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夜里突然响起一声尖叫，却又悄无声息。这种事情几乎总是发生在晚上，因为黑夜总是伴随着危险。然而，我在大白天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一瞬间，我突然知道了一些我原本无从知道的事情。这很奇怪，但我记得很清楚。也许是因为我有着多年经验，神经也长期紧绷，而且当时正是斗牛士们所说的“真相时刻”。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释了，没有解释能说得通。当时我把车停在了兰齐奥·迪斯坎萨多酒店入口的对面，关了灯，熄了火，然后向坡下滑行了大约50码，用力拉起了手刹。 我一路上坡，走到酒店的办公室。夜铃上有一点微弱的灯光，但门已经关了。现在才十点半。我绕到屋后，在树林中慢慢穿行，发现有两辆车停在那里。其中一辆是在赫兹公司租的，它就像停车收费器上的五分钱一样毫不起眼，但弯下腰，我还是看清了车牌号。在它旁边是戈布尔的黑色老爷车。不久前它还停在卡萨·波尼恩特酒店，现在竟然跑这儿来了。 我穿过树林，一直走到我的房间下面。房内漆黑一片，毫无动静。我蹑手蹑脚地走上台阶，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一开始什么也没听到，过了一会儿，传来一声呜咽——是个男人的声音，不是女人，好像脖子被扼住了一样。然后是一阵尖细低沉的咯咯笑声。接着似乎是一声重击。之后又归于寂静。 我下了台阶，又穿过树林，走到我的车旁，打开后备箱，拿出一个拆轮胎的扳手，像刚才一样小心翼翼地回到我房间外面——甚至比刚才更小心。我又听了一阵。无声无息，只有静悄悄的夜晚。我掏出袖珍手电筒打开，朝窗户晃了一下，悄悄从门前溜开。几分钟过去，什么事也没有。突然，门开了一条缝。 我用肩膀狠狠撞去，房门一下子被撞开了。门后那人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然后狂笑起来。微弱的灯光下，我看见了他手枪上的反光。我操起扳手，一下砸碎了他的手腕。他厉声惨叫。我又将他另一只手腕砸碎，听到他的枪落到了地上。 我伸手打开灯，又一脚把门踢上。 他脸色苍白，一头红发，双眼无神，面容因疼痛而扭曲，但他的眼睛仍然死气沉沉。他虽然受伤了，但仍然很强硬。 “你活不了多久了，小子。”他说。 “你已经没得活了。滚开，别挡道。” 他挣扎着笑了起来。 “趁你两条腿还在，”我说，“给我跪下，趴地上——脸朝下——如果你想要这张脸的话。” 他想朝我吐唾沫，但喉咙呛住了。他跪倒在地，伸出双臂，呻吟起来，突然间又垮了下去。他这样的人，当手里的牌有诈的时候，就贼他妈的强硬，但他们除了出老千，对牌一无所知。 戈布尔躺在床上，脸上满是淤青，伤痕累累，鼻梁也断了。他不省人事，呼吸沉重，仿佛被掐了个半死。 红头发的家伙还没醒来，他的枪就落在他旁边。我解下了他的腰带，把他的脚踝绑在一起。然后把他翻过来，搜查他的口袋。他身上有一个钱包，里面有670美元，有一张驾照，上面的名字是理查德·哈维斯特。钱包里还有圣地亚哥一家小旅馆的地址，二十来家银行的编号支票，一大把信用卡，但没有持枪许可证。 我就任他躺在那儿，自己去了办公室，摁住夜铃的按钮，一直摁着。过了一会儿，一个身影从黑暗中走下楼来。是杰克，还穿着浴袍和睡裤。我手里还握着那根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