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击中了我们的城墙。
圣母像，如同一面盾牌，
在恐怖的战火冲击中
用她的白色披风保卫着城池。
飞速袭来的铅弹，
在圣母面前屈服，
炸弹以及空中飞来的其他武器，
也都悄无声息地掉在地上。”
——L. Jolliet
整个十六世纪，沙特尔都笼罩在疫病和饥荒的重重阴影下；同样影响恶劣的，还有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掀起的战火，以及为了发动战争而接连不断的苛捐杂税。年复一年，在疫病、征兵和税收这三大时代的诅咒下，沙特尔城日益衰败。不过，她的富丽堂皇还足以应付国王与王子们的偶然到访。苏格兰玛丽女王就受到了尤为隆重的款待，她六岁时曾跟随蒙莫朗西元帅和奥马尔公爵造访过此地。让·德·博斯在为大教堂建造塔楼与围墙时，沙特尔也还不算太穷。
皇室的造访并不完全意味着铺张浪费。一般说来，他们不仅刺激了商业发展，还为当地的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因为在这样重大的时刻，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时候，街道才会打扫得干干净净。那时的街道治安还处于萌芽阶段；卫生管理更是一门疏于练习的技艺。我们查到一项于1526年颁布的法令，内容是禁止养猪人将他们的牲畜（圣安托万先生的猪群）放到大街上游荡。但这一规定在当时不太受欢迎，与其说它是一项有效的立法，倒不如说是一种颇为开明的虔诚提议。从前路易六世的继承人在巴黎的圣让街骑马时，被修道院院长的一头猪绊住，从马上摔了下来，重伤而死；与那时相比，如今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那些被称为“街道”的狭窄通道因为疏于打理，变得破败不堪，里面到处都是腐烂的垃圾，这些垃圾散发出了难以想象的恶臭，吸引着猪群在此聚集。在这像巴黎一样满是泥泞和污垢的地方，也难怪疫病会反复爆发。
在某次疫情爆发期间，沙特尔有至少8000位居民死亡。就像巴黎及后来伦敦的做法一样，当时人们把被鼠疫污染的房屋都打上了十字标记，感染者上街时则必须携带一根白手杖。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总是迟迟不去学习卫生知识。露天的下水道、污水、丧葬制度、住宅环境、不卫生的个人习惯，都是各个中世纪城镇中疫病的强大帮凶。
伏尔泰后来在描述巴黎时写道:“你后街的屠宰场没有设置排污口，每到夏天就会散发出一股死尸的臭味，这种气味带来的毒害要足足持续一整季。”不管怎样，至少沙特尔在这方面做的要比巴黎好一点。因为十六世纪时，这里的公共屠宰场建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河道的某一段至今仍以“massacre（屠宰）”为名）。但屠夫们并没有好好使用这个公共屠宰场，他们习惯宰杀牲畜后把血泼到大街上，就算老是招致责骂和罚款，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还是很久之后才得以辟除。
对于街道，当局大多都抱着一种柏拉图式的愿望，认为应该洒水清洗。但正如前文所说，只有在某些重大时刻，这些街道才会和道路、通道以及桥梁一起被打扫得干干净净。1550年，国王和王后携王储及其年轻未婚妻玛丽·斯图亚特的造访，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那些骑马或步行跟在国王身边的侍从、各个行业及主持宗教仪式的领头人和陪同者，都经过了谨慎的筛选；就连他们的服饰也是精心挑选的。赫鲁阿德中将甚至颁布了一项法令，命令参加仪式的市民们必须穿上天鹅绒、绸缎、塔夫绸或其他华服，违令者将会被处以罚款并遭到逮捕。城门前建起了凯旋门。十字路口上搭起了脚手架，并饰以挂毯画及镀金物件，向人们展示着一幕幕戏剧与圣迹剧。
