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洛皈依基督教后，便将他在埃佩农附近的马尔迈松领地赠予沙特尔圣母院。这件赠礼的契约书至今仍留存于世，内容如下：
“本人，诺曼底公爵罗洛，愿将名下的马尔迈松城堡，赠送给沙特尔圣母院的诸位同袍，我曾凭手中利剑赢得此堡，如今，这把剑也将作为此事的一个见证，随城堡一同赠出。”
中世纪时，刀剑常用作对某物所有权的象征。对于那个道德与物质失衡的铁器时代而言，它的确是再合适不过的标志物，这下，法国也被卷入时代的灾难之中。
因为此时的法国正处于封建制度铁腕的控制下，城堡时代到来了。随着中央权力的衰弱，强大的封臣、公爵、伯爵、主教以及修道院院长，纷纷在各自的封地内，确立起绝对的统治权。然而，就在这一混乱时期，封建制度异军突起；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封臣与领主之间、领主与君王之间，爆发了同样的阶级斗争。这些斗争最终都产生了相似的结果：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上演着抢占土地、篡夺奴役权、侵犯他人自由的戏码；但要想从一个奴隶手上夺走他的住宅，其难度堪比从一位领主中抢走他的圣俸。因此，在西法兰克王国落幕到秃头查理统治末期，那种绝对的奴役制度下，便催生出新的农奴制度。从此，奴隶制转变为农奴制。农奴从主人手中拿回了自己的人身自由和田地，他们的身体与财产不再归奴隶主所有，只需替农奴主劳动并上交部分收入即可。农奴不再是奴隶，而变为了进贡者。
随着封建制度降临，国家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分为18个省和127个主教区，这种规划在法兰克人统治期间几乎没有发生变动，并一直维持到了加洛林家族统治时期，最终却在十世纪与十一世纪期间逐渐消亡。只有教区的划分，跟随各个教堂一起保留到了大革命时代；这些教区，差不多就代表了罗马时期古代高卢的区域划分状况。在恺撒上位之前，高卢就已分裂为一个个的城邦。这些村落，或者说城邦，至今仍留存于世；它们的数量远远多于城市，并且仍在不断地分裂、扩张。但从800年开始，其中的大多数城邦，都设立起了名字相同且面积相当的郡区，例如沙特尔郡。
987年，法国公爵于格·卡佩[1]决定加冕称王，他手下的各位王室大臣，也纷纷加入到割占土地的行列中，由此打破了沙特尔的统一政权，这种分裂状态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得到恢复。查理曼大帝统治下的法国分为七个郡区，分别是：沙特尔，德勒，沙托丹，布卢瓦，旺多姆，普瓦西以及芒特。但到休·卡佩统治的时期，这些郡区已经只剩下三个，即沙特尔、布卢瓦与德勒；等到出身开普敦的老蒂博[2]（也作骗徒蒂博）上位时，布卢瓦郡更是与沙特尔郡合二为一。二者在蒂博家族统治期间，一直维持着合并状态，直到1218年蒂博六世去世。布卢瓦郡与沙特尔郡，分别由家族中的两个分支继承，之后在1269年，两郡再次合为一体。
1289年，腓力·勒·贝尔[3]继承沙特尔郡，而后把它传给了弟弟查理·德·瓦卢瓦；1346年，查理的儿子腓力·德·瓦卢瓦[4]将沙特尔并入法兰西王室领土。
要理清这段故事的来龙去脉非常简单，因为沙特尔的这段历史，恰与恶名远扬的“骗徒蒂博”密切相关，此人是沙特尔的伯爵，外号“骗徒西奥博尔德”，罗伯特·韦斯称其为“邪魔骑士”。
这个被罗伯特称为“沙特尔城之撒旦”的人，是沙特尔伯国的第一位世袭伯爵。从图尔到布卢瓦，再到沙特尔，他那恐怖的脾气秉性，早已深深烙印在全国人民心中。甚至还有传言说，这位老猎骑兵（蒂博），常在夜里带着一支全副武装的敢死队，从蒙弗劳横渡卢瓦尔河到达贝里，然后如你猜测的那样，进行凶残的突袭活动。这种不安分的精神，令蒂博迫切想要插手洛泰尔一世[5]与诺曼底公爵理查德之间的纷争，并积极投身到接踵而来的残酷战争当中。他入侵了理查德公爵的领土，又用尽一切手段和诡计来洗白自己，因为“蒂博”这个名字，已变成“罪犯和罪恶之徒”的代名词，占领埃夫勒之后，蒂博继续行军来到鲁昂城下。跟据诺曼史学家的记载，他行军经过的地方，都遭到了毁灭性的袭击，以至于整座郡区内连条狗的叫声也听不到[6]。
