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建造过程中沙特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暗示着法国封建时期，这座小城凭借其伯爵的权力、主教的显赫以及商业的繁荣获得了重要的地位。使节皮埃尔·莱昂（即后来的伪教皇阿纳克莱特），曾在这里召开过一次会议；1130年，正统教皇到沙特尔避难，英王亨利一世也赶来这里朝拜他。继承了香槟郡的遗产后，伯爵们的地位变得愈发显赫。他们完全不吝于利用自己的力量来提升地位。伟大蒂博[2]便与英国国王结盟，不断同法国国王交战，他的母亲阿德拉是沙特尔女伯爵，同时也是征服者威廉的女儿。在他的外国盟友去世后，蒂博四世的弟弟斯蒂芬[3]登上了英国王位，他本人则成为诺曼底公爵。
当圣·伯纳德前来沙特尔宣讲1145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时，蒂博四世的长子亨利[4]也成为其中一员。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这位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在大教堂的欢呼中，当选为基督教军队的总司令。不过有隐士彼得糟糕的领导能力作为前车之鉴，伯纳德明智地拒绝了这一提议。他在给教皇的信中说道：“我凭什么来指挥战斗，还要率领一帮武士出征，还有比这偏离我本职工作更远的事情吗？”亨利伯爵在这片圣地享有很高的声望，老伯爵在和君王敌对了五十年后逝世，最后将香槟郡留给了他英勇的长子，沙特尔和布卢瓦则传给次子蒂博五世[5]，以示对亨利的效忠。蒂博五世的姓氏为勒邦，他支持国王对抗亨利二世，被封为法国总管。这下，蒂博家族总算和皇室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路易七世与香槟郡的阿黛勒联姻，让这段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固；阿黛勒是蒂博五世的妹妹，后来生下了腓力二世。在王后的巧妙安排下，蒂博五世赢得国王之女的芳心，娶她做了第一任妻子。同盟关系的巩固，帮助国王在1167年进攻英格兰国王的行动中取得了胜利。因为当时沙特尔和香槟郡的军队都听从皇室调令。数年前，蒂博伯爵一位名叫白手威廉的弟弟，接任罗伯特-勒-布雷顿成为沙特尔主教，不久就成了那些皇室亲戚们的顾问。腓力二世曾说他是“议会的监视者”。威廉与亨利伯爵和国王一同，热情接待了从坎特伯雷流放至此的托马斯，并挫败了英格兰国王的专横意志，成功促成他与托马斯的和解。不过这种和解也只是流于形式罢了。没过多久，贝克特[6]被谋杀的消息就给法国蒙上了一层阴影。路易七世向教皇要求复仇；蒂博伯爵写信给罗马教皇，说“宫廷的狗咬伤了正义之士”；沙特尔主教则把英国国王在大陆上的所有势力都逐出了教会。
但直到三年后，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亨利、杰弗里和狮心王理查，联合路易七世及香槟郡的王公贵族反叛他们的父亲，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才由此爆发。不过，那个由法国人、沙特尔人、香槟郡人和安茹人组成的可怕联盟，也不是英国国王的对手。联盟军在维尔纳伊附近战败后，路易七世不得不在接下来的一年中（1174年）向他的敌人俯首称臣。
殉道者贝克特的鲜血，洒在他的好友兼书记官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身上。正如约翰自己所言，他能接任白手威廉在沙特尔主教区的职位，“全靠上帝的恩典和殉道者圣多马的功绩”。这位伟大的作家来到沙特尔时已经时日无多，他带来了一个小瓶子——瓶中装着几滴那位他曾在坎特伯雷忠心服侍过、又随其一同流放的主人的鲜血，还带来了那把杀死主人的匕首，将它们作为礼物献给大教堂珍藏。约翰虽然任期短暂，却在沙特尔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推翻了那些过于自命不凡的世俗领主，这些领主们声称自己麾下所有的农奴都已被教会释放，由此造成教会农奴已得到解放的假象；他还为那些被送上法庭的教士争取到今后不必再遭受严酷审讯的权利，包括决斗、烙铁，以及滚水、冰水之刑。
