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戈登·康斯托克”这名字相当不怎么样，戈登的整个家族也都不怎么样。“戈登”带着点苏格兰语的味道，这种名字流行起来主要是因为过去50年间英国的苏格兰化。戈登、科林、马尔科姆、唐纳德——这些名字都是苏格兰送给世界的礼物，除此之外还有高尔夫、威士忌、麦片粥以及巴里和史蒂文森的作品。
康斯托克家是中产阶级，是所有阶级中最悲惨的，属于无地的贵族。他们饱尝贫困，但却不能自诩家族历史悠久然一夕落难来聊以自慰，因为他们家族的历史并不悠久，只是那些在维多利亚时代繁荣浪潮中崛起的家庭之一。之后，没落来的比繁荣更快。他们最多有过50年相对富裕的生活，正是戈登的祖父塞缪尔·康斯托克在世时期。别人告诉戈登，要叫他“康斯托克爷爷”，虽然那位老先生在戈登出生四年前就去世了。
世界上有一种人，即使已安身于棺木，对活着的人也有极大影响，康斯托克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世时是个强硬的老无赖，从无产阶级和外国人那里掠夺了五万英镑，为自己建造了座金字塔似的红砖豪宅。他和妻子共育有十二个孩子，活下来十一个。康斯托克爷爷最后突发脑溢血离世。他被埋葬在肯萨尔格林，孩子们在他长眠之处立了块石碑，上面写着以下碑文：
永远纪念
塞缪尔·伊齐基尔·康斯托克
忠实的丈夫，温柔的父亲
一个正直而虔诚的人
他出生于1828年7月9日
1901年9月5日与世长辞
这块悼石由他悲痛的孩子们建立
愿他在耶稣的怀抱中安稳长眠
所有认识康斯托克爷爷的人对碑文的最后一句都有过亵渎性的评价，在此就不必重复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刻着碑文的那块花岗岩重达近5吨，放在那里为防止康斯托克爷爷从下面爬出来，虽然不是刻意如此，但也捎带点儿这种目的。如果你想知道死者亲属对他真实的看法，那从这个人墓碑的重量上便可推知一二。
据戈登所知，康斯托克家族特别沉闷、寒酸、死气沉沉。这一家人缺乏活力，简直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当然，这都是康斯托克爷爷的功劳。他去世时，所有的孩子都已长大，其中几个已步入中年。这老头子早就成功掐灭了他们可能会有的任何精气神，他死死压在他们身上，就像园艺碾轧机压在雏菊上。孩子们被压扁的个性再也没有机会膨胀，他们都变成了无精打采、胆小懦弱的人，与成功无缘。这些孩子里没有一个从事着适合自己的工作，因为康斯托克爷爷已经不厌其烦地把他们全赶到各自完全不适合的职业中去。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戈登的父亲约翰·康斯托克，在老爹在世时勇敢成婚了。他们谁也不会在这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不会创造什么，亦不会破坏什么。他们没有快乐，也没有不快乐。他们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是不是在真正活着，连堂堂正正地挣钱也做不到，他们只是在一种半破败半高雅的失败氛围中放任自流。他们的家族很悲惨，这在中产阶级中很常见，这些家族中什么也不会发生。
童年时期开始，戈登就从亲戚那里感受到了可怕的压抑。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几位叔叔和姑姑仍在世，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相似之处，都那么无趣、寒酸、沉闷，且健康状况相当糟糕。他们一直为钱担心，这种担心阴魂不散，却从未游走到破产的边缘。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时他们就已然失去了壮大家族、繁衍后代的冲动。不管贫困还是富有，真正有生命力的人几乎都会像动物一样繁衍后代。比如康斯托克爷爷自己有11个兄弟姐妹，他自己也繁衍了11个后代。然而，这11个孩子中只繁衍出了两个后代，那就是戈登和他的姐姐茱莉亚。然而到1934年，他们家族连一个孩子都没再繁衍出来。康斯托克家族的最后一个孩子戈登出生于1905年，他的出生纯属意外。在此后漫长的30年里，这个家族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只有死亡。康斯托克家族不止在“结婚生子”上如此死气沉沉，还体现在任何有发展可能的方方面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是被诅咒了一样，注定要过着凄惨贫穷、登不得台面的生活。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做成过任何事情，在任何能想到的活动中，他们都会被人自动从中间挤出去，即使上公交车时也是如此。当然，他们在挣钱方面也都不开窍。康斯托克爷爷最后把钱差不多均分给了他们，红砖大宅出售后，每个人都得到了约五千英镑。康斯托克爷爷刚入土，他们就开始花钱了。但他们中谁也没有胆量大手大脚地把钱花掉，比如把钱挥霍在女人身上啊，花在赌赛马上啊。他们只是不停地花钱，让钱一点点流失。女人们把钱花在愚蠢的投资上，男人们花在没用的小生意上。他们的钱一两年后就渐渐消失，只剩下净损失。他们大部分人都终身未婚，其中几个已近中年的女儿在父亲去世后确实结了婚，但婚姻却相当不理想。儿子们没有能力赚取生活费，实在负担不起婚姻。只有戈登的姑妈安吉拉有过属于自己的家，其他人都住在残破不堪的房间或者墓穴般的寄宿房里。年复一年，他们接连死去，死于肮脏的小病，昂贵的治疗费用抽丝剥茧一样把他们吞噬。其中一位女人——戈登的姑妈夏洛特在1916年入了克拉珀姆的精神病院。英国的精神病院，真是人山人海！里面全是苟延残喘、被嫌弃的中产阶级老处女。到1934年，那一代人中只有三个人幸存下来，除了已经提到过的夏洛特姑妈，还有安吉拉姑妈，她在1912年幸运地被人说服买了栋房子和一份微薄的年金保险。沃尔特叔叔靠自己五千英镑中尚存的几百英镑，还有各种经营不长久的机构勉强维持生计。