理查德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蒂博，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但没过多久，洛泰尔一世和蒂博又动起了谋害理查德公爵的歹念。理查德公爵遭遇沉重的打压，好在他精神强大又拥有英勇的追随者，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得胜的理查德公爵在敌军领土内大肆破坏，洗劫并烧毁了沙特尔城以及城中的大教堂。据说，久经沙场的老猎骑兵蒂博回到他曾经美丽的沙特尔城后，便开始一个个数点那些被诺斯人砍下来的头颅。突然，他停了下来，发出疯子般又哭又笑的声音。因为儿子的头颅也出现在他面前，亲眼目睹这一震撼场面后，蒂博便发了疯病。
变革街位于大教堂西南角的对面。沿着这条街一路前行，会到达现代的蔬菜市场——比拉德广场。就是在这里，蒂博厚颜无耻地占用了部分隶属圣佩雷修道院的土地，建起了沙特尔伯爵的堡垒和主塔。蒂博的城堡建在当时的城墙之外，位于埃维耶尔门和森德勒斯门之间。如果抛开旧围墙留下的些许碎片不谈，它几乎没有留下丝毫遗迹。因为主塔早在1587年就被摧毁了，随后在十九世纪，城堡也没能幸免于难。那座有着“国王塔”及“伯爵塔”之称的巨大塔楼，曾被用作监狱；而过去的沙特尔大会，大多也都是在这座古代宫殿宽敞的大厅中举行的。曾有五个世纪的司法判决都在此地执行；每位主教上任前，都要在这座城堡的礼拜堂中宣誓，他绝不会与君主的权力作对。另外，封建朝拜的仪式也在这里举行，因为沙特尔最大的塔楼便在此处。
城堡有着雉堞状的主塔，立于山巅的巨大正立面，以及厚重的城墙和扶壁；而大教堂尖塔高耸，中殿庄严雄伟，拥有神秘的雕塑；这样风格迥异的两处建筑并置于沙特尔城中，显得十分独特。伯爵的堡垒耸立在武装墙和铁闸门背后；同样，主教的据点，也处于众多修道院的保卫之下，只有通过戒备森严的大门才能进入其中；如今，在变革街和莱特街拐角处的房屋上，或许仍能看到伯爵城堡存在过的痕迹。您可以这样理解：如此排布的城堡和大教堂，就像世俗权力与精神力量的石制象征，各自统领着沙特尔古城的一方[7]。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主教与他们的神职人员以及农奴队伍，凝成了一股源源不绝的力量；伯爵的权力虽然与之并存，却随时运的变化历经着兴衰迭代。在这两股力量的追随者和侍从当中，现代资产阶级应运而生。翻开历史的书页，布卢瓦伯爵、沙特尔伯爵和莫城伯爵从我们眼前一一掠过，他们无休止地提高征税额，发动战争，强制征收商品通行费。伯爵们时而与神职人员站在一方；时而又与他们作对；有时会向教会捐赠大笔善款，有时又会对他们加以劫掠。今天，伯爵们离开封地，加入十字军东征为君王卖命，让子爵们代替自己留守在领地内。明天，他们又回到各自的领土，内斗不休，或者试图反叛君王。就算有沙特尔伯爵或他们的亲戚登上了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宝座，这些人也仍旧热衷于战争和劫掠之道。他们抢劫主教，主教们便反过来驱逐这些强盗。他们若动用军队，主教们就从各自的教区中召集武装力量与之抗衡。他们仰仗武力作战，主教们则靠着优秀的个人能力、精密的谋略和自己的笔杆子取胜。
那些伟大的主教——比如福尔贝，艾夫斯以及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主教，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们不仅能成功自保，必要时，还能对来自桑斯大主教、沙特尔伯爵以及英法君王的侵犯行为加以反击。
十一世纪诞生过许多有名的主教。
当然，好坏皆有。继甘特尔梅之后的阿加农主教就属于前者，他一心致力于重建被毁的教堂和修道院，其中包括被诺曼人烧得一干二净的圣佩雷修道院。阿加农的侄子拉根弗洛伊接任主教后，继续着叔叔未竟的事业。他是重建圣佩雷修道院最大的功臣之一，为其增添了许多建筑，并从卢瓦尔河畔的弗洛里修道院带来了十二名僧侣。在院长伏尔法德的管理下，这些僧侣们展现出来的热情和纪律，为沙特尔教会注入了新的生机。而伏尔法德，也注定会成为沙特尔历史上伟大的主教培养者之一。
正是在拉根弗洛伊任职主教期间，于格·卡佩的父亲伟大于格，献上了安格雷县的领土，以证对沙特尔圣母院的热诚奉献之心，“所有的土地，无论耕种与否；所有的葡萄园、牧场、草原和森林；所有的农奴，不管男女；包括为圣里奥而建的教堂。” ——捐献凭证上如是写到，其目的是为了让“教会的弟兄们能从中获得生活必需品，以便能更加自由地履行神职，潜心修行，并为我们整个家族献上更多的祷告。”