约翰是哲学家兼政治家，蒂博大主教的书记官，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尔[7]（唯一一位登上教宗之位的英格兰人）的密友，以及托马斯·贝克特的忠实追随者，出生于索尔兹伯里，但他对文化的热忱，源自于年轻时在巴黎的阿伯拉德[8]手下以及沙特尔学院中受到的培养。因为那所学校仍然维持着它在福尔贝时代获得的声誉。约翰被誉为那个时代“英语学问的核心人物”，并在他的《Metalogicus（实质逻辑学）》一书中，生动形象地为我们描述了伯纳德·西尔维斯特及其继任者惯用的教学方法，“这位沙特尔老人是全法国词汇量最大的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有关逻辑学和政治思想的文章，视野开阔，见识广博，也不卖弄字眼；毫无疑问，这一切不仅得益于他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宅邸中的实训经验，还要归功于伯纳德和学校“人文”教育对他的影响。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死于1180年，葬在圣玛丽-约沙法特修道院中，这座修道院如今已遭损毁。他留下的书籍则捐给了大教堂图书馆。好友塞勒斯修道院的院长皮埃尔接任了约翰的职位，再后来是兰斯的圣雷米，约翰被流放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和他一同度过，当时正在修建的精致礼拜堂，是此地最早的尖顶建筑之一。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在任职期间，花了两年时间来打理公共事务，废除令人讨厌的封建习俗，分发物资救济民众。他自费修建了从伊贝尔门到圣富瓦教堂之间的城墙，并重新铺设了街道。他说服伯爵对“班文权”的行使进行了修改。因为依照惯例，为了给领主们营造一个没有竞争的售酒时机，有一段时间会颁布禁酒令，禁止私自贩卖酒水。蒂博同意废除了这项陈规，不过要向那些禁令期内在旅馆里卖酒的人征收一小笔费用。皮埃尔·德·塞勒斯做了这么多的善事，以至于在他出殡时，民众成群结队地扑到他的灵柩上，去拥抱他的遗体。皮埃尔的继任者雷诺·德·穆松领导修建了沙特尔大教堂。和蒂博一样，雷诺也参加了1189年的十字军东征，但与伯爵不同的是，他最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乡。
十三世纪，又一位沙特尔伯爵在与异教徒的战斗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鲍德温皇帝在将君士坦丁堡洗劫一空后（1204年），便任命路易为比提尼亚[9]的国王，这位国王在阿德里安堡[10]前遭遇保加利亚人袭击，英勇牺牲。让·德·弗里艾兹见路易两次身受重伤，便劝他离开。路易大喊着拒绝道：“不，就让我在战斗中死去吧。愿上帝保佑我永不会背上临阵脱逃的骂名！”路易的儿子参加了对抗摩尔人的十字军东征行动，以及另一场由西蒙·德·蒙特福特发起的圣战，由于距离较近，人们对这场圣战的响应更为热烈。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伯爵和主教踏上南征之路，前去铲除阿比尔教派[11]，因为该教派接受了来自摩尼教[12]的异端邪说，该邪说认为世间存在两位神祇，分别是善与恶的化身。
在主教和伯爵们与土耳其人、摩尔人及阿比尔教徒交战期间，伯爵夫人凯瑟琳接管了沙特尔，她麾下的一位执法官和城里的一名教长共同掌管着司法裁决。伯爵下属与教会侍从之间长久以来郁积的猜忌，在这时以一种惊人的方式骤然爆发。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冲突的爆发充分展现了人民日益强大的力量和自信。通常而言，这个时期城中的显贵通过获得“诉讼代理人（Avoués）”的头衔，摇身一变成为教会封臣和侍从，但行业和协会仍在反抗“诉讼代理人”的压迫，因为这些代理人试图从他们那里收取沙特尔所有的税费，以讨好伯爵，保障自己的许可权和关税。接着，人们又以威廉院长伤了伯爵夫人的一个农奴为借口，突然发难，冲进修道院围攻院长的宅邸。
教会要求执法官与教长从中调停，这些执政人员非但没有制止暴动，反而煽动暴民将宅邸的门窗砸了个粉碎。那位院长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智地躲进了大教堂，他的仆人们则闭门不出，用雨点般的瓦片和柴火回应暴徒的攻击。暴民们被这种反抗行为激怒，弄来一辆沉重的运货车当作攻城槌撞开了大门，将宅邸洗劫一空，又把所有的家具都扔出窗外。
次日，怒不可遏的教会把沙特尔城及其郊区全部从教会中除名。教会不再为这些地方提供任何的宗教服务；圣母院祭坛的装饰物也被拆下；甚至连宵禁的钟声也不准敲响。每天都有一位神父在祭廊顶上高喊可怕的咒语，那是“最严重的除名、诅咒和抨击”。在这个严肃的时刻，大教堂会燃起蜡烛，敲响混乱的钟声，神父结束诅咒后，一切又重归宁静，蜡烛也被灭去。但这种以往卓有成效的示威方式，这次却只引来了人们的大笑和高声叫骂。
