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下个月我们会在《反基督报》上登你那首诗，”拉维尔斯顿在二楼的窗户那里跟戈登说。
戈登站在下面的人行道上，装作已经忘记了那首诗的样子。其实他当然记得的，他写的每一首都深深烙刻在他心上。
“哪首诗？”他说。
“就是关于垂死妓女的那首，我们觉得相当不错。”
戈登自负而得意地笑了起来，但却又把它伪装成是在自嘲。
“啊哈！一个垂死的妓女！那是我作品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下次我再写首关于叶兰的。”
拉维尔斯顿长着孩子气的脸，脸上常带着过于敏感的神情。他的头发很漂亮，是深棕色的。拉维尔斯顿往窗后退了一点。
“太冷了，”他说。“要不你上来吃点东西什么的。”
“不用了，还是你下来吧，我吃过晚饭了，咱们去酒吧喝点啤酒吧。”
“行，等一下，我换双鞋。”
他们这样交谈已经有几分钟了，戈登站在人行道上，拉维尔斯顿从上面的窗户里伸出头来。戈登来的时候从不敲门，只向窗玻璃上扔小石子。只要能不进去，戈登就不会踏足拉维尔斯顿的公寓，那儿的气氛让他有些不安，让他感到自己卑鄙、肮脏，甚至不配站在那里。那是上流社会人士住的房子，那种氛围让戈登畏缩，尽管人家也没显摆。只有在街上或酒馆里，他才感觉自己与拉威尔斯顿是平等的。如果拉威尔斯顿知道他四室一厅的公寓让戈登这样难受，一定会很惊讶吧，毕竟他觉得那公寓还蛮小的。对拉维尔斯顿来说，住在摄政公园和住在贫民窟里没什么两样。他选择住在那里是为了成为一名进步的社会主义者，就像一些势利眼为了写信的时候能落款“伦敦高级住宅区”而住在高级住宅区的马厩街上。拉威尔斯顿终生试图摆脱自己的阶级，成为无产阶级的荣誉成员，但他注定要失败。没有一个富人能成功把自己伪装成穷人，因为富有和谋杀一样，总会有人看出来。
街道的门上有一块铜牌，上面刻着：
P. W. H. 拉维尔斯顿
《反基督报》
拉维尔斯顿住在二楼，《反基督报》编辑部在一楼。《反基督报》是一份面向中上阶层的月刊，以激烈而隐晦的方式宣扬社会主义。总的来说，人家会觉得这本刊物的编辑是位激情昂扬的非教徒，他把自己的忠诚从上帝转移到了马克思身上，还与一帮自由体诗人混在一起。但拉威尔斯顿的性格并非这样，他只是心肠太软，只能任由撰稿人摆布。如果拉威尔斯顿觉得作者在挨饿，那么他写的都能在《反基督报》上刊登。
不一会儿，拉维尔斯顿下来了，他没戴帽子，戴着副长手套。你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有钱的年轻人，他穿着有钱的知识分子惯穿的衣服。外面穿了一件旧的斜纹软呢大衣，那可是出自裁缝大师之手，穿得越久越有贵族气质，里面是件灰色套头衫，下身穿着非常宽松的灰色法兰绒裤子，脚穿一双破旧的棕色鞋子。他特意这样穿着到处走，去时髦的房子，去昂贵的餐馆，只是为了显示他对上层社会习俗的蔑视。但他没有完全意识到，只有上层社会名流才能这么做。他比戈登还大一岁，但却比戈登显年轻。他个子很高，身材瘦削，肩膀宽大，有上层社会青年典型的闲适气质。但从他的动作和脸部表情中，你总能捕捉到一种不该有的歉意，好像他总觉得自己在妨碍人家。发表意见时，他总会用左手食指的指背摩擦鼻子。其实他无时无刻都在为自己的高收入而羞愧不安。要是想让他不舒服，你就跟他提钱。要是想让戈登不舒服，也跟他提钱。
“你吃过晚饭了？”拉维尔斯顿说，带着布鲁姆斯伯里[]的口音。
“嗯，吃过有一会儿了。你还没吃吗？”
“哦，我也吃过啦，吃得挺饱。”
现在是8点20分，戈登从中午开始就没吃过东西，拉维尔斯顿也是一样。拉威尔斯顿在饿着肚子，戈登不知道；但戈登在饿着肚子，拉威尔斯顿却知道。戈登明白对方知道自己没吃饭，然而“装不饿”这件事两个人却都有充分的理由。他们从未在一起吃过饭，戈登不会让拉维尔斯顿为他买单，他自己也没钱去餐馆，甚至连去小酒馆或快餐店吃饭的钱都没有。今天是星期一，他还有5先令9便士。也许他能在酒馆里喝上几杯啤酒，但却吃不了一顿正餐。他和拉维尔斯顿见面时，二人总是不谋而合，只在酒馆里花上一先令左右的钱，别的钱一分也不花。这样看着，他俩的收入好像没什么太大差别，但这只是假象罢了。
他们在人行道上走时，戈登挨着拉威尔斯顿走，他本想挽着他的胳膊，但是一般人干不来这种事情。走在在高大的拉维尔斯顿旁边，戈登看起来很虚弱、焦躁、可怜巴巴的。他很喜欢拉维尔斯顿，但每次在拉维尔斯顿面前，戈登都不太自在。拉维尔斯顿不仅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魅力，而且还气质非凡，对待生活有种优雅的态度，戈登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毫无疑问，这与拉威尔斯顿是有钱人的事实有关，因为金钱可以买到所有的美德。“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钱是不嫉妒，钱是不自夸，不张狂”[]但某些方面拉威尔斯顿压根不像个有钱人，伴随着财富而来的那种精神堕落在他身上了无踪迹，或者说这种堕落他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已经摆脱掉了。其实他整个人生都在为摆脱这种堕落而努力，因此，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收入经营着一个不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月刊。除了《反基督报》之外，他还到处撒钱，一拨又一拨，从诗人到街头艺术家，都来找他接济。他每年的开销有800英镑左右，但他心有不安。他觉得无产阶级不能花这么多钱。但他从来也没学会如何花更少的钱过活，一年800英镑，不能再低了；就像戈登每周两英镑，不能再低了。