然而，所有的精心安排却只换来了一个灰头土脸的结局。正当仪仗队蜿蜒前进，走到杜洛埃兹门外去迎接国王和王后时，一阵猛烈的风暴向他们袭来，为了避免自己的“盛装”遭到破坏，包括中将在内的一干人等，不得不躲入了圣莫里斯教堂以及附近的民居中。更不幸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国王和王后偏离了他们所走的约沙法路，抄近路进了城，却没有碰上一个前来迎接他们的人。
作为巴黎的钥匙和粮仓，沙特尔逐渐成为最受法国军队喜爱的守备城市，因此也必须负责大批驻军的一应开销。
与此同时，在雷妮——已故国王路易十二和安妮·德·布列塔尼之女，与费拉拉公爵之子埃尔科莱二世大婚之际，沙特尔郡被提升为公国。数年后，沙特尔获得了一项更加有利可图的荣誉——设立了一处司法法庭，这项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减少了该城在法律上的过度开支和拖延状况。这是发生在1552年的事，随后在1566年，查理九世授权商户及各行从业者——就是那些饱受诉讼代理人的剥削和糟糕保释流程之苦的人，在沙特尔城里选出一位商人法官和四位同僚（行政官）。设立这处法庭正是为了处理商业上的纠纷，那些地方长官和律师，预见商业法庭的设立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便竭力加以阻挠。但这个法庭还是在商人们的会场里成立了，也因此得名“商会公馆（the House and Meeting-place of the Merchants）”；后来行政官把办公地点搬去了其他地方，人们才开始称它为“旧行政官公馆（the Maison des Vieux-Consuls）”。
“旧行政官公馆”坐落在侍从街（Rue des Écuyers）上，正对着市镇小屠宰场街（Rue de la Petite-Boucherie de Bourg）的入口，作为沙特尔市司法机关的所在地和摇篮，它本身并不怎么起眼，考虑到上述职责，建造者为它选了个十分不错的地理位置。旧行政官公馆位于下城区众多陡峭古街的正中心，临近河道——河道周边就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工业聚集地；此处最早便被那道九世纪的古城墙包围在内，这栋房子或许也是老罗伊塔的一部分。但该塔在十七世纪彻底翻新过一次，除了十五世纪修建的门道，以及刻纹典雅而新奇的别致环形楼梯（建于十六世纪早期），这座塔楼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了。它的环形楼梯被称作“Escalier de la Reine Berthe”，即“贝莎皇后的楼梯”，这个名字明显过于现代化，而且也找不到任何确定无疑的解释。
“贝莎皇后”这一称呼或许指代的是沙特尔伯爵厄德一世之妻，此女后来又转嫁罗伯特国王，二人被迫分离后，贝莎住进了沙特尔的古堡中，努力放下自己短暂的荣光去救济穷人，以此度过寥寥余生。另外还有一种更加可信的说法——这位“贝莎”或许是蒂博三世伯爵的妹妹，也即阿基坦公爵的遗孀，她孀居在沙特尔城中这一地带，这种有幸流传下来的说法还有一份来自1069年的文件加以佐证，因为文件中提到伯爵夫人的宅邸就位于塔楼与灰烬之门中间。
沙特尔其他古老的木质房屋中，坐落在鱼市广场10号的鲑鱼屋以其雕刻与灵动成为最受欢迎的一栋；“鲑鱼屋”之名源于其某根横梁上的巨大鲑鱼雕像，该雕像意在提醒人们“Poissonnerie”一词原意为“鱼市”；49号的变革街也因其雕像而闻名，此外还有我们前文提到过的Etape-au-vin。
