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克里先[1]统治时期，最后一次针对基督徒的迫害行动中，初代基督徒们四下逃亡，其教堂也惨遭损毁。因此，圣丹尼斯、圣塞隆及圣马丁的门徒经由卢瓦尔河谷传福音时，却发现受第一批传教士们感化的基督徒，其后代只有一小部分仍然忠实地信仰基督。为了纪念伟大的图尔主教圣马丁为沙特尔传来福音，人们把这座教堂称为“圣马丁所赋予的奇迹”，意指这是他创造的一个奇迹，类似的纪念方式还包括“圣马丁·奥瓦尔修道院”，以及沙特尔大教堂中殿（北侧）和唱诗坛的玻璃花窗。圣马丁既是士兵、隐士，又是主教和圣人，同时还在高卢主建了多所修道院。他的两千个门徒跟随这位圣人一同赴死，而手下雄辩的历史学家塞尔皮修斯·西弗勒斯则向底比斯沙漠发起了挑战，打算借恶劣的气候，将自己磨炼成一位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战士。圣塞隆完成了他在沙特尔的事务后，便转身去往巴黎，途中遭遇暗杀身亡，人们后来把他遇刺的地方称为“塞隆之路”。沙特尔大教堂南侧门廊的浅浮雕中，便刻绘着圣塞隆殉难的故事。
后来，得益于君士坦丁[2]的庇护，沙特尔教区的主教卡斯特建起了第二座大教堂，比第一座教堂的规模更大，而且就修在原来那个献给“将会育有一子的圣母”的小教堂上方，小教堂正对着上方教堂的主体和主祭坛。
同一时期，罗马帝国在高卢的地位摇摇欲坠。法兰克斯同盟国，由居住在莱茵河下游及威悉河沿岸的自由部落组成，曾被励精图治的普罗布斯皇帝赶出高卢，如今又占领了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地区。受朱利安皇帝再次压制后，该同盟国与罗马帝国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盟友关系。但在墨洛温王朝第一位长发国王克洛迪昂（其名字和生平事迹在真实历史中亦可查）的统治下，法兰克斯同盟国的领地一路扩张到了索姆河，并在索姆河与莱茵河之间，建起一个高卢王国。克洛迪昂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了继承权争执不休；其中一个得到了罗马的庇护，另一个则与阿提拉[3]结盟。这位匈人国王正急着想加入一个联盟，为自己打开渡过莱茵河的方便之门，也为入侵高卢找个正当的借口。
南侧拱门上的怪兽装滴水嘴
沙特尔似乎奇迹般地躲过了匈人和法兰克人的凶残袭击。此城之所以能逃过一劫，多半是由于地位不高；而巴黎则是多亏有圣吉纳维夫的祈祷。但遭受侵扰的奥尔良，却被阿尼亚努斯（即下文的圣艾尼昂）成功守住了，他是一位本性圣洁且十分谨慎的主教，一直坚守到罗马和哥特王朝的军队到来，将阿提拉手下的无数掠夺者逼退，最终，双方在沙隆平原交战，阿提拉败走。
这个如今被冠以“安尼阿努斯（Anianus）”之名并由圣艾尼昂创建的教堂，是否就是这位圣徒与他的三个姐妹丹达、蒙达以及艾蒙隆达，出资修建并最终长眠于斯的那个教堂[4]？在圣艾尼昂的墓碑上，过去曾刻有这样两句话：
“躯体置于此穴，
纵然沙特尔世事变迁，艾尼昂主教的魂灵也会永受供奉。”
（这里安眠着沙特尔曾经的主教，艾尼昂先生。他的躯体停留在这地下室中，灵魂已升入天堂。）这座教堂的地下室（修复于十六世纪）和窗户都值得一览。较低矮的窗户中，有九个源于十六世纪[6]，还有九个源自十九世纪，主要由沙特尔人洛林建造，他的作坊就位于风景如画的制革厂街。较高的窗户上，则主要是十七世纪风格的纹章标志。圣艾尼昂教堂在中世纪时频遭烧毁，最后一次火灾是在十六世纪。