“工作怎么样？”拉维尔斯顿接着说。
“哦，按部就班的，不过挺无聊，和那些老女人聊休·沃波尔，但是还行吧。”
“我是说你自己的工作——写诗。《伦敦乐事》写得还顺利吗？”
“哦，天哪！快别提了，我头发都愁白了。”
“难道一点进展也没有吗？”
“它只会倒退，不会前进。”
拉威尔斯顿叹了口气，作为《反基督报》的编辑，他已经习惯鼓励绝望的诗人了，这已经成为了他下意识地行为。他无需解释为何戈登“不能”写作，为何现在所有的诗人都“不能”写作，为何他们写作时灵感像大鼓里的豌豆一样干旱。他带着同情的忧郁说：
“当然，我承认这个时代写诗很难。”
“确实是这样。”
戈登用脚后跟踢着人行道，他真希望拉威尔斯顿没提起《伦敦乐事》，这让他想起了他那间冰冷的卧室，还有叶兰下面脏兮兮的稿纸。他忽然说：
“写作这一行狗屁都不是！坐在角落，折磨着已经麻木的神经。再说了，现在谁还愿意写诗啊？还不如训练跳蚤表演呢。”
“不过，你不应该灰心丧气，你已经有发表了啊，这比现在的很多诗人都要好。比如说你的《鼠辈》。”
“哦，《鼠辈》！一想到它我就反胃。”
他厌恶地想到了那本傻里傻气、登不得台面的八开本小书，里面有四五十首单调乏味的小诗，每首都像胎死腹中的婴儿。《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说它拥有“卓越的潜力”。只卖出了一百五十三本，剩下的再也卖不出去。戈登只觉轻蔑，甚至是恐怖，每位艺术家想到自己的作品时都会有这种感觉。
“这本书已经死了，”他说，“就像胎死腹中的婴儿。”
“哦，好吧，很多书都是这样。现在诗歌不会有很大的销量，竞争太大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写的诗歌本身已经死了，它们没有生命力。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没有生命，没有激情，虽不丑陋粗鄙，但它们已经死了，死了。”“死”这个词在他的脑海中回荡，引发了一连串的思考。他补充道：“我的诗是死的，因为我已经死了，你也已经死了，我们都是死人，在死寂世界里的一群死人。”
拉维尔斯顿喃喃自语地表示同意，并有一种奇怪的内疚感。现在他们开始讨论他们最喜欢的话题，反正是戈登最喜欢的话题：现代生活的无用性、残暴性和死亡性。他们见面时至少要在这个话题上交谈半小时，但这总是让拉威尔斯顿很不舒服。当然，他知道《反基督报》正是为了指出这一点——腐朽的资本主义下的生活毫无意义，蚕食人的精神。但这种认识只是理论上的，每年生活费800英镑的人不可能真切体会到这种东西。只要不去想矿工、华人苦力和米德尔斯堡下岗工人，拉维尔斯顿大部分时间还是觉得生活很有趣。此外，他还天真地以为，再过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就会把一切拉回正轨，他觉得戈登总是在夸大其词。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分歧，但拉维尔斯顿很有风度，没把这些分歧放在心里。
但戈登则不同，他的收入是每星期两英镑。因此，他真切地憎恨现代生活，极渴望看到金钱堆积的文明被炸弹催毁。他们向南走去，走在一条昏暗但还算整洁的住宅街上，路旁有几家商店关着门。一栋房子空荡荡的围板上贴着那张海报，宽大的鼠脸在昏暗的灯光中显得有些苍白。戈登瞥见下面的窗户里有一株枯萎的叶兰，这就是伦敦！残破凄凉的房屋成排相连，出租着公寓和单人房，它们称不上是家，更算不得社区。毫无生气的人们拥居在此，仿佛浑浑噩噩的孤魂野鬼飘进了坟墓。戈登眼中的人都是行尸走肉，他觉得自己在物化内心的痛苦，这样想着，他痛苦难耐。他的思绪飘回了上周三下午，当时他希望听到敌人的飞机在伦敦上空飞过。他抓住拉维尔斯顿的胳膊停了下来，对着那张鼠脸的海报比划着。
“看看上面那个该死的东西！看看它！难道你看见它不反胃吗？”
“从美学上来讲，它确实让人反感，这点我同意，但这不是很重要吧？”
“当然有关系，整个伦敦都贴着这样的东西！”
“哦，好吧，这只是暂时的，这是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表现，我觉得不必过度担心吧？”
“但这背后有更多的东西。你看看那个家伙的脸，它正俯视着我们！我们整个文明都写在上面。愚蠢、空虚、荒凉！看着它，你就会想到避孕药和机关枪，你知道吗，前几天我还希望战争爆发，我当时特别渴望战争爆发，差点就跪下祈祷了。”
“确实是，欧洲有一半的年轻人都希望战争爆发，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希望他们真这么想，这样的话，也许战争真会发生。”
“我亲爱的老伙计，可别再打起来了，一次还不够吗？”
