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中提到的事件，是沙特尔最后一次在法国历史上真正发挥重要作用，以亨利四世在沙特尔大教堂中举行加冕典礼告终，而就在三年之前，他还曾以胡格诺派国王的身份围攻过这座城市。的确，在投石党运动[1]爆发的那段动乱时期，不断有军队在临近沙特尔边界的地方集结，严重的疫病和饥荒也曾多次侵袭此地，毫无疑问，地方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瘟疫和饥荒的爆发。但沙特尔遭遇的重重磨难，已挫伤了该城对军事的狂热，过去的痛苦经历也已耗尽了沙特尔高涨的热情。此后，沙特尔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便暂告一段落，步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对宗教的严肃和对商业的审慎成为了当地行政的两大特色。
一所由伟大商人波奎特出资建立的优秀学院，逐渐在沙特尔的历史中崭露头角；与此同时，亨利四世在圣米歇尔港口建立的军事大本营也正式宣告弃用。它在1600年被移交给沙特尔市民，并再次改造为教堂。时代精神的转变如此之大，连胡格诺派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教堂，人人都能遵循个人意愿和平地进行礼拜。
1623年的两次变动，对沙特尔在名义上的地位产生了长久影响。首先，沙特尔教区成为了当年新成立的巴黎大主教区的第一个分部；其次，沙特尔公国正式明确地并入王权，转到奥尔良公爵加斯顿名下，此后便一直隶属奥尔良管辖。想必大家还记得，沙特尔公国是弗朗索瓦一世为了扶持路易十二之女蕾妮而成立的；现在路易十三又从内穆尔公爵手中把它买了回来，同年十月，他以沙特尔公爵的身份造访了这座城市。（根据历史学家杜瓦扬的叙述，路易十三早年间某次造访沙特尔时，曾到圣母神殿中祷告，之后便对网球着了迷，一直流连于市场那儿的网球场。这时他听说有个女人是个网球好手，便让人把她叫来比试了一场，但路易十三打输了。）三年后，路易十三在弟弟加斯顿的婚礼上，把布卢瓦、奥尔良及沙特尔郡送给了他，换来安茹公国。政敌加斯东死后，马萨林[2]重掌沙特尔公国，但几周后，路易十四在菲利普亲王与英国汉丽艾塔的婚礼上，把沙特尔连同奥尔良公国一并封给了这个唯一的弟弟。从那时起，沙特尔公爵的头衔就一直隶属奥尔良家族的长子。
除此以外，沙特尔越发像一座普通的省级市镇，巴黎和法国的时事新闻，在这儿也不过是饭后闲谈。
光照派这一神秘的异教，经由西班牙的“阿隆白郎陶斯派”[3]传播，后于17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沙特尔，但不久就被驱逐。不管怎样，这种镇压异端的方式显然卓有成效。这一教派反对教会的等级制度，否认所有的教条以及全体宗教牧师。他们在沙特尔的主要鼓吹者，是个住在利维森林中的隐士，此人很快便在那些目不识丁的平民阶层中笼络了一大批追随者。事实上，异教徒在博斯和皮卡第的这些活动，也为黎塞留地区敲响了警钟，当地政府迅速下令根除这一教派。沙特尔的隐士也因此被捕，押往巴黎，并在那里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假如放在从前，这位隐士连同他的那些追随者，无疑会被干脆利落地烧死在火刑柱上。如今，由于中央权力的扩张，他们仅仅是被押送到巴黎，而后转变一下信仰即可。总的来说，针对异教徒的惩罚力度已大大减轻了。出于所谓的道德之心，当时绞刑也很少再使用了，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僧侣被吊死的案例，也是由于此人尚未升任神父就开始主持弥撒。