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丽的自治区，
仿若繁华逝去后留下的幻影。”——洛瓦尔
沙特尔的城池，由差异明显的两个部分组成：上城区（豪华部分）是令人印象平平的现代化都市，毫无风致可言；下城区，则是风景优美、恬淡朴素的中世纪小镇，厄尔河的一条支流环围、灌溉着它，当地一位十六世纪的诗人曾这样描述过它的下城区：
（法语大意：“笼罩着我们城市的
是哪一条河的水汽，
那潺潺的溪流
环绕着美丽的果园。”）
如同大多数古城一般，沙特尔城最初也只是一座围在坚实城墙内的小城，沿几条主干道向郊区辐射。随着外城区逐渐向外扩张，其重要程度也不断攀升，人们扩建了城廓将其包围在内。这是沙特尔在12世纪的一项显著变动。但到了那时候，封闭在内的城区就显得异常狭小拥挤；据僧侣保罗所说，这是由于该城被黑斯廷斯人洗劫一空后，“民众已无心重建城池，只是在城中每个角落都建起了防御工事来使自己安心，尽管这座古城本就处于城墙的环卫之下。”
那道把“古城每个角落”都包围得严严实实的城墙，如今已无法精确查知。但它必定起于埃塔佩奥芬广场（Place de l’Étape-au-Vin）所在的地方（这间别致的老店建在木头支柱上），并且一路经过了圣艾尼昂教堂与伯爵城堡（今天的比拉德广场），而后穿过小屠宰场，与阿奎利亚港的圣埃曼[1]街相连。顺带提一下，在沙特尔方言中，“Tertres”特指那些带有石梯的小街，这些小街连通了上下两个城区。小城的其余地方，都处在壕沟与壁垒的保卫下。桥梁也由数个木制堡垒守卫着。
城墙之内，大教堂和城堡凌驾于其他所有区域及教堂之上，代表着主教与伯爵的双重权力；围绕这两个地方，聚集起越来越多的附属者，假以时日，他们注定会演变为沙特尔的资产阶级。圣佩雷修道院建在城墙之外，年复一年，它的领土与财富不断累积，不仅激起了主教的嫉妒，同时还诱发了伯爵的贪婪之心。围绕城堡、大教堂和修道院，工匠团体逐渐形成，出于本能和市场需求，他们各自聚集到沙特尔城内几个不同的地方，在中世纪时，慢慢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团体和行会；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非学术的行当中，这些协会至今仍对英国和欧洲大陆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此时的沙特尔，已经出现了一些货币兑换商、鞍具商、皮革商以及金匠。不久后我们就能看到，几乎每条街上，都飘扬着代表某些特定手工艺品的横幅。
在这一时期，佃农的自由权也逐渐得到了保障。他们从地主手下的农夫，转变成依照职责为贵族服务的农业主。不过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付钱或干脆拒绝履行的方式来摆脱这些职责和义务。
就这样，平民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十字军东征时代来临，许多大人物纷纷屈尊降贵向教会投诚。在一股莫名的宗教狂热驱使下，部分年迈的领主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将代表着世俗权力的长矛和利剑交到年轻人手中，自己则披上了上帝的甲胄——皈依基督教。这些耶和华的士兵们以身作则，为了上天堂甘愿沦为所谓的“下等人”，在圣佩雷修道院中过着僧侣一样的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他们开始同情和关心起，那些真正贫穷以及生来便地位低下的人。
尽管在这一时期内，以宪章和明确的权利义务来替代随心所欲的强取豪夺及暴力压制行为，已成大势所趋。但这也仅仅是一种趋势。生活的改善还得循序渐进。通常来说，在11世纪与12世纪，个人的生命与财产还无法得到保障。就以埃尚伯的儿子们为例，他们与圣佩雷修道院的院长在土地划分上产生了争执。但拒绝让教堂法院或土地的女主人赫里森德来裁决此事。因为他们更乐意求助于一位有权有势的朋友——生活在埃坦佩斯镇的约翰，尽管这位朋友对此类事件一窍不通。靠着约翰这座大山，埃尚伯的儿子们抢走了修道院的土地，并放火烧毁了佃农们的房屋。直到僧侣们现身埃坦佩斯，威胁要将该镇从教会中除名时，他们才停止使用这种歪门邪道的手段，同意听从法官的和平解决方式。
在中世纪，罪行是可以用金钱来抵付的。当时还有过一张通用的伤情偿付价格表。物质上的损失一旦得到弥补，精神损失也就不予考虑了。我们在卡特莱尔了解到了圣佩雷修道院僧侣的赔付价格，因为根据这里的记载，理查德·德·埃维耶斯曾杀死圣佩雷修道院中一位名为吉罗的僧侣，而后以四英亩土地以及每年进贡四个区的玉米为赎金，最终令修道院赦免了自己。我们还发现，就在一个世纪之后（1239年），僧侣们又从监狱中释放了一个曾杀害一名教士的男子，除了其他一些补偿外，他还承诺每年会支付30苏的图尔币[2]作为赔款。