戈登自小穿的便是大人改短了的衣服，吃的是炖羊脖子。他父亲和康斯托克家其他人一样郁郁寡欢，因此也活得悲惨。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且有点儿文艺细胞。鉴于他适合搞文学，且恐惧一切与数字有关的东西，所以在康斯托克爷爷眼里，让他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是再适合不过的事情。他成为了一名注册会计师，但效果不佳，而且他总是以倒贴的方式进入合伙企业。这些合伙企业也在一两年后便倒闭了，所以他的收入也起伏不定。有时年薪高达500英镑，有时又跌到200英镑，但总体还是呈下降趋势。他1922年去世，年仅五十六岁。但死时身体早已疲惫不堪，他患肾病已经很久了。
康斯托克家族虽寒酸但仍算得上文雅，他们认为有必要在戈登的“教育”上投入巨额资金。这是多么可怕，受教育带来的压力太大！也就是说，为把儿子送到合适的学校（当然是公立学校或类似的），中产阶级不得不连续几年过着水管工都瞧不上的日子。戈登被送进那些扭曲且虚浮的学校，学费每年大约是120英镑，单这些费用也需要家里人做出巨大牺牲。茱莉亚比戈登大五岁，她基本上没受过任何教育。她曾被送到一两所破烂肮脏的小寄宿学校，但她16岁时便永远不许再上学了。戈登是“男孩”，朱莉娅是“女孩”，“女孩”理所应当要为了“男孩”的利益牺牲自己，这简直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此外，家里很早就觉得戈登是聪明人，戈登凭着他无与伦比的聪明头脑，定会赢得奖学金，之后在生活上获得辉煌的成功，让家族重获往日的财富——这就是真理，一条茱莉娅坚信的真理，在这点上无人及她坚定。茱莉亚长得很高，比戈登高得多。但她并不漂亮，脸很瘦，脖子有点太长，即使在她最风华正茂的年纪，别人一看见她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鹅。但她天性简单，有亲和力。她谦逊、持家，经常做些熨烫和缝补活儿，是个天生的老处女。即使正值二八芳龄，她身上却散发着“老处女”的气质。她以戈登为偶像，在他整个童年时期，她都在照顾他、看护他、宠着他。为了让他能有合适的衣服穿着上学，她穿得破破烂烂，省下可怜的零花钱给他买圣诞礼物和生日礼物。当然，他一长大就报答了她，因为她不漂亮，也不聪明，所以他用鄙视回报她的恩情。
虽然戈登上的是个三流学校，但里面所有的男孩子家都比他家富有。当然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戈登的贫穷，并以此为由经常找他麻烦，让他不好过。对一个孩子来说，最残忍的莫过于把他送到比自己富有的孩子中去上学。成年人根本不会明白势利小人给贫穷孩子带来的苦痛有多么沉重。在那些日子里，特别是在预备学校里，戈登的生活就是场漫长而折磨的阴谋，为稍稍找回点自尊心，他只能假装自己的父母更富有。哦，那些日子里不堪的羞辱！譬如，每学期伊始，你必须向校长公开“交上”从家带的钱，倘若你交的钱还不到10先令，其他男孩便会发出轻蔑而残忍的嘲笑。戈登还害怕有人发现自己穿的衣服并非量身定做，仅值35先令！当然他最害怕的还是他的父母来学校看他，那时候戈登还是个信徒，他经常祈祷他的父母不要来学校，特别是父亲不要来。戈登的父亲是那种让人无法不感到羞愧的父亲，他死气沉沉、充满悲惨、弯腰驼背，衣服也破烂不堪，肯定是过时的。他身上满驮着失败、担忧和无趣。他还有一个可怕的习惯，每每要离去时，会当着其他男孩的面给戈登2先令6便士的钱。每个人都能看到那只是2先令6便士，而不是应该给的10先令！即使在二十年后，一想起那所学校也会让戈登不寒而栗。
凡此种种的直接影响是让戈登对金钱产生了种匍匐的敬畏感。那时候，他憎恨自己贫穷的家人——他的父亲母亲、朱莉娅、每个人。他憎恨他们，因为他们肮脏的家、他们的不求上进、他们对生活不抱希望的态度，以及他们为三便士或六便士无休止的担忧和呻吟。到目前为止，在康斯托克家听得耳朵都起茧子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买不起。”那时候，戈登对钱的渴望是孩子般单纯的。为什么人不能有体面的衣服？不能有许多的糖果？不能想看电影便看电影？他为自己的贫穷而责备父母，好像他们是故意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其他男孩的父母那样呢？在戈登看来，父母只是更喜欢贫穷的生活罢了。这就是一个孩子的思维方式。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戈登变了，准确地说，他还是不讲道理，只是方式变了。那时他已经在学校站稳脚跟，也没以前那么受欺负了。他在学校里从未取得过很大的成功，他没干过任何活儿，也没获得过任何奖学金，但他设法沿着适合自己方式思考着。他阅读校长在讲坛上明令谴责的书籍，并对英国国教会、爱国主义和校友关系有了些非正统的看法。他还开始写诗，一两年后，他甚至开始向《雅典娜》、《新时代》和《威斯敏斯特周刊》寄诗，但都被拒绝了。当然，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男孩和戈登交朋友，每所公立学校都有自我意识强烈的小知识分子。战后的几年里，英国到处都是革命观点，甚至连官方的公立学校都受其感染。当时的年轻人，甚至连那些战场都没上过的毛头小子都敢对长辈吆五喝六，长辈们对他们也是如此。所有有头脑的年轻人都在那时都成为了革命者，与此同时，60岁以上的老人都像母鸡一样绕着圈子跑，尖声批驳着“颠覆性思想”。戈登和朋友们用他们的“颠覆性思想”度过了一段相当刺激的时光。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办了份非官方的月报，叫做《布尔什维克》，用胶板复印，它主张社会主义、自由恋爱、分割大英帝国、废除陆军和海军等等。那段光阴很有趣，每个聪明的16岁男孩都是社会主义者。在这个年纪，他们不为小利所动，可不是看见鱼食便咬钩的大呆鱼。