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随着政治活动减少，沙特尔逐渐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商业城市。同法国的其余地区一样，沙特尔也饱受种种隐患的折磨，这些矛盾又进一步导致了革命爆发。1789年爆发的那场革命，有两条导火索：一是濒临破产的政府，二是大饥荒；在史上最恶劣的一个冬天过去后，这场大饥荒接踵而至，随即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大范围的动乱，最终导致政府机构全线崩溃。因为政府既没有钱，也没有声望，没办法养活人民。人们可以把国王从凡尔赛带出来，可以洗劫巴士底狱，但这些泄愤行为不能让面包变得更便宜。制宪会议也和国王一样无能。那年十月的巴黎，面临着比普鲁士人围攻期间还大的压力。这些饥荒之乱在巴黎乃至全国各地持续上演，一直要持续到丰收来临——那时国家才能安定下来。但革命已经爆发了，有了雅各宾派[4]的推波助澜，极端党派的恐怖统治已无可避免，渴望战争的吉伦特派[5]也不希望国家就此安定下来。
自1715年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徘徊在破产边缘；而从1783年法国插手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更是注定要走上完全破产的结局。法国原本拥有着不容小觑的财富，而且一直迅速增长着。但多年来，政府对他们可笑的金融体系施加了过于巨大的压力，现在这台荒谬的机器已经彻底失灵了。自1783年以来，一个接一个的财务负责人先后宣称，要想避免破产，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对税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但只要他们一提出这个结论，就会被开除，因为路易十六虽然明白这些人的说法是对的，但他不能带头与自己的朝廷作对。但到1788年，事态已经显而易见了。财务负责人内克尔称，如果再不进行一些改革，法国政府要不了几个月就会破产。当时，国家债务几乎全攥在法国官僚阶层的手里，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即便失去特权——很大一部分在于不用纳税，结果似乎也比国家破产要好。内克尔建议国王召集议会并贯彻与之相关一些的改革。
要求召集议会的呼声高涨。法国以前有过国会，但自1614年以来就没再召开过。后来国会分裂成了三方势力：贵族、神职人员与第三方平民阶级，各方独立行事，并享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至于旧国会转变为制宪会议之后，第三阶级要如何坚持自己的主张，如何践行它的“网球场誓言[6]”，如何为法国制定一部宪法，我们在此就不赘述了。从沙特尔历史的角度来看，值得关注的是新宪法——这部宪法是在1789年到1791年间陆续起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众提交给沙特尔第三阶级代表的申诉清单（即诉状记录）中所隐含的观点。过去数年中，沙特尔人民忍受着沉重而不公的赋税，混乱拥塞的司法系统，这些东西，连同官僚阶级的存在，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民真正不满的东西。新宪法的行政部署，体现了卢梭极力主张的民主分权思想。这也是狄德罗[7]的追随者和百科全书派坚信不疑的灵丹妙药，他们认为修正不合理的法律就能迎来太平盛世，认为实际上只需变更一下职位的部署，就能扭转整个政府的名声，他们幻想着这种灵丹妙药能消除社会上所有的罪恶。由此，几乎所有实权都从国王手里转移到了各个市政府和村议会手中，也就是卡莱尔所说的“四万主权机构”。历史对这些理论给以的严苛评价，我们已无须再作强调。