根据编年史者所述，沙特尔主教哈杜因虽然接任了哥哥的职位，却没有继承到他的宗教信仰，此人极度骄傲自满，内心充斥着对世俗权力的渴望。哈杜因对圣佩雷修道院的僧侣们发动了战争，并从他们手中抢走了一切他能掠夺的特权和财产。这位编年史者还补充到（他的叙述始终站在圣佩雷一方），后来也有几位主教效仿哈杜因的做法，走上了同样的亵圣之路；挥霍完自己的财产后又去觊觎他人，抱着谋财的心思频频侵扰那些僧侣，甚至劫走了信徒们捐赠给僧侣的大部分物资。主教们原本应该是这些僧侣的保护者，现在却像暴君和强盗一样，恣意妄为，盲目行事。厄德伯爵继承了父亲蒂博的爵位（977年），之后的故事洋洋洒洒，贯穿了几个时代，参见僧侣保罗有关他名字的叙述便可探知一二。
还有一位名为西吉斯蒙德[8]的圣洁神父，在普通人和牧师心中，他的美德与神圣纵白昼也难以与之争辉。西吉斯蒙德，是集基督徒所有美德于一身的楷模，兼具贞洁、谦逊、审慎、虔诚等品质，拥有着热诚的信仰以及幽默的谈吐。当时圣卢宾修道院[9]的院长福尔彻，还把一些葡萄园交给他照料，由此可见，神圣的西吉斯蒙德对于如何酿造出优质葡萄酒也颇有研究。据说有天，沙特尔的厄德伯爵正打算用餐，手下们想找一瓶最好的葡萄酒进献给他，碰巧听说神父的地窖里有免费的葡萄酒。这群人便欣喜若狂地赶到那儿，胆大妄为地闯入酒窖，用皮质囊袋装满葡萄酒运到伯爵府中。善良的西吉斯蒙德从圣所回来后，却发现偷酒的领头人正坐在他的酒窖里，那人嘲笑般地问道：“大师，告诉我，你的酒到底好不好？”这位圣人回答道：“我的兄弟，你又不是没喝过葡萄酒，只消自行品尝一番便可知。”那人又说：“那就麻烦给我一个高脚杯，想必从杯中喝到的葡萄酒，味道会更好。”
那个不幸的家伙刚把杯子举到嘴边，还没来得及品上一口，便癫痫发作，口吐白沫地跌倒在地。他被带回了宫殿，伯爵听说了此事后，便召集西吉斯蒙德到场，下令剜去那些偷酒之人的眼睛，并将葡萄酒归还给他。但看到伯爵如此愤怒，西吉斯蒙德出言表示，什么时候伯爵平息了怒气，释放那些囚犯，并准许他们随意喝酒，他才肯离开。然后，这位圣人便转过身去做起了祷告，多亏了他的祈祷，那些偷酒的人又恢复了健全之身。
厄德伯爵的遗孀伯莎，后来一度成为罗伯特国王的妻子，死于995年。他的爵位由儿子蒂博二世继承，在蒂博二世身上，精神与世俗这两种不同的力量间相互拉扯着；最终，精神力量战胜世俗力量，他宣布皈依圣佩雷修道院。
那个有朝一日会成为沙特尔伟大主教之最的福尔贝，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此事的描述，由僧侣保罗保存并加以完善，这份记录不仅弥足珍贵，同时还能给人以启发。
福尔贝写道：“圣佩雷教堂的修道院长病得很重，但他仍然全权管理着全体教员。当时有个叫梅纳德的僧侣（保罗评价他不像是个牧师，倒像个朝臣！），彼时还是我的一位密友。某天夜里，他偷偷溜出修道院，匆忙赶去拜访蒂博伯爵。蒂博当时整天呆在布卢瓦，梅纳德想找他为自己谋求下任修道院长的职位。第二天，伯爵大人就把他送了回来，还派了几位委员同行，以保他从修道院的同胞们那里得到修道院长级别的隆重接待。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这种行径都感到空前厌恶。因此，我们回应到：我们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因为这样的任命并不合法。我们绝不能接受一个妄图在院长还没去世之前就争夺职位的野心家，成为修道院的新院长。梅纳德骑着马气冲冲地回到了伯爵身边，并煽动青年人的怒火来反对我们。五天以后，吉斯勒贝尔——我们的老院长，去世了。修道院的僧侣们召开了一场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是否支持梅纳德的声明。修道院的兄弟们一个接一个地表示反对。于是，我们派出一个代表团面见蒂博伯爵（当时他还兼任主教），告知他吉斯勒贝尔院长的死讯，并请求他允许修道院以正常程序选举下一任修道院长。但有两个狡诈的僧侣背叛了代表团，他们先一步赶到布卢瓦并对伯爵谎称，梅纳德已被道友们选为新院长。伯爵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当即便在众人面前将教区牧杖授给了梅纳德。这种欺诈的行为，令留在修道院的道友们感到十分愤怒。他们连忙起草并签署如下抗议书：
‘所有的教会都清楚，我们并没有选择梅纳德担任新院长：我们不会支持他，不希望接受他的管理，也不同意这份任命。我们对此抱以反对，拒绝与否认的态度——全体圣佩雷教堂僧侣在此签字。’”
福尔贝在记述中告诉我们，所有的道友要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要么和他一同站在旁边看着其他人签字。他继续写到，第二天，蒂博伯爵回到沙特尔，要求修道院以正式的规格礼仪来迎接他。僧侣们回应到，只要他没有带着伪院长梅纳德，那么他们将欢迎他的到来。伯爵暴跳如雷，但他还是忍耐了一天。而次日，在随从们的吵嚷催逼之下，伯爵强行任命梅纳德为圣佩雷修道院的院长。在这场暴力事件中，圣徒弟兄们害怕被闯入者所玷污，于是眼含热泪，不得不告别耶和华的圣所，前往大教堂避难。当时沙特尔大教堂也没有主教，在教堂坚实的墙壁之内，僧侣们就像两群失去了牧羊人的羊群，惺惺相惜，流着泪互相劝慰。