由私人纠纷和个人野心引发的战争，以及上文提到的此类伤害事件，在当时频频发生。王室很少插手其中。但也不乏特例——长久以来，胖子路易[3]都是沙特尔近旁的一根尖刺，在长达三年的侵扰战争后，他带兵攻破并摧毁了普伊塞特的领主堡，在教堂的土地上肆意劫掠，对教会的痛苦和惩罚毫不在意。胖子路易废除了针对各位领主的限制条款，同时恢复了对圣母教堂和圣佩雷修道院的掌控权。
13世纪时，国王的权力越来越强大，开始对修道院的资产指手画脚。但圣佩雷修道院的僧侣们，仍然保有对其名下领地的管辖权。因此，当伊利尔斯的领主杰弗里，在僧侣们名下的酒馆逮捕并绞死了一个杀人犯后（1229），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行为越权了。他公开声明，这些地方的管辖权都属于修道院院长及僧侣，并向修道院赔礼道歉，交付了罚款。
通过这种方式，僧侣们从大领主手上保住了自己的权益，但他们与市政府之间还是经常发生此类摩擦事件，这些纠纷通常交由国王法院裁决。有时，法院会提出让他们通过公正的决斗来解决纷争，不过这样的决斗实际上很少发生。法院的提议，通常会刺激双方达成某种共识，或者将其中一方吓退。一对一决斗这种荒谬而残酷的审判方式，最初是从好战的德国部族那里借鉴过来的；德国人坚信，勇士不会遭受磨难，懦夫也不配苟活。在民事和刑事诉讼中，对于年老或体质衰弱的一方，这种挑战往往是致命的，他们的对手却可以逍遥法外；因此，这样的宣判往往会迫使他们放弃公平索赔的权力，或承担不公平决斗的风险，又或者，把赌注压到雇佣兵身上。僧侣保罗记录了两次这样的挑战，并且都颇具人情味。
针对圣佩雷修道院名下的一块土地，雷曼纳德·佩恩勋爵起诉了该院的院长（1090年）；双方来到主教的法庭，沙特尔的主教圣艾夫斯，作为僧侣们的见证人出席了这次裁决。杰弗里，佩尔什伯爵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作为雷曼纳德的见证人出席。双方的辩护律师开始论述并阐明此案，突然，一个名叫洛朗的圣佩雷修道院仆从闯了进来，站在会场中间大声说道，他曾亲眼目睹埃门加德夫人把这些资产赠送给僧侣们。紧接着他又声称，当时雷曼纳德本人也在场，并且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雷曼纳德立即否认此事；仆从则坚持自己的说法，二者都不愿让步。那么这场言语之战，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出胜负？最后，在僧侣们的提议下，洛朗大胆地定下“diem belli et locum（决斗日期和地点）”，雷曼纳德应下了他的挑战。到了决斗那天，雷曼纳德却没有在约好的地方露面——suam presentiam minime exhibuit（这样的行为等同于弃权），那些土地便毫无争议地归入修道院名下。
在大约20年后的另一起案件中，教会成员再次向对手证明了自己的强大；这次也是与财产捐赠有关的问题。雷列维辛的沃尔特，是修道院此次的见证人之一，他也宣称赠送土地时自己在场，并提出用决斗来证实自己的言辞。这次，对方也同样应下了邀约，并认为通过自己早就备下的一些巧妙手段，必定能在决斗中获得胜利，因此率先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面孔。但当发现僧侣们没有任何动摇的迹象时，对手强大的心智令他感到灰心丧气；据说，他还饱受着良心的谴责。此人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恳求院长原谅，并在全体分会成员的见证下许诺，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战斗中，自己都会言行一致，支持修道院。
有时，当世俗的权力无法保卫这些僧侣时，上帝便会伸出援助之手。德罗贡·德·康兰斯的儿子维阿德，就切身证实了这一点。他用不正当手段从圣佩雷修道院抢走了一匹马，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每当他骑上这匹马，便会突发急症。维阿德尝试了四次，回回都是如此；最终他屈服了，将马匹还给僧侣，此事由僧侣保罗记载于1098年。
此外，保罗还讲述了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生动地揭示了骑士时代的社会状况。那时战争成了一位骑士真正的职业，占据了他全部的闲暇时光。日复一日，他们在战争中挥霍着余生，同时为十字军犯下的过错赎罪。他将部分资产卖给教堂，以换取圣战所需的基础装备。圣母教堂和圣佩雷修道院中用作证明的特许状登记簿中，记录着许多此类交易。下面我要提到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例：