就沙特尔而言，这些理论通过国民议会的一项法令对它造成了直接而深远影响，1790年1月15日，该法令正式颁布，将沙特尔确立为厄尔-卢瓦尔省的省会城市，并将一个行政分部划分给它。主教辖区也得以保留，现在只缺一个上诉法庭了。沙特尔随后顺利召开了一个约有一千五百人参与的公民大会，选举出新市政机构的成员，包括一位市长、十一位市政官员、二十四位知名人士以及一位公社检察官。
除了起草新宪法之外，制宪会议还忙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一些像引进新财政制度这样的法令，根本毫无作用；而另一些，如关于铸币税的法令，又涉及废除某些早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但他们关于教会的法令引发了一些不良影响。首先，教会的财产全部充公，什一税[8]也被一并废除。其次，根据神职人员的公民宪法，该法令规定所有享有圣俸的神职人员，都由国家负责发放俸金（1790年7月12日）。再次，所有受领圣职的神职人员，都必须由普通教徒自由选举任职，只有庄严宣誓自己会遵守新宪法的规定后，才可以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这项法令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败笔，它的内容对每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来说，都是极端的冒犯，他们无法容忍纯粹的世俗权力插手教会的纪律问题。
教皇随即出面干预，禁止主教们发表任何关于拒绝教皇指令的誓言。多半的主教与神职人员都遵从了教皇的命令，并得到大多数下层阶级的支持，这些人对教会的爱戴之情仍然十分强烈，而且早已根深蒂固。在沙特尔的卢贝萨克先生拒绝宣誓，各县选举人便召集会议，任命尼古拉斯·博伊斯内接替了他的位置；此人既是一位神学博士，又是圣米歇尔教区的牧师。尼古拉斯是一位可敬的人物，四十年来一直是基督教美德的典范，他对教区明确提出了一个条件：只暂时接任沙特尔的主教职位，等到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又会将其物归原主。
与此同时，教会的营收被充公，组织也迫于武力就此解散。就这样，宗教也像君主政体一样，处于宪法的管制之下。
吉伦特派[9]像占领其他城市一样，用同样的手段掌控了沙特尔，他们很快就如愿以偿——法国开始同普鲁士与奥地利交战。没有明确的战争计划，也没有进行战前动员，协约国就这样发动了对沙特尔的战争，他们只把它当作进攻巴黎的一次演戏，一个为自己增光的机会。但法国认为此次战败将导致旧政权复辟，所以从一开始就严阵以待。1792年春天，一场规模空前、热情高涨的志愿运动爆发了。厄尔-卢瓦尔省派出了几个营的志愿军，沙特尔也派出年轻而富有骑士精神的马尔索，充当法军第一营的营长。协约国一方对沙特尔的顽强抵抗大感意外，假如在巴黎也遭受这种强度的抵抗的话，他们将进退维谷。因此，协约国军队没有继续进军，而是退回到了边界上。但他们的挺进对盼着敌军打进来的路易十六而言，已经足以致命。协约国军队的推进加剧了巴黎的恐慌，8月10日那天，危机降临了，一起明显是由吉伦特派策划的大型暴乱，迫使国王躲进众议院中寻求庇护，他被关入圣殿监狱，悲伤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小时，最终死在断头台上。同一时间，吉伦特派的领导人向议院下达了三条口头法令。国王被罢免，新巴黎公社得到承认，并决定成立一个特别的国民公会，它将是一个通过普选产生、不受任何管辖的独立议院。这个著名的议院中，许多大名鼎鼎的议员都来自沙特尔。