最终，僧侣们在拉格尼教堂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尽管桑斯大主教以及一些留在圣佩雷的僧侣极力反抗，人民也对此义愤填膺，但由于神职职位的长期空缺，梅纳德还是在一位陌生主教的任命下上位了。
这个故事虽然荒唐，结局却十分平淡。梅纳德仍然低调地控制着修道院，而且“在整个法国，没有一位主教有感于他虔诚的信仰或对神圣法律的忠诚，出面替被驱逐的僧侣们讨回公道。”从罗马朝圣归来后不久（1004年），蒂博伯爵就去世了。他的尸体被带回圣佩雷教堂，葬在他兄弟蒂挨里的旁边。他的墓碑，也随着十七世纪修道院的重建被修葺一新，现在位于巴黎市政厅内。伯爵去世后，圣母院院长拉乌尔接任他成为主教，这位院长曾接纳过圣佩雷教堂出逃的僧侣。对梅纳德的怨恨一直郁积在人们心中。现在，它又死灰复燃了。人们夺去了拉乌尔的牧杖，把他困在主教府邸里关押了一段时间。但当人们看见他积极祷告，热心守夜，谈吐得当，文采飞扬，那些不满的怒火就渐渐平息了。拉乌尔得以重新执掌牧杖，又开始管理修道院。编年史的作者还补充道，梅纳德尽职尽责地供养着他的那些僧侣，甚至只要能呼吸一口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空气，他就充满力量，就能忘我地工作。
962年，在城镇和教堂被毁八天之后，哈杜因主教去世了，虔诚而能干的伏尔法德接替了他。沙特尔人民用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重建了家园。他们还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房屋建造得更加牢固，顺便也扩建了大教堂。看看十世纪圣母教堂和圣佩雷修道院的遗迹，就能推断出他们重建使用的材料数量多么庞大。当然，他们的房子大部分还是木头结构的。伏尔法德把毕生精力用于建造新教堂，它比任何一座你能想象到的教堂都更华美。
殉道堂位于圣母院地下室的中央。在十世纪后半叶，人们热衷于修造巨大的地下室。而伏尔法德，并不仅仅满足于重建吉斯勒伯特烈士的陵墓，他还在其周围增加了宽阔的回廊，又用一堵坚固的环形墙围绕着它。后来，在修建前文提到的那三座小教堂之时，墙就被拆掉了。当时修造这堵墙是为了保护殉道堂——宝藏与圣衣的保存之地，避免它们遭遇任何意外，这堵墙也很快发挥了它的作用。教堂向西延伸，一直延伸到如今正殿过道地板上螺旋形迷宫所标示的那条线。两个巨大的墩柱打进殉道堂中，撑起了抬高的唱诗坛。
要想理清大教堂的建造史，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座由伏尔法德建造的教堂。这一段历史——差不多也代表了基督教建筑的完整历史，就藏在大教堂的内部的建筑构造中，肉眼便能看到。因为无论从规模还是选址看，它都无比接近现代建筑。
如果把那堵环绕殉道堂又与主体建筑楼梯相连的墙算上，再加上地下圣母教堂以及南边的圣物室，这座教堂的长度肯定超过了100码，宽度也至少有30码。但是它的正殿和过道与地下圣母教堂的地板大小一致，都只有现代正殿标准宽度的一半。
同十世纪时的圣马丁-奥瓦尔教堂一样，唱诗席高出正殿10至12级，并围以回廊。教堂内原本还有一对耳堂；如今在同侧的圣萨维尼安、圣波唐蒂安以及圣克莱门特礼拜堂之间的凹陷处，或许还能找到它残留的痕迹。
至于教堂旧时的建筑细节和繁复装饰，如今已无留存。但根据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再对比一些其他修建于十世纪的沙特尔建筑物，也能了解到教堂中存在过哪些装饰，如果和其他建筑的装饰有所不同，又该是什么样的。比方说，现在有一座塔楼，它与圣佩雷教堂宏伟的方塔建于同一时期，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或许在教堂正立面的两侧，的确曾有过这样的两座塔楼。它们没有塔尖，只有金字塔式的四边平顶。有人猜测，是一些矮圆柱或方台柱，撑起了这一连串砖石砌的平圆拱，将过道与中殿相连。但是，那座名为“凯旋门”的大拱顶，把唱诗席与正殿分隔开来，上面有着大量的雕塑和绘画装饰。