很小的时候，戈登就已经摸清了金钱交易的门道，他比大多数人更早地明白现代的商业全都是骗局。但奇怪得很，他对于此点的认识竟缘起于地下车站的广告。戈登后来的传记中写道，他自己也不知道未来会在广告公司工作。但商业绝不仅仅是骗局，戈登意识到拜金主义已经被神化为宗教，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愈发坚定此点。金钱也许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宗教——唯一真正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宗教。金钱赶走了上帝，除了成败得失，善与恶不再有任何意义。“成功”成了最重要的话语，摩西十诫已被简化为两诫。一条写给雇主，即天之选民、货币祭司——“你要赚钱”；另一条写给雇员，即奴隶和走卒——“你不能没有工作”。正是在这时，戈登读到了《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读到了饥饿的木匠把所有东西都当掉，却坚持守护着自己的叶兰。此后，叶兰在戈登眼里成了一种象征。叶兰，英国之花！刻在英国国徽上的应该是叶兰，而不是狮子和独角兽！只要窗台上放着叶兰，英国就不会有革命。
戈登那时对他的家人也不再有怨恨和鄙视，或者说没有以前怨恨得那么深了。但戈登一想到他们，还是觉得内心凄凄，那些日薄西山的姑姑叔叔们，其中有两三位已经去世了。他父亲整日疲惫不堪、毫无精神；他母亲已油尽灯枯，整日紧张兮兮，衰弱不已（她的肺不太好）；朱莉娅那时21岁，整天忙活，是个尽职尽责、毫无怨言的苦力。她每天工作12个小时，却从来没有过一件像样的连衣裙。戈登那时明白他们家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不仅仅是缺钱的问题，而是在贫穷的现实情况下，他们精神上仍然生活在金钱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金钱为美德，贫穷为罪恶。他们并不是为穷所累，而是深陷贫困泥潭却坚称不穷。他们接受了金钱的准则，但根据这个准则，他们确实是失败者。他们从来没想过，不管有没有钱都需要像下层阶级那样去发泄，去真实地生活。下层阶级做的是多么正确啊！向那些工厂里的小伙子致敬！他们挣着4便士，却能把心爱的女孩子娶回家。至少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鲜血，而不是金钱。
戈登带着天真自私的孩子气，把这一切都想清楚了。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生活方式：成为富人，或者故意拒绝成为富人。可以拥有金钱，也可以蔑视金钱，而最恐怖的是崇拜金钱而得不到金钱。戈登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赚到钱，他怎么可能会想到自己可以利用文学才气去挣钱呢？这点主要得益于他的老师们，他们让戈登明白自己是个煽动性的小讨厌鬼，永远不可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戈登接受了老师们的看法，他将拒绝“成功”，把“不成功”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在地狱里做王比在天堂为奴强，甚至在地狱为奴也比在天堂为奴强。16岁时，戈登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要和金钱之神和他所有狡猾的侍俾划清界限。戈登已经向金钱宣战，当然，是秘密宣战。
戈登1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留下了大约两百英镑。朱莉娅那时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1918年和1919年间，她在政府办公室工作，之后她参加了一个烹饪课程，在伯爵府地铁站附近一家肮脏的小茶馆里找了份工作。她每周工作七十二小时，人家管她午餐和茶水，工资是二十五先令。她每周从中拿出十二先令（往往更多）作为家庭开销。显然，既然康斯托克爸爸已经死了，眼下就应该让戈登离开学校，给他找份工作，让朱莉娅拿着这两百英镑去开家自己的茶馆。但这会儿，康斯托克家族花钱的习惯又闪现了。朱莉娅和她母亲都不愿意戈登离开学校，带着中产阶级诡谲的理想主义势利心态，她们宁愿早点去救济院，也不愿戈登在18岁的法定年龄前离开学校。这两百英镑，或其中的绝大部分必须用于支持戈登完成教育。戈登让她们这么做了，他虽已向金钱宣战，但这并不妨碍他有什么可耻的自私行为。当然，他害怕上班，哪个男孩子不害怕呢？在肮脏的办公室里干着无聊乏味的工作，天呐！太可怕了！叔叔和姑姑们都在忧郁地商讨着如何“让戈登的生活安稳”。他们从“好工作”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小史密斯在银行找到了份好工作，小琼斯在保险公司找到了份好工作。听到这些话，戈登就觉得恶心。他们似乎想看到英国的每个年轻人都被封在“好工作”的棺材里。
钱也必须得挣。戈登的母亲婚前曾是名音乐教师，甚至从结婚时起，每每家里的经济状况有点差时，她就会零星地收几个学生。她决定重操旧业，毕竟他们住在阿克顿，在郊区找学生还是相当容易的。母亲上课挣来的钱，再加上朱莉娅慷慨解囊，未来一两年的生活还是可以应付的。但康斯托克夫人的肺病现在已经不只是“不好”了，她丈夫还没死时，专门给丈夫看病的医生曾把听诊器放在她的胸部，那医生神情严肃，告诉她要好好照顾身体，注意保暖，摄入有营养的食物，更要避免疲劳。对她来说，上钢琴课这种让人心力交瘁的工作无疑最难捱。但戈登对此一无所知，朱莉娅当然是知道的。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秘密，肯定要对戈登保密。
一年过去了。这一年戈登过得相当悲惨，他的衣服破烂不堪，零用钱也不多，这让他很恐惧女孩子。不过，那年《新时代》却录用了他一首诗。与此同时，他母亲坐在冷风凄凄的客厅里，坐在硬邦邦的钢琴凳上，每小时收入2先令。戈登满18岁了，他离开了学校。爱管闲事的沃特尔胖叔叔和商圈有点儿关系，他说，他朋友的朋友可以在一家铅丹公司的会计部门给戈登找份好工作。这份工作确实不错，年轻人初出茅庐，干这个很有发展前景。戈登如果好好干，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大人物。但戈登的灵魂在蠕动，他像软弱很久的人一样，突然间意志坚定了起来，他拒绝了这份工作，连试也不去试，这让全家人都很惊恐。