然而，一场大火烧毁了位于厄尔河畔的低处街区，让暴民们十分恐慌。革命家们以为是上帝显灵，便打算投降，但院长和教会已经召请了国王，国王紧接着便来到沙特尔，经过一番调查，他下令让伯爵的人当众谢罪，并对他们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主教从国外回来后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在他的请求下，腓力二世下令让进犯者付出了沉重的罚款，并在一个节日里到教堂中当众谢罪，还要敞着褂子，带上棍棒到圣母祭坛前接受鞭打。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因此编年史家才说，这座教堂是在上天的帮助下才从度过了这一劫。
但双方的矛盾并未就此平息。五年后，矛盾再次爆发，仍以伯爵们的失利告终。在后来资产阶级与大教堂附属者之间的冲突中，有两位教会成员丧生。凶手被一些教士追捕，又受到其他教士的庇护，其中一位教士还是被他的教友暗杀。沙特尔城内便颁布了一项新的教籍除名法令。教会法庭被指派来裁决此事，第三阶级日益增长的权力令教会感受到了威胁，此事又被移交到芒特。凶手的流放和圣路易的介入带来了表面的平静。但不久后，风暴再次袭来，人们又开始大肆掠夺，教会还像过去那样一个劲儿地将他们从教会中除名。
尽管这两个敌对政权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十分麻烦，但我们发现，修道院的许可权与神职人员的特权，都存在一些制度上的争议，它们让许多从前隶属于伯爵管辖的沙特尔家族得到了解放。事实上，教会组织在这种解放方式上开了一个先河，后来伯爵们才逐渐效仿。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对立，沙特尔的封建领主们迟迟不向这座小城颁布公共宪章。
直到国王腓力四世从让娜[13]手中买下沙特尔郡，把它交予兄弟查理·德·瓦卢瓦（1293年），这场争端才最终结束；让娜是圣路易之子皮埃尔一世的遗孀。三年后，这座小城迎来了它的宪章，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宪章的颁布实际上是一次商业交易。当时的法国急需大量金钱，因为腓力四世与教皇、英格兰及佛兰芒人结怨颇深，他必须随时做好开战的准备。那时法国三分之二的领土都已归腓力四世所有，封建主义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在这全新的局势下，供养一支舰队和雇用佣兵都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在资金筹措上的短见，已经让腓力四世在佛兰德斯与教会面前落入下风，现在他开始派遣手下到“法国各个慷慨的城镇”去募捐。沙特尔的历史学家苏歇特记载：“但巴黎、鲁昂、奥尔良和其他城市的人民奋起反抗，并杀死了那些对他们强征暴敛的专员。”当时的《圣马格洛伊尔纪事》也记载到：
“就我所知，
诺曼底、沙特尔、
香槟郡，乃至整个法国，
人人都在抱怨，
要废除那些
对小麦、葡萄酒和食物收税的旧律。”
这样的局面，导致瓦卢瓦的查理伯爵打算在沙特尔筹集资金支援王兄时，发现只有一个办法能达成目的，就是为市民们颁布一项群体宪章；正如我们所见，因为受迫于各种周边城市早已废除的封建式收费和服务，沙特尔市民一直处于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为了获得12,000里弗图尔币的资金，查理伯爵批准了几项早已经被默许的惯例，并在向伯爵们缴纳的年供上做出了让步。将这份文件完整地引用进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我更乐意对它进行一个总结。简而言之，该法案规定，市民们今后不必再每年向伯爵缴纳400英镑的进贡，另外，除非发生什么迫不得已的情况，租税、义务服役和骑马巡视等项目也将一并免除；伯爵不能再强行征用市民们的马匹，他们的人身自由将会得到尊重；以罪犯为例，在接受审判前，他们关押一段时间后就允许被保释。最后，为了满足沙特尔城的需求，沙特尔市民获准可参与诉讼代理人（检察官）与地方官员的集会和选举活动，具体的形式和方法参照奥尔良市民即可。查理伯爵还保证将会给沙特尔城充分的发挥空间，尊重其传统，在缔约各方发生纠纷时全权交由当地法院来裁决。
但沙特尔政府作出的承诺通常言过其实。随后几个世纪里，尽管怨声载道，居民们还是要时不时上交相当多的钱。像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这样的国王，更是任意鱼肉商贾，放贷、预付、征税，无所不用其极，而但凡他们敢有一点怨言，立马就会招致暴力镇压。当瓦卢瓦的查理利用沙特尔人的供奉为妻子谋夺君士坦丁堡的王位时，或在但丁笔下的地狱——佛罗伦萨谋取利益时，沙特尔城却趁其不备，秘密组织和完善了自身的管理。