因此，尽管圣艾尼昂教堂的正门建于十四世纪，但整座教堂在构造上，仍呈现出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立面左侧的小门也十分讨人喜欢。大革命爆发期间，圣艾尼昂教堂被洗劫一空，里面所有的艺术珍宝无一幸存。这座教堂曾经是弹药库、监狱和军事医院，直到1822年，才由私人出资恢复了宗教用途。博斯维尔瓦尔德先生留下的那些惨不忍睹的彩绘装饰，让人们实在难以对这座教堂的内部留下什么好印象。从远处看，圣艾尼昂教堂就像漂浮在城镇西南方向的林荫大道和桥梁上空；与圣佩雷修道院及圣母大教堂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道风景线。但圣艾尼昂教堂的塔楼实在没有丝毫优雅可言，总的来说，它的建筑也谈不上有什么美感。
如果圣艾尼昂教堂的中殿能与其后殿及地下室相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也算能配得上这个处在圣佩雷教修道院与圣母教堂中间的特殊位置。从圣皮埃尔街沿着圣弗朗索瓦的台阶进入这座教堂，最东端是巨大的扶壁支撑着教堂，沿街厚实的扶垛墙则撑起了曾经的教区公墓——如今的长老会花园，像个趾高气昂的堡垒在头顶皱眉俯视着你一般。但等你走远一点再看，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关于这座教堂还有个传说值得一提。
这是沙特尔一位贫穷裁缝与魔鬼订立契约的故事：如果他的女儿能够恢复健康并结下美好的婚姻，他就在年底将自己的躯体和灵魂都交给魔鬼。到了裁缝必须履行契约的那天，撒旦伴着夜色降临。裁缝的妻子跪倒在地，在她的祈祷和恳求下，撒旦做出让步，答应只要这座小屋中燃着的蜡烛没有烧尽，她的丈夫就不用履行地狱协议。然后，这位机灵的妻子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一把吹熄了蜡烛，狂奔到圣艾尼昂教堂，将蜡烛藏在当时泥瓦匠们正在修建的左侧第一个墙墩里，也就是现在的圣水钵附近。更棒的是，墙墩紧跟着就建好了，蜡烛藏在其中，足以避开撒旦的魔掌。
沙隆战役50年后，克洛维一世领导下的法兰克人在高卢建立了法国君主制，这可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完成的。
这位墨洛温国王一直允许他的高卢子民享有宗教崇拜的自由权。如今，在其妻勃艮第国王的侄女克洛蒂尔达的建议下，克洛维一世接受了兰斯主教的洗礼。这位国王和他的追随者们——那群无论上战场还是去圣洗池都始终追随他的人，后来都成了兰斯天主教堂的成员。
这就意味着，克洛维一世身边拥有了数百位高级教士，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逐渐夺取了整个高卢地区的政治兼精神主权。克洛维一世对这些教堂付以丰厚的回礼。他曾在一个著名的场合说到：“跟圣马丁做朋友代价十分昂贵。”法国君主制能在高卢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与教会之间的这种结盟。克洛维一世的英勇，嘉谋善政以及对教会适时的皈依，令他很快便将高卢的北部行省纳入版图，与此同时，大主教们则可以自由加强对其麾下民众的控制。法兰克人带来的贵族和农奴社会制度，奠定了中世纪生活的基础。
黑暗时代悄然而至。就如吉本所言，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以后，紧跟着便是长达十个世纪的无政府状态和愚昧无知。
对于沙特尔来说，克洛维一世的皈依，还与这里的第一位认证主教索莱姆尼斯有几分联系[7]，克洛维斯曾陪同他参加了主教竞选，并对其进行了问答式的教授。甚至还有人说（尽管没有充分的理由），圣皮埃尔修道院也是克洛维一世建的，这座十分有意思教堂建于十四至十六世纪，至今仍保存完好，与它同时期留存下来的，就只有骑兵营了。