戈登继续烦躁地走着，“现在过的这种生活有什么意义！这不是生活，只有无尽的停滞，我们都是活死人。看看这些该死的房子，还有里面那些毫无意义的人！我有时觉得我们都是尸体，是直立着腐烂的尸体。”
“但是你还不明白自己的错误吗？你说的好像一切都无可救药似的，但这只是无产阶级到来之前必须发生的事。”
“哦，社会主义！不要跟我谈社会主义。”
“你应该读读马克思，戈登。然后你会明白这只是一个阶段，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难道不会永远这样吗？它就是会永远如此啊！”
“现在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没有消亡，何来重获光明，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现在的社会都快死透了，可我也没见有什么重生的迹象。”
拉威尔斯顿揉了揉鼻子。“哦，好吧，我想我们必须有信心，还有希望。”
“你是说我们必须有钱？”戈登阴沉地说道。
“钱？”
“这就是乐观主义的代价。我敢说，每周给我5英镑，我就会成为社会主义者。”
拉维尔斯顿望着远方，很不高兴的样子。又提钱这东西！不论走到哪里，钱都让你头疼不已！戈登后悔说“钱”了，和比你更富有的人在一起时，钱是绝对不能提的。如果非要提，那就提抽象的钱，不提具体的钱，因为具体的钱在你的口袋里，不在我的口袋里。但这个可恶的话题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戈登，特别是喝了几杯之后，他总是自怨自艾地大论特论每周两镑的生活有多难捱。有时出于紧张想找聊天话题，戈登就会说些见不得人的尴尬话，比如说他已经两天没有抽烟了，或者他的内衣破了洞，大衣也破了。但今晚戈登不会让这种事发生，他们迅速地避开了金钱的话题，开始泛泛地谈社会主义。多年来，拉维尔斯顿一直说服戈登皈依社会主义，但戈登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现在他们经过小街拐角处一个看起来很低级的酒吧，上方似乎笼罩着一层酸臭的啤酒云。这味道让拉威尔斯顿恶心，他本想加快脚步远离它。但戈登停了下来，他的鼻孔在发痒。
“哦！我想来一杯，”他说。
“我也是，”拉维尔斯顿附和道。
戈登推开公共酒吧的门，拉维尔斯顿跟在后面。拉维尔斯顿说服自己，他很喜欢酒吧，尤其是廉价酒吧，那里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在这种酒吧里，你可以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拉维尔斯顿就和戈登这样的人一起进来过这种酒吧，他自己一个人是断不会进来的。而他到了那里，总觉得自己像条离水的鱼，浑身不自在。酒吧里，污浊冰冷的空气笼罩着他们。这个脏兮兮的地方烟雾缭绕，天花板低矮，地板上全是木屑，平平无奇的松木桌子上堆满了别人喝过的酒杯。四个胸脯很大的女人坐在角落那喝着波特酒，热情洋溢地讨论着一个叫克罗普夫人的女人。酒吧的老板是个高个子女人，脸上也不笑，留着黑色的刘海，看起来像妓院的老鸨。她站在吧台后面，孔武有力的前臂叠在胸前，她正看着四个工人和一个邮差玩飞镖。穿过房间时，你必须得躲着点儿飞镖。他们进来时里面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他们好奇地看着拉威尔斯顿，他显然是位绅士。在大众酒吧里，他们并不经常看到这种类型的人。
拉维尔斯顿假装没注意到他们在盯着自己看，他懒洋洋地走向吧台，摘下一只手套摸了摸口袋里的钱。“你喝点什么？”他随口说道。
但戈登已经挤到了前面，在吧台上放了一个先令，第一轮酒他总是要先买单！他觉得这是种荣誉。拉威尔斯顿走向仅剩的一张空桌。一个挖土工把胳膊肘支在吧台上，他转过身来不怀好意地瞪着拉威尔斯顿，“他倒是洋气地很”他在想。戈登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品脱酒，用那种深色的普通啤酒杯盛着，一看就很廉价，酒杯跟果酱罐似的那么厚，而且脏脏的，有些油腻。啤酒上一层薄薄的黄色泡沫正在一个一个地炸裂。空气中弥漫着烟熏火燎的烟雾。拉维尔斯顿瞥见了吧台附近一个满满的痰盂，就赶紧转移了视线。他想，或许这些啤酒是通过几码粘腻腻的管子从某个地窖里吸上来的，那地窖里爬满了甲壳虫。这些杯子或许永远也没洗过，只是不停地装着啤酒。戈登非常饿，他本可吃点面包和奶酪，但点上吃的人家就能看出来他没吃晚饭。他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点了一支烟，感觉不那么饿了。拉维尔斯顿也喝了一口，他轻轻放下杯子。这是正宗的伦敦啤酒，入口发腻，回味起来有种工业水的味道。拉维尔斯顿想到了勃艮第的葡萄酒。他们接着讨论社会主义。
“戈登，你真该读读马克思了，”拉维尔斯顿说，语气不那么平和，因为臭啤酒味让他很恼火。
“那还不如读读汉弗莱·沃德夫人，[]”戈登说。
“你还不明白吗，你的态度根本就不对。你总是对资本主义大加挞伐，却不接受唯一可能正确的选择。总是钻牛角尖可怎么行，要么选择资本主义，要么选择社会主义，二者之间你总得做个选择吧。”
“就跟你说吧，我觉得社会主义无聊透顶，一想到它我就打哈欠。”
“你为何反对社会主义呢？”
“原因只有一个——没人想要它。”
“哦，这理由挺荒唐！”