沙特尔的代表们反映了公众舆论的剧变，其中就有1792年的巴黎市长兼大会主席热罗姆·佩蒂翁，以及布里索·德·窝里勒[10]。二者都是吉伦特派的成员，在该党派一分为二时，他们仍然保留着吉伦特派成员的身份，并于次年死在该派的极端分支雅各宾派手中，而沙特尔正是当时吉伦特派麾下代表性的法国省会城市。虽然在政治理论上，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都意图建立一个权力极度分散的民主共和国；但在具体的方式和手段问题上，二者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尽管战争爆发，吉伦特派仍坚持立即实施他们的分权计划，但雅各宾派却意识到，如果想在之后93年的战役中保住巴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实际就是独裁政府，是必不可少的。雅各宾派的灵魂人物是丹东，此人冷静而睿智，他不仅明白临时组建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必要性，也知道如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它可以通过分散在法国各地政治团体中的组织来实现——威胁当地民众使之臣服。尽管雅各宾派的成员一向不多，但其大胆的行动却让人们错估了他们的势力。巴黎在威胁下屈从了，吉伦特派则被暴力镇压；镇压完各个吉伦特派省会城市的起义后，雅各宾派完成了对法国暂时的征服。
“恐怖统治”由此开启，并一直持续到了1794年7月。换句话说，直到雅各宾派完成了它那为国为民的大事业后，“恐怖统治”才得以终结；而多亏它派出卡诺[11]指挥战争，边境的危险也得到了消除。随后，雅各宾派政府立即垮台。法国之所以能容忍他们先前实行的劫掠和屠杀政策，是因为他们那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当时除了雅各宾派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势力能完成这件事；另一方面，也因为那些最有可能反抗的人都被胁迫着上了前线。因为雅各宾派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而反对者却只是一盘散沙。因此，雅各宾派屠杀了各阶级的男男女女不下三万，作为一个以恐怖手段开启统治的少数派，他们无路可退。雅各宾派在察觉到自身微妙的处境后，就继续增大压力；这群人已经对恐吓手段上瘾了。他们急需吸纳满怀热忱的个人，来弥补组织成员的匮乏，又对原有成员进行了一次清洗，那些表现不活跃的成员被除名并斩首。雅各宾派执行死刑也是为了将那些人的财产充公，以供应战事所需的物资。而由首领们陈述、罗伯斯庇尔代为发布的官方申明，足以替他们的行为辩护。该申明称，数个世纪的专制政府令大量法国人变得腐败不堪，这些人不适合成为即将建立的理想共和国的公民，他们必须清除这些“变质的血液”。
在清除不良分子的问题上，沙特尔十分谨慎。但除了流血事件之外，这一大群狂暴的疯子几乎把所有能想到的暴行和令人憎恨的行为都仔细地谋划并干了一遍。大教堂的无价之宝被洗劫一空，所有的教堂都被洗劫一空。教堂的铅屋顶，大教堂的钟，以及所有能找到的铅制墓碑都被回炉重造，为军队提供资金和炮火。根据法令，大教堂里里外外的所有雕像都要被摧毁。破坏工作已经在教堂北门廊开始了，然而当时的一位集会成员玛索中士，极力反对这项举措，考虑到大教堂的艺术价值，这项法令最终被废止。但法令解除次日，在沙特尔集体会议上，一名成员站了出来，声称沙特尔大教堂在这座共和国城市中拥有了过多的统治权，建议将其拆除。这项建议被纳入审议流程，实际上还通过了。