法国的十六世纪是一个混乱而不幸的时代，但正是在这一混乱时期中，诞生了后来碾压一切的现代文明。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两项伟大的史实主宰着那个时代，二者自然也不是毫无干系，古登堡[1]后来成为了路德[2]的引路人。探寻古代知识宝藏的风潮再次兴起，在这个由天主教和封建主义主宰的社会中掀起了新一轮的对比。罗马与雅典的语言、政治、艺术、哲学以及宗教信仰，第一次从历史的角度拿来同另一个民族（法兰西）进行比较，而这个民族早已被其漫长的历史以及自身毒瘤的侵害耗得油尽灯枯。从这一层面来看，十六世纪的知识分子觉醒以及对旧事物的新研究，还加快了宗教改革的步伐。但改革之说早已是老生常谈，从十二世纪起，改革的浪潮就在许多国家陆续兴起，接着又被镇压。议会的权威以及针对改革的严厉惩罚，将迄今为止的所有革新运动都成功扼杀在了摇篮中，而这一切只因为一种错到离谱的说法，即认为迫害是一种反向的推动行为。数百年来，所有的宗教改革都被这些迫害行动成功制止。但年复一年，人们的思想受到发现、探究以及学习等新精神的启迪，与此同时，教会的权威也在众议院代表的分裂与腐败行径下不断瓦解，经过漫长的发酵之后，革命终究还是爆发了。这个发明了印刷机这一思想传播利器的国家，还培养出了路德这样的人物，他发动的起义曾在法国轰动一时。以弗朗索瓦一世为代表，当时王室的特权几乎没有界限，国王所热衷的帝王气派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弗朗索瓦起初并未察觉出宗教改革的政治走向，甚至容许人们在他的宫廷里崇尚新教教义。他的妹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开表示支持新教；他最喜爱的诗人克莱芒·马罗把《诗篇》译成了法文，供维新派使用。这位魅力十足的诗人兼睿智的警句家，开始抱着既不冒犯别人也不招致他人敌视的生活宗旨。他打算效仿拉伯雷，用一种炽烈但还不至于烧到自己的热忱来拥护这项事业。
“如此混乱的司法简直让人无法容忍，
我可以作文批判，但我害怕招致怒火，
牧师和苦行僧都是一群伪君子，
我可以说这话，但要小心引火烧身。
还有教会所遭受虐待，
我可以谈论这事，但要小心招来刽子手。”
克莱芒·马罗这样写到。但他的热情或者说是艺术，很快就盖过了自己的谨慎之心，他激起了敌对者的怒火。受安妮特夫人黛安·德·普瓦捷、诗人萨贡及异端审判官让·布沙尔的敌意缠身，这位讽刺作家一次又一次锒铛入狱，最后在穷困潦倒中被流放他乡。
沙特尔绝对是抵抗加尔文主义的坚强堡垒。在那里，马罗和他翻译的《诗篇》都不受欢迎。他被逮捕，关进了罗伊塔里。当时沙特尔新成立的法庭正在积极镇压异端邪说，1553年，他们把第一批受害者送上了火刑架，“还有谁不肯向我们的上帝、救世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忏悔！”随着时间推移，法庭对异端的审讯越来越严苛，他们日益沉重的压迫引起新教徒越来越激烈的反抗。越来越多胡格诺派被处以火刑，数百人被逐出沙特尔。一位主教也被质疑是胡格诺派的共犯，很快遭人检举，被传唤至罗马，他在一片唾骂声中离开了沙特尔。沙特尔留下了最狂热的天主教徒。大教堂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节日，亚伯拉罕的神迹故事也以格外隆重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宗教战争爆发以后，新教联盟主席兼孔代亲王路易，“为了维持对上帝纯粹的崇拜，并出于对法令应有的遵守”，把注意力转向奥尔良附近的乡村，希望这能促进他与南方的交流。为了报复在鲁昂遭受的挫败，路易决定冒险从奥尔良向巴黎进攻。但他在科贝尔遭到了严重的打压，不得不退回诺曼底，一路在博斯平原上不断烧杀抢掠。他要求沙特尔为他打开城门，毫无疑问这是徒劳的。州长只给了他一句狂妄的答复，“想都别想，我只为国王守门，如果你的军队敢向这边进攻，我将会向他们证明，这儿就是他们的墓地！”