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出版时人们对进化论普遍一无所知。 回顾上个世纪的观念演进，人们对巫术和灵魂附体的迷信好像突然间就消失了，对于如此突然的变化，似乎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惊讶的了。关于这一点的谈论常常不绝于耳，但我并不熟悉那一变化的目击者看到的任何事实，也没见过当代人对表面上突然推翻一种信仰的原因做出的任何解释，要知道，那一信仰至今都好像还在几乎所有人的心灵中根深蒂固呢。与此同时，就一种理论的迅速传播而言（当然不是指其衰落过程），我们那些对人类自身感兴趣的后世子孙可能会注意到进化论开始流行的突然性，从被普遍嘲笑了一百多年到几乎得到受教育者的普遍接受，似乎就是转瞬之间的事情。 毋庸置疑，事情历来如此；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达尔文先生和华莱士先生的作品是促使我们改变观念的主要根源。就像在废除《谷物法》运动中科布登和布莱特这两个名字一样，达尔文和华莱士两位先生的名字在进化论得到普遍认可方面的影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一个在世哲学家能像达尔文先生那样受到英国人如此广泛的欢迎；不仅如此，他的魅力甚至辐射到了整个欧洲，实际影响到了有着文明根基的每一个国家：影响力不是在文盲中间（虽然这些人很快便步上了受教育阶层的后尘），而是在专家和那些最具判断力的人们中间。 布冯和拉马克的祖国——法国事实上算是一个普遍规律之例外，但在英格兰和德国，科学界知名人士几乎无不承认达尔文先生是常称为“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创始人，认为他是最彻底的、最深邃的现代哲学家。 引用一个仅仅几周之前的例子，[2] 我发现，赫胥黎教授为了庆祝《物种起源》出版二十一周年而在英国皇家研究所进行了一场演讲。我听说他把达尔文先生的正直描述为实际“可怕的”东西(据说这是赫胥黎教授的原话)；就在本文撰稿前几天，雷·兰基斯特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退化论》的小书。打开那本书，我在众多主旨相同的段落中文找到了这样一段话： “突然间，科学史上偶然出现的一个伟大猜测被赋予了生物学意义，这都是因为一位最伟大的在世自然主义者富有想象力的洞察——我想说的是一位最伟大的人——查尔斯·达尔文。”——《退化论》第10页。 这是一种激烈的措辞，却没有顶尖科学家们在谈到达尔文时习惯使用的语言激烈。追朔到更遥远的1879年2月，德国人曾用他们一种科学期刊的全部印数[3]庆祝达尔文七十岁寿辰。迄今为止，再也没有其他英国人能够赢得外国人的如此赞誉，而这些外国人才是公正的评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