但沙特尔大教堂最终得以屹立不倒，全因一个古怪的理由——人们发现，要想把那么大一堆的教堂残骸清理出去，几乎是无法办成的事，也没有哪位公民会同意将这些建筑物的残骸扔到他的土地上，因此，鉴于这些建筑垃圾将会没完没了地给这座城市带来麻烦，推倒大教堂的计划只好作罢。
不过，即便教堂没被摧毁，它也难逃被亵渎的宿命。为了庆祝重夺理性，人们准备了一场疯狂的理性大会[12]。唱诗班中的“升天派”团体为了让自己转变成一个符合当时爱国情怀的群体，不得不往圣母玛利亚头顶上戴红色的帽子，并把一根矛枪放到她手上。唱诗席的大理石刻上了共和国的格言，圣殿中央也立起一座微型土丘。土丘之上耸立着一座理性的雕像，它靠在一棵橡树旁，大树的高枝上栖息着一只雄鸡，嘴里叼着三色的旗帜。“公理殿”诞生于一次布道之后，在讲道中，市民们被告知，他们已经恢复自由，他们又纯洁一如大自然。在布道之后，一部名为《理性战胜狂热》的音乐剧接踵而至，在这部音乐剧中，“警觉”穿着一件满是眼睛的长袍，卢梭与伏尔泰追随在它身后，“狂热”则穿着牧师的服装。“哲学”很快就陷入了与“狂热”的争论之中，并且轻而易举地就被它征服了，“哲学”发现自己吃瘪，就尖声谩骂着投奔“警觉”。但有人大喊了一声“拿起武器！”，啊！共和国，化身成一个穿着三色长袍的女人，从附近的洞穴里现身，打倒了“狂热”，用飞镖刺穿他的身体，接着又打碎祭坛，把十字架踩在脚下。随后，一台云状的升降机将“共和国”托举到山顶，安置在理性雕像的旁边。
集会中有一位蒂里安先生，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致辞。
一个月后（1793年12月23号），皇家大门前燃起了篝火，接着又举行了一系列举行了一系列荒诞的庆祝活动，亵渎了神灵。这一天本来是星期天——如果星期天没有被新历法取消掉的话。除了贵重的金属以外，大教堂所有的装饰品——书本以及木制的十字架和雕像，统统被扔进篝火里烧毁了。与之一同焚毁的，还有圣母院地下教堂里的“德鲁伊雕像”。
至于民间，“面包暴动”和抢劫成为沙特尔的日常，不过后来在理事会管理下，事态恢复到一个相对平稳的局面。然而，沙特尔城的行政管理仍然饱受诟病，人们认为政府管理的热情不高，实际上，五百人团的代表德拉鲁埃做过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沙特尔人“曾向五百名强盗提供武器和弹药，以打压立法机关的自主权。”市政当局极力反对这项指控。也许沙特尔并不认同理事会的管理，因为它一开始就有赖于军队支持，而当军队开始扶植自己的人员时，二者的合作关系就破裂了。从此刻起，军队即代表法国。自1792年以来，法国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它已经转变成一台高效运行并且有组织的机器，不再是被盟军一击就倒的乌合之众了。在战事总管卡诺的领导下，大批勇士奔赴前线。1796年，他们兵分三路发动了对维也纳的进攻。约尔丹从荷兰挺进，莫罗则从阿尔萨斯、波拿巴经过意大利北部不断进军。莫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甚至抵消了其他两路因为连吃败仗而被迫退回法国边境的负面影响。但还没等他们光荣退役，阿尔滕基尔臣战役又爆发了，年轻的沙特尔将军马索——弗朗索瓦·塞维林·马索·德格拉维尔，在这场战斗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雕像就矗立在伊贝尔广场的中心，去世时年仅27岁。他的老友兼战友约尔丹向五百人团颂扬了他的事迹，为他的母亲争取到了一笔可观的抚恤金。马索是沙特尔军事热情的完美典范，这种军事热情也是近代法国的主流基调。
关于中世纪与近代法国的区别，以及从教会和国王统治到编制军队执政的转变，再没有哪个案例比圣皮埃尔的本笃会修道院（当地称为圣佩雷修道院）及其辖区现在的状况更能说明问题了。因为旧时的宿舍，食堂和回廊现已被改造为骑兵营房，曾经是修道院僧侣照料花园和鱼塘的地方如今变成了非洲猎兵队的马房。