当然，他们也激烈地吵了几场，家人们无法理解戈登。在他们眼中，拒绝这样一份好工作，简直就是在亵渎神明。戈登一直说他不想做那种工作。那你想做什么呢？他们都问道。他闷闷不乐地告诉他们，自己想写作。但你怎么能靠写作谋生呢？他们再次发问。当然，戈登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脑海里有个想法，那就是他可以靠写诗来谋生。但这也太荒唐了，都说不出口。但无论如何，戈登不会去经商，不会进入金钱世界。他将有份工作，但不会是他们认为的好工作。他们谁也体会不到戈登的想法，一丁点儿也体会不到。他母亲哭了，朱莉娅也骂他，戈登周围围着一圈叔叔姑姑们（当时在世的约摸还有六、七位），他们都在徒劳地朝戈登吵着，但只能干打雷。三天后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吃晚饭的时候他母亲突然开始剧烈咳嗽，她把手摁在胸前，向前倒去，嘴里开始淌血。
戈登吓坏了。但他母亲并没有死，不过他们抬她上楼时，她看起来就快死了。戈登急忙去找医生。几天来，他母亲一直走在鬼门关。客厅里阴风阵阵，再加上她整日奔波操劳，境遇时好时坏，这才突然发病。戈登无助地在屋子里游荡，心里强烈的内疚与痛苦交织在一起。他并没有确凿的把握，但隐约地觉得母亲这样都是自己上学的缘故。这样想着，他再也无法忤逆她了。他去找了沃尔特叔叔，跟他讲如果铅丹公司愿意给他这份工作，他愿意去。于是沃尔特叔叔跟他的朋友说了，那个朋友又跟他的朋友说了。戈登被叫去面试，面试官是个戴着丑陋假牙的老先生。戈登得到了那份工作，但得先试用。他开始工作时每周工资25先令，这一干就是6年。
他们搬离了阿克顿，在帕丁顿区某处荒凉的红砖公寓楼里租了间房。康斯托克夫人把钢琴也搬到了这儿，她身体好些后，偶尔还会给人上课。戈登的工资一点点地往上涨，他们三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过准确来说，是朱莉娅和康斯托克夫人过得紧巴巴的。在钱的问题上，戈登仍然保持着小男孩的自私。在工作中他表现得并不是很差。他们说以戈登的能力，这些工资尚可，但他不是绝不是“出人头地”的那种的类型。从某种程度上说，戈登完全蔑视这份工作，这反而让他更轻松。他可以忍受这种毫无意义的办公室生活，因为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永远干这份工作。谁也不知道他将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摆脱这种生活。毕竟他还能写作，也许有一天，他可以通过写作谋生。如果你是个作家，你会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那铜臭味，不是吗？戈登每每看到周围的成功人士，尤其是年长的男性成功人士，他就感到羞愧。这就是拜金主义的产物！安稳下来，成为成功人士，为了一栋别墅和一株叶兰出卖自己的灵魂！变成戴礼帽的小市民——施特鲁贝[]画中的典型人物，晚上6点15分之前溜回家，晚餐吃土豆牛肉馅饼和炖梨罐头，饭后听上半小时的BBC交响乐音乐会。如果妻子有兴致，也许还会来会儿合法性交，这种活法多好啊!不，生活不应是这样，必须要摆脱它，摆脱铜臭味！这是戈登自己的策划，他仿佛要和金钱来场殊死恶战。但这仍然是个秘密，办公室的人从未怀疑戈登有什么非正统的思想，他们甚至没发现他写诗。当然，他们想发现也挺难的，因为六年来他发表在在杂志上的诗还不到二十首。从表面上看，戈登和城市其他职员一样，都不过是地铁车厢茫茫人海中拉着吊环的士兵，早上东去，晚上西回，但一直呆在地下。
戈登二十四岁时，母亲去世。这个家族正在解体。当时康斯托克家的长辈只剩下四人——安吉拉姑姑、夏洛特姑姑、沃尔特叔叔和另一个在一年后去世的叔叔。戈登和朱莉娅搬出了那套公寓，戈登在多蒂街租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他觉得住在布鲁姆斯伯里隐隐约约有些文艺气息），朱莉娅则搬到了伯爵府，离她工作的茶店很近。朱莉娅快30岁了，看起来老了很多。她比以前更瘦，但却很健康，头发也变白了。她仍然每天工作12个小时，六年来，她每周的工资只增加了10先令。那个开茶馆的可怕淑女，算是朱莉娅半个朋友，也是她雇主，因此那淑女可以边喊着“我最亲爱的”、“亲爱的”，边对她进行压榨和欺辱。母亲去世四个月后，戈登突然离职，他没有给公司任何理由。公司那边认为他可能是要去“提升自我”，而且他们也很好心，给戈登写了封相当棒的推荐信。但戈登压根没想过要去找另一份工作，他想破釜沉舟。那时，他将呼吸自由的空气，摆脱铜臭味。之前他并没有想过母亲死后便辞职，但是母亲的离世确实让他有了辞职的动力。
不出所料，尚存于世的家人再次发起更猛烈的争吵。他们认为戈登一定是疯了，戈登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解释他为何不愿意再受所谓好工作的奴役，但收效甚微。“你要靠什么活？你怎么活？”他们都在向戈登高声抱怨。戈登拒绝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当然，他依旧认为，自己可以靠写作维持基本生活。那时他已经结识了《反基督者》的编辑拉威尔斯顿，拉威尔斯顿除印刷他的诗作外，还想办法偶尔让他写一些书评，他的文学前景并不像六年前那么黯淡。但是，他真正想要的却并不是“写作”，而是脱离金钱的世界。他隐约期待着某种隐士般的清苦生活。他感觉如果一个人真的蔑视金钱，他便可以像空中的鸟儿一样，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前行。但他忘了，空中的鸟儿是不付房租的。住在阁楼里忍受饥饿的诗人是戈登对自己未来的展望，在他看来，饥饿并没什么大不了。
接下来的七个月的生活糟到极点，那段日子戈登担惊受怕，精神几近崩溃。他终于明白了连续几周吃面包和人造黄油是什么滋味，在饥饿的状态下构思写作是什么滋味，把衣服当掉是什么滋味，欠着三个星期房租、上楼时颤颤巍巍害怕房东太太听见是什么滋味。更糟糕的是，在那七个月里，戈登几乎什么也没写。贫穷首先会扼杀思想。戈登又有了个新发现，那就是不能仅仅因为没钱就逃避金钱。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生活，你便永远都是悲惨的金钱奴隶。必须要有——“足以过上舒适生活的钱”，这是可鄙的中产阶级的说法。最后，在粗俗的骂声戈登被赶出了房间。他在街上呆了三天四夜，真是糟糕透顶。他在维多利亚大堤上遇见一群人，在他们的建议下，戈登在比林斯格特鱼市度过了三个早晨。在那儿推着装满鱼的独轮车到伦敦东市场去，那一段路高高低低、蜿蜒曲折，一趟挣上两便士，但干这项工作可苦了大腿肌肉。做这种工作的人很多，必须排队等着，如果能在早上四点到九点间能赚上18便士就已经很幸运了。干了三天后，戈登放弃了。这工作有什么意义呢？他被打败了。除了回到家人身边借点钱，再找份工作外，没有别的办法。