即便市政当局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沙特尔也慢慢被王权所吸收，但市民们对基督的忠诚永不磨灭。美男子腓力（即腓力二世）在蒙桑佩韦勒战胜佛兰芒人后，便带着儿子查尔斯王子来到沙特尔，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为了答谢圣母的庇佑，他在黑色圣母像的神龛前献上了自己的盔甲。为了纪念此次胜利，腓力二世还特意创立了一个庆祝“圣母胜利”的仪式。每到佛兰芒人的战败纪念日，这对皇室父子的军事还愿物（盔甲），就会拿到讲道坛上进行展示，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了1793年。就在那一年，盔甲上的贵重金属装饰物被拆下，黄金送去了巴黎的造币厂，余下的甲胄碎片重新拼接在一起，收藏在沙特尔的城镇博物馆中。几年以后，瓦卢瓦的菲利普在卡塞尔取得胜利，他也效仿了美男子腓力的做法。他全副武装地骑马进到大教堂中，在那座古老的雕像前跪下，留下一千磅金子以作代偿，因为他在出征前把身穿的盔甲奉献给了圣母（中世纪骑士会在名义上把盔甲奉献给圣母，认为穿着已献给圣母的盔甲上阵能得到神明的保佑。平安归来时要赠予圣母金子“赎回”身上的铠甲）。
这个时期的沙特尔可谓空前繁荣。也是从这以后，它开始由盛转衰。在封建制度建立之后的新时代，国家开始高度集权，不光沙特尔，其他所有的省城也都一样，注定要历经磨难。此外，沙特尔作为“巴黎城门”的地理位置，也注定了它无法摆脱时局政治及社会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灾难。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的历史变得更加有趣了。十五世纪时，沙特尔被雅文邑人、勃艮第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轮流占领；十六世纪，它还先后遭孔代亲王手下的胡格诺派士兵以及亨利四世围城；十七世纪，又差点在投石党运动中被摧毁。
进入十四世纪，法国受到一系列灾难和失败的牵绊。黑死病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百年战争失败带来的耻辱和破坏，都对法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由于法国国王一直在代表苏格兰出面干预圭亚那的问题，而且态度一直很强硬，所以对于法国来说，这场战争刚开始时胜算满满。但事实证明，法国人在数量和财富上的巨大优势，在英国自耕农面前毫无用处。克雷西和普瓦捷会战揭露了一个事实，这件事令封建主义大为困惑：英勇无畏的法国骑士根本奈何不了那些由布场织工临时改编的英国乡巴佬长弓手。面对这些长弓手，骑士们的冲锋和一群闹哄哄的恩图曼苦行僧没什么区别，简直就像现代步兵冒着机枪雨冲锋一样。国王约翰在普瓦捷被俘，随后被押解到伦敦。而他麾下的士兵由于群龙无首，沦为匪盗之流，在法国境内四处劫掠，并把沙特尔人围困在城中达六月之久。被俘的领主通过剥削农民来凑齐赎金，农民们在压迫和饥荒之下发动了疯狂的起义，他们杀死领主，烧毁了领主们的城堡。巴黎人民也对摄政统治者的软弱和暴政失去了耐心，拿起武器发动了反抗王权的战争。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沙特尔全体居民不得不竭尽全力来守卫家园。他们请了一队雇佣兵守城。而位于伊贝尔门以外的圣萨图尔宁教堂，连同城外其他一些给敌人提供驻扎处的修道院、医院和宅邸，都在这一时期被摧毁了。之后在1358年，城中还颁布了一条法令，要求所有人团结起来加强城镇安保，“这是城镇内外所有人的安全线和救赎之法。”为此，沙特尔提高了兽皮贸易的税收来筹措资金，供城中安防开销。如今沙特尔的围墙外，还有一条防御用的战壕兼护城河，城门以前是方形的，上面还没有三角堡。随着火药和大炮的进一步发展，城门按照更现代化的理念进行了改建。城墙上装有大炮。杜鲁瓦斯门、圣米歇尔门和伊贝尔门已经被摧毁，而纪尧姆门仍在向我们展示旧日城门的模样。这扇大门用于纪念纪尧姆·德费里埃（1182），也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当地历史爱好者却认为它建于十世纪。但这个日期定得太古远了，可能只有大门的基座有这么古老。城门内侧，靠近镇子的那面，还有部分拱顶于1182年建造，当时镇子的城廓扩张，城墙外沿和防御工事也向外延展，尤其是夏特莱门、伊贝尔门、圣米歇尔门之间的区域。