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钻入耳中的第一缕声响来自磨房姑娘们的木质拖鞋敲打着的鹅卵石小道。比那更早的，恐怕便是工厂的集合口哨了，尽管我从来没有在醒的时候听到过。我的床在右手边离门最近的角落里，床脚那头还挤着另一张床。这两张床必须如此的紧凑叠放，不然那扇门便无法打开了。于是乎，我每日只能蜷着腿睡觉，否则怕是会踢到那张床上熟睡人的后背。那张床上的房客是个叫雷利先生的长者，在煤矿的上面作分类机械师。好在他每天五点便要去上班，之后我还有幸可以伸直腿好好睡上几个钟头。我的对床是一个苏格兰的矿工，一个矿难的受害者（巨大的石块砸下来，将他死死钉在地上好几个小时，一直到有人把那块大石头撬起来才算得救），拿了五佰磅的赔偿金。他其实是个高大英俊而又强壮的男人，稍稍泛白的头发和修剪整齐的胡须让他看起来更像个兵长。他会在床上抽着他的短烟斗一直躺到午后。还有一张双人床则被各种旅行推销员，报纸推销员和按揭推销员占用着，他们一般会呆上个几晚才走。这张双人床大约是这里最好的一张床了。我在这儿的第一个晚上就是在这张床上度过的，不过后来不得不转让给新来的房客们。依我看来这张床似乎就是一个“诱饵”，所有新来房客的第一个晚上都会睡在这张床上。房间里的每扇窗户都关得严丝合缝，并且底下用红色的沙袋抵着。每天早晨，这房间的异味就像来自一个臭鼬笼子。人在房间里的话是无法察觉的，倘若你一早出了门再回来，那一进房间的扑鼻味道可谓好似一个力大无穷又闷声不响巴掌。其实我从未留意过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个房间，不过奇怪的是这里貌似在布鲁克一家来之前便有了浴室。屋子的楼下是司空见惯的敞开式厨房，接连着客厅，每日的烟雾升腾着。天窗是这间屋子的唯一光源，一边是一个小店，而另一边是一个储藏室，连通到某个更深不可测的废物堆放处。储藏室的门有一半被一张不成形的沙发挡住，而沙发上倚坐的则是似乎永远抱病，裹着脏兮兮的毛毯的房东太太，布鲁克夫人。她大而蜡黄的脸上无时无刻不透露出焦虑，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故事。不过以我的推测，大约只不过是因为她的过食罢了。火堆前面几乎一直有湿答答的衣服挂晾着，而中间的大餐桌则供家里人和所有房客们吃饭。尽管我从没见过这张桌子有张完整的桌布，它却总是在不同的时刻被这样或那样的包裹着。它最下面是一层沾着伍斯特沙司的旧报纸，上面则是一层黏黏的白油布。再上面是一层绿色的哔叽布，之后又盖了一层粗麻布，它们从来没有被人更换过也很少被揭下过。基本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