柱头及其基座大部分采用罗马式风格，仿照了地下圣母教堂的建筑风格；其余的柱头和基座部分则参考了圣马丁·奥瓦尔教堂，饰以树叶和逼真的动物纹路——中世纪时工匠们常用的神秘符号。这些“活石大师”从此时便开始使用这种方法传递信息。根据查理曼的要求，当时的墙壁上可能还有马赛克和彩绘装饰。过道上方可能有一处单供处女和寡妇祈祷设置的拱廊或者说长廊。如果你参观过伏尔法德墓的入口，就会发现门廊修建得十分简约，与十二、三世纪建造的那些门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些门廊上的雕塑极其精美，记述了基督教的简要发展历程，也作为整座大教堂——这幅精美的艺术画卷，一个浓墨重彩的开篇。尽管殉道堂的的小型顶部可能是拱形的，但大教堂的穹顶却是一个木制平顶，由于没有深入探查过更多的细节（或许会在后面补上），我们也就无法了解到拱形结构的完整艺术。
这座教堂在沃尔法德去世前就建好了，但内部的装饰却由其后继者完成。装修教堂的工巧僧侣已消失于历史之中；这些艺术家们回到修道院，在祈祷和禁食中等待渡过人生中的最后一小时，因为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关于千禧年[10]的宗教传说早已扎根在所有人心中。而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战争、饥荒、瘟疫，还有诺曼人与撒拉逊人的侵略，令人们的精神无比压抑。这种压抑加上对启示的错误解读，让人们误以为，反基督统治的结束，还有世界的终结，必定近在咫尺。他们认定，所有的一切，将在公元1000年伊始宣告终结。
985年，有人打算把自己的遗产捐赠给圣佩雷教堂时，在信上如此写道：“这一系列漫长而无尽的迹象表明，我们将见证世界毁灭，万物终结。”
那些敢于发起生死血战起身反抗，敢于大声喊出“公社”一词的诺曼农民们，遭到封建贵族的残暴镇压。随后，罗马帝国解体，查理曼大帝驾崩，名叫“圣安东尼之火”[11]的瘟疫，饥荒之苦，还有其他数以千计的可怕事件接踵而至，这些足以让世界充满恐惧和绝望。在这个展现耶和华怒火的重要日子里，人们除了在教堂中避难，并在基督审判日里热切祈求外，还能作什么准备呢?
然而整整一年过去了，世界仍旧完好。一股宗教的浪潮席卷了欧洲，人们不约而同地走到圣殿里，向造物主表示感谢。朝圣者涌向沙特尔的圣所，在圣衣跟前献上他们的贡品，并感谢圣母对他们的庇护。同时，他们祈求圣母消除当时一种流行的疾病——它被人们称作“圣安东尼之火”或“怒痛” 。
作为欧德斯的继承者，圣福尔贝[12]本人也曾罹患此病。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记录了福尔贝痊愈的奇迹。
威廉这样写道：“他差点病死了，这种叫做‘圣火’或怒痛（丹毒）的病令他舌头溃烂，十分疼痛。一天夜里，正当他痛苦万分时，他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士神态庄严地穿过无数间套房，走到他身边。她叫福尔贝张开嘴，这位病患照做了。于是神秘的女士就像母亲给出生的婴孩喂奶一样，在他火烧般疼痛的舌头上滴了几滴圣洁的乳汁。他顿时感到舌头上一阵冰凉，病也就好了。”
“福尔贝的脸上沾了几滴宝贵的圣乳，他用贵重的亚麻布将这几滴圣乳擦去，将它们作为沙特尔教堂的圣物，用以纪念这个降临在他身上的神迹。”苏榭补充道：“圣乳仍然完好地保存在那块亚麻布上。”
但福尔贝能够有这样的名气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过神迹。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使他温文尔雅的气质与卓尔不凡的才干得以完全展露。
苏榭记载道：“那是1020年的9月7日，即圣母玛利亚的生日前夕，沙特尔教堂发生了一场火灾。没人知道这场大火是如何燃起的，又是由谁造成的；但圣殿里的东西在这场大火中被烧得一干二净。”鲁亚德（1608）笃信，这场火灾起于从天而降意图摧毁教堂的闪电，是上帝对朝圣者罪恶的惩罚；因为有些朝圣者在守夜时偷欢，这种不洁的行为玷污了圣所。
不管是什么原因，教堂再次被毁；而就像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与法国各地一样，它的毁灭只会催生出一座更华丽的教堂。当时，全国的基督徒陷入了一场狂热的建筑比赛中，昂热、普瓦捷、博韦、康布雷、鲁昂的教堂几乎是一被焚毁就立刻开始重建。拉乌尔·格拉伯说得好：“人性，需从长期的苦痛中萌发，而后慢慢塑造成型；为了披上教堂的白袍，它必须褪去那年生久远的褴褛外衣。”