在后继莫洛温国王统治的长久历史中，沙特尔并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在这个野蛮的时代，一切美好的和光明的事物，都只存在于修道院中，与宫廷毫不相干。从克劳德与其子的纷争和罪行记录中解脱出来后，可以放松心情来讲讲一些圣人的生活故事，例如圣鲁宾，他既是牧羊人、修道士、隐士、布鲁的院长[8]，也是在圣艾瑟尔之后继任的沙特尔主教。圣鲁宾是一位具有代表性而又魅力十足的圣人，他的名字和传说至今仍然留存在人们心中。
圣鲁宾对穷人慷慨相助，对病人和体弱者则心怀无限怜悯之情。因此，当马勒德戈德年轻的弟弟卡尔蒂克濒临死亡，请求这位神圣的沙特尔主教用手指滴几滴油为他赐福时，圣鲁宾却立即做了一件她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主教亲自来到这个小伙子的窗边，为他擦洗额头，同时祈祷他能恢复健康。接着，年轻人便睁开了眼睛，一把抓住老主教的手，宣告自己已经康复了。大教堂南门廊的浅浮雕上，便用石头雕刻了这个故事。教堂中殿北侧的第二扇花窗，描绘了主教加冕的场景，您或许可以在上面看到这位圣徒的身影。从那时起，圣鲁宾便像父亲一样关照着这位小伙子，他死后，卡尔蒂克接替他的位置，成为了沙特尔主教。根据为圣卡尔蒂克[9]撰述赞词的人形容，此人德才兼备，如同罗马式文雅的化身——这些罗马的文明礼仪，几乎已被粗鲁的法国人从高卢驱逐殆尽。正如我们所见，圣卡尔蒂克的陵墓如今就在沙特尔大教堂的地下室中，是从圣尼古拉斯礼拜堂中搬迁而来的，这座礼拜堂以前挨着大教堂的后殿，1702年，为了腾出空间给当时的主教建造邸宅[10]，就把它给拆掉了。像大多数六、七世纪时的主教一样，圣鲁宾的墓地位置也不是很好。他被埋葬在圣马丁·奥瓦尔教堂，那里可能是当时沙特尔主要的公墓所在地。这处亡人的避难所，曾多次遭到诺斯曼人的肆意劫掠，又在内战和宗教战争中屡屡受到极端分子的亵渎。十四世纪时，占领该国的英国士兵和侵略者们严重破坏了这座教堂的中殿和耳堂。而孔德（1568年）领导的胡格诺派教徒，则彻底摧毁了圣马丁·奥瓦尔教堂的地下室，亵渎主教坟茔，并将整栋建筑付之一炬。圣鲁宾的墓碑甚至被人扔出了教堂，并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沦为家用，直到最后受霜冻开裂。即使那样，教堂也无法免受当时功利主义精神的影响。人们开始考虑何时建造墓地墙的地基。
圣马丁·奥瓦尔教堂修复于1659年。如今，这里是圣布莱斯临终关怀中心的礼拜堂，可容纳三百到四百名病友。
我在这里提起这座小教堂是有原因的，它是沙特尔在墨洛温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一处遗迹。离开米歇尔广场，沿布里斯街一直走到万川街——你左手边的第一条街道。现在，圣马丁·奥瓦尔教堂带有三个小塔楼的正立面就在你面前[11]，看上去非常简约。走到善终医院的正门口，不妨去参观一下地下室。地下室位于唱诗席凸起的过道下面。它的主体部分，比如中堂、唱诗席及其过道，都带有明显的10世纪风格。关于这一点，你或许还能从教堂中殿醒目的墩柱顶板以及唱诗厅拱廊独特的细长圆头拱门中有所体会。在这个地下室里，除了支撑着拱顶的独立墩柱的柱头之外，另外还有两座非常有意思的柱头。它们分别属于西大厅莱斯科主教纪念碑两侧的灰色大理石立柱。这两座柱头打造于原始而野蛮的六世纪墨洛温王朝，上面的雕刻是如此鲜活有力，看上去怪诞又奇妙。此外，这些雕刻还蕴藏着一些特定的含义，在古代的象征手法中，它们通常代表了关乎生死与善恶的法则。当时，这些雕像主要是为了警示那些进入圣所的信徒，提醒他们“石头也会呐喊”。其中一个柱头上刻着一幅象征爱与和平的图景：两只鸽子合力衔起象征和平的王冠，另有两只鸽子则飞来亲吻宝冠。另一个柱头上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一只巨大的野兽从森林里冲出来，抓住一个人，并咬下了他的半条胳膊。与此同时，这个人的朋友则带着一位手持长矛的援军归来……