但当然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了。几个月来，他一直靠向家里人借钱过活。朱莉娅一直养着他，直到她那微薄的积蓄一分不剩。这很可恨，这就是他对姐姐态度“友好”的后果！他放弃了上进心，向金钱开战，结果却是伸手向姐姐要钱！但对朱莉娅而言，相比于自己的积蓄付诸东流，弟弟的失败更让她痛苦。她曾对戈登抱有极大的希望，在所有的家庭成员中，只有他有能力出人头地。即使戈登那时穷困潦倒，她还是相信总有一天他将重现家族的荣光。他是那么聪明，如果他努力，肯定能赚到钱。戈登和安吉拉姑姑一起住在她海格特的小房子里，住了整整两个月。可怜的安吉拉姑姑瘦得像木乃伊，她自己都吃不饱。在这段时间里，戈登一直在拼命地找工作。沃尔特叔叔无法帮助他，他在商圈的影响力从未大过，现在已经为零了。但最后挺出乎意料的，戈登转运了，朱莉娅老板的哥哥的朋友的朋友想办法为戈登在新阿尔比恩宣传公司的会计部门找了份工作。
战后，广告宣传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同腐烂的资本主义中萌生的真菌，新阿尔比恩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小公司正处于上升期，能接到的各类广告它都收入囊中。它曾为燕麦酒、自发酵面粉等产品设计了许多大型海报，但其主要业务还是在女性杂志上刊登女帽和化妆品广告。此外，它也在两便士周报上登小广告，如专为妇科病研制的白玫瑰药丸、拉罗唐戈教授的占卜预言、维纳斯的七个秘密、腿疼的真相、三天内戒掉酒瘾、清爽洗发露赶走所有的虱子等。公司里当然还有一大批商业艺术家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这里，戈登第一次认识了罗斯玛丽。她在艺术工作室工作，设计时尚版面，过了很久戈登才和她说上话。起初，戈登只觉得她遥不可及，她身材苗条，皮肤黝黑，干什么都雷厉风行，特别有吸引力，但也有点儿让人不敢靠近。他们每每在走廊上擦肩而过，她都会略带讥讽地看着他，好像对他的过去了如指掌，觉得他是个笑话。不管怎么说，罗丝玛丽瞄向戈登的次数还是比较频繁的。戈登与她那边的业务没有关系。他是会计部的，只是个每周拿三英镑的职员。
新阿尔比恩公司有趣的一点是它拥有彻彻底底的现代精神。公司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宣传公司、广告界乃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最肮脏的窠巢。铅丹公司里尚存着某些商业荣誉感与实用主义的理念，但这些东西在新阿尔比恩只能遭到耻笑。大多数员工都是冷血动物，遵守的是些美国式方法，爱走捷径。对他们来说，世界上金钱至上。他们遵循着见利忘义的准则，他们认为公众是猪，广告就是棍子搅动泔水桶时发出的喀哒喀哒的响声。然而，在他们对他人冷嘲热讽的表面之下，尚有一丝天真，那就是对金钱之神的盲目崇拜。戈登不露声色地观察着他们。和以前一样，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也不差，同事们都看不起他。戈登的内心没有任何变化。他仍然鄙视、反对金钱法则。不知何故，他总觉得自己迟早要逃离这里。即使刚刚经历了惨败，他仍然在策划着逃离。他身在金钱的世界里，但却并不属于这里。至于他身边那些戴着圆顶硬礼帽像白白胖胖的蚕却永远也无法成蝶者、那些唯利是图者、那些从美国商学院毕业、在阴沟里腰弯得太久站也站不直者，反而能让戈登找点乐子。他喜欢研究这些人的心态，他们奴颜婢膝，只为保住饭碗。戈登是最真实的写手，记录下他们的一言一行。
有天发生了件怪事，公司里有人偶然在本杂志上看到了戈登的一首诗，于是就说他们“办公室里有位诗人”。戈登当然被其他职员嘲笑了，倒也没什么恶意。从那天起，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吟游诗人”。他们虽觉好笑，其间却夹杂着淡淡的蔑视，这也恰恰证实了他们对戈登的所有看法，一个写诗的家伙如何能成为“成功人士”呵！但这件事却有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就在文员们慢慢厌倦了对戈登责难时，总经理埃斯金先生突然派人去找他，还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这位先生此前可从未关注过戈登。
埃斯金先生身材高大、行动缓慢，长着张地阁方圆的大脸，但脸上从没有表情。从他的外表和说话的缓慢程度来看，诸君可能会猜测他与农业或养牛有关。他聪慧的脑袋转起来和他的动作一样慢，每次别人的讨论劲头都过去了，他才刚知道发生的是个什么事儿。这样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的，只有资本主义的怪神知道。但他还蛮讨人喜欢的，普遍来说，赚大钱的人都轻蔑、冰冷，但这点在埃斯金先生身上是找不到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聪明才智”让他在工作中处于有利地位。他不会被大众的偏见左右，会根据人的优点对其进行评价。因此，他总能选到有才华的员工。戈登写诗的消息并没让他感到震惊，只是隐约给他留下了点儿印象，他们希望新阿尔比恩有文学方面的人才。他派人找来戈登，懒懒散散地跟他交谈，问了点无关痛痒的问题。他从不听戈登的回答，说话的时候“嗯嗯嗯”个没完。写过诗，是吗？嗯。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嗯，嗯。他们给你钱？不多吧，嗯？不，可能不给吧。嗯，嗯。诗歌？嗯。那一定有点困难，每行都得写得一样长。嗯，嗯。还写什么？故事，诸如此类的？嗯。嗯，是吗？非常有趣。嗯!