福谢之子尼维隆，是弗雷特瓦的勋爵，他的“骑士精神”时不时便要发作一番（对邻居们来说却是天大的麻烦）；据尼维隆自己坦白，带着一队随从进攻恩普兰维尔的村庄，“征用”那些属于圣佩雷修道院的粮食，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但没过几年，尼维隆打算去耶路撒冷朝圣；为了让自己的侵占行为得到宽恕，顺便从僧侣那里得到十三英镑的银币作为旅费，他答应改正这个令人恼火的习惯。
尼维隆还补充到，如果有哪个后人翻脸不认账，就让自己“被等待着惩罚伪誓者的雷电击倒，还可能会同大坍和亚比兰[4]一起被判以地狱之火，在那里遭受永恒的折磨”。那时的法律文件上会有一个精美的基督教指环，十分醒目。在中世纪的外交中，对违约者下咒的确是司空见惯的事。僧侣保罗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这个咒语规定，有罪之人会“和尼禄一起被扔进永恒的地狱之火——尼禄就是那个害得使徒圣彼得死在十字架上，又用剑杀了使徒圣保罗的家伙。”在另一种诅咒中，除其他诸多麻烦之外，人们还发愿违约者将受到永恒地狱的惩罚，失去视力，承受魔王的酷刑。
在那个时代，四处劫掠的爵士与好斗的领主，都不太可能介入到某人平平无奇的人生中去。当然，主教也很少参与其中——对封建时期那些热衷于战争与抢劫之道的主教而言，所谓的祝福方式就是给你一剑。
这些热衷迫害的沙特尔主教中，最有名要属图尔的红衣主教兼神使（1065年）——罗伯特，他曾将整整一个分区的僧侣全部开除教籍，只因僧侣们拒绝接受他强行任命的院长。在罗伯特之后，又出了一个阿拉德，此人满嘴谎言，令编年史者大为恼怒。但这位主教至少还有几分“幽默感”，因为阿拉德的格言便是：金、银以及教堂的珍贵饰物，都不适合放在修道院里，这些东西只会令僧侣们心生傲慢，养成肆意挥霍的恶习。所以，他会把这些东西拿走，以免僧侣们受到诱惑。此外，阿拉德还声称，僧侣们食用鱼类或者动物油的行为是邪恶的，他们应该只吃素，或者努力变成干食者，即只吃普通的风干食物。毫无疑问，为了“帮助”僧侣们达成目标，阿拉德没收了他们的鱼塘，其实是因为他本人非常喜欢吃优质鱼肉，又偏好外国菜色;僧侣们恶狠狠地补充到，“他自己就是个喜欢大吃大喝的人，还总是毫无节制！” (他的肚子就像个无底洞一样）[5]!然而，给我们留下肆意吃喝这一不朽传统的，却是这些僧侣；即便在戒斋日，他们也会在锅里煮上一只家禽，并安慰自己，禽类和鱼类是在同一天被上帝创造出来的，因此可以视为同一物种；至于酒，他们经常在圣马丁修道院的回廊或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早在847年，教堂的理事会就总是忙着处理僧侣们在酒馆中闹出的各种丑闻。当时的僧侣认为，保持身体洁净是一种有罪的虚荣，是对灵魂的污染。
不过，无论阿拉德是否应该受到僧侣保罗的谴责，像他这样的主教在当时都算不上特例了。七年后，杰弗里成了第一个因买卖圣职及其他罪行被开除教籍的主教。他还无耻地表现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试图为自己买卖圣职的行为进行开脱。
当国王责备他将自己赐下的恩泽拱手让人时，杰弗里回答到：“陛下，我又不是白白送给他们，还卖了个好价钱呢。”
但他叛国通敌，伪造证据的行为，终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决定杀一儆百。杰弗里的主教职位被撤销，取而代之的圣艾夫斯，是沙特尔史上最伟大的主教之一。
每年的五月二十日，沙特尔都会举行圣艾夫斯节，展示这位圣人保存在大教堂圣库中的遗物。北边大门廊对面的回廊以圣艾夫斯的名字命名，农民则称他为圣伊夫尔，意为“羊群的守护神”。石雕屏风上刻着他的石像，就挨着福尔贝的石像。但圣艾夫斯的灵魂，或许始终流连在那些他亲自着手修建的灰色方塔中，这些塔楼是如此巨大，又如此地富有灵性，塔尖高耸直指天堂，宛如一双合十向天作祈祷状的手掌。
圣艾夫斯出身高贵，他曾加入奥古斯丁最严苛的教团，戒除荤腥；他天赋卓绝，又在柏克修道院跟随著名的兰弗朗克学习，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柏克修道院，他曾是安瑟伦的同学及朋友；后来，安瑟伦从坎特伯雷去往罗马时，曾到沙特尔拜访过他。从二者的生活方式及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们有着同样和善的性格和出色的才能。圣艾夫斯是一个超前于时代的人，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自己所处的那个世纪。他是一位实干家，一位意志坚定的政治家，一位才思敏捷且满怀热忱的神学家。他没有像福尔贝那样建立哲学学派，而是把手下的僧侣培养成了务实的哲学家。作为一名教会法学家，圣艾夫斯编制了著名的《Décret（法令）》；无论身份高低贵贱，学识渊博与否，人们都去请教他关于神学、法理学以及行为学的问题。