提起这座教堂，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我们先前所说发现于此地的圣艾尼昂，有人认为他是沙特尔三世纪时的主教，据说他在获得主教任命的那一刻，便迷失在自己的祷告中（疯了），教友们只好使劲将他拖拽出来，扛在肩膀上，搬到圣母院的教堂里封圣。从那以后，每一位当选的沙特尔主教，在举行隆重进城仪式的前一天夜晚，都要在圣马丁·奥瓦尔教堂内虔诚地静修。
在克洛泰尔二世的治理下，法国君主制得以重新建立并不断完善。沙特尔的领土与纽斯特里亚合并，先后由丕平二世、查理·马特[12]以及丕平三世[13]管辖。查理在成为国王和鼎鼎有名的查理曼大帝之前，也曾统治过纽斯特里亚。其父丕平二世在教皇扎加利的帮助下，成功让查理·马特戴上了本属于克洛维的王冠。丕平二世向教会赠送了许多礼物，来证明加洛林家族对教会的感激之情，表示他们乐于履行对教会的义务。据记载，他在谢礼中还把伊夫利纳森林的一部分划分给了沙特尔的圣母教堂。在丕平二世成功篡夺墨洛温王朝皇位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沙特尔经历着时代暴乱带来的诸多磨难期之一。
据《梅斯编年史》记载，欧德斯之子阿基坦伯爵霍纳德，曾起兵反抗丕平和卡洛曼一世的统治。他于公元745年出兵袭击了沙特尔，将其洗劫一空，当然，也没有放过那个“献给圣母的教堂”。这一事件仅仅是沙特尔人深重苦难的一个序幕，他们注定要与诺斯人的侵略作斗争。据传，当这些异教徒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时，英明神武的查理曼大帝也流下了预知苦痛的泪水。
霍纳德摧毁的，正是那座建于四世纪的教堂。它的木屋顶和支柱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劫难中被彻底焚毁，但古教堂中厚实的罗马式围墙——就是你在殉道堂中见过的那种，历经多次焚烧之后仍能保持完整。因此，这座教堂很快就被戈德萨主教修复完好，后来成为这一事件的纪念性建筑。
丕平之子阿基坦王查理，被囚禁在他叔叔秃头查理的王国里。在沙特尔举办不动产会议（849年）之前，他就被抓到了那里，并被迫在教会的讲经台上大声宣告：出于对上帝的爱，他自愿皈依教会。查理得到了主教们的祝福，主教们为他剃度，给他穿上僧侣的服装，最后将他送到科尔比修道院；这就是当年贵族们除掉那些危险对手的手段之一。
查理曼大帝预感，孙子查理·勒福夫统治下的法国，将迎来新的风暴，这场风暴会毁掉他在有力的管理以及明智的学习之下好不容易取得的胜利果实。
多次战乱的经验，警示沙特尔人提前做了一些防御准备，但他们的防御工事没有起到丝毫作用。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讲述这个故事。1066年至1088年，僧侣保罗完成了拉丁文的《沙特尔圣约书》，他在书中描述到：
“当时的沙特尔（858年）人口众多，是纽斯特里亚最富有的城市，因其巨大的城墙、美丽的建筑和以及浓厚的艺术氛围而闻名[14]。然而，异教徒渡海闯入了纽斯特里亚。他们乘着巨大的尖头海船来到这里，用罪孽之剑残忍地屠戮了几乎整个国家；他们毁坏众多圣所，而后付之一炬；他们攻取城邑，把城邑夷为平地；他们杀死无数的基督教徒，又掳掠教众，把教众变卖为永无自由的奴仆。异教徒肆意挥洒战争的怒火，划船沿着塞纳河溯游而上，蹂躏着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最后，他们来到沙特尔城；为了攻下这座城池，他们荒废了周遭的土地，使之不再宜居。沙特尔城因此失去了四方的援助，由于城中居民人口的减少以及守卫力量的日渐衰弱，在一次夜袭之下，沙特尔就此沦陷。所有的基督徒都像羔羊一样被屠杀。沙特尔曾成功抵御尤利乌斯·恺撒的围困达十年之久，多次击退了来自罗马和阿尔戈利斯的军队。此城使用巨大的方形石头建造，四角筑有高耸的尖塔加固城防，因此它还有一个很贴切的别名：石头城。