圣佩雷修道院本身也是现存最著名的教堂之一，假如没有沙特尔大教堂的话，它的名声还会更响亮。实际上，正是因为沙特尔圣母院的存在盖过了它的风头，才让人们对这座教堂印象平平。假如圣佩雷教堂没有坐落在沙特尔，那光凭它的玻璃窗就能吸引许多朝圣者远道而来。因为那三十六扇巨大的尖顶窗不仅精妙绝伦，而且大部分建于十三、十四世纪，参观者初次进入教堂时，无一不为它们那独一无二的观感所震撼。教堂的半圆形后殿也满是绚丽的色彩，唱诗席的拱廊涂满彩釉，主要使用单色微缩珐琅装饰，中殿精致的三拱式拱廊上方是用色彩及浮雕式画作装饰的巨大天窗。而石制的框架也并未显得突兀，一眼看去，这座建筑的上半部分，仿佛是由一整块色彩绚丽的巨大玻璃构成。事实上，这种效果并不是人们的错觉。
因为圣佩雷修道院的僧侣早就想到要利用大教堂建筑者们留下的飞扶壁。我们可以看出，建筑师是怎么利用中殿的扶壁一点点建造了后来的唱诗席。在大教堂修建的和谐竞争中，僧侣们的创意并驱争先，似乎他们都想让建造唱诗席的计划成真——他们建造了一座仅用飞扶壁支撑的玻璃圣殿。在这座圣殿中，窗户代替了墙壁，而真正的墙壁却修建在窗外几码远的地方。从教堂的东侧或者西侧观看，就能体会到这种惊人的绝技所带来的视觉效果。扶壁的轮廓就像教堂外面的实心墙。这些撑起了整座建筑的扶壁布置得如此巧妙，以至于教堂、窗户、屋顶以及所有的东西，至今仍完好无损。
关于这座曾经宏伟而著名的修道院的部分历史，我们已从圣皮埃尔教堂的编年史中摘抄了一部分，这本书大部分由保罗修士在十一世纪时书写。当地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即为了纪念圣彼得，人们在沙特尔建造了一座教堂，后来这座教堂由罗马教廷的圣波唐蒂安和他的门徒看守，这一传言并无实证。传说进一步断定，在克洛维去世时，这座教堂与克洛维一世的一座修道院一同被妻子克洛蒂尔女王捐出。不管事实如何，那座教堂肯定建于七世纪中叶，而圣佩雷修道院很可能也是那时候建造的。尽管历经战争、围困、焚烧和教皇的压迫，但圣佩雷修道院还是日益繁荣起来，僧侣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也与日俱增，以至于招来了圣母院神职人员和信徒们的暗中嫉妒。因此，早在公元840年，我们就发现僧侣们在强调他们的宪法权力，公然反对赫利主教，拒绝接受主教管辖。主教毫不犹豫地动用了武力镇压，圣佩雷修道院的门槛上沾满鲜血。大部分僧侣被迫从修道院中出逃，牧师剥夺了本属于僧侣的所有珍贵饰品和财产，只留下一小部分给那些敢于留下来的人，用于维持生计。公元857年和911年，诺曼人“接替”主教将圣佩雷修道院彻底摧毁，直到930年，才由“高贵、富有而贞洁的教士”阿加农在旧日的废墟上修建起规模庞大的修道院和宏伟的教堂，并将被没收的葡萄园和财产归还给教士和司铎。修道院的物质和精神的改造工作由他的继任者拉根弗雷继续进行。说到这一时期的建筑，就不得不提一下大广场的西塔，我们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它和福尔贝主建的大教堂（见下文）是同时代的建筑，甚至可能是阿加农主教在940年重建的教堂的一部分。这座西塔无疑是整栋建筑最古老的部分。大教堂的其余部分连同修道院，都在1134年的大火中付之一炬，大火摧毁了这个城镇，也摧毁了大教堂。在那场火灾之后，修道士希尔达德受教堂主持委托，负责重建修道院和教堂的工作，这项工作于1150年正式动工。然而，在他完成了唱诗席的重建之后，工程就由于资金不足，陷入停顿。为了把唱诗席围起来，他们在其西端建了一堵墙。而在挖凿这面墙的地基时，一个新的发现，令停滞已久的工程迎来了新的转机。