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爱的一场谋杀 极其残忍地杀害了我母亲后，我被捕了，接受了长达七年的审判。赦罪法院的法官在指示陪审团时称，这是他解释过的最骇人听闻的罪行之一。 这时，我的律师起身说： “法官大人，请允许我发表异见。一项犯罪是骇人听闻还是情有可原，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定论。若您了解我的当事人此前杀害其舅舅的案情细节，那您就能从他之后的罪行（若可以称之为罪行的话）中，洞悉他某些温良隐忍的本性，而且孝顺地顾及着受害者的感受。之前那场谋杀案手段惊悚残忍，委实不符合其余任何假设，只能定性为犯罪；但当时那位尊敬的法官，他作为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被控量刑过重轻判绞刑。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当事人自享有宽待政策。若非如此，则很难想象他能堂堂正正地无罪获释。如果法官大人愿意听取详情以供阁下参考的话，那这位可怜人，我的当事人，愿意在宣誓后重提旧创。” 地方检察官说：“法官大人，我反对。此等陈述具有证言性质，而本案的证词已全部陈述完毕。被告早应在三年前做出陈述，即1881年春。” “从法定意义上讲，”法官说，“你说得没错。若在异议与法律根据法院，你也会得到有利裁决，但在赦罪法院不行。驳回异议。” “我反对。”地方检察官说。 “你无权反对。”法官说，“我必须提醒你，要提出抗议，你得获得相应的书面许可，先将此案暂时移交至异议法院展开正式动议。而上一任地方检察官在职时提出的动议申请，我在审理本案的头一年就予以否决了。书记员先生，让被告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