“这么说吧，没人能知道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但你觉得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哦！类似于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但书中描绘的还是比现实有趣些的。每天在流水线工厂里工作四小时，拧紧6003号螺丝，公共食堂用防油纸饭盒供应餐食。人们在马克思宿舍和列宁宿舍之间穿梭，所有的街角都有免费的堕胎诊所。一切都井然有序，只是我们不想要这种生活。”
拉威尔斯顿叹了口气。他每月都会在《反基督报》中驳斥这种说辞的社会主义。
“好吧，那我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没人知道，我们只能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就是我们如今的问题所在。我们被困住了，就像布里丹的驴子[]。但我们有三种选择，并非两种，但这三种选择都让我们恶心，社会主义只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两个是什么？”
“哦，我想是自杀和天主教会。”
拉维尔斯顿笑了，觉得有点震惊，“天主教会！你觉得那是种选择吗？”
“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它是种长期的诱惑，不是吗？”
“那种人配称为知识分子吗？虽然艾略特[]也加入了其中。”拉威尔斯顿承认道。
“像他那样的人可不少，我敢说在教会之母的羽翼下，生活相当舒适。当然，那儿环境可能不太卫生，但不管怎么说，在那里你会感觉很安全。”
拉威尔斯顿边思考地揉了揉鼻子。“我觉得这只是自杀的一种形式。”
“是有点儿像自杀。不过，社会主义也是如此，至少算是自暴自弃吧。不过，我不会自杀，不会真的去死，那是软弱无能的表现。我不会把自己的东西留给在世的人，就算是死，也要先干掉几个敌人。”
拉威尔斯顿又笑了，“那谁是你的敌人？”
“每一个年薪超过500英镑的人。”
又是一阵尴尬的的沉默，拉维尔斯顿的税后年薪约有2000英镑。戈登常说这样的话。为了掩饰此刻的尴尬，拉维尔斯顿拿起酒杯，强忍着恶心的味道喝下了杯中三分之二的啤酒——不管怎么说，人家或许会觉得他一口喝干了。
“喝吧！”他用该有的热情说道。“再来一杯？”
戈登喝光了杯子里的酒，让拉维尔斯顿拿着去装酒了。他现在并不介意让拉维尔斯顿付酒钱，因为他已经付了第一轮的酒钱，很有荣誉感。拉维尔斯顿不自然地走到吧台前，他一站起来，人们就又开始盯着他看。那个挖土工仍旧靠在吧台上，端着他那杯没喝完的啤酒，静静地注视着拉维尔斯顿，满脸写着粗鲁无礼。拉威尔斯顿真不想再喝这种肮脏的普通啤酒。
“请给我两杯双份威士忌。”他礼貌地说。
不苟言笑的女老板瞪大了眼睛。“什么？”她说。
“两杯双份威士忌，谢谢。”
“这里没有威士忌，我们不卖烈酒，只卖啤酒。”
挖土工在他的小胡子下嗤嗤笑着。“真是无知的纨绔子弟！”他在想，“在啤酒店里要威士忌！”拉威尔斯顿苍白的脸微微泛红，他此刻才知道，一些较穷的酒馆买不起烈酒售卖许可证。”
“那么，贝思葡萄酒有吗？来两品脱。”
酒馆中没有一品脱的酒杯，他们只能盛在四个半品脱的酒杯里。这个小酒馆条件太差了。戈登满意地喝了口贝思，它的酒精含量比生啤高，那液体在他的喉咙里翻腾着，刺痛着。他本来肚子里就空空如也，所以现在有点儿上头了。他一下子觉得自己的思考更有哲理了，也变得更加自怨自艾。他曾下决心不再对自己的贫穷大发牢骚，但现在他还是要说了。他忽然道：
“我们说的话都毫无意义。”
“为何这样说？”
“社会主义无意义，资本主义无意义，现代世界的状况无意义，我对现代世界的状况不屑一顾。如果除了我和我关心的人没挨饿，而整个英国的其他人都在挨饿，又有什么要紧。”
“太夸张了吧。”
“并没有，我们说的话只是在把自己的感受物化，口袋里有多少钱，就说什么样的话。我说伦敦是一座死亡之城，我说我们的文明正在消亡，我说我希望战争爆发，我说天说地，其实就是因为我的工资是每周2镑，但我希望能挣到5镑。”
又谈到了收入！拉威尔斯顿用左手食指的关节慢慢摸着自己的鼻子。
“当然，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啊，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经济环境的反映。”
“噢！你只能从马克思那里明白这点！你不知道每周靠两镑钱过活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困不困难的问题——困难的生活都体面得多。每周收入2英镑你的生活登不得台面，肮脏而卑鄙。而且还得连续几周独自生活，没有钱的话，怎么可能会有朋友陪伴呢？你自称是作家，但却从来没创作过任何东西，因为活得太疲惫了，根本无法写作。这就是肮脏的底层生活，这就是禁锢灵魂的污垢之笼。”