而纪尧姆门的外沿立面是在普瓦捷会战之后修建的，和现在相差无几。城垛和斜纹女儿墙以及吊桥的开口保存得很完好，为后世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建筑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样本，也让人想起巴黎巴士底狱的那些现代塔楼（1369）。城墙的图纸保存在沙特尔博物馆上。吊桥用于连接大门的主塔和护城河周围的高级防御工事。参照第275页上复制的旧印刷图，读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工程。纪尧姆门坚固异常，守备森严，虽然它曾一度受圣巴泰勒米门以及圣雪伦门的高度所牵制，但却经受住了围攻者所有的攻击和炮火，城镇从未因为这边的城门失守而陷落过。因此，尽管沙特尔几乎将所有的防御工事都改造成了林荫大道，但不出所料，沙特尔依然完好无损。
“沙特尔曾经冷硬的堡垒被热爱它的人所驯服，建成了街道，
它如今毫无戒备，与蜿蜒流淌的厄尔河遥相对望。”
过去，纪尧姆门旁边有一座用于纪念圣菲亚克的小教堂。受“圣菲亚克病”折磨的朝圣者们常常来到这里祈祷，希望能够痊愈。但这种情景早已消失。
沙特尔的新防御工事很快就派上了用场。法兰西王位的第三个竞争者——坏查理（Charles-le-Mauvais）曾密谋偷袭城镇，但没有成功。他的英国盟军也没能在这儿占到便宜。“扎克雷起义[14]”（一场农民运动）被镇压后，因为法国王储拒绝了英王以被俘国王约翰作为胁迫的侮辱性条约，爱德华的军队又一次扫荡了法国荒芜的土地。英国举一国之力，反复蹂躏沙特尔四周的村庄，战争场面惨不忍睹。敌人如飓风般横扫了博斯平原的葡萄酒庄、玉米地和花园，但跟随他们脚步的只有法国的义务军。掠夺行为是义务军军规明令禁止的，也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劫掠姑娘”（Damoiselle Picorée）“把这个卖给我”，成为当时列兵们的口号，他们亲手毁灭了自己要保护的人。在酒馆里喝完酒之后，账单摆上来了，他就会“啪”一声把剑拍到桌子上，然后故意大喊，“上帝告诉我不用付钱！”至于到底用不用付钱，就要看酒馆老板的魄力和武力了。
法国颁布了一份文件，展现教士们的决心，传达自己痛苦的呼吁。
文件上记载：“义务兵对于教会的祸害，几乎可与耶路撒冷的迫害相提并论；我们孤立无援，那些受我们委托，前来保护我们的人，竟比敌人更可怕！无人敢离开此镇：我们的房子被洗劫一空，我们在乡下的财产也被烧得干干净净，我们的侍从被杀的被杀，被抓的被抓。欠我们债的人不还债，就算我们以教会的名义干预也毫无用处。正义与被俘虏的国王一起离开了这片土地。人们对王室的自卫措施彻底失望了，而法国上下，从贵族到平民都恨透了英军的维稳政策。因此，我们圣母院的全体教士，要举行一个大集会，命令全体教士捐出自己预存的食物和钱财，以便所有教士都有面包可吃；每位常驻教士都要装备武器，随行携带两位骑士和一名全副武装的侍从来御敌。”
但不久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令法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摆脱了外国侵略者。查理王终于不忍于这片土地所受的苦难而投降，而爱德华三世也厌倦了在这个贫瘠的国家上连年征战，最终达成了和平。促使他签署《布勒丁尼和约》的事件被世人视为奇迹。约翰·傅华萨爵士在他那引人入胜的编年史中，记载了“沙特尔圣母”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告诉我们：“爱德华把法兰西王国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计划于八月后围攻巴黎，在把法国收入囊中之前，他不打算返回英国了。因此，他留下边防军守卫国土，率大军辗转于法国的香槟、波伊图、蓬蒂厄、温辛、诺曼底等地，对法国发动了全面战争。抱着在布列塔尼呆到酒酿时节的想法，他原本打算造访这座“博斯平原上的美好城镇（即沙特尔）”，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一整季，诺曼底公爵和他的两个弟弟，连同叔叔奥尔良公爵及他们的顾问们，全都龟缩在巴黎。他们太高估英国国王的勇气了，也把他和部下给法国带来的贫穷想得太严重了，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因为贵族和教会的佣金已所剩无几。