孔代亲王只好继续往北撤退。皇室的军队与亲王在德勒的城墙下进行了双方的第一场激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天主教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平原上散落着八千具尸体，而蒙莫朗西仍被新教徒囚禁着，孔代本人则成为了保皇党的俘虏。随之而来的和平谈判并没有持续很久。阿尔瓦公爵疯狂地迫害他们在尼德兰的同胞，而且毫无缘由，这让法国改革者忧愤交加，胡格诺派奋起向巴黎进军，双方在圣丹尼斯平原打成平手。
但沙特尔在这场战争后只得到了片刻的喘息，它很快又被动员起来，积极地准备防御。居民们收到命令储备好两个月的粮食，新塔楼上也安排了看守人员，他们负责发出以下信号——敌人第一次出现，就敲三下钟，如果敌人往城镇进军，就再敲三下钟。如果来犯的人是骑兵，就亮出一面末端尖细的旗帜，如果对面是步兵方阵，或者是胡格诺派试图向城郊进犯，那就要把警钟敲响。每个城门都安装了一口钟，与前面守夜人的钟可以互相应答，确保能在十五分钟内将军队集结起来。国王发出了紧急呼吁，向四方寻求援助，安德雷男爵让·德·布尔代利斯带着军队赶来，并担任了部队总指挥一职，与安托万·德里尼耶斯的驻军一道，负责沙特尔城的守卫工作。他们忙忙碌碌，在城内各处架设炮台，并修建了一个子弹制造厂。教堂的钟被熔化，用来锻造武器。
但沙特尔在这场战争后只得到了片刻的喘息，它很快又被动员起来，积极地准备防御。居民们收到命令储备好两个月的粮食，新塔楼上也安排了看守人员，他们负责发出以下信号——敌人第一次出现，就敲三下钟，如果敌人往城镇进军，就再敲三下钟。如果来犯的人是骑兵，就亮出一面末端尖细的旗帜，如果对面是步兵方阵，或者是胡格诺派试图向城郊进犯，那就要把警钟敲响。每个城门都安装了一口钟，与前面守夜人的钟可以互相应答，确保能在十五分钟内将军队集结起来。国王发出了紧急呼吁，向四方寻求援助，安德雷男爵让·德·布尔代利斯带着军队赶来，并担任了部队总指挥一职，与安托万·德里尼耶斯的驻军一道，负责沙特尔城的守卫工作。他们忙忙碌碌，在城内各处架设炮台，并修建了一个子弹制造厂。教堂的钟被熔化，用来锻造武器。
这些初步行动为沙特尔居民建好从圣佩雷修道院到莫拉德门的防御工事争取到了时间，人们还在圣保罗姐妹会的隐修院附近建造了一个平台，在平台上安装了一门名叫“胡格诺特（La Huguenotte）”的大炮，这尊大炮是德勒战役时从敌军手中夺来的战利品。它在沙特尔被围城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快人们将其称呼为“好天主教徒！”
3月5日，德国士兵——就是敌军中的莱特人与兰斯肯内特人，在圣莫里斯和圣女门（Filles-Dieu）的入口处占领了一块阵地，并且展开了两排炮兵，一排在杜洛埃门附近，另一排在圣女门的围墙内，打算把炮口开在同一个侧翼的门上，隔天就开始轰炸。
房主们看到敌人的军队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知道这场可怕的对峙终于要结束了。他们知道这是孔代亲临沙特尔，誓要将大教堂铲平，瓜分掉保存在那儿的圣物，并要在高高的祭坛上喂饱他的马匹。他们清楚，孔代的士兵急切地想要“摧毁并移平那座法国最美丽的建筑——即沙特尔圣母院，这座神圣而宏伟的神殿一直是异教徒心中的噩梦。”[3]尽管沙特尔人早已认识到对方的强大，也做好了应敌准备，但当第一轮炮火降临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为震惊——就如两百年后的巴黎人民一样。[4]那时天色尚早，一大群礼拜者挤在圣福伊教堂中（即神圣信仰教堂，在哈雷维尔街），教堂的一部分正好是城墙。弥撒正要到达尾声，正在为病人举行圣礼祈福的时候，炮火轰然而至。在这危难之际，教会上下皆迸发出一种崇高的奉献精神，主动站起来护送人们离开，一批又一批人慢慢地走了出去，仿佛只是出于机械的本能，而且在人们默许的目光下，他们看起来反而不太情愿离开。最后，教堂被完全清空，据说，一块巨石紧跟着就猛然从围攻者的投石机（也可能是大炮）上飞来，教堂的整个屋顶都坍塌进下方的空间中了。