戈登又开始了。他们只要呆在一块儿没多久，戈登就开始用这种口气说话，这挺卑劣的，拉维尔斯顿会觉得非常尴尬。不知何故，戈登就是忍不住了，他必须把自己的烦恼告诉别人，而拉维尔斯顿是唯一能理解他的人。贫穷，就像其他肮脏的伤口一样，偶尔也需要拿出来晒晒。戈登开始谈论他在柳湾路困苦的生活，他大谈特谈泔水和卷心菜的味道、餐厅里凝固的调料瓶、难以下咽的食物，还有叶兰。他还说了自己偷偷摸摸地喝茶，然后把泡过的茶叶扔进厕所的把戏。拉维尔斯顿内疚而痛苦地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酒杯，那酒杯在他的双手之间缓慢地旋转。他感觉到自己右胸前口袋里的方形钱包在谴责自己，里面有8张1英镑纸币、2张10先令纸币，还有一沓厚厚的绿色支票。这些关于贫穷的细节是多么可怕啊！但戈登所描述的并不是真正的贫穷，戈登只是处在贫穷的边缘地带。但是真正的穷人呢？米德尔斯堡的失业者呢？他们七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周只挣25先令。世界上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那我怎么还敢在口袋里装着纸币和支票，毫无愧色地招摇过市？
“真该死，”他无力地喃喃自语了几次。他想——总是这样想——如果他愿意借给戈登10英镑，戈登会不会接受。
他们又各自喝了一杯，还是拉威尔斯顿付钱。然后他们走到街上，差不多该分开了。戈登与拉威尔斯顿相处的时间从未超过两个小时。与富人接触，就像去高海拔地区，时间必须得短暂。这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他们吹着潮湿的风。夜晚的空气、微醺的酒气和微弱的灯光，这种情境下，戈登有些沮丧，也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意识到向一个有钱人，甚至是拉维尔斯顿这样体面的有钱人解释贫穷的苦痛本质不大可能实现。也正因如此，解释变得更加重要了。戈登突然说：
“你读过乔叟的《法学家的故事》吗？”
“《法学家的故事》？我不记得了，那是关于什么的？”
“我忘了，我在想第一组诗节的内容，他谈到了贫穷：贫穷让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你身上踩踏！每个人都想在你身上踩踏！他们知道你没有钱，便对你咬牙切齿。他们侮辱你只是为了享受侮辱你的乐趣，而且知道你无法还击。”
拉威尔斯顿很痛苦。“哦，不，肯定不是这样的！人没有那么坏。”
“啊，你什么也不懂。”
戈登不想听人家说“人没有那么坏”。他怀着痛苦的喜悦坚持认为：因为他是穷人，所以每个人都想羞辱他，这与他的生活哲学相吻合。突然间，他觉得自己根本忍不住，就说起了两天来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事情——星期四他在多林家受到的冷落。他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为情，把整个事情都说了出来。拉维尔斯顿觉得很惊讶，他不明白戈登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在他看来，错过了这样粗俗的文学茶话有什么好失望的？真是荒谬至极。文学茶话会，给他钱他也不去。和所有的富人一样，拉维尔斯顿会更愿意想办法躲掉这种活动。他打断了戈登的话：“我觉得为这样的事儿生气，实在很犯不着，参加不参加有什么大不了的？”
“重要的不是参不参加，而是它背后的意味。他们理所当然地冷落我，就因为我没钱。”
“但很可能是他们搞错了，或者出了什么岔子。为什么会有人想故意冷落你呢？”
“穷人家的兄弟可不亲。”戈登执拗地引述《法学家的故事》的一句。
拉维尔斯顿对死者的意见也很恭敬，他揉了揉鼻子。“乔叟真是这么说的吗？那我恐怕不敢苟同。人们并不会因为你没钱就讨厌你。”
“本来就会，而且这也没什么错，穷人就是可恨的。这就像李斯特林漱口水的广告，‘为什么他总是一个人？口臭毁了他的事业。’贫穷就是精神上的口臭。”
拉威尔斯顿叹了口气，戈登一直都这么偏激。他们继续走着，争论着。戈登激烈地争论，他的观点拉维尔斯并不赞同，而拉维尔斯顿却拿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他觉得戈登夸大其词，但他并不愿意反驳他。怎么可以反驳他呢？自己是富人，而戈登是穷人，怎么能和一个真正贫穷的人争论贫穷的事情呢？
“没钱的时候，女人也不会好好对待你！”戈登继续说。“这是金钱可恶的另一面——女人！”
拉维尔斯顿相当阴郁地点了点头，他觉得这比戈登之前所说的有些道理。他想到了赫敏·斯莱特，他的女朋友。他们做了两年的恋人，但一直没有结婚，因为赫敏总是说“太麻烦了”。当然，她很有钱，或者说她家里很有钱。他想到了她的肩膀，浑圆、光滑、年轻，她的衣服从肩头缓缓褪去，就像一条海中出浴美人鱼。还有她的皮肤和头发，温暖而慵懒，像阳光下的麦田。一提到社会主义赫敏就打哈欠，她甚至拒绝阅读《反基督报》。“别和我谈下层社会，”她常说，“我讨厌他们，他们很臭。”但拉维尔斯顿却很爱她。
“嗯，女人是个难题，”他承认。
“她们不仅是难题，而是该死的诅咒。要是没有钱，女人们看到你就觉得讨厌。”
“这话说得是不是有点太重了？没这么无情吧。”