当时有一位睿智谨慎的法兰西财政大臣，叫做“蒙太古的威廉爵士”，也是特鲁恩主教，他颁布明智的政策治理着法国大部分地区，他的建议永远实用且有理有据；伴随他左右的还有两位非常严谨的神职人员，克吕尼的修道院院长以及修士传教导士——朗格勒的西蒙爵士，他是一位神学大师；这两位牧师，在诺曼底公爵和整个法国议会的请求下，带着和平协议离开了巴黎，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欧坦之王，日内瓦的修爵士，他们一同面见英王，当时英王正骑马驰骋于博斯平原，前往加拉登。两位牧师和两位骑士与国王对谈，游说他和他的盟友签下和约；威尔士亲王，兰开斯特爵士，马奇伯爵都在协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因为谈判的过程很漫长，而英王每天都在攻城略地，所以条约签署条件已和最初商谈时有所不同。这些法国大使粘着英王，不停地提出诉求，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们看到法国国王的财产所剩无几，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这个国家就可能迎来灭顶之灾。而另一方面，英国国王所要求的赔偿又未免太过多，这对于法国的利益损害实在巨大。为了自己的名誉，上议院拒绝了这些赔偿款项。所以他们所有提出的条约（整整十七天，大使们一直紧跟着国王），每天都要送给诺曼底公爵那边审查，巴黎方面曾经希望能收到更有利的谈判结果，在摄政厅里，人们隐秘而周祥地斟酌这些条约，然后写信告诉谈判人员，要他们做些什么，提供什么情报；因此当英王向沙特尔城进发时，大使们也像其他地方一样，提出了优厚的条款来结束战争，促成和平。但英王不愿妥协，因为他想成为法国的王，在法兰西的宫殿中度过余生。要不是他的堂兄兰开斯特公爵劝他议和，他根本不想停战。公爵对国王说：“先生，您发动这场对法兰西的战争无疑是英明之举，战事不仅对您十分有利，您的部下也赚得盆满钵满。不过算下来，再继续征战的话，就要浪费很多时间了。难道您想在达到目的之前，就把自己的一生浪费在战争上吗？先生，我劝您（因为您能用荣誉与利益来代替战争），接受这和平条约吧。因为再继续下去的话，一天的损失都要抵得上我们二十年来赢得的战果了。”兰开斯特公爵出于好意，也为了国王和所有子民的利益，向国王说了这么些完美而机智的话语，终于使国王拜倒在圣灵白鸽之下，而圣灵也确实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有一天，当国王君临沙特尔城时，发生了一件事，打击了国王的气焰。当法国使节们苦于和平条约未能得到合意的答复时，英王所在的一方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夹着冰雹袭来，周遭场景宛如末日：斗大的石头从天而降，砸死无数人马，即便最强壮的战士也不由得心头发怵。
“之后英格兰国王参观了沙特尔圣母教堂，并虔诚地向圣母宣誓同意和解。据说，之后他进行了忏悔，在沙特尔附近的一个名为布雷蒂尼的村庄定居下来。在定下某些条款后，又补充制定了一些和平条约。这些条约是由使臣、英格兰国王及其议会深思熟虑并集思广益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他们对此决无异议，《和平宪章》由此诞生（1360年）。
根据这一协议，英格兰国王放弃对法兰西王权与诺曼底公爵之位的声索。而另一方面，他的阿基坦公国不仅归还于他，而且不再需要负担作为法兰西封地的义务。蓬蒂厄、圭斯尼以及刚征服的加来也全权归他管辖。
被俘的国王约翰二世得到释放，之后他也像俘虏他的黑太子爱德华一样去到沙特尔圣母教堂朝圣，并且他也对着圣匣虔诚地进行了跪拜。最终为了安全起见，圣匣被从圣卢宾礼拜堂的藏身处带了出来。
在智者查理的治理下，沙特尔度过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查理在沙特尔召集议会，委托沙特尔和其他主要城镇的爱国主义者征集势力，对付打着“大步兵连”[15]的名义下在全国各地四处流窜的强盗。盖克兰在南方对英格兰发动的战役没有影响到沙特尔。沙特尔得以全身心投入到恢复秩序、规范法律实施状况以及加固城墙的工作当中去。尽管战事连绵不断，还要缴纳各种税收，但从一些小事件上就能看出，在封建制度达到顶峰以后，沙特尔的建设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进步。
一些法警强行闯入某座宅邸，屋子的主人是圣皮亚手下一位名为纪尧姆·莫希耶的骑士兼领主，法警想要以侵犯马商为由扣押他。当警长准备给莫希耶的女儿读拘捕令时，他的女儿一把从警长手中夺过拘捕令。她因这一罪行被粗暴地逮捕，法警们对她的抗议充耳不闻，强迫她跪在地上被拖行穿过沙特尔城，仿佛她是个普通的小偷或杀人犯，并且之后她还被关押在了图尔勒鲁瓦。警察将她扔进了用来关押放荡女子的牢房中。这个不幸的女孩历经千难万险才重获自由，她的两个朋友将她保释了出来。这种专横的行径激起了人们对当局的强烈愤恨。因为莫希耶家族是当地影响最大的几个家族之一。该案进行了正式调查，历时两年多，最终判决法警诚心诚意道歉，并支付一大笔罚金。莫希耶的女儿出身高贵，但莫希耶没有未经审判就当场绞死那位越权伤害他女儿的警察，这件小事对于证明过去两百年来沙特尔取得的进步意义重大。
