢？退一步说，在法国的传统精神世界中的训练是如此软弱吗？——在这样思考着的过程中，我的心中又开始不断涌现出来新的疑问。这是我在人类研究之中最为关注的课题。
用完早餐后，我们终于快到莫斯科了。我不得不开始做些下车的准备。此后再也不会遇见纪德了吧，我这样想着，回到了自己的包厢。在莫斯科下车后，我很快就被特派员森先生接走，坐车游览了一圈莫斯科市区。
约莫正午，我正在大都会酒店门口让森先生替我拍照，这时纪德又悄然现身此地。
“那不是纪德吗？”我如此询问到。森先生回答说，是啊，这里是纪德的御用酒店。就在我们一问一答之间，纪德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酒店中了。
午餐在酒店的花园露台，由森先生请客。我们正用小刀切着端上来的鸡肉时，纪德再次出现了。我以为他会跟我们在同一间餐厅用餐，不过他只是从入口进入了前面的剧院广场。纪德并未带帽子，穿着高尔夫球裤，一身游客打扮。他在众人之中左瞧右瞧着，悠然横穿过广场前往前方的大道。今天日光强烈，纪德微秃的头顶显得尤其光亮，尽管身处人山人海之中，仍能一眼就清楚地认出他。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遇见纪德。森先生带着我继续在城中参观游览。这之后我们站上了某个广场，在那里我看到一栋厚重的红黑色建筑。“那是格别乌[4]的总部。一旦进了那扇门，就没有从里面出来的。”森先生告诉我。
我可以坦言，此前我对于俄罗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但每一次听说俄罗斯夺走了许多人材的生命的粗暴行为，我便不得不认为，在这一点上这个国家与日本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文明最值得感激之处，便在于它永远把人的生命放在最受尊重的位置。
我站在格别乌前想着，如果日本是俄罗斯的话，此刻肯定没空去纠缠什么转向的问题[5]了。我回忆起我与我众多优秀的朋友们在平安无事地重逢时的喜悦，感受到未曾察觉过的日本的智慧的高贵之处。有这份尊重生命的高贵，日本的文明定当是一路向上的。[6]
阅读本月号的《中央公论》[7]时，发现纪德的俄罗斯纪行已经刊载上去了。我回忆着遇见纪德的那两日，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而比起偶遇纪德的回忆，更令我感到有意思的是，纪德把许多人无法说出口的内容说了出来。他描写了俄罗斯的种种美好幸福生活，极尽了赞美之辞后，笔锋一转说，尽管如此，在俄罗斯，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最邪恶的东西，赶超了那些最美好的东西。这句话正是我所认同的属于法国的智慧。在这句话中体现出了法国传统文化的高贵。纪德是这样说的。
“对我而言，有比我本人，比苏维埃都重要无数倍的东西。那就是全人类，和全人类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文明。”
如今，对于许多问题我已经决定不再写了，但我依然认为，如今最重要的文明议题，也是最重要的人类议题，就是对人命的尊重应当高于一切。尊重人命的坚定意志才是种族的智慧，也是一切文明的根本。而除此以外的诸多恶行，对于当前的日本来讲，是不得不暂且容忍下去的。
注释
[1]日本有在新年时在门上挂上松枝装饰的习俗。松枝期即指新年期间门上挂着松枝的这段时期。过去会从元旦一直到装饰到1月15日。近年来一般从元旦装饰到1月7日。（译注）
[2]在日本，新年初次用毛笔题字或绘画被叫做“新春试笔”。作者在此处化用这一说法，表示自己新年初次的研究。（译注）
[3]华里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1896—1986），本名Bessie Wallis Warfield，生于美国，温莎公爵夫人。两度结婚，辛普森为前夫的姓，前夫为恩尼斯特·辛普森。后与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交往，起初是爱德华八世的情妇，后因爱德华八世欲娶她为妻，此举违反英国王位与英国国教继承规定，爱德华遂退位，将王位禅让予其弟乔治六世。后改称温莎公爵，华里丝也获得“温莎公爵夫人”的头衔。1936年成为获得《时代》杂志“年度人物”称号。（译注）
[4]格别乌：1923年7月至1934年7月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的前身。（译注）
[5]转向的问题：由于日本政府在战前对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镇压，导致部分无产阶级作家变节，选择放弃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转而投向右翼。这部分作家在文坛上引起了争议，被称为“转向作家”。（译注）
[6]实际上当时已有无产阶级作家因迫害而丧命，例如《蟹工船》作者小林多喜二于1933年死于狱中。（译注）
[7]中央公论：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月刊杂志，于1887年创刊，至今仍每月发行。（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