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深夜突然被一声尖叫惊醒，却发现什么声儿都没有。夜里往往如此，因为危险总在深夜时分降临。不过我大白天里也碰到过——在某些奇怪的清醒时刻，我察觉到某种异样，下意识地知道了我无从知晓的事情。或许是因为经过了漫长岁月和长期紧张心态的历练，以及在当前形势下，斗牛士所说的“紧要关头”确实已经到来。 否则根本没有其他理由，没有讲得通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点。不过我还是把车停在了瑞奥·德斯坎萨多酒店（Rancho Descansado）的入口对面，关灯熄火，然后让车溜下坡大约50码，再猛拉手刹。 我向酒店办公室走去，夜铃上映出微弱的亮光，办公室的门紧闭着。这会儿才十点半，我绕到后面，顺着林子一路下去，发现了两辆车。一辆是赫兹租车公司的出租车，就像停车计价器里的五分钱一样毫不起眼，不过只要弯下腰来，还是能看清车牌号。旁边的一辆是戈布尔的小型黑色老爷车，似乎不久前还看见这辆车停在卡萨·德普尼尔特酒店(Casa del Poniente)旁，现在居然跑到这儿了。 在树林里一路往前，终于到了我的房间下面。四周一片漆黑，死寂无声。我格外缓慢地迈上那几级台阶，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发现没什么动静。后来我听到一阵呜咽——是个男人的声音，不是女人的。接着便是一阵细细的、低低的咯咯笑声。再接着似乎是一声重击，然后便又没一点儿声响了。 我转身走下台阶，穿过林子来到车前，打开后备箱，操起一根轮胎撬棒，再像先前一样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前——这回甚至更小心了。我又一次仔细地听着，还是一片死寂，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黑夜的寂静。我掏出袖珍手电筒，打开，在窗户前飞快地晃了一下，再从门边快速滑开。好几分钟，什么动静都没有。接着，门开了一条缝。 我用肩膀奋力一撞，一下子把门撞开了。那个男人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笑了起来。暗淡的光线下，我看到一丝光亮闪过——他有枪。我举起轮胎撬棒就朝他的手腕狠狠砸去，他疼得惊声尖叫。我又砸向他另一只手腕，听到了枪支掉到地板上的声音。 我向后伸手，开了灯，一脚把门踢上。 这人脸色苍白，红头发，眼睛死气沉沉。他痛到脸都变了形，但眼睛依旧死气沉沉。尽管他受了伤，却仍然强硬。 “小子，你命不长了。”他说。 “你马上就没命了，给我滚。” 他勉强笑了出来。 “你的腿不是还好好的吗？”我说，“弯膝跪下，趴着，脸朝下，如果你不想脸被揍的话。” 他打算啐我一脸，但嗓子眼堵住了。他跪倒在地，张开双臂。现在他嘴里开始哼哼起来了，突然间，他瘫了下去。他们这种人，自己做手脚设局时总是他妈的如此强硬，而他们也永远不知道其他做手脚的法子。 戈布尔躺在床上，脸上伤痕累累，鼻子被打断了。他没了知觉，呼吸困难，几乎像被掐死了一样。 红头发还躺在那，他的枪就在不远处的地板上。我把他的皮带抽出来，捆住他双脚，然后将他翻了个身，搜口袋。有一个钱包，里面有670美元，一本名字是理查德·哈维斯特的驾照，还有圣地亚哥一家小旅馆的地址。他的钱包里大约有20家银行的编号支票，一大摞信用卡，但没有枪支许可证。 我懒得管他，任由他躺在那，自己去往酒店办公室。我按着夜铃按钮，一直按个不停。过了一会儿，黑暗中出现一个人影。原来是杰克，他穿着浴袍和睡衣。我手里还握着那根轮胎撬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