而在实际的政治问题上，英法的国王、主教，诸多伯爵、领主以及身份低微的人，也都来向他请教。圣艾夫斯总是带着同情、科学和平易近人的态度来回答这些问题。他的言辞确实是那么的令人愉悦，充满希望；又是那么严密而富有逻辑，坚定又充满活力，带着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与温和。比如，奥尔良主教曾向他请教过一个问题：一位单身男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一个女奴，那他是否能离婚另娶。圣艾夫斯回答道：“如果国依据际法律来判定，那答案是他们应该离婚，因为只有平等的婚姻才是合法的。但倘若我们要依循神的律法——这种律法不考虑社会地位，人人皆平等，因此他们就不该离婚。”他还说道：“应该用烈火与利剑的酷刑来取带那些假惺惺的审判；这些审判是对上帝的亵渎，我经常看到无辜的人受到惩罚，而有罪之徒却逍遥法外。”
圣艾夫斯的灵魂就是如此纯净而无畏，他现在被派来统领沙特尔，在这深受杰弗里荒淫统治之苦的教区里，推行律法、准则与淳正的民风。
要他离开博韦的修道院，去承担所谓的“圣公会重责”，本来大大违背了他的意愿（根据他写的第三封信可知）。
而且由于他不愿接受国王赋予的牧杖，沙特尔的司铎只好用蛮力把他拉到腓力一世跟前，强迫他接受国王赋予的教权象征物[6]（与安瑟伦在英格兰的遭遇相同）。
然而，被罢免的主教杰弗里，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得到了叔父巴黎兼桑斯大主教的支持。圣艾夫斯温和但坚定地抵制他们的抗议，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接任是来自教皇的至高旨意。这场风暴在他的坚毅沉稳下逐渐消散。这位尽职尽责的实干家，刚刚和平坐上主教之位时，就预感一场风暴势必会来临，这场风暴将搅动整个基督世界。
腓力一世与贝特拉德·德蒙福尔结合，公然违抗了教会的律法，圣艾夫斯亲自出面反对这桩淫乱的婚姻。要想理解圣艾夫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必须明白，婚姻的神圣性在当时非常重要——不仅在形式上要遵循婚姻礼俗，也要符合实际的道德规范，圣艾夫斯坚持在所有阶级中坚持推行这个准则。他在信中以顾全大局的判断力以及充分的理解力处理了这件事。
为了在一众贵族面前做好表率，圣艾夫斯一直极力阻止同时主张解除那些违反神圣婚姻法的婚姻。
因此，他现在凭借极大的勇气，决心阻止年近五旬的腓力一世与贝特拉德——安茹伯爵富尔克的第三任妻子通奸。因为腓力一世想抛弃伯莎皇后，娶那个美丽而充满野心的女人为妻。
为了平息所有的顾忌和反对之声，国王打算先设法征得主教们的同意，尤其是诱使圣艾夫斯（圣艾夫斯，第八封信）同意这门婚事。但圣艾夫斯绝不会赞成这种勾当。尽管无法劝阻国王，但他坚持反对并谴责国王的这种行为。他警告他的主教弟兄们，不要堕落成了一条不会吠叫的走狗。他还写信告诉国王，自己宁愿遭受脖子挂上巨石被投入海里淹死的酷刑，也不愿成为促成其与贝特拉德不伦婚姻的同伙。
这是一封情操高尚的信件，遗憾的是，写信人的目的未能实现；婚礼仍如期进行。接下来，就是惩罚正直的主教。或许腓力一世会原谅他，但贝特拉德可不是那种善罢甘休的女人。
沙特尔子爵于格二世杜·普伊塞特就是她的棋子。他奉皇室之命洗劫了圣母院的领土。随后，又趁主教回到弗雷奈[7]附近乡村住宅时，将他抓住并囚禁起来。
当圣艾夫斯被囚的消息传到沙特尔，百姓和僧侣们都拿起武器去救他。但他写信禁止人们为了他而使用暴力。他在信中写道：“战争是狼群的准则，不适合我们这些为上帝牧羊的人[8]。我没有使用武力获得主教的职位，也同样不会使用武力来夺回它。” 同样，圣艾夫斯还制止了那些急于与国王对抗的贵族，又因为担心引发叛乱，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拒绝公开教皇曾寄出的那些谴责腓力一世丑闻的信件。而作为回应的，却是他的土地和财产被洗劫一空。因此，当宫廷迫于教皇的命令最终将他释放时，他才发现自己已身无分文。但他的那份坚定让他最终成功守卫了自己的立场；道义得以伸张。腓力一世被逐出教会，国王被迫向教皇乌尔班二世递交自己的臣服书。尽管他在帕斯加尔二世时期撤回了这份臣服声明，但他和贝特拉德最终还是在巴黎主教集会上公开道歉（1104年）。
圣艾夫斯参加了著名的克莱蒙特会议，在法兰西中心的法庭上，罗马教皇高声表达了他对腓力一世的不满；随后，教会通过了《上帝的休战协议》（1095年），该协议规定：“无论何时，僧侣、神职人员、妇女以及和他们身处同一阵营的人，都应该和平相处；不过在一周的头三天，任何人对他人的伤害都不算触犯和平律法；但在另外四天（周四到周日），任何人倘若对别人做出了任何伤害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神圣和平的破坏，并因此遭到责罚。”靠武力生存的人们，每周只有三天时间可以使用暴力；也就是说，那些以剑谋生的人，一年中有过半的时间都要把剑锋隐藏。这一温和的法令旨在暗示贵族们，要约束自己不受限制的权力，收敛肆意妄为的残忍行径，对于减轻穷人、弱者、学者的苦痛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进步；同时也推动了旅游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世纪的文明开化。