这位大主教的名字与沙特尔的新教堂密不可分，他就是福尔贝教堂所纪念的那位福尔贝，也是兰斯的格伯特的得意门生；福尔贝曾在圣佩雷修道院行医，那儿的人们一直非常尊敬懂医术的人。但福尔贝不仅仅是一位医生；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数学家、神学家、语法学家以及技艺高超的音乐家。因此，当福尔贝成为沙特尔学派（几年后一位叫做“聋子约翰”的人从这个学派中走出，他是亨利一世钦点的博士，是唯名论派经院哲学的领导者，著名的罗塞林[13]——阿贝拉德之师，也是他的学生。）的领袖后，英国、德国、丹麦和法国各地的学者蜂拥而至，一同来聆听这位“法国苏格拉底”的教诲，从他那能言善辩的双唇之间吸取智慧的戒律和友善的忠告。福尔贝学识渊博，宛如一本百科全书，无论是科学上最精密的细节还是形而上学那极为大胆的猜想，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据我们了解，福尔贝就像一位现代的柏拉图，经常隐居在主教宫殿附近的一个花园里，成日以清澈的溪水（它们在那时还是很清澈的）浇灌自己的身躯。在那里，被他选中的学生围坐在四周，他则用那愉悦而又富有力量的声音，讲述着哲学信条与基督教义。他的学生阿德尔曼形容他为“哲学的导师，时代的奇迹，从阳光中诞生的灵魂。”在这暴乱的时代，仍有许多哲学家受到他智慧的光芒感召，绽放出朵朵罕见的智慧之花；阿德尔曼例举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勃艮第大主教沃尔特，巴黎大主教兰伯特，奥尔良大主教艾格伯特；还有希尔迪埃，一个如苏格拉底般智慧，毕达哥拉斯般博学的人；以及耳朵十分灵敏的音乐家西格。福尔贝的这些信[14]，令他成为晦暗的时代最有趣的史学家之一；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作为神学家他坚如磐石，作为政治家他渴望维护秩序以及司法的公正，作为一个人，他心胸开阔，热情迷人。
福尔贝受到一个神秘的声音鼓舞，这个声音命令他“建造一座与他虔诚的爱及神圣权威相称的神殿”，于是他立马着手筹措资金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室，之后再在上面修建新的教堂。不过为了利用起已有的建筑基础，他沿用了前人留下来的教堂总体格局[15]。旧教堂的地下部分由一个个石窟构成，而且到处堆满了垃圾，这些垃圾快速堆积起来，令中世纪城镇的地面日益升高，因此福尔贝自然而然想到了利用这种建筑规划。但是要想实施这个计划，所需资金数额非比寻常。
好在福尔贝不是一般人。他对那些鼓励神职人员和教区百姓捐赠金钱或物品的手段了然于心，比如在指定的教堂举办特殊聚会进行布道，并承诺为修建作出贡献的人会得到来自天堂的回报。不仅如此，福尔贝还利用自己出色的书信表达能力，最大限度地动用了他在世界各地的人脉。
他先写给了“敬爱的王”，即“国王虔诚者罗伯特（罗伯特二世）”，历史学家认为这位国王比起统治者来更像一位修道士。
“我们手中的资源不足以重建教堂，因此急需援助。神圣的君父啊，求您伸出援手，让我们强大起来，助我们从苦难中解脱，愿上帝将所有福祉都赐予您的灵魂。”
福尔贝曾是这位国王的老师，而且他的言辞也颇具感染力，因此毫无疑问，这位“宗教建筑之父”给予了慷慨回赠。
与此同时，教区内的钟楼都不再鸣响，这种沉默证明着教堂曾遭受的灾难，也诉说着主教的悲伤。福尔贝写道：“天降横祸到我所在的教堂，我想向所有人表达我深切的悲痛。因此，我命令代表欢愉的钟声不再响起。从今以后，它们将以沉默证明我苦涩的悲伤。”
接着，福尔贝又写信给他最尊敬、最虔诚的阿基坦伯爵，后来在大教堂建造期间，他每年都能收到来自阿基坦伯爵的慷慨捐赠。这位主教在信中写道：“您源源不断地对我施以如此数额惊人的捐款，带来许多令我受之有愧的赠礼。如果不能保证您能得到丰厚的回报，我会羞于接受您的赠礼。”
沙特尔及布卢瓦的伯爵厄德二世，生前也是一位慷慨的捐赠者，后来在巴勒杜克战役中牺牲了。丹麦及英国国王克努特也进行了捐赠，一位如此富有的领主愿意出资修复自己郡内的主教堂虽然是预料之中的事，但福尔贝还是深受感动。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记载，克努特“捐助过世界各地许多教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沙特尔教堂，沙特尔教堂滋养了福尔贝，让其以圣洁及宗教理念闻名于世。”
根据历史记载，为了感谢伟大的丹麦国王慷慨解囊，福尔贝主教特意写了一封回信给他。
