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出现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座酒店的职员办事处，来打听酒店是否有她能干的活儿。绵软无力的身体，一副真诚坦率的面孔，她看起来没见过什么世面，怯怯地举止把这一点显露无疑。然而她的眼睛瞪得那么大，锲而不舍地盯着别人，眼神被一层忧虑的阴影所笼罩，只有那些曾以富于同情心的视线观察过那些孤苦无依的面庞的人才能看出来。后面站着的是她的女儿，因为极度害臊和谦卑而往后退，故作淡定地望向别处，显而易见这种态度是从何而来。她是她那没受过教育，却天然饱含感情和幻想的诗意母亲和严肃稳重的父亲的结合。他们正为贫穷所迫。这场面无法不令人动容，连酒店账房都无法对他们的处境无动于衷。 “你想做什么活计？”他问道。 “你们有没有什么洗洗擦擦的活儿，”她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我可以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到了，在一旁不自在转过身，不是因为工作让她烦躁，而是别人对她们已经穷到必须出来找活儿干这一事实的认识让她感到窘迫。账房先生的义气使得他无法对美丽而陷入困境的女士不管不顾。那女儿单纯无助的神情，令人对她们的困难感同身受。 “稍等一会儿。”他说。走进了后面一间办公室，他去叫领头管家了。 确实有活儿需要干，平常雇的擦洗工没来，主楼梯和起居室还没人扫过地。 “一起的那个是她女儿吗？”管家问到，从她站的地方能看见她们。 “我想是的。” “她要是想来，下午也可以来。她是来帮忙的吧？” “你到管家那里去一下，”账房回到自己的桌前，愉快地说。“就在那儿”，他指指紧挨着的一扇门。“她会帮你安排的。” 这一场景，可以说是被不幸所眷顾的玻璃匠威廉▪杰哈特一家一生一连串悲剧的顶峰了。忍受着从事社会底层职业通常都会遇到的失意，这个男人还必须亲眼看着他的妻子，六个孩子，以及他自己靠着每天等待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吹来的一点运气聊以度日。他自己卧病在床。他的大儿子，塞巴斯蒂安，伙伴们叫他“巴斯”，在当地的一家货车制造商那里当学徒，一周只挣四美元。大女儿吉纳维芙刚过十八岁，还没正经学过任何一门手艺。另外的几个孩子，乔治，十四岁；玛莎，十二；威廉，十岁，还有维罗妮卡，才八岁，都还太小，还干不了活儿，只是使得生活更加举步维艰。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这座房子，虽然已经为了借六百美元的钱而抵押出去，但是这位父亲所拥有的。他攒下足够的钱买这所房子时，为了扩建三个房间和门廊，好让全家都能住下，又借了这笔钱。离抵押贷款到期还有几年，但是世道实在太差，他不仅花光了本来用来偿还本金的一点点积蓄，连年利也付不出了。杰哈特束手无策，而所有的一切又不断提醒他眼前面对的困境，看医生的诊费，房贷的利息，还有欠肉店和面包店的钱，即使他们知道他的诚实守信，曾经信任他让他赊账，如今再也不信任他了。生活的磨难如此深重地压在他的肩头，折磨着他脆弱的神经，使得他的康复遥遥无期。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