他没有再问下去，就把戈登提拔到了一个特殊的职位上，让他担任新阿尔比恩公司的首席文案策划员，也就是克利夫先生的秘书，实际上就是学徒。和其他的广告公司一样，新阿尔比恩公司也一直在寻找有想象力的文案人员。“做饭用上QT酱，孩他爸乐坏啦！”、“有没有格调？看你有没有头屑！”，能创造出这样广告标语的人实在难寻，可比找寻能力强的绘图员难多了。戈登的工资暂时没有提高，但公司已经盯上了他，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可能在一年后成为一名正式的文案策划人。这当然是跻身成功人士阶层、祖坟冒青烟的好机会。
戈登和克利夫先生一起工作了6个月。克利夫先生四十岁左右，头发硬得跟金属丝似的，他经常把手指插进头发里苦思冥想文案。他在一个闷热的小办公室里工作，墙上挂满了他过去取得的胜利的海报。他友好地将戈登置于他的羽翼之下，给他指点迷津，还愿意听取戈登的建议。当时，他们正在为“春之露”制作一系列杂志广告，“春之露”是示巴女王厕所用品公司（太碰巧了，就是弗莱克斯曼工作的那家公司）刚刚上市的一款新型除臭剂。戈登一开始就对这项工作十分厌恶，但实际上文案制作却出奇地顺利，戈登几乎从一开始就有非凡的文案写作天赋。他可以轻松编写一个广告，好像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他使用生动的短语让人印象深刻，写出整齐的小段落，把一个世界的谎言装进一百个字里。趁戈登不注意，这些小文案就出现在他面前了。戈登一直有文字方面的天赋，但这是他第一次成功运用这份天赋。克利夫先生认为戈登很有前途。戈登看着自己所作所为，先感到惊讶，然后是欣喜，最后却变成了惊恐。那么，这就是他要做的事了！写谎话骗取傻子口袋里的钱！他想成为一名作家，却在写除臭剂的广告中获得了唯一的成功，这难道不是种巨大的讽刺么？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像戈登想象中那样不寻常，或者说那样羞耻。人们说，大多数文案人员都是籍籍无名的小说家，或者，应该反过来说？
示巴女王公司对他们的广告非常满意。埃斯金先生也很高兴，戈登的工资每周增加了10先令。而现在，戈登却开始害怕了。钱终究还是要到他手里的，他正在滑啊，滑啊，滑到金钱的沼泽里。钱再多一点，他就会一辈子困在里面，再也出不来了。这很奇怪，你明明和金钱断绝了关系，明明发誓永不做成功人士，也深深明白即使你想成为成功人士也是枉然，然后发生了些事情，你遇到些机会，发现自己几乎是在自动地加入“成功人士”之列。戈登觉得，是时候了，要么现在逃离这里，要么永远也逃不掉了。他必须摆脱这里，摆脱金钱的世界，趁着现在还不晚，要决绝地离去。
但这一次，戈登不打算和上次一样再忍饥挨饿了。他去找了拉威尔斯顿，请求他的帮助。戈登告诉他，他不想找能挣钱的好工作，只要一份能维持温饱又不须完全出卖灵魂的工作。拉维尔斯顿完全理解，工作和好工作之间的区别不需要向他解释，他也没跟戈登讲他现在的工作有多愚蠢。这就是拉威尔斯顿的优点，他总能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毫无疑问，正所谓“有钱能让人聪明”，拉威尔斯顿是个有钱人，他可以为别人找到工作。仅仅过了两星期，他就给戈登找了个可能适合他干的营生。麦基齐先生是个二手书商，卖的书相当破旧，他正在寻找一个助手，拉威尔斯顿偶尔和他打交道。麦基齐不想要训练有素的职业助手，因为他们一般都要全额工资。他想要个看起来像绅士的人，能够引经据典，能够打动更多喜欢书的顾客。这是一份与好工作完全相反的工作。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很低，每周两英镑，且没有晋升机会。这份工作永无出头之日，当然，这种工作正是戈登正在寻找的。他去见了麦基齐先生，他是个没精打采、慈眉善目的苏格兰老头，长着个红鼻子，白胡子被鼻烟弄的脏兮兮的。没有任何异议，戈登被录用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诗集《鼠辈》即将付印。他向多家出版社投了稿，终于被第七家出版商接收了。戈登不知道这是拉威尔斯顿的功劳，拉威尔斯顿与出版商是私交，他总悄悄地为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安排这种事情。戈登认为自己的写作之路正在缓缓浮现，他是个成功的人，或者按照斯迈尔斯[]的“叶兰式标准”，是个不成功的人，毕竟叶兰永远都是那么半死不活的，不成功才是成功。
戈登提前一个月把他辞职的事儿跟办公室里的人说了，这挺痛苦的。果不其然，弟弟再次放弃好工作让朱莉娅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这时，戈登已经结识令人罗斯玛丽，她并没试着阻止他放弃工作。她的态度是：“各人有各人的路。”但她完全想不通戈登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其实最让戈登感到难受的是他与埃斯金先生的那场交谈，埃斯金先生真是出于好心，坦率地表示不希望戈登离开公司。他稳重而温和，不想说戈登是个傻瓜。不过，他还是问了戈登为什么要辞职。戈登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虽然埃斯金能理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戈登要找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可戈登不可能这么说。戈登羞愧地说他“认为商业不适合自己”，他“想去写作”。埃斯金先生没有表态，写作，嗯，嗯。他们给你钱？不多吧，嗯？嗯。戈登感觉很可笑，实际上他看起来也很可笑，他咕哝着说他“有本书要出版”，又补充道“一本诗集”。“诗集”这两个字实在让戈登难说出口。埃斯金先生在发表评论之前斜视着他。
“诗歌，嗯？嗯。诗歌？靠这种东西谋生，你觉得可行吗？”
“嗯，确切地说，不是谋生，但它会有对生活有所帮助。”
“嗯，好吧！你自己知道就好。我想，如果你想找份工作，可以随时回来找我们，我们的大门永远朝你敞开，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别忘了。”