贵族们一直拒绝接受这样的和平共处，因为这与他们的特权背道而驰；在圣艾夫斯的竭力劝说下，他辖区内的贵族及其他人士，都开始遵守这项法令。像这样，通过帮助弱者从强者的极权中解放，圣艾夫斯为后续的人民运动铺平了道路——这场运动将使民众获得决定个人事务的发言权，并且以“公社”的形式为人们争取到市政特许权。
同时，克莱蒙特会议还为那些饱受《上帝休战条约》束缚的基督骑士们提供了一个发泄精力的出口——十字军东征的消息已然遍布天下。
狂热的民众蓄势待发。隐士彼得穿着羊毛外衣，披着粗布披风，四肢露在外面，眼睛里闪烁着引人注目的狂热，以一种怪异的形象出现在人群当中，让人们对东征行动浮想联翩，异常期待。人们一听到他的雄辩，就心潮澎湃，全国的战士都沸腾起来，想要通过征服圣地来展现自己的虔诚与勇敢。各个教区的神职人员都在鼓吹参加这项事业的功绩与荣光。因此，在教皇登上克莱蒙特集市用于斩首的高台演说时，立刻便得到了大群等候多时、狂热不安的人群支持。人们一致同意征集军队。成千上万的呼喊声打断了演讲——“Diex el volt! Diex el volt!（这是神的旨意！）[9]”他们的呼喊甚至盖过了教皇的声音 ——“这是神的意志！” “这的确是上帝的旨意。”教皇重复到，随后交给人们一个红色的标志，作为他们神圣而永不变更的誓约，即戴在他们胸前或肩上的血色十字架。
由此，在意外爆发的宗教狂热中，十字军东征开始了，直到一次中世纪突袭致使尼西亚遭受灭顶之灾，这场运动才告一段落。
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影响同其产生原因一样深远复杂。即便所有人都心怀一种诚挚的宗教愿望，想要为基督世界收复圣墓；即便他们都受着功利之心的驱使——希望得到教皇许诺的大赦以及来自神明的援助；但毋庸置疑的是，许多人心中还暗藏着别的动机和意图。总的来讲，十字军东征展现了高卢人野蛮拓张的扭曲天性，后来法国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与莱茵河，远征美国、印度、马达加斯加与阿尔及尔，涉足英国和俄罗斯，更是不断印证着这一点；通过这些远征行动，法兰西民族得以延续至今，势力不断扩张。就个人而言，拯救教会的愿望，加上重振军威的希望以及肆意掠夺的野心，足以诱使贵族们停下在自家土地上的小打小闹，转而以一种补赎的心态欣然朝着东方诸国进军。这种赎罪精神转移了他们对内斗的热情。而对于他们的追随者来说，在其余诸多因素当中，首当其冲的还是要属对自由的热爱。因为，在十字架的旗帜下，所有被土地绊住遭受奴役的农民，都有机会脱离傲慢的庄园主，带着全家老小搬到一片自由的土地上生活；就像僧侣从规限自己的修道院逃出，罪犯逃避自己将受的惩罚一样。
有关十字军东征的影响，这里只介绍与沙特尔直接相关的部分。他们把来势汹汹的伊斯兰侵略者赶回了君士坦丁堡；将东西方文明结合到一起，促使人类智慧的觉醒，黑暗时代的终结；开辟了新的市场，极大地刺激了贸易——但这些伟大的成就并不是对沙特尔最直接的影响。十字军东征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当地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削弱贵族们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加强了国王与公民之间的纽结。这种扭结打破了封建体制的平衡，农奴制被逐步废除，共同法的威严取代了曾经权力大擎们的不公正判决——他们的判决方式往往是发动私人战争。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通过十字军东征，东方文化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如果隐士彼得没有带领他麾下的十万信徒走上破坏之路，或者安条克的王子博希蒙德没有在圣母院的大殿内接过十字架，那么大教堂的皇家门廊以及象征沙特尔荣光的彩绘花窗就不会是今日这般模样。
和其他许多地方、遗迹与书籍中的大量宗教基金会一样，于1789年解体的沙特尔约沙法修道院基金会，也是十字军东征影响沙尔特慈善机构的一项例证。这座修道院[10]位于距沙特尔约两公里的莱夫山下，那里的地貌类似于约沙法谷。其创建人为圣艾夫斯的继任者杰弗里主教，他原本立誓要去那里修行，后来却阴差阳错当上了主教。即便如此，圣伯纳德还是把该镇命名为提尔（Tyre），好让所有基督徒记得伟人泰伦（Tyron）的名字，他在勒珀什建立的修道院也叫这个名字，建修道院的那块地还是圣艾夫斯赠送的。