这次灾难过后，小教堂斥巨资进行了重建，因此现在才有了如此华丽的建筑风格。这座教堂始建于圣福尔贝时期，在圣艾夫斯时期被扩建，并提升为一所教区教堂的规格。大革命期间，教堂遭到了可怕的亵渎，1794年，市政委员会根据建筑师莫林的提议颁布了一项法令，将它改造成了演出教堂。一直到1857年，就在玛利亚圣母院的德鲁伊圣母像搬回地下教堂的同一天，牧师才把教堂赎买回来，并对它进行了精心的修复。
这座教堂曾经是沙特尔教众最多的教区教堂，但在遭遇种种改造与破坏后，它已经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了。
不管这两门大炮在别的地方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几天后，附近的另一座教堂也像圣福伊教堂一样被炸毁，与前一次轰炸不同的是，当时教堂中还有许多虔诚的信徒)，但当它们从两边一同对着杜洛埃门射击时，却没能破开城门，因为半月堡给被围困的人们提供了足够的保护。因此，胡格诺派觉得己方也必须拥有这种先进的防御工事。其中一个叫杜波德特[5]的人，带着一支先头部队溜进了壕沟里，想悄悄接近半月堡，但被上方的守军发现了，杜波德特和他的部下不敌火绳枪手，很快死于枪下。就在同一天，沙特尔人还挫败了敌军在郊区建立根据地的企图。但第二天早上，在胡格诺派一方长时间的炮击下，城墙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敌人蜂拥而入，试图进攻前一天晚上击退了他们的半月堡。突击一度有所进展，但是勇敢的里尼埃先生稳住了局面。西蒙・德・吉维斯在他向沙特尔市民发表的简短讲话[6]中写道：“这位领主当即果断，同他身旁的上尉们交换了誓言（保护城市），他怀着向死而生的心，低着头，开始扔下木板代替被大炮炸毁的桥。为了展示自己的满腔热血，出色地完成他们肩负的责任，这些军官冲进了已被敌军攻占的半月堡。沙特尔人为了夺回阵地，与胡格诺派展开了激烈的近距离搏斗，敌人被这种英雄气概所震慑，就此撤退，留下无数的死尸躺在壕沟里。”
就在同一时间，敌军进攻圣米歇尔门半月堡的计划也失败了。但沙特尔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加斯孔上校，也就是勇敢的阿代莱爵士，当场被炸伤了眼睛，几天后就不治身亡。[7]
胡格诺派在进攻杜洛埃门时吃了瘪，便只好集中精力攻打从杜洛埃门到莱蒂尼埃的赫斯之塔中间的那段城墙，胡格诺派在这里打开的突破口后来名垂沙特尔的历史。3月8日一整天，胡格诺派不断炮轰着主教园至圣女门的城墙，到第二天下午两点，终于打出来一个三十英尺宽的缺口。精明能干又精力充沛的市长德里尼埃先生，用尽一切办法来预防和减少轰炸带来的损害。随着缺口越开越大，一条由泥土和羊毛袋砌起的堑壕也随之显露出来。一千名工人、士兵和平民，前仆后继地不断匆匆建造、加固这条壕沟。因为绳索和绞刑架的压迫，居民们永远忘不掉这场工程。他们夜以继日的辛苦劳作没有白费。胡格诺派很快发现己方根本不可能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10号和11号又进行了两天炮击后，他们最终还是调走炮火，转而进攻莫拉德门。在那儿，他们拼尽全力摧毁了一座大水坝，令流经下城的河流改道，为水磨坊提供动力。尽管德里尼埃先生立马就建了风磨坊来应对，但要不是有即将和平的传言在抚慰人心，这一举动很可能会造成无比严重的结果。在隆瑞莫和平协议正式签订之前，交战双方先签署了一份休战协定。胡格诺派匆忙撤离被他们围困多日的沙特尔城。他们于14日撤走了大炮，次日，他们的最后一个营帐也从博纳瓦尔至伊利耶尔的道路上消失。