戈登离开了，感觉自己有点儿可恨，他觉得自己的行为过于执拗，实在是忘恩负义。但他必须这样做。他必须走出金钱的世界。真是奇怪，全英国的年轻人都在为找不到工作而愁苦，而他，戈登，却对“工作”这个词感到恶心，还有工作推到他面前。这是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你偏不想要什么，什么偏赶不走。此外，埃斯金先生的话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如果戈登选择回去，可能会有份工作等着他，所以戈登的后路只断了一半，新阿尔比恩成为了他人生的道路上永远的梦魇。
但是，就在一开始，他在麦基齐先生的书店里是多么开心啊！有那么一小会儿，非常一小会儿，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真的脱离了金钱世界。当然，图书贸易也是个骗局，和所有其他的行业一样。但这个骗局多么不同啊！这里无案牍劳形，无追名逐利，更无奴颜媚骨。追名逐利者如何能忍受十分钟书店死气沉沉的空气！至于工作嘛，那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是需要每天在商店里呆上十个小时。麦基齐先生是个不错的老头子，当然，他是个苏格兰人，但苏格兰人又怎样呢？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不怎么贪财的，他最明显的特征似乎是懒惰。他滴酒不沾，不信英国国教。戈登并不会受此影响，《鼠辈》出版时，他已经在店里工作了一个月左右。至少有13家报纸对它进行了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说《鼠辈》有“卓越的潜力”。几个月后，戈登才明白《鼠辈》是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现在，戈登每周只有两英镑收入，在这个岗位上几乎再没可能赚的更多，这时他才明白这场仗的本质。通过禁欲获取的快乐不会持续太久，这让戈登很痛苦。每周两镑的生活无法保持君子的姿态，只能保持褴褛肮脏的习惯。失败和成功一样，都是骗局。戈登扔掉了他的好工作，永远放弃了好工作。嗯，当然要这么做，他不想再回头了。但是骗自己说现在的贫穷都是自己心甘情愿找的，便能逃掉贫穷的泥淖么？这问题并不难，每周收入两英镑，并不会让你风餐露宿，即使真的风餐露宿也无关紧要，真正的问题是是贫穷所带来的伤害是在精神和灵魂上。贫穷会让你的精神死气沉沉，让你的灵魂肮脏，当你的收入降到一定程度时，这些东西似乎就会直直地降临到你身上。信仰、希望、金钱，这三者只能共生，只有神仙才能只拥有信仰和希望，将金钱踢进下水道。
戈登年龄越来越大。27岁，28岁，29岁。他已经29岁了，未来不再是玫瑰色的幻影，未来充满真实与威胁。仍在世的那几位亲人的生活现状让他越来越沮丧，随着年岁增长，他觉得自己与他们越来越相似。这不就是他要走的路么，再过几年，他就会变成那样，和他们一模一样！他甚至感觉朱莉娅也是如此，他见她的次数比见叔叔姑姑们的次数要多。戈登仍然定期向朱莉娅借钱，尽管他还下了各种决心不再这样做。朱莉娅的头发很快就变白了，她瘦削的红脸颊旁刻着两条深深的皱纹。她过的日子就像是例行公事一样，她从没感到过不愉快。她白天在茶店工作，晚上在卧室里干些缝缝补补的伙计，她的卧室在2楼，是个里间，房租每周9先令，里面没有家具。朱莉娅偶尔会与和她一样孤独的未婚女人聚会，这便是贫穷未婚女子永不见天日的生活。她早就接受这种生活了，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过什么别的日子，然而朱莉娅这样受苦赚钱更多是为了戈登而不是为自己。这个家族逐渐衰败，亲人们接连死去，什么都没留下，朱莉娅觉得这是种悲哀。“钱，钱！我家里的人好像没有谁赚到过钱！”这是朱莉娅永远的哀叹。在所有的亲人中，只有戈登有机会赚钱，但戈登却选择不赚，他和其他亲人一样轻轻松松地陷入了贫穷的泥沼。朱莉娅之前因为戈登辞职的事情和他吵了一架，现在他又放弃了在新阿尔比恩的工作，她却表现得相当得体，并没“责难”他。不过，她认为戈登辞职的那些理由没有任何意义。她用女性的沉默表达着抗议，她认为跟钱过不去就是最大的罪过。
至于安吉拉姑姑和沃尔特叔叔——天哪！天哪！这是多好的俩人啊!每次看着他们，戈登都觉得自己老了十岁。
就拿沃尔特叔叔来说吧，他67岁了，是个很沉闷的人。他经营各种机构挣来的钱，再加上那份越来越少的遗产，差不多每周收入3英镑。他在库斯托街附近有间小小的办公室，他住在荷兰公园一个非常便宜的寄宿公寓里。住在寄宿公寓这件事可是康斯托克家族的承袭，康斯托克家族所有人最后都会自然而然地入住寄宿公寓。你看着那位可怜的老叔叔，他那颤抖的大肚子，带着支气管炎的声音，他那张宽大苍白、胆怯浮夸的脸，颇像萨金特[]为亨利·詹姆斯[]画的肖像。他那光秃秃的头，那苍白眼睛、厚厚的眼袋，还有他虽一直往上拉却永远垂着的胡子。你看着他，便完全无法相信他曾经年轻过。这样一个人，你能想象生命的活力曾在他的血管里跳动吗？他有没有爬过树？有没有从跳板上跳过水？有没有谈过恋爱？他有正常思考过吗？甚至在九十年代初年纪还很轻时，他有没有在生活里做过任何尝试？也许有罢，他也许曾偷偷摸摸嬉闹过几次，在沉闷的酒吧里喝上几杯威士忌，去帝国长廊舞会玩上一两次，和妓女干点小勾当，这种活计，就像博物馆关门后埃及木乃伊之间那种肮脏而乏味的通奸。在那之后，迎接沃尔特叔叔的是漫长平静的生意失败的岁月，孤零零住在狭小肮脏的寄宿公寓里，过着停滞不前的生活。
然而叔叔晚年可能并未感觉不快乐，他有个永久的爱好——他的疾病。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患有医学字典中的所有疾病，而且永远也谈不腻。戈登偶尔会去叔叔那里，事实上他觉得在那所寄宿公寓里，所有人都在讨论自己的疾病。如果不让他们讨论疾病，他们便无话可说。在昏暗的客厅里，年迈的人一对对地坐在一起，讨论着各种症状。他们的谈话就像钟乳石与石笋之间的滴水声。嘀嗒，嘀嗒。“你的腰痛怎么样了？”钟乳石对石笋说，“我觉得克鲁斯盐很好用，”石笋答道。嘀嗒，嘀嗒，嘀嗒。