此外，城内还有许多水渠以及密道，可以供给充足的粮食，想要攻破它更是难上加难。现在却被一个对上帝一无所知的民族放火焚烧，彻底夷为平地。上帝的仁慈，纠正了子民的流俗，避免他们走向毁灭；但他绝不允许这群野蛮人在干尽恶事之后还能不受惩罚——法兰克人已从四面八方集结起来，火速赶往敌人在底瓦河的抛锚地。当异教徒们带着战利品归来时，便撞上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法兰克人，在他们猛烈的攻击下，诺斯人接连倒下，其势如北风扫落叶一般猛烈。”
这位高僧（保罗）用雄辩家一般的愤怒口吻描述了这一切，其中难免掺杂有宗教虚构的成分，有鉴赏力的读者自然能从中分辨出精华与糟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黑斯廷斯人在这场战乱中占领了沙特尔。他们摧毁了这座城市，用剑杀死了善良的弗罗特伯德主教以及大量追随他在圣母教堂寻求庇护的人。沙特尔大教堂，连同圣佩雷、圣塞隆两座修道院，全被付之一炬。
大教堂的珍宝——圣衣
三年后，秃头查理在一次例循的朝圣活动中，目睹了黑斯廷斯对沙特尔教堂的蹂躏[15]，他曾称赞这座教堂是法国圣母院之首。或许是为了安抚当地居民的损失，秃头查理决定把圣母玛利亚最珍贵的一件遗物存放在沙特尔大教堂——这位女神的纱衣（也可能是内袍），由艾琳皇后于君士坦丁堡赠予查理曼大帝。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号“Sancta Camisia”，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圣母的束腰外衣或女式衬衫。因此，圣衣的图样出现在宗教团体成员的纹章以及无数徽章中。此外，从十三世纪开始，就有刻着圣衣图样的金属制品和器皿，用以表示朝圣者的虔诚。这件圣衣，以及它创造的奇迹，直接导致大批朝圣者涌入沙特尔，他们带来的财富，足以让吉斯勒伯特主教修复这座被毁坏的教堂。他似乎仍然沿用修建卡斯特教堂时的设计思路，但打穿了高卢-罗马墙，将教堂向东扩建了。像圣马丁·奥瓦尔教堂一样，新的圣殿抬高了唱诗席，使它的地板比中堂高出两三码，同时还在殉道堂外新建了一个地下室。这样即使在危机时刻，也能尽可能地保证圣衣的安全。
如果编年史家的记载无误，没过多久，所有的居民都认为，这件遗物存放在沙特尔再合适不过。他们对圣衣的热爱和崇敬日益浓烈，圣衣作为沙特尔城守护圣物的名声也就传播开来。
诺斯人最后一次在这片法国的领土上肆意妄为是在911年，当时他们已将纽斯特里亚视为己有。受到侵扰的博斯人逃到森林和教堂中避难，但是森林很快燃起大火，教堂也被残忍的入侵者摧毁。就像多年前带着圣瓦勒度的遗体来帮助他们防御进犯一样，博斯人带着牲畜逃到沙特尔城内寻求庇护时，还一并戴上了圣皮亚的遗骸。这次是诺曼人打来了，那群“漂洋过海的野蛮人”在征服者（威廉一世）的先祖——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洛的带领下，疯狂劫掠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正因如此，编写年代史的僧人坚决不同意主教将这些奥丁之子（诺曼人）纳为基督徒。罗洛向着巴黎地界发起过一次徒劳的进攻，失败后他奋力划桨沿塞纳河而下，而后舍弃船只登陆，向着沙特尔进军，但这次围攻也被迫中止了。史实记载非常枯燥——法国公爵罗伯特在勃艮第公爵和普瓦捷伯爵的协助下向罗洛逼近，而罗洛的军队自从巴黎一战受挫后就士气大减，此时更唯恐退路被切断，因此在第一次进攻沙特尔失败后就退军了；但传说却异常生动，盎格鲁诺曼的吟游诗人伯诺瓦在史诗《诺曼底公爵》中写到：面临此次围剿危机，所有人都向主教戈瑟兰寻求安慰和勇气，因为他是“一位形象光辉、公正不阿、名不虚行的圣人”。