另一个发生在沙特尔的重要事件，是“虚假和平”期间的离奇插曲。一件骇人听闻的罪行使法兰西陷入了内战的恐慌中。奥尔良公爵深得民心，勃艮第公爵无畏者约翰出于嫉妒在巴黎将他刺杀（1470年）。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斗争和互相指责后，查理六世才得以将杀人犯和受害者的儿子带到一起，双方甚至达成了表面上的和解。但勃艮第公爵并不想要宽恕，而新的奥尔良公爵也不是真心实意给予宽恕。两人表面上都大声发誓从此会和自己的表兄弟们和平相处，背地里却偷偷发誓要杀了对方。和解仪式就在沙特尔圣母教堂举办。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阵站在教堂门廊上，查理坐在靠近十字架的王座上，他身侧分别是王后、皇太子、西西里岛和纳瓦拉的国王、公爵、红衣主教、其他贵族及官员，他们一同等待着无畏者约翰的到来，而约翰一早就带着六百名武装战士从加拉尔东出发赶来。
在鸦雀无声中，残酷的列日征服者勃艮第公爵走上中殿，向软弱无能的国王屈服，这位国王无能到甚至连杀害自己兄弟的人都能原谅。接着勃艮第公爵又走到“表亲们”，也就是被刺杀的公爵的孩子们面前，正式恳求他们从心中驱除一切怨恨和复仇的想法，同他和睦相处。听到这些话，再看到杀父凶手，年轻的王子们泣不成声。王后和皇太子也走过来，祈求他们宽恕。在国王的命令下，年轻的公爵和他的兄弟复述了条约中写过的话，他们和勃艮第公爵对着十字架和福音书起誓要在这件事情上遵守国王的命令。这一切完成之后，无畏者约翰没有在沙特尔稍作休息就登上马背离开了。这也难怪沙特尔上一任主教的兄弟蒙塔古的约翰将此次协定记录在册时，在其下方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和平，和平；不是真的和平。”因此，小丑惟妙惟肖地模仿勃艮第公爵，毛皮斗篷（法语为fourrure）里包裹着教会圣餐盘（法语为paix d’église），这意味着这次的和平只是欲盖弥彰（法语中叫Paix Fourrée，意为毛皮裹着的和平）。
小丑的结论很快就应验了。无畏者约翰去了巴黎，讨好民众。他大受欢迎，人心向背，这引起了代表旧封建党的奥尔良派的不满。奥尔良派也称作阿玛尼亚克派，不久后他们和勃艮第人发生了内战，沙特尔处于战争的中心地带，遭受到了两方人马的双重打压。
当时的法兰西人还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意识。内战的教训和紧迫的局势并没有促使他们成长。勃艮第公爵前去与皇太子商谈，结果当着皇太子的面遭到刺杀，勃艮第人因此怒不可遏，从此倒戈英国人。与克雷西和普瓦捷战役相比，阿金库尔战役当中法兰西人更加困难重重，英格兰弓箭手对法兰西骑士造成了势不可挡的挫败。之后，亨利五世稳步蚕食了诺曼底省。后来，亨利五世在他的新同盟国协助下，与狂热分子查理六世签订了《特鲁瓦条约》（1420年），这一条约将法兰西的王权和整个王国都移交给了英格兰。1417年[16]，沙特尔由无畏者约翰接管，并入了他的省会。每个疑似支持阿玛尼亚克派的市民都被逐出了沙特尔。因此，勃艮第人的省会自然也成为了最先承认亨利五世的新身份——也就是法兰西王权继承者的城镇之一。事实上，皇太子曾从布洛瓦进军去向这座反叛的城市复仇，但当亨利离开巴黎去解救时，他又迅速停止了进攻。
亨利占领了杜勒克斯，并在那逗留了一个月。之后他光着脚手捧蜡烛，回到沙特尔朝圣。英格兰军队赠予沙特尔圣母教堂丰厚的礼品，在这些礼品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宏伟华丽的圣体显供台（ostensoir），可惜它在法国大革命时丢失了。上层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都因英格兰国王的宠爱昏了头，成了英国迷（Anglescherie）（如今这些人和欧洲其余国家都打算将这一错误纠正过来）。然而，前任沙特尔主教穿上骑士服，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与敌军作战牺牲。因此，现任主教要想保持住自己的声望，只能献身建设英国的事业。现任主教名为让·德·弗雷蒂尼，他后来也成功保持住了声望。作为奥尔良和沙托丹的竞争对手，沙特尔在集权当道和爱国主义盛行的时代自然要支持亨利，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集权和爱国主义其实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利己主义，不久后“奥尔良的少女”的悲剧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奥尔良少女的兄弟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沙特尔领袖。