每年到葡萄成熟的酿酒时节，圣母院的音乐家和合唱团员就会排起一条奇特的马术长龙，去往约沙法修道院，也就是所谓的“骑马会”，这种习俗一直保持到了大革命时期。这或许代表了某种延续至今的封建义务。经过庄严的拉丁语演讲后，这些“马会参与者”们获准从礼拜堂出发，前去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在离开大教堂前，常常颂唱着有关这一盛会的歌曲。但当他们一上路，骑队就像在“愚人节”那样变得喧闹起来。游行队伍骑着马和驴，穿着五颜六色奇奇怪怪的衣服，手舞刀剑，戴着滑稽的帽子，用各种乐器弄出嘈杂的声音，喧闹的骑队穿过嬉笑打闹的人群，来到约沙法修道院，修道院里早已大摆筵席。我提到的“愚人节”同这种匪夷所思的游行一样臭名昭著，而且还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末。 这是一个在法国广受欢迎的盛会，但作为一个宗教节日，就有点过于轻佻了。它于1月1日在沙特尔举行。维克多·雨果也曾在其著作《巴黎圣母院》的第一章中，描绘过巴黎圣母院举行愚人节五日之后的场景。
合唱团的成员们穿着怪诞的服装，选出了一位疯疯癫癫的教皇，以及一班滑稽的红衣主教，而后又对各类神职人员进行了无礼的模仿。他们在圣殿中跳着过时的舞蹈，在城中四处恣意妄为，与粗俗的乌合之众嬉戏玩闹。在狂欢期间还诞生了另一种“愚人节”，该节日在1300年得到了批准，获准的条件是必须用于庆祝奉献。人们拒不接受这个条件，因此这个节日在次年就被废除了。但1月1日的狂欢活动还在继续，直到“丑闻，无礼行径，道德沦丧以及虐待事件”在狂欢期间频频发生，教堂当权者才在1497年下令将其禁止。尽管面临着被革除教籍的威胁，人们依旧选择继续他们的狂欢活动，因此在接下来的许多年当中，这种伤风败俗的狂欢活动仍然存在。
圣艾夫斯随厄本（Urban）去往法国各地宣传十字军东征，后又回到沙特尔宣讲此事。从沙特尔郡出发的十字军队伍颇为壮大。正如《Foucher（富歇）》（历史学家所记叙的故事）一书所述，十字军队伍中有一位重要的编年史者是沙特尔人，因此沙特尔的众多英勇高洁之士都被载入了史册，如沃尔特•桑萨瓦尔（Gautier-Sans-Avoir）、拉乌尔•博让西（Raoul de Beaugency）以及热拉尔•切里西（Gérard de Cherisy）。英勇无比的沙特尔伯爵带领部下赢得了戈尔戈尼战役（The Battle of Gorgoni），而第一位占领耶路撒冷的也是沙特尔人，名为瑞姆德•克顿（Raimbaud Croton）。但沙特尔十字军中最英明神武的要数埃夫拉德，此人是沙特尔子爵，普伊塞特的领主。他站在奥龙特斯河（法语叫El far）的桥头上，像霍拉蒂乌斯•科尔斯（Horatius Cocles）[11]一样抵挡着欲借此通行的敌军。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一战中，埃夫拉德再次凭借英勇无畏的战绩获得了全军的尊崇。但也有部分基督军在一队敌军孤注一掷的抵抗下落荒而逃。埃夫拉德拦住了他们的退路，并大发雷霆，严厉指责了这批人。
他怒骂道：“一群可恶的懦夫，你们到底是来打仗还是跳芭蕾舞的？难不成是玩过家家的小孩子，是给合唱团伴舞的小姑娘吗？……摒除恐惧，拿出勇气，要记住你们是法兰克人，是英雄的后代！” 埃夫拉德慷慨激昂地补充道：“我的战旗会指引你们——跟着我冲！” 说完这番话，他就开始冲锋陷阵，在他的以身作则之下，十字军将士倍受鼓舞，最终战胜了异教徒。
起初，艾蒂安伯爵扮演的角色并不那么高尚。他娶了征服者威廉的女儿阿黛尔，并且和妻子一样热爱艺术和文学；在那个舞刀弄剑的年代，对艺术和文学的热爱让他显得格格不入。艾蒂安写过一些诗歌，为此，勒芒大主教希尔德伯特还曾夸张地将他与维吉尔[12]相提并论。“他是一位绅士，一位高贵的男爵。”罗伯特•华斯这样描述到。
由于在许多追求上都志同道合，艾蒂安伯爵应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之召，与其一同出航，加入到当时驻扎在尼西亚城外的十字军中。艾蒂安在一封寄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亚历克西斯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对他的盛情款待。他写道：“他待我如此不薄，以至于我同他告别时恋恋不舍，泪眼朦胧。” 艾蒂安伯爵在尼西亚战争期间持续敛财，他在信中告知妻子，自己的财富正在日益增加，在军队中的地位也节节攀升，他迫不及待地想带着这些丰厚的战利品回到法兰西。他像个懦夫一样从安提俄克撤军，并背信弃义，上书给亚历克西斯皇帝，劝止他出手援助当时正被克尔博伽军队步步紧逼的十字军。因此艾蒂安伯爵在回到法兰西后，并不受人欢迎。随后，大部队攻下耶路撒冷，这令逃走的十字军受尽侮辱，于是他们感到万分悔恨。法国的讽刺文学也以诗歌的形式描述过这件事，性格犀利的行吟诗人们纷纷据此创作了短篇讽刺诗，其中包括普罗旺斯贵族伯特伦•德•伯恩（Bertram de Born），他曾给理查德•克尔德莱昂（Richard Coeur-de-Lion）起过“优柔寡断”的绰号。这些心惊胆战的骑士偷偷溜回自己的爵府中，却遭到了尖酸刻薄的抨击。