接下来说说安吉拉姑姑，她69岁了。戈登是能不想她就不想她。
那位可怜的、慈爱的、善良的、整日愁眉苦脸的安吉拉姑姑！那位可怜的、形同枯槁的、骨瘦如柴的安吉拉姑姑！她住在布里亚布雷一座半独立式的小房子里，位于北部山区。安吉拉姑姑一生未婚，无论是阴间的男人还是阳界的男人，都不曾吻过姑妈的嘴唇。她独自居住，却整天忙个不停，手里拿着用讨厌的火鸡尾巴上的羽毛制成的鸡毛掸子，用它掸拭叶兰深绿色的叶子，弹掉皇冠德比瓷茶具上可恨的灰尘，这套茶具华丽无比，但从未使用过。她不时喝着用花橙白毫和白毫尖泡的红茶来抚慰自己，这些茶是科罗曼德的小胡子儿子们穿越深蓝色的海洋运来的。可怜的、慈爱的、善良的但总体来说并不可爱的安吉拉姑姑！她的年金是每年九十八英镑（也就是每周38先令，但她保留了中产阶级的习惯，认为她的收入应该按年算而不是周算），每周还要缴纳12先令6便士的房税。如果不是朱莉娅从商店里偷运来几包蛋糕、面包和黄油，她可能会偶尔挨饿。当然，朱莉娅总是说“只是一些小东西，扔掉很可惜”，假装安吉拉姑姑并不真的需要它们，好照顾她的自尊心。
但是，她也会自己找乐子。晚年的安吉拉姑姑特爱看小说，她只消走上10分钟，就能到公共图书馆。康斯托克老爷子还在世的时候，突发奇想地禁止女儿们阅读小说。因此，安吉拉姑姑1902年才开始读小说，她读的小说总是比当前流行的落后几十年。但她在后面蹒跚而行，昏昏沉沉地追赶着。都二十世纪了，她还在阅读罗达·布洛顿[]和亨利·伍德夫人[]的作品。一战那几年，她读到了霍尔·凯恩[]和汉弗莱·沃德[]夫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在读西拉斯·霍金[]和塞顿·梅里曼[]，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读到了麦克斯韦[]和威廉·洛克[]，但再以后的书，她就再没读过了。至于战后的小说家，她只隐约地听说过他们，知道他们是如何的不道德、亵渎和绝顶的“聪明”，但她绝不会去读他们的作品。我们知道沃尔波尔，我们读过希钦斯，但海明威，是谁呢？
就这样到了1934年，康斯托克家族只剩下了这几个人：靠着“机构”和疾病苟活的沃尔特叔叔、在布里亚布雷家中擦拭皇冠德比瓷器茶具的安吉拉姑妈、在精神病院里半死不活的夏洛特姑姑、每周工作72小时，晚上还得在卧室的小煤气炉旁做缝纫的朱莉娅，以及戈登。快三十岁的戈登干着毫无前途的工作，每周薪水就两英镑。他挣扎着创作那本糟糕透顶的书，而这作为他存在于世的唯一证明，却毫无进展。
可能还有几个关系更远的康斯托克家族远亲在世，因为康斯托克爷爷是12个孩子中的一个。但是，他们或许已经变得富有，早就与穷亲戚们失去了联系。在金钱面前，血亲又算得了什么东西。至于戈登家这一支，他们五个人的总收入每年可能有六百英镑，毕竟夏洛特姑姑住进精神病院时是一次性付款。他们五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是二百六十三岁，他们中没有谁离开过英国，没有谁打过仗、坐过牢、骑过马、坐过飞机、结过婚、生过孩子。他们似乎没有理由不继续这样下去，直到死亡。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康斯托克家什么也没发生过。
[]西德尼·施特鲁贝（Sidney Strube,1891-1956），英国20世纪30年代最著名的漫画评论家。1929—1931年期间，他在《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连载漫画《小男人》（The Little Man）里面的主人公是个子十分矮小、头戴圆顶礼帽、拄着雨伞的男人，代表饱受政客和利益集团欺压的小市民。
[]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英国作家、成功学鼻祖，提倡通过勤奋、节俭、自律、教育等实现自我提升。他会列举成功人士的例子，督促普通工人阶级遵循他们的脚步。
[]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当时肖像画的领军人物之一。萨金特一生创作了大约900幅油画、2000多幅水彩画和无数的炭笔素描。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19世纪美国继霍桑、麦尔维尔之后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大文豪。
[]罗达·布洛顿（Rhoda Broughton，1840—1920），威尔士女作家，擅长写短篇小说。
[]亨利·伍德夫人（Mrs Henry Wood，1814—1887），惊悚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代表作品《东林怨》（East Lynne）多次被改编为戏剧在英美国家上演。
[]霍尔·凯恩（Hall Caine，1853—1931），英国作家，作品有《基督徒》（The Christian）等。
[]汉弗莱·沃德夫人（Mrs Humphrey Ward，1851—1920），英国作家，作品有《失踪》（Missing）等。
[]西拉斯·霍金（Silas Hocking，1850—1935），英国小说家，卫理公会牧师。
[]塞顿·梅里曼（H. Seton Merriman，1862—1903），英国小说家，作品有《卫队的巴拉施》（Barlasch of the Guard）等。
[]威廉·巴宾顿·麦克斯韦（William Babington Maxwell，1866—1938），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作品有《魔鬼花园》（The Devil’s Garden）等。
[]威廉·洛克（William J. Locke，1863—1930），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作品有《白鸽》（The White Dov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