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清晨的第一声响是那磨坊姑娘们的木屐敲打石子路的声音，比那更早的，我从来没有醒着听到过，但我猜便是来自工厂的汽笛声。我的床在最靠近门那一侧右手边的角落，床脚后面还架着另一张床，两张床紧紧地挤在一起（只有这样放才能开门），所以我睡觉的时候只能把腿折起来，一旦伸直就会踢到另一张床上那个人的背。他上了点年纪，叫赖利，是个在煤窑“顶上”工作的技工。幸亏他早上五点就要去上班，他走后我才有那么几个小时可以伸展我的双腿，舒舒服服睡上一觉。对面床上的是一个苏格兰矿工，他在一场矿井事故里受了伤（一块大石头压在他身上好几个小时才被撬开），拿到了五百磅的赔偿金。他高大帅气，四十来岁，头发灰白，还有一撮修建整齐的胡子，不像是个矿工，反而更像是军士长。他整天躺在床上抽着他的短烟斗直到很晚才起床。另一张床上来回换着只住几晚的销售代表，报纸推销员和兜售分期付款商品的人。那是一张双人床，算的上是房间里最好的床了。我来的第一个晚上就睡在那床上，但后来为了给另一个房客腾位置又被赶了下来。我想所有新来的人第一个晚上都睡在那张双人床上，算是所谓的诱饵。由于房间的窗长年紧闭，下面还挤着一个红色的沙袋，早上房间臭得就像雪貂的窝。起床的时候还闻不到，但是如果你走出去再回来，这恶臭就会像一记重拳扑面而来。我从来没搞清楚房子里有几个卧室，但是奇怪的是房子里居然有个布鲁克家族那会儿留下来的浴室。楼下是常见的开放式厨房客厅，厨房从早到晚一直在都用个不停。房间的唯一光源是一扇天窗，窗外一边是个商店，另一边是食物贮藏室，从那儿可以通向储藏内脏的黑暗地下室。一张不成形的沙发堵住了贮藏室半边的门，我们的房东太太，布鲁克夫人就常年裹着脏毯子，病病歪歪的躺在沙发上。她的大脸孔蜡黄而焦虑。谁也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我猜她唯一的问题就只是吃太多而已。在火炉前永远有一排潮湿的衣服，房间正中是一张大餐桌，所有家人和房客都在这里吃饭。我从来没看见餐桌整个儿露出来过，桌上最底下是一层沾满伍斯特沙司的旧报纸，一张白色的油布黏在上面，油布上面是张绿色的哔叽布，再上面是一张粗糙的亚麻布，从来不曾更换也几乎不会拿开。早饭的面包屑经常到晚饭的时候还在桌上，我以前常可以凭外形认出每一块面包屑，并看它们一天天在桌上来回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