‘Marques, li monges de Clunhie
Veuilh que fasson de vos capadel
O siatz abbas de Cystilh,
Pus le cor avetz tan mendic
Que mais amatz dos buous et un araire
A Montferrat qu’alors estr’ emperuieur.’[13]
艾蒂安伯爵被这种奚落刺痛，于是他抓住机会发动了新一轮对土耳其的远征。这次他一雪前耻，做出许多英勇的行径，最终为除掉自己身上背信弃义的标签付出了生命。
在出发前，艾蒂安伯爵作出了两个有趣的让步，借此换取了主教的祝福。每当一位主教去世后，他的宅邸都会被洗劫一空，这是当地长期以来的习俗，也是沙特尔伯爵的一项权利。时值圣艾夫斯当任，他的新宅建成时，艾蒂安伯爵便宣布废除了这一野蛮行径。但他的儿子蒂博在圣艾夫斯去世后依然洗劫了其宅邸。艾蒂安伯爵作出的另一项让步与修道院的自主权有关，教士们认为修道院不应受世俗管辖。因修道院的权利问题而产生的争论已持续了三个世纪。直到近年，十字军东征行动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此事才被暂时遗忘。
自福尔贝的时代起，教士们就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蚕食沙特尔——至少在伯爵和百姓看来是这样的；他们要么是通过购买房屋来谋取管辖权，要么是光明正大地索要修建外墙和大门围合修道院的权利；通过这些手段，教士们逐渐在沙特尔建起了城中之城，最终修道院的范围扩大到北起白马街（Rue de Cheval Blanc），南至莱特街（Rue au Lait），西到佩尔切龙（Percheronne），东达米雷街（Rue Muret）的延伸街道蒙托尼埃街（Rue Montonnière）。教会所要求的这些权利最终得到认可，并在1470年由议会正式确立为法令。但正如我们方才所说，这些都是在同伯爵斗争了几个世纪后才得以实现的。教会的特权扩大之后，一些自诩和修道院有关的人也得到了特权，修道院中的一些人便觉得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管辖权受到了冒犯，因此频频以武力侵扰教堂辖区，洗劫圣母院庇护下的商店[14]，将那些不幸的店员抓走并关入大塔中，以换取赎金。教会则用它的万能武器进行了报复——革除教籍。
修道院[15]最终用厚重的墙壁和九扇大门围了起来，大部分都在8世纪时损毁了，不过如今还能看到它们留下的一些遗迹，如白马街的新门（Porte Neuve）与窄门（Porte de l’Étroit-Degré）；变革门（Porte des Changes）（变革街），草药之门（Porte aux Herbes）（莱特街），圣艾街的入口埃维埃门（Porte Évière）；佩尔切龙门（金太阳街），卡奴门（Porte des Carneaux）（圣梅姆街）（Rue Sainte-Même），利杰门（Porte des Lices）（Marché-a-la-Filasse街的入口），主教之门（Porte de l’Évêque）（米雷街）。
留存至今的教士旧宅中，最漂亮的要属坐落在变革街角那一栋，它面朝着教堂的南门廊。令人惋惜的是，法国的功利主义者修复了这座13世纪的老房子，并将它改为邮局，这种做法就像是在圣佩雷修道院旧址中建起邪恶的骑兵营，或是把有趣的隆斯老房改建成面包店一样。
紧挨着修道院的，是隶属圣母院的医院或者说旅馆[16]。它大约建于10世纪，在18世纪时修复过一次，后又遭损坏。医院前不久搬迁到了一个更合适的地方，而旧旅馆及其13世纪的小教堂如今是城里的École Mutuelle （互助学校）。教堂前面清出了一块空地，空地两边分别是福尔贝街和大教堂街，旅馆现在位于这块空地的西南角。
艾蒂安去世后，曾被逐出教会的于格子爵，变本加厉地劫掠着沙特尔民众及主教，他的士兵像劫匪一样把守着街道，导致圣艾夫斯无法出席在桑斯和巴黎举办的大会。圣艾夫斯崇尚暴力，其手下的神职人员也贪婪懈怠，他挑起了无休止的战争，不久后就陷入了同艾蒂安的遗孀——伯爵夫人阿黛尔的激烈斗争中。教会的人发誓不允许任何conditionarii加入他们的行列——conditionarii不是农奴，但要受伯爵夫人差使。伯爵夫人却对此事兴致高昂，坚持要让自己的人加入教会。圣艾夫斯一边竭力安抚她，一边扶持着自己的教会。伯爵夫人回以猛烈的报复，在皮革工街（street des Corroyeurs）抢走了领唱人伊尔杜安的红酒。圣艾夫斯以逐出教会威胁她，她就禁止教士们在她管辖的街道上行走，也不准他们在这些地方喝水吃饭。是时候作出让步了，圣艾夫斯明智地选择了和解，他征得了教皇的同意，允许阿黛尔夫人的手下分享教堂所获的利润。