“托上帝宏福，致信尊贵的丹麦国王克努特，沙特尔教堂主教福尔贝协其神职人员及僧侣承诺替您向上帝祷告。
“当我们看到您的馈赠时，立马便为您惊人的智慧和宗教精神赞叹不已——您的智慧在于您身为亲王，与我们语言不相通，相隔十万八千里，但您不仅热切关注着您周围的事务，也关注着与我们有关的事；您的宗教精神在于，我们早有耳闻您是异教徒的国王，但您的表现证明您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是沙特尔教堂慷慨的施主，上帝的仆人。我们衷心感谢万王之王（耶和华），正是因为他的仁慈，您的馈赠才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祈求主保佑您国泰民安，让您的灵魂摆脱一切罪恶。”
这些就是这位彬彬有礼的主教从王公大臣那里获得捐赠的手段，以及他用以回报皇室赞助人慷慨解囊的精神慰藉。
福尔贝的苦心经营虽然得到了人们的热心支持，但却被沙托丹伯爵戈弗雷的扰乱行为打断。自从厄德得到香槟郡，戈弗雷就对沙特尔的事务漠不关心，而且他同厄德手下的其他大臣一样，也开始效仿其主。他先是大兴土木，在主教的领地正中心修建了加利亚东城堡，现在又开始修建伊利耶城堡，牺牲国王和教堂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福尔贝无法说服修道士般地罗伯特动用武力镇压戈弗雷。因此只能用精神武器来与之对抗，但这只激起了戈弗雷伯爵的报复，导致他动手劫掠了主教名下的农场。厄德夺取了帕拉蒂尼伯爵头衔之后，专注于自己野心勃勃的计划——与罗伯特国王及其继任者作对，根本无暇干涉沙特尔的事。这是因为，尽管厄德已经接受了福尔贝的建议，让三王子亨利接任虔诚者罗伯特的王位，但罗伯特国王去世时，厄德却拥立了四王子。最终，厄德屈服于亨利的武力之下，几年后，这位狂暴的伯爵在巴勒杜克被杀，当时他正在想方设法报复康拉德皇帝，攻击皇帝的封臣歌德罗。
虽然在战事上连连败退，但厄德极大地扩展了沙特尔教堂的权力，提高了其威望。他向沙特尔大教堂和圣佩雷修道院捐赠了很多昂贵的献礼。此外，还捐修了一座小教堂，这座小教堂后来发展成了圣让·恩·瓦雷修道院（Monastery of S. Jean-en-Vallée）[16]。
但在福尔贝死后，厄德开始大举干预教会内务，在分会的请求下，为了抵制康斯坦斯女王的走狗西奥多里克上位，他出手扶持了分会院长阿尔伯特任职主教。厄德抓住机会对抗皇室的旨意，据说他仗着自己见识短浅、目不识丁的名声，宣称除非受到主教法庭的审判，否则决不允许新主教进入他管辖的城镇。但西奥多里克最终还是成功上任。
厄德的巨额财产都分给了两个儿子，他们遵循家族传统，拒绝国王向进贡。但他们的皇室领主有着出人意料的强悍势力，二人被皇室俘虏并囚禁了大约六年。在此期间，厄德的小儿子艾蒂安逝世；而蒂博则在安茹亲王杰弗里的帮助下，以让出图尔郡为代价重获自由。蒂博后来成了沙特尔、布洛瓦、布里及香槟郡的伯爵，但由于管辖区域的划分问题，他和安茹亲王之间生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蒂博的势力还未引起邻居安茹亲王的注意时，他为自己的国王效力，对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1058）。
尽管战争频发，饥荒和疾病四处蔓延，加之伯爵谋反，国王们的势力进一步缩减，但福尔贝的教堂还是在他去世之前完工了。战争结束后，伏尔法德教堂只剩下了几根石柱和一片断壁残垣。1020年冬天，人们一直在清理战火留下的残骸，这项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直到次年九月份才结束。福尔贝记录道：“教堂地下室已经建成，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将它们覆盖起来，以防严冬的破坏（这也是他没有接受阿基坦的威廉邀请出席普瓦捷教堂建成礼的原因）。”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建造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因此他能够放心把工作交给麾下的教士和建筑师，应罗伯特国王之邀去罗马旅行。那位建筑师的名字，或许可以在日期为10月22日的圣母院名录上找到：他叫贝朗热。“Berengarius hujus matris ecclesiæ, Artifex Bonus.（法语大意：贝朗热是圣母大教堂所有建造者中，最杰出的艺术家。）”