人们挖到了一座小型的拱形墓室，打开以后，在里面发现了圣吉尔杜因的遗体，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信徒们麋集到新的神龛来，带来了丰厚的礼物，大约到1210年，又有人负责这座建筑的重建工作了，教堂终于顺利完工。但当重建工作全部完成以后，许是因为他们并不满意希尔达德修造的唱诗席，觉得它配不上后来重建的中殿，又许是因为它已经需要重新整修，圣佩雷修道院的僧侣们在圣路易统治末期重修了唱诗席。后殿大约在1310年完工。僧侣们几乎把它做成了一个玻璃的殿堂，他们只用了十六根连墩柱都没有的扶壁，支撑着他们美丽的杰作，这些扶壁比中殿里的那些更高、更轻、更优雅。教堂北侧有一个美丽的十三世纪门廊，这是教堂在外观上的亮点。然而，尽管这座建筑的各个部分属于不同的年代，但整体来说，它比例非常匀称，优雅异常。
自革命爆发以来，福尔贝和其他许多主教的坟墓，连同许多珍贵的艺术装饰品、雕花隔间、以及文艺复兴风格的祭廊纷纷遭到破坏，就连教堂的两个“点睛之笔”——窗户和利穆赞珐琅，也未能幸免于难。但在讲述这些之前，我们得先提一提罗伯特的墓志铭，罗伯特是诺曼底第一公爵理查德的儿子，但他不是鲁昂的大主教——过道上的碑文中已经提过这一点。此外，中殿尤为富丽堂皇，高拱顶也十分优雅，还有后来修造的唱诗席拱廊也十分精致，无不令观者叹止。
正如阿博特·博尔特先生所说，圣佩雷修道院中那道由窗户构成的、独一无二的十四世纪玻璃走廊，并非由不同作者的奇思妙想胡乱拼凑而成，而是精心安排搭配过的，大教堂十三世纪的灯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排布的。中殿的左边画着福音中有关使徒的故事；右边则是忏悔者和殉道者的生平大事；唱诗席中，殉道者、先知和圣徒围绕着我们的救世主，幼年的他被圣母抱在怀中，成年后的耶稣则被挂在十字架上。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去，教堂的所有窗户似乎都围绕一个中心而建——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大部分窗户都只是一块巨大的单色彩玻璃，外围环绕着一圈宽阔的单色微缩珐琅环带。
北侧——或者说左手边，有两副使徒画像，从西侧连缀过来，紧挨着旧塔楼，安放在一个宽大的灰色仿浮雕框架中。
这两位使徒是小雅各和马提亚。接下来的窗子上画着圣犹大和圣巴尔纳伯，随后的两扇窗子则记述了施洗约翰的故事——（a）给耶稣施洗；希罗底的女儿向其父希律王要求约翰的项上人头，并把人头呈给她的蛇蝎母亲；约翰把神圣的羔羊给他的门徒看。（b）对撒迦利亚的宣告；撒迦利亚的童年，撒迦利亚传道，撒迦利亚回答希律王。第五扇窗子上是圣安德鲁（拿着一本书）和圣约翰（捧着一本打开的书）。下一扇窗子画着圣巴塞洛缪，他拿着一把弯刀，圣詹姆斯手捧书本，第七和第八扇窗子则讲述了圣彼得的生前事迹——第七扇窗户描绘的是圣彼得和他的门徒在医治一个天生盲眼的人的事迹，传道的事迹，被天使从狱中放出的事迹；第八扇窗户上，彼得拿到钥匙，出现在尼禄面前，与西门对质，被钉十字架，被带上天堂。
第九扇窗户上是圣多马与圣菲利普，第十扇上是圣马修和圣詹姆斯。第十一和第十二扇窗户展现了耶稣基督生命中的重要事件。第十一扇窗子上，描绘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最后的晚餐，犹大的背叛，钉十字架，复活和“别碰我”等事迹，第十二扇窗子则描绘了：以马斯的门徒，圣多马，飞升，五旬节，审判。在中殿的右侧（或者说南边），我们可以看到与基督教会史上的忏悔者和神迹。挨着塔楼的第一扇窗户上是圣本笃和圣莫尔，这扇窗户会被铭记，因为圣佩雷教堂正是一个本笃修道会的教堂。第二扇窗户上是圣阿维图斯和圣楼梅尔。第三扇窗户讲述了圣艾格尼丝的传说[13]；她拒绝了总督之子的求爱，她的端庄得到了神迹的庇佑；她被施以火刑，她的尸体被转移。第四扇窗户则与圣凯瑟琳有关，她和皇帝辩论，使异教哲学家皈依，指引他们为此殉教。