为了拥护其宗主国，于格子爵一直在教区内搞破坏。好在有一支新的十字军施以援手，圣艾夫斯总算不用再受敌人欺辱。塔林敦的博希蒙德是安提俄克的王子，他来到沙特尔迎娶国王的女儿康斯坦斯，并接受了来自圣艾夫斯的婚礼祝福，而这场婚礼的促成也多亏了圣艾夫斯的努力。阿黛尔伯爵夫人在婚礼上大献殷勤，她的重视反映出了征服者威廉之女婚礼的隆重程度，其排场堪与骗子蒂博的宫殿相媲美。婚礼仪式结束后，众人声势浩大地聚集在Vierge-aux-Miracles（不可思议的圣母）祭坛台阶上，安提俄克的王子讲述了他奇妙的冒险经历，并宣称在之前的十字军东征中，上帝曾赐予他奇迹般的护佑。人们充满好奇地认真聆听，并且逐渐变得热情高涨。正当博希蒙德呼吁听众们向第一批十字军学习，并打算以此结束讲话时，一群骑士冲进来抢走了十字架。领头人正是已经被逐出教会的土匪——沙特尔子爵于格。
1115年末，圣艾夫斯去世。但他一生忙忙碌碌，上任期间给沙特尔教堂建起了大纪念碑，西侧塔楼，以及带有国王夫妇雕像的教堂皇家门廊，其精美程度堪称世界之最。此外，圣艾夫斯还大规模重建了福尔贝时修建的教堂，这一举措十分有必要；因为原来的教堂是在战乱和饥荒时期仓促建成的。圣艾夫斯将教堂加长了大约二十五码，同时将中殿和走廊向西移动了一个隔间的距离，还将地下教堂延伸到了新塔楼的脚下，用壁画加以装饰，现在都还能看到这些壁画残存的痕迹。新建的这些塔楼分布在每条走廊的末端以及教堂西立面的后半部分，至今仍保留着原貌，不过当时，东侧塔楼都在一条直线上，后来塔楼向前移动，与塔楼西侧平齐，才到了现在的位置。
圣艾夫斯凿穿北侧的博伊斯窟（Cave du Bois）和南边的圣马丁礼拜堂，为地下教堂新增了两个入口，铺设了台阶和通道。半圆形后殿的屋顶也进行了修缮，还设立了小天使或者说守护天使的雕像。[17]但圣艾夫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要属那精美的祭廊[18]——我们已经在地下教堂中见过了少量祭廊残存的碎片。与此同时，来自各个阶级的虔诚者都慷慨捐赠，出资装点了教堂其余部分，包括它的礼拜堂及祭坛。唱诗坛内铺设了大理石与马赛克装饰，四周装饰着挂毯，不过现在已经换成了雕石屏。美丽的花窗安置在昏暗的西立面，但外面的光线仍然能穿过雕花窗，五彩斑斓的光线倾泻而下。那时，圣器收藏室中珠宝、文物、圣杯、香炉、十字架、以金银珠宝装订及修饰的祷告文以及教会的装饰品数量不断累积，让沙特尔教堂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教堂之一；直到18世纪，汪达尔人将他们亵渎神明的手伸向了沙特尔教堂。
为了筹措资金修建塔楼以及修复教堂，圣艾夫斯也像前任主教福尔贝一样率直地像国王求助。
要明白，当时他和菲利浦的关系紧张，这种做法其实不太明智。但他派了两个僧侣带着一封信去觐见英王亨利一世，虔诚地表达了希望亨利继续像他父亲一样资助教堂的心愿，并告诉他形体应臣服于意志，因此公民政府也要臣服于教会。圣艾夫斯还告诉亨利，他应当是上帝的仆人的仆人，而非主人；是上帝仆人们的守护者，而非他们的君主。然后圣又补充道，送信的使者会对陛下说明教堂的需求，呼吁亨利像他父母一样慷慨解囊，为教会提供援助。
毫无意外，如此措辞的一封信并未能换来英王的救济，毕竟这位英王还曾从修道院中抢走修女做自己的妻子。第二年，圣艾夫斯请求玛蒂尔达“像圣母慷慨赐予众人关爱那样，表达对圣母的爱”，依旧没有成功。但第三封这样的信却起了作用，用圣艾夫斯的话来说，就是敲开了亨利慷慨之心的门，事情取得了好的结果。亨利一世谴责了玛蒂尔达女王，说她有责任回复圣艾夫斯的信件，于是她给教堂送了许多礼物，其中包括几口钟，收到这几口钟后圣艾夫斯感激地写信给女王：“您如此虔诚，钟所奏出的旋律又是如此动听，因此这些钟对我们来说真是双倍的贵重。每当钟运转起来报时，我们的耳朵就会被如此悦耳的音乐抚慰，心中对您的惦念也再次加深。”在说这些甜言蜜语时，他还不忘提醒女王，教堂的屋顶也急需修缮。圣艾夫斯的这番话十分有用，玛蒂尔达女王去世前，将大量遗产留给了教堂，还单独留了一笔钱给教堂修建铅皮屋顶。圣艾夫斯的魅力以及他对教堂热爱，不止打动了国王和王后，收到他答谢的，也不光是这些大人物。在圣母院的悼词中，反复出现着这样一段话：“11月24日，让去世了，他是维塔尔的儿子，是这座教堂技艺娴熟，忠诚无二的木匠，他总是怀着热爱及热忱为教堂工作。”成千上万的民众带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沙特尔教堂修建华丽的丰碑，而让只是千万名字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