正值花季的爱国者圣女贞德在鲁昂被审判，以谋杀罪处死，她的同胞以及教堂的人没有为她说一句话。一年后，沙特尔又归还给了法兰西。让沙特尔回归的方法十分巧妙。
沙特尔有两个商人，名为纪尧姆·布菲诺和让·勒絮尔，他们当时同布洛瓦和奥尔良的百姓进行盐、酒和谷物贸易。后来奥尔良的总督劝服他们支持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在他的教唆下，这两个商人制定了一个突袭该镇的计划，发动时间定在4月11日。那天，布菲诺和勒絮尔在一些伪装成车夫的军人陪同下，带着大量号称是盐的货物，一大早就到了圣米迦勒门前。他们申请入城。因为他们已经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市民，所以守卫降下了吊桥。两辆运货车安全通过了。第三辆车在桥上被蓄意打翻。谋反的人利用这次意外造成的混乱袭击了守卫，并将他们杀害，接着冲到城里大喊：“城市取得了和平！”隆格维尔、迪努瓦、布西柯和拉伊尔[17]早就埋伏在附近，他们指挥着两个实力强大的法兰西分队，立马赶到支援进攻部队，占领了主干道。英格兰政党完全不了解状况，还准备慢慢悠悠地集合军队。一来进攻部队的喊声造成了混乱，二来同谋的一个僧侣也慷慨陈词，蛊惑人心。他在沙特尔另一边将人们聚集起来给人们布道，人们听的太投入，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等他们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然而，英国迷主教弗雷蒂尼知悉此事时，急忙拿起武器带头战斗。但法兰西人还是夺取了沙特尔。合谋的资产阶级分子钱权双收。查理七世通过赦免书和审判书来安抚和平定沙特尔。法兰西加强兵力驻守沙特尔来防止英格兰将沙特尔夺回，并将沙特尔作为一个方便的驻点，对邻近的英格兰领地进行远征劫掠。事实上，沙特尔一度成为了法兰西的边防要塞，守卫着法兰西的边界地区。军人们夜以继日守在圣母教堂的塔上，守望着博斯平原，时刻准备在英军从诺曼底的营地出发威胁到沙特尔时拉响警报。1491年，沙特尔的驻守部队撤离沙特尔，并去包围英军控制下的加拉尔东。塔尔博特在大巴黎地区[18]不断进军，解放了自己的同胞。但次年加拉尔东还是落入了沙特尔军之手。英格兰的军队就这样一步一步被逐出了法兰西，沙特尔人开始竭尽全力发展厄尔河上的航运业，来复兴当地被破坏的经济。因此他们频频与河岸权的拥有者和周边城镇眼红的商人打官司，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虽然摆脱了外敌的压力，但主教和教员之间的争吵又活跃了起来。上世纪的这种不光彩的荒谬场景再次发生了。主教和教员就教权问题争吵不休，彼此驱逐，又继续主持弥撒，削弱了民众对教士们的尊敬。除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外，还有一件事给了人们惨痛的教训。教员在教堂里面故意将椅子弄出咔哒声让人们听不见主教的宣讲。当时，拒绝承认主教发出的训令书的教员们也同样与迈尔斯·迪利埃陷入了类似的斗争中。在迈尔斯·迪利埃设法巩固自己对修道院教员的主教管辖权时，教员们宣称他在侵犯教廷的权力，他们有责任立即将他逐出教会。迈尔斯·迪利埃毫不畏惧地现身于圣母教堂的唱诗班席上。教员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仿佛是为了避免和一个革除教籍的人产生任何接触。这位主教对此不屑一顾，并宣布他祝福这些逃走的人。“他们之前想将他逐出教会，现在害怕自己也遭到同样的对待，那他就宽宏大量地留下他们吧。”之后他命令他的牧师不用理会那些教员，继续干好自己的神职。迈尔斯·迪利埃专横粗暴的脾气让他不仅与教员和教堂起了冲突，还与修道院和整个沙特尔都有了矛盾。通常他都是错误的一方。路易十四一边要管理沙特尔，一边要顾着巴黎。沙特尔让他抽不开身，而国家大事也在召唤着他。当迈尔斯·迪利埃侵犯教权案提交给路易十四时，他决定坚定地反对迈尔斯·迪利埃。十五世纪末之前，无休止的航运诉讼案、瘟疫和国王给教堂捐赠等的事件构成了沙特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