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诗集收录了十三篇拜伦写于1816年6月至1821年10月间的不同时段的更长或更为重要的诗作；其中的八篇（七月至九月之诗，1816）完成于1816年；而其他篇章（1816至1923年的诗作）的写作时间介于1816年11月至1823年9月之间。属于后者的小诗中，有五首乃首次付印面世。 与同时代的作品相比，本诗集的发散时代意涵颇异其趣。《恰尔德哈罗德游记》（Childe Harold）中的第三、第四首颂歌（1816-1817），《唐璜》（Don Juan）中的首五支颂歌（1818，1819，1920），《萨达娜帕露斯》（Sardanapalus），《福斯卡利父子》（The Two Foscari），《该隐》（Cain）与《天堂和大地》（Heaven and Earth）（1821）被选入了其他篇章，但是，即使并未收录这些著名的诗作，这本拜伦诗集卷四依旧囊括了拜伦的成熟作品，其品质足以扬名流芳。拜伦并不满足于仅仅写作一种主题，或将自己局限于诗歌的某一分支或种类。 他沿着大师的足印前行，然后大大超过了其中某些他本人的偶像，随后，他又趋其他大师的步履求索。 即使在拜伦生前，于其全盛时期，那些为他鼓掌叫好的最友好的评论家也察觉到了一个事实：拜伦那多彩多姿而永不止步的才华所蕴藏的“多重律动”并不总从他的天才得益——这导致其作品的不平衡性与其诗作的良莠不齐。但是，即便如此，以诗作的范围广度、风格多变以及水平衡量论，拜伦的成就依旧是无人可望其项背的. 以他的诗剧《曼弗雷德》（Manfred）和《马采巴》（Mazeppa）为例，这些作品都已被镌刻在欧洲文学史上；而如《别波》（Beppo）、《唐璜》（Don Juan）的前几章或是“不可企及”的《审判的幻景》（The Vision of Judgment)般的杰作，连“饥饿世代”（hungry generations）都未能践踏和掠夺它们的先锋价值。这些诗作并不彼此类似或两两相关，可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丰富外延、历史内涵，甚至是自成一体。 该卷诗集中的诗作皆撰写于外国，即成于瑞士或意大利；然而除去《梦》（The Dream》、《谢里丹的挽歌》（The Monody on the Death of Sheridan）、《爱尔兰的化身》（The Irish Avatar）和《那些蓝色》（The Blues）之外，整卷诗集内地点、人物、时间及材

Cont'd：整卷诗集内地点、人物、时间及材料所组成的整体（略过风格、韵律不表）悉取材于瑞士或南欧的历史和文化。作为一个不情愿的、甚至是赌气的被放逐者，与同期所有其他的诗人与作者相比，在令其国人增进对欧洲大陆的风物、艺术和文字的了解这一方面，拜伦成就更显著；同时，相反地，他也令法国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对英国文化的存在，或至少是对他这个特定的英国人的作品，有了认识。若要说作为先知或道德家、作为知识的向导、作为普通读者的教育者 ，他“传授了我们很少”，那作为“您的不列颠痞子”（他本人乐意被这样称呼），他的教导和影响得以传播于“最广泛的大众”。 关于拜伦的性格、道德观、宗教观、作为艺术家的资格、语言运用能力、写作技法等问题毫无疑问地吸引了包括朋友和敌人的关注，可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关于拜伦的某一点或者竟为我们所忽略，那就是事实上他教了我们许多我们应该知道且乐意了解的知识——以他的诗为载体，这些知识转化为常识。的确，写作诗歌和剧作时，拜伦倚马万言，极少字斟句酌，似乎更正某些明显的漏洞都会令其痛苦；可是，他也确实涉猎广泛、努力精进以求令自己诗思泉涌，而避免沦为一个肤浅的观察者和不准确的记录者：拜伦的权威地位是值得大书特书并仔细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