戈登并没听他的话。“女人就是女人，和她们谈论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主义有什么意义！女人唯一想要的是什么？钱啊！有钱就可以拥有她自己的房子，养上两个孩子，买德拉奇家具和一盆叶兰。不挣钱就是她们唯一能想到的罪过，女人只会用一种东西来判断一个男人，那就是他的收入。她嘴上肯定不会这么说的，她只会说说他是个好男人，其实意思就是他有很多钱。如果你没钱，你就不是好男人，你就不光彩，就是犯了罪，对叶兰犯了罪。”
“你怎么一直说叶兰？”拉威尔斯顿说。
“叶兰是个该死的重要话题，”戈登说。
拉维尔斯顿揉了揉鼻子，不自觉地看向一边。
“戈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你有女朋友吗？”
“哦，天呐！不要说她了！”
不过，他还是开始谈起了罗斯玛丽，拉威尔斯顿从未见过罗斯玛丽。此刻，戈登甚至不记得罗斯玛丽长什么样子，他不记得两个人有多喜欢对方，不记得他们难得见面时有多开心，不记得她多么耐心地包容着他，而他那些行为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戈登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她不愿意跟他睡觉。她也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给他写信了。潮湿的夜色中，他体内的啤酒在酝酿，戈登觉得自己是个被忽视的孤独生物。他觉得罗斯玛丽对他很“残忍”，为了折磨自己，为了让拉维尔斯顿感到不舒服，他开始为编造一个想象中的罗斯玛丽。他说她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戈登让她很愉快，但她又鄙视他。她和他在一起，却又保持着距离。只要他多有一点钱，她就会投入他的怀抱。拉威尔斯顿从未见过罗斯玛丽，也相信了戈登所说，他插嘴道：
“但我说，戈登，你先听我说。这个女孩，洛什么小姐，你说她叫什么名字？罗斯玛丽小姐，她真的一点都不关心你吗？”
戈登的良心刺痛了他，虽然刺得不是很深。他不能说罗斯玛丽不关心他。
“哦，是的，她还是在乎我的，她觉得她在乎我，她是相当关心我的，但还不够，你不明白吗？她不能给我更多的关心，因为我没有钱，都是因为钱。”
“但是钱肯定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爱情中还有其他因素。”
“什么其他因素？难道你不明白，一个人的整个人格都与他的收入息息相关？他的个性就是他的收入。没有钱，你怎么能吸引女孩？你穿不了体面的衣服，不能带她出去吃饭、看戏，周末也不能出去玩。你也无法制造愉快、有趣的氛围。难道这种事情不重要吗？如果没有钱，两个人连见面的地方都没有。我和罗斯玛丽只在街上或者画室里见面。她住在肮脏的女士宿舍里，而我那可恶的女房东又不允许女人进屋。我们只能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徘徊，罗丝玛丽跟着我只能这样，你不觉得这让一切都失去了光彩吗？”
拉威尔斯顿很苦恼，没有钱带女朋友出去一定是件很难堪的事情。他试图鼓起勇气说些什么，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带着愧疚，同时也带着欲望想到了赫敏的身体，赤裸裸的她像成熟而温暖的水果。她今晚或许会到公寓里来，也许她现在正在那儿等着他。他想到了米德尔斯堡的失业者，失业者该如何捱过性饥渴呢？他们快走到公寓了，拉威尔斯顿抬头看了眼窗户，嗯，屋子里亮了，赫敏一定在那里，她有钥匙。
他们朝着公寓走，戈登靠着拉维尔斯顿。这一晚就要结束了，他必须与自己崇拜的拉维尔斯顿分开，回到他那肮脏而孤独的卧室。每个夜晚都会这样结束：穿过黑暗的街道，回到孤独的房间，躺到没有女人的床上。拉维尔斯顿会说“要上来坐坐吗？”而出于自尊心，戈登会说“不了”。永远不要和你爱的人呆在一起太久，这是穷人的另一条戒律。
他们在台阶处停了下来。拉威尔斯顿把他戴着手套的手搁在栏杆的一个铁矛头上。
“上来坐坐吧。”他并不是真心说的。
“不了，谢谢，是时候回去了。”
拉威尔斯顿的手指紧紧地抓住矛头。他拉了拉，好像要拉上去，但矛头却没有动。他不自觉地越过戈登的头顶看向远方，说道：
“我说，戈登，听我说哈。我说点什么，你不会生气吧？”
“什么？”
“我说，你知道，你和你女朋友的那件事，我也觉得很难办。不能带她出去，这之类的。这是很难受的事情。”
“哦，这没什么，真的。”
他一听到拉维尔斯顿说“难受”，就知道自己刚才说的有点重了，他后悔自己刚才用那种愚蠢的自我怜悯的方式说话。那些话不能不说，说了又很后悔。
“我刚才大概言重了吧，”他说。
“我说，戈登，听我说。让我借给你10英镑吧，带那女孩出去吃几次饭，或者周末带她去玩，或其他什么。这可能会让一切都变得不同，我不愿意想你们……”
戈登痛苦地皱起了眉头，痛苦几乎变成了愤怒。他向后退了一步，好像受到了威胁或侮辱。可怕的是，说“好哇”的诱惑几乎让他难以自持。10英镑可以做多少事！突然间，他看到自己和罗斯玛丽坐在餐厅的餐桌旁，上面摆着一碗水果，是葡萄和桃子。旁边站着一个鞠躬的服务员，柳条篮里放着年份悠久的红酒，酒瓶子是暗红色的。
“不必操心！”他说。
“我确实希望你收了，我告诉你，我想借给你。”
“谢谢，但我更想留着你这个朋友。”
“这不是相当……嗯，相当资产阶级的一种说法吗？”
“你觉得如果我从你那里拿了10英镑，还算是借吗？我十年都还不上。”