相比沙特尔教堂的其他部分，殉道堂的建造还算比较顺利，不过人们认为有必要在高卢罗马墙旁边建一根大圆柱，用以加固拱顶。你或许还能在这根圆柱上看到“福尔贝”的字样，它并非雕刻于现代，但也不是出自某个远古时期。
比尔托神父说道[17]：“如今地下室的环形部分及其拱顶，仍旧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但如果从窗户的凹槽来判断，地板或许降低了很多。
殉道堂的凸面墙从外侧进行了加固，因为它不仅要承受新拱顶的侧向推力，还要承受上方教堂施加的重力。
至于教堂地下室的直线部分，尽管在十二世纪时做了改动，但我们仍能轻易辨认出墩柱和顶板上的十一世纪纹章。建在地下圣母教堂中的两个圣器收藏室，也要归功于圣福尔贝；南侧的那个现在成了圣马丁礼拜堂，北侧的如今叫博伊斯地窖（Cave au Bois），其前身是著名的“铁匣之殿（Place of the Iron Chest）”。
上方教堂的规模与旧教堂相当，但地面却大大升高，几乎同唱诗坛齐平了。
1849年挖掘出了名为“利耶于埃（La Lieue）”的迷宫中心，据此便可判断出教堂的长度，在迷宫所处位置还发现了一些残片，人们猜测那可能是教堂西立面的残骸。教堂内有两条回廊围绕着唱诗坛和礼拜堂，刚好与地下室的回廊相呼应；地面的两个圣器收藏室，应该也建在地下室那两个的正上方。
那里还有一个耳堂和两扇侧门，但规模都不及如今。
教堂的装饰很大一部分都是福尔贝主教的继任者们操持的。
父亲虔诚者罗伯特意外去世时，亨利一世正在梅伦教堂里抄录一份手稿，因此他能顺利继承王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福尔贝的帮助。
作为报答，亨利出资修建了沙特尔教堂的木质屋顶[18]——当时的人对大面积建造石质拱顶的技术还一无所知；亨利的医生让·勒素（Jean le Sourd）是福尔贝的沙特尔学生，也是学派斗争中唯名论派的代表人物，他负责了南门的修建以及其他一些建筑细节的刻画。打造圣衣之匣的唐东负责教堂的正面。一口重5000里弗[19]的大钟，也被挂在伏尔法德仍然屹立的一座塔上。
福尔贝死于1028年，但是工程进展很快，教堂在他去世之前就落成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记载道（《Gest》[20]第二卷，第二十五章）：“福尔贝主教的工作卓有成效，他亲自为教堂奠基，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建造。而且，他还为教堂的荣誉竭尽所能，甚至为了庆祝教堂落成创作了许多音乐。听过他圣歌的人，沐浴在这天国的誓言中，才最能体会他对圣母的敬爱之情。”
事实上，在福尔贝的带领下，沙特尔学派因其乐曲和素歌而广为人知，这些音乐都渲染了教堂神圣的职责。据说著名的方济各·科隆（François de Cologne）以及其他许多名人也都出自这个学派。但福尔贝的个人艺术作品成就，是其中最卓越的[21]。据说他曾与罗伯特国王合创过许多优美的圣歌，其中最著名的“圣母玛利亚降生答唱诵”，是法国第一首用于主持弥撒的圣歌。而为了纪念这位神奇的访客（圣母），心怀感激的福尔贝为此创立了圣母诞生节（Nativity of the Virgin）。它是圣母玛利亚诗冠上最美的花朵，下面我将引用未经翻译的拉丁原文，来展示这首崇高的爱之赞美圣歌，相信会得到大家的谅解。
（拉丁语大意： “正义之阳会照耀着王
而圣母玛利亚宛如星辰，从海上升起；
吾见此圣光幸甚至哉！
世间孕育出精美绝伦的花，
圣灵落在此花之上，
圣母降世，而后孕育耶稣。
我们因主而感到光荣，
然光荣犹如玫瑰，美中带刺，
责令吾改过不吝，从善如流，蒙神之恩宽恕罪孽。”）[22]
福尔贝留下很大一笔财产，用来完成教堂的后续完善工作，后来由他的继承者西奥多里克接手。但当时一场饥荒席卷了法国，这项工作受饥荒影响停滞了一段时间——那场饥荒非常严重，据说当时，连人肉都在公开贩卖，甚至尸体也被挖出来充饥。直到1034年迎来了一场大丰收，这场浩劫才就此终结，之后人们又开始继续教堂的装修工作。事实上，西奥多里克似乎把它变成了一项救济工作。因为僧侣保罗评价道：“西奥多里克将自己的财富倾泻而出，缓解穷人的温饱问题，以便完成赫赫有名的圣母（上帝的母亲）教堂的修建工作，并为自己传播圣洁的名声。”
但是直到1037年，西奥多里克才在亨利一世及其全体朝臣面前，完成了庄严肃穆的落成典礼。
西奥多里克葬在了福尔贝的旁边，他圣佩雷修道院中的墓碑上写着——“圣洁的圣母啊，此人愿为您修筑庙宇，其灵感乃是源自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