胜利一方的编年史者鲁亚德惊叹道：“因此，在经过十四天斗争和徒劳无功的进攻之后，敌人伤亡惨重，被迫撤退。他们从前趾高气扬地在这片驻地上撑起了令人憎恶的帐篷，如今却只能让这里再次沦为‘撤退之地’。”由于孔代本人事先已经卖掉了教堂的铅质屋顶，敌军掠夺大教堂珍宝和沙特尔城的计划便纷纷落空，只得在大失所望之下，狼狈地撤离，最终签订了《隆瑞莫合约》，人们也称它为“La Paix boiteuse et mal assise”（意为站不住脚的病秧子和平），因为其中一方的谈判代表名叫Malassise（意为病秧子），而另一方的代表是个瘸子。
为了纪念这次的和谈，沙特尔下令每年的三月十五日都要举行隆重的列队游行，圣安德烈街的这一段改名为“布雷西亚街”，重建的城墙上也要刻上纪念性的题词。
说到当地的游行活动，就不得不提一下所谓的“Tour de Ville（城市之塔）”，它也称为La Chandelle du Tour或Le Tour de cire（法语）。它其实是一根巨大的黄色蜡烛，包裹在一个木制的圆筒内，重约220磅。档案记载：“自古以来，沙特尔市一直将这根蜡烛树立在黑脸圣母像前（黑脸圣母像在祭廊前的墩柱上）。最初这根蜡烛由沙特尔的社区设立，作为贡品长燃在圣母像前，祈福沙特尔的平安。”人们每天切下蜡烛的一小片，放到城里的烛台上燃烧。许多年来，Tour de la Ville按惯例出现在教堂各大节日中，特别是十月十七日，就是教堂的光明节，常常能见到这根蜡烛的身影。但在十七世纪时，人们决定在三月十五日，也就是沙特尔从胡格诺派围困中解放的纪念日展出蜡烛。这项仪式非常受欢迎，城里所有的官员都出席了典礼。游行开始前，市长（那时已任命了市长），也有可能是一位当时碰巧在沙特尔作客的大人物，在黑脸圣母的神龛前点亮了第一支蜡烛。从那以后游行队伍就每次都将Tour de Ville带到突破口去，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了大革命时代。
我们可以想象，游行队伍从教堂出发，蜿蜒前行，沿着陡峭弯曲的米雷街一路向下，朝德鲁瓦塞广场和曾是德鲁瓦塞门的新桥走去的场景。那些参加游行的人也许会驻足去阅读刻在城墙和两块六英尺长、三英尺高的石头上的文字，上面用拉丁文记载了围城时候发生的事件，意在启发和警醒子孙后代。据我所知，其中一块石头依然保留在蒂利翁博伊斯·德·瓦列伊太太的花园里，也许从新桥上就能看到这块石头。 队列沿布雷西亚街行进，接着到达街道左侧的布雷西亚圣母教堂。要是读者进入这座小教堂，可能会注意到窗户上方雕刻的纹章，并且还会看到一尊圣母的雕像就在自己的对面。圣母靠在这座老教堂的一块拱心石上，教堂是1599年为纪念解放日而建，就在那道著名的突破口附近。
圣坛周围落着数不清的石头炮弹，都是围困时期留下来的。游客进入右侧巨大的附属建筑当中去，就会发现一些更加稀奇古怪的遗迹，也是围困时留下的——十四或十五世纪布雷西亚圣母教堂的雕像，它的名字就刻在先前讲到的拱心石上。若有游客想知晓其名字的由来，就会有人告诉他，这就是当初树立在德鲁瓦塞门的那座雕像，它奇迹般地拯救了这座城市。当代的编年史者迪帕克告诉我们：“人们尊称呼格诺派军队所有的长官为欧洲最伟大的军人，然而发生了一件肉眼可见的奇迹，让他们都失了方寸，这件事非常出乎意料。奇迹故事是这样的：德鲁瓦塞门上有一座圣母雕像，敌军用加农炮和火绳枪等武器射击它，都没能命中。许多炮弹都打在了德鲁瓦塞门上，圣母雕像就在那扇门上面，放门的吊桥已损毁，炮弹将其一分两半，但竟然没有一颗子弹打中圣母雕像；就在雕像上方几英寸处，如今还能看到许多子弹留下的痕迹。敌军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破坏雕像，但都没有成功。他补充道：“我知道，异教徒和其他一些人肯定会对此嗤之以鼻，不过希律王看见耶稣时也曾挖苦过他。”