“哦，好吧！还不还没什么要紧的。”拉维尔斯顿望着远方，他不得不承认，可耻而可恨地承认这点，他经常被迫这样做！真是奇怪。“你知道，我有很多钱。”
“我知道你有钱，但这正是我不跟你借钱的原因。”
“戈登，有时你是有点——嗯，执拗。”
“我知道，我就是这样。”
“哦，好吧！那就晚安了。”
“晚安。”
十分钟后，拉威尔斯顿与赫敏一起乘坐出租车向南驶去。她一直在等他，在起居室火炉前一张巨大的扶手椅里睡得昏昏沉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做时，赫敏总是像动物一样迅速地睡着，睡得越多就越健康。他走到她身边时，她就醒了，伸了个懒腰，睡眼惺忪地扭动着身子，半笑半打着哈欠看着他，脸颊和裸露的手臂在火光中泛着玫瑰色。她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哈欠，向他打招呼。
“你回来啦，菲利普！你去哪儿了呀？我都等了好久了。”
“哦，我和一个朋友出去了，戈登·康斯托克，你不认识他，他是个诗人。”
“诗人！他问你借了多少？”
“没借钱，他不是那种人，他在钱上一窍不通，但很有文学天赋。”
“真受够了你和你那些诗人朋友！你看起来很累，菲利普，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嗯——我压根还没吃晚餐。”
“到现在都没吃啊！为什么不吃呢？”
“嗯，我不知道你是否会理解，是个意外，是这样的……”
他解释着，赫敏突然大笑起来，站得更直了。
“菲利普！你这个小笨蛋！你不吃晚饭，只是为了顾及那个小畜生的感情！你必须马上吃点东西，你的佣人也已经回家了，你为什么不雇几个常住在家里的佣人呢，菲利普？我讨厌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咱们去莫迪里阿尼餐厅吃晚饭吧。”
“但现在都十点多了，他们关门了吧。”
“胡说！他们一直营业到两点，我打电话叫出租车，我不会让你饿肚子的。”
在出租车上，她半睡半醒地靠着他，她的头枕在他胸前。他想到了米德尔斯堡的失业者，七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周只挣25先令。女孩的身体重重地靠着他，而米德尔斯堡离他很远。此外，他还饿得要死。他想到了他最喜欢的莫迪里阿尼餐厅角落里的那张桌子，还想到了那个有硬板凳、陈旧的啤酒味和铜质痰盂的下等酒吧。赫敏睡眼惺忪地对他说：
“菲利普，你为什么要这样艰苦地生活？”
“怎么艰苦了？”
“你假装自己很穷，但其实并不穷，你那个破公寓里连个像样的佣人都没有，还整天和那些不着调的人混在一起。”
“什么叫不着调的人？”
“像你诗人朋友那样的人，还有所有那些为你的报刊写作的人，他们只是为了从你那里榨取钱财。我当然知道你是个社会主义者，我也是，我是说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和下层阶级的人交朋友。你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也同样可以过着好生活，这就是我想说的。”
“赫敏，亲爱的，不要说他们是下层阶级！”
“为什么？他们本来就是下层阶级呀，不是吗？”
“下层阶级多么难听啊，叫工人阶级不行吗？”
“你如果要坚持的话，那就工人阶级喽，但他们都一样臭。”
“你不应该说这种话，”他无力地抗议道。
“你知道吗，菲利普，有时我觉得你喜欢下层社会。”
“我当然喜欢他们。”
“真讨厌！真讨厌！”
她安静地躺着，不再争论，双臂环绕着他，就像困倦的性感女妖。她身上散发着女性气息，无言而又有力地催促着他放弃所有利他主义和公正。在莫迪里阿尼餐厅外，他们付清了出租车的钱，向门口走去。这时，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从他们面前的铺路石上跳了出来，他站在路上，像一只献媚的野兽，带着可怕的欲望，却又胆怯地站在那里，似乎害怕拉威尔斯顿会打他。他的脸靠近拉维尔斯顿的脸，那张脸多么可怕啊，泛着鱼肚白，胡子拉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给杯喝茶钱茶吧，少爷！”这句话是从他的龋齿中吐出来的。拉威尔斯顿厌恶地退了两步，他忍不住了，手自动移向口袋。但就在同一时刻，赫敏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进了餐厅。
她说：“要不是我，你迟早把钱都给人家。”
他们走到角落里最喜欢的那张桌子旁。赫敏摆弄着几颗葡萄，但拉维尔斯顿非常饿，他点了一直想吃的烤牛扒，还有半瓶博若莱酒。胖乎乎的白头发的意大利服务员是拉维尔斯顿的老朋友，他把冒着热气的牛排送来了。拉维尔斯顿切开了它，香气扑鼻呀，中间是蓝紫色的！在米德尔斯堡，失业者正挤在皱巴巴的床上，肚子里装着面包和黄油，还有不加奶的茶水。而他像偷羊腿的狗一样，带着可耻的喜悦坐着吃牛排。
戈登往家走去，步履匆忙。天气很冷，今天是12月5日，是真正的冬天。耶和华说：“你们都要受割礼。”潮湿的风肆意地拍打着枯树。
阴凄的风如此猛烈，咆哮而过。
他在星期三开始写的那首诗已经完成了六节，现在又回到了他的脑海中。此刻，他并不觉得这首诗讨厌了。很奇怪，每次与拉维尔斯顿的谈话后总能让他振作起来，仅仅是与拉维尔斯顿见上一面似乎就能让他感到安心。虽然他们的谈话不尽如人意，戈登也会觉得自己并不是个特别失败的人。他出声念着那六节完成的诗句，感觉还不错。
