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的一个早晨，小汽轮把我们从斯坦布尔运送到对面海德尔帕夏的码头。在一堆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的包围中，我们脚蹬自行车，辗过步桥。对我们来说，这里就是我们踏入亚洲的门槛儿，是亚洲内陆之旅的开始——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太平洋，整整七千英里的旅程。整个金角湾笼罩在晨雾里。唯一的桅顶上，“星条旗”向这两个刚毕业的美国大学生挥舞告别。他们鼓足勇气，准备与舒适的西方文明暂别近两年的时光。 在通往伊斯米德的路上，我们的向导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儿，他是一位亚美尼亚博士的儿子。我们在斯坦布尔逗留期间曾经是他的客人。男孩儿跟着我们小跑了一段路，最后，他按住我们的手，带着稚气的诚恳，说道：“我但愿上帝会照顾你们。”彼时，亚美尼亚人正深受当地强盗绑匪烧杀掠抢的困扰。 有环球旅行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希望用一次实实在在的行动结束大学的理论教育；而自行车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罢了。在到达伦敦时，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份计划——插入亚细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非仅仅沿着它较为发达的海岸线。由于我们要从波斯进入俄国领土，为了获得护照和其它在俄国和中亚旅行所必备的证件，我们被建议在达到德黑兰的时候向俄国沙皇的代表提出申请。为此，驻守伦敦的俄部长向我们提供了介绍信。驻英国的中国使馆秘书，一个苏格兰人，帮助我们绘制了穿越“天朝上国”（即中国）的可行路线，尽管最开始的时候他极力劝阻我们。为了拿到护照，我们的申请又被送到中国公使本人的手里。我们收到的回复，尽管措辞礼貌，仍然带有强烈责备的味道。“中国西部，”他写道：“不法团伙猖獗，那里的人民也非常不欢迎外国人。这奇怪的旅行，如果没有给你们带去正面威胁，也会给你们制造麻烦，你们很可能会落入天生好奇又迷信的当地人手中。然而，”在经过一番考虑后，他又写道：“如果是你们国家的公使提出申请，那我们还能看着办。我最多为你们争取保护和官方协助。至于当地人，就不好说了。一旦入境，后果自负。”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前往美国使馆拜访林肯公使时，他正坐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他听我们赘述计划，从书架上取下大本的地图册，和我们排演了一遍即将行走的线路。他不认为我们的任务行得通，并且担心一旦给予我们官方协助，那么从一定程度上讲，他将对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当他确认此次行动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也见识了我们破釜沉舟的决心后，他提起钢笔，开始给中国大使写信。在给我们念完以后，他评论道：“我宁可自己没有写过这封信。”中国大使回复了林肯先生，这封回信在其一年半后被证明是不可缺少的，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西方文明最后的哨所，深陷戈壁沙漠之中。驻守伦敦的波斯大使要求看看我们的自行车和行李装备，我们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拜访。大使表示，要为了我们给他在德黑兰的朋友写信。在骑行穿越欧洲后，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踏上了前往波斯首都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