第五扇窗户上是圣马拉尔与圣索莱姆尼斯，第六扇上是圣卢宾和圣马丁。第七扇和第八扇窗如今已残破不堪，上头曾描绘着教皇圣丹尼斯和殉道者圣克莱门特的生平事迹。第九扇窗户上是圣格雷戈里与圣西尔维斯特，第十扇窗户上是圣母和圣童，捐赠者跪拜在他们的脚下。
第十一扇窗追溯了圣母玛利亚双亲的来历。约阿希姆和安妮遭到牧师驱逐，而安妮也被她的仆人排挤。约阿希姆正在牧养他的羊群；一位天使先后在约阿希姆和圣安妮面前现身，圣安妮到耶路撒冷的城门与丈夫相见。圣安妮诞下玛利亚，玛利亚在圣殿当中同约瑟举行婚礼。
第十二扇窗进一步描绘了圣母的生平事迹——圣母领报、圣母探访、耶稣降生、东方三博士朝拜、圣母现身以及玛利亚之死。
除了后堂以外，唱诗席中的窗户都是十三世纪的玻璃制品。这些窗户展示着《旧约》中近四十位族长、先知和重要人物，他们的手中捧着棕榈，呈相互攀谈的姿态。
半圆形后殿中镶嵌着六扇修道院中最富丽堂皇的玻璃窗。正如克莱瓦尔院长所说，这几扇窗户造型典雅，色彩明艳，分外引人注目。每扇窗上都有真人大小的主教或信徒画像，人物四周有着丰富的建筑纹饰。窗户的顶部有三个四叶形装饰，描绘了殉道场景以及手捧皇冠的天使为下方殉道的圣人加冕的场景。
十九世纪早期，三拱式拱廊上方的灰色画，换成了一块由罗伯特·皮内格里埃于1527年创作的玻璃画。人们曾将其从邻近的圣伊莱尔教堂抢救出来，但它最终还是在大革命时期遭到破坏。不幸的是，排布的人对这些灰色画的内容满不在乎，为了恰好适应窗户的形状方便工人安装，把玻璃片安插得杂乱无章。因此，虽然这扇窗户本身拥有着精妙绝伦的色彩与设计，但糟糕的搭配却令设计的魅力与色彩效果都大打折扣。
教堂内低处的几扇窗户多半是现代重装的，描绘了福音书中耶稣生平的重要事迹，出自沙特尔玻璃画师洛林先生之手，他的工作室就在制革街上。
欣赏完这些玻璃，接下来该去看看展现圣母孕产的后殿。保罗·杜兰德先生修复了这个小教堂，并给它漆上了颜色。教堂内有一尊布里丹雕刻的圣母雕像，和一块属于十二世纪沙特尔教士西蒙·德·贝龙的墓碑。但最能吸引我们前去参观的，是1547年莱昂纳德·利穆赞烧制的利摩日珐琅。这些珐琅庄严华美，排布在小教堂四周的墙上，要想参观它们，我们必须敲响教堂栏杆附近的钟唤来工作人员帮忙。
这些精美异常的珐琅尺寸巨大（24*10⅝），颜色和底纹渲染十分精致，而且保存完好。它们来自著名的阿内城堡，城堡由戴安娜·德·普瓦捷所建。为了得到这件国宝级的法国艺术珍品，亨利二世写信给他的皇后说：
“夫人，如果你还记得，
曾在一些精致的书籍中看到过
它非凡的设计和描绘
在一个完美的漂亮宅邸里
我猜想并坚信
这就是阿内的肖像和历史。”
这座富丽堂皇的城堡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宏伟的建筑，建筑的大部分虽然在1799年至1810年间陆续遭到破坏，不过已故的莫罗先生已将它修复得差不多了。城堡建在埃夫勒的边界线上，非常值得停下来参观一下。它离车站只有1.5公里，游客可能会因此欢欣鼓舞，但城堡只在周四和周日才开放展示。
我们面前这些漂亮的珐琅，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蓝色，亨利二世将其送给了他那位可爱又知书达理的情妇。虽然当时她年事已高，但亨利二世还是一个十三岁小伙子时，就已经爱上了她。
它们先经过米歇尔·罗切特尔设计，又由大名鼎鼎的莱昂纳德·利穆赞为弗朗索瓦一世烧制。瓷釉上的日期（1547年）、首字母和弗朗索瓦的火蜥蜴标志都能为此证明，圣保罗剑柄上和小雅各脚下的的缩写“L. L.”，表明其作者为莱昂纳德·利穆赞。
珐琅的嵌板上展现了十二位信徒以及他们各自的徽章。每位信徒都放置在文艺复兴风格的框架内——点缀着守护神、奇珍异兽和花卉等装饰。
至此，圣佩雷小教堂的妙处已一一述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