他脑海中断断续续地回想着他对拉威尔斯顿说过的话，他还是说了！贫穷的耻辱！他们这些人不可能明白，也永远不会明白。这其中并不是因为生活的困苦——每周收入两英镑生活不会特别困难，即使你困难也无所谓，可怕的是羞辱，是对你人格的轻蔑。这种贫穷让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你身上踩踏，每个人都想在你身上践踏。这些事情拉威尔斯顿怎么会相信呢，他受到太多尊敬了，这就是原因。拉威尔斯顿觉得人很穷的时候仍可以被当作人对待。但戈登比拉威尔斯顿更清楚何为贫困。戈登走进房间时仍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他更了解贫穷。
大厅的托盘上有封信，是他的。他的心狂跳，现在所有的信都会让他兴奋。他两步迈做一步上了三楼，从里面上了锁，点燃了油灯。这封信是多林写的。
“亲爱的康斯托克先生，你周六没来真是太可惜了。我想介绍一些人给你认识。我们确实告诉过你这次茶话会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四，不是吗？我太太说她肯定告诉过你。总之，我们将在23日举行另一场聚会，一个圣诞节前的聚会，老时间。你会来吗？这次别忘了日期。”
好友
保罗·多林
戈登感觉肋下在痛苦地抽搐。所以，多林是在假装这一切都是个错误——假装没有侮辱过他！他星期六不可能去那里，因为他必须得在店里呆着。这才是他这封信背后的意思吧。
他再次读到“我想介绍一些人给你认识”这句话时，就觉得恶心，想到了他那惨不忍睹的运气！想到了他可能会遇到的人——比如说，高级杂志的编辑。他们可能给他的书做评论，或者想要看看他的诗，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有那么一刻，他很想相信多林说的是真的，或许他们真的来信说过茶话会在星期六而不是星期四。如果他检索一下自己的记忆，他或许会想起这么一档子事儿，甚至可能会发现那封信就藏在他那堆乱七八糟的文件中。但是，不！他怎么会这样想呢。他抵制了这种诱惑，多林夫妇就是在故意羞辱他，他是穷人，所以他们侮辱他。穷人者，人人践踏也。这是戈登的信条。坚守这个信条！他走到桌子旁，把多林的信撕成小块。叶兰站在花盆里，叶子是暗绿色的，病怏怏的，病态的丑陋让人怜悯。戈登坐下来，把叶兰拉过来，略带沉思地看着它，他和叶兰之间有种仇恨而又亲密的情愫。“我迟早弄死你，你这个婊——”他对满是灰尘的叶子低语道。
然后他在稿纸中翻找，找到了一张干净的纸，拿起笔，用娟秀的字迹纸的正中间写道：
“亲爱的多林：
关于你的信，我想说
去你妈的。”
你忠实的朋友
戈登·康斯托克
他把信塞进信封，写上地址，然后立刻出门去自动售货机里买邮票。今晚就要寄出，明天早上事情或许就会有变化了。他把这封信扔进了邮筒，于是又一个朋友消失了。
[]布鲁姆斯伯里：英国伦敦中北部的居住区，因在20世纪初期与知识界的人物，包括弗吉尼亚·沃尔夫、E.M.福斯特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关系而闻名于世。
[]出自《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和合本），本句中的“钱”在原文中为“爱”（charity）。
[]汉弗莱·沃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1851-1920），原名玛丽·沃德（Mary Augusta Ward），英国小说家，致力于改善穷人教育。她反对女性选举权，认为政治、军事、经济等很多问题只有男人才能解决，但是后来也提出，女性应该有政治发言权。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aonard Huxley，1894-1963），英国作家、哲学家、诗人。
[]Buridan’s donkey表示“犹豫不决、迟疑不定”。14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让·布里丹（Jean Buridan，1301-1359/1362，死亡时间说法不一）提出一种假设：又饿又渴的驴子站在一堆干草和一桶水的正中间。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这只驴子选择离自己更近的东西。处于草料和水正中间位置的驴子无法抉择，最后死于饥渴。
[]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代表作品有《荒原》、《四个四重奏》等。艾略特称自己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在政治是保皇派、在宗教上是圣公宗天主教徒”（classist in literature, royalist in politics, and Anglo-Catholic in reli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