沙利纳（生于1596年）很久之前在他的著作《沙特尔的历史》中描述过这个奇迹的另一版本。他写道：“胡格诺派迫近沙特尔，并于三月九日通过他们制造的突破口进入沙特尔，其间偶然发现突破口对面有位抱着孩子的高个子女士，他们向她开火，对她狂轰滥炸，尽管火力非常猛烈（terribilis ut castrorum acies ordinata，原文为拉丁语），却怎么也无法伤到她，他们的子弹也毫无力量地落在墙角下。他们想进城，却又被击退。沙特尔人发现这一情况后，就明白是圣母和圣童在庇佑着这座城市。圣母将沙特尔保护起来，教士们和女人们都开始祈祷，参战的男人们和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都向围攻者出击，一鼓作气地击退了他们。”
故事的后续正如本章开头M.约利特的精美诗篇中所写的那样，在当地民间传说中，当时圣母是将子弹裹进了披风的褶皱中。
建于1599年的布雷西亚圣母教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后又于1843年重建。
游行队伍走出这座教堂，沿着街道前行，随后去到圣安德烈教区教堂以及与之毗邻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然后会在纪念围困事件的浅浮雕面前唱上一首圣歌，之后再沿街道回到沙特尔教堂中去。
正如我们如今看到的那样，圣安德烈教堂的毁灭以及毁灭者对神灵的亵渎，是法兰西无情亵神案例中最无礼的一桩，这座曾经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还曾被用作市政杂物堆放室。虽然我们对这件暴殄天物以及有辱名誉的事感到厌恶，但是我们会发现，这座建筑的遗迹依旧美丽。1865年，这座教堂成为了一个军队牛马饲料商店，在饱受革命党的战火摧残后，教堂最终彻底毁坏，我们对此深感痛惜。先来看下美轮美奂、妙趣横生的西立面，这可以说是中世纪建筑的一个缩影——诺曼或罗马式的拱门，哥特式的开端，焰火式的落幕都展现在建筑中。较低的部分由三个圆顶拱组成，拱腹上有圆形和锯齿形的装饰，拱柱的柱头造型奇特，带有莨苕叶形装饰，奇形怪状的脑袋从枝叶间探出来。三个圆形拱顶上方是三扇尖顶窗。拱腹上的纹饰是侧墩柱上装饰物的延续部分，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个拱顶的过渡性质。三扇窗户嵌在一个装饰简单的檐口上，有枕梁做支撑，枕梁造型也很奇特。尖顶窗上方有一扇焰式玫瑰窗，1865年被大火摧毁。
圣安德烈教堂建于1108年，建造者是沙特尔大主教圣艾夫斯。教堂坐落在沙特尔人口最稠密的教区之一，很快就成了一所教区学院机构。一座巨大的方形塔矗立在翼殿的南侧，塔尖已在大革命时期损毁。教堂东端有个奇怪的特征；十三世纪时，人们在厄尔河边建了一道拱，用以支撑教堂附属的唱诗席和圣殿。十六世纪时，这道拱由让·德·博斯重建成了焰式风格；1612年又在第一道拱的基础上续建了第二道，将教堂与河右岸连接在了一起，建于其上的小教堂里供奉着圣母。沃邦提醒过路易十四要留心这些精美的拱桥，但1805年，拱桥还是崩塌并移除了，所以今天河边只能看到一些奇怪的遗迹。
教堂内部是朴素的罗马风格，尽管后来教堂已无用武之地，但它支撑中殿和走廊的十六根巨大墩柱，依然令人为之震撼。中殿和走廊风格朴实无华，但即使在一片废墟中也显得十分宏伟。
教堂翼殿下方有两个早期修建的方形地下教堂，很值得一看。至于教堂的其余部分，值得一提的只有P.库尔捷雕刻过的木制祭廊，让·德·博斯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据说，在这些雕刻作品中，有一件展现的是一头猪在搅拌黄油——这是一幅刻在石头上的讽刺画，讽刺的是臭名昭著的异教徒，加尔文[7]在这类讽喻当中通常被比作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