伯诺瓦还对后续精彩发展进行了描述，与罗伯特·韦斯[17]、约翰·勒马尔尚 [18]和僧侣保罗[19]的说法基本吻合。作为一位主教，戈瑟兰的确才能出众，不仅写出的祷告文非常有说服力，还擅长一项毁灭人类的艺术——战争。戈瑟兰虽然信靠上天，但也不鄙弃人类协助，于是他号召勃艮第和法兰克公爵前来救援。得知公爵们即将抵达的那天，戈瑟兰离开了他一直镇守的城墙和祷告之地，并且“流下了悲伤的泪水”，随后将民众召集到大教堂。他先是在那举办了弥撒，向上帝祷告，随后又走下祭坛，给人们恕罪。办完这一切，戈瑟兰穿上了教皇长袍，手捧十字架，带领武装列队的居民返回城墙处。他在那扇名为“新世界之门”的大门上方抖开了圣衣作为旗帜，接着猛然开启城门，命令人们勇敢战斗。
“迈向战斗是值得的，
否则整座城市就要沦陷。”
此时出击正是时候，因为勃艮第和法兰克的军队正在不断靠近，他们的头盔和盾牌远看就像在闪闪发光。趁着敌军大惊失色时，受围攻的沙特尔人立马奋起反抗。敌军被这珍贵的圣物（头盔和盾牌）晃得头晕目眩，又受到突围的民众与援军两方夹攻，只好朝着莱弗斯山丘撤军，并在那里安营扎寨。这次屠杀十分惨烈，以至于遇难者的尸体一时竟堆满了厄尔河，完全堵塞了河道（僧人保罗所说）。如今沙特尔主要的旅馆就集中在伊贝尔广场上[20]，根据罗伯特·韦斯、约翰·勒马尔尚和僧侣保罗的说法，广场得此名是由于当时的诺曼人在此地四下逃散。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名字是“枢纽”的意思，因为省里的各条道路从这里向四周辐射，这种说法则显得更为平实。
罗洛在莱弗斯山重整军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普瓦捷伯爵到达此地，他狠狠地责备了他那些勃艮第和法兰克的兄弟不等他来就开始了战斗。盛怒之下他开始追击敌军，但诺曼人以智取胜。罗洛派了三个士兵去平原上吹号，让敌人以为军队在此，把敌军引走后，他和其余部下趁机逃脱。
此次意义重大的胜利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地流传下来。后来人们称诺曼人败退的那扇门所靠近的平原为“击退之原”或“败将之原”。[21]唱诗班席南侧的第一块浅浮雕，就描绘了神圣的主教向围剿军展示圣衣的场景作为纪念。
胜利的队伍将圣衣带回大教堂。当时沙特尔有一位名叫唐东金匠，技艺十分高超，圣衣带回后不久，他用金子和雪松木打造了一个雍容华贵的匣子来存放圣衣。那些虔诚向圣母求助的教徒身上，发生了许多奇迹；英国的爱德华三世和法国的亨利五世，也都来参拜过这个存放圣衣的匣子。许多带着圣衣标志的骑士在最危险的时刻得到了拯救，女人们，尤其是身着仿圣衣的塔夫绸的王后们，在分娩剧痛或遇险时也得其庇佑。。无数的戒指和无价的珠宝镶嵌在匣子四周，或悬于其上；有的是为愿望实现而感激，有的是有所祈求。因此，这个匣子很快就成为了沙特尔最贵重的宝物，存放于在中世纪建的珠宝库中，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它到底有多么的华美。[22]“现存登记着圣衣及相关陈设的册子，让教会学家心驰神往。”这句话引自帕特尔，他提到的那本登记册创作于1682年，这本登记册的注释版（《圣母院古教堂珠宝圣物录》）由梅雷特先生出版。好奇的读者会满怀惊叹地细读这部作品，并且会在浏览长长的珠宝名单时感到惋惜，因为很大一部分珍宝由于国王的榨取、战事所迫以及革命者的掠夺，已经流失了。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圣衣连同放置了它近800年的匣子遭人劫掠。人们卖掉了匣子和上面镶嵌着的珠宝。圣衣则被一分为二，虽然后来又重新拼在了一起，但已经不再完整（剩余3¼ 码，大约6英尺）。圣衣如今放置在两个雪松木箱中，木箱外层用镀金的白银保护起来。其下还放着另一件圣衣，即赫赫有名的艾琳皇后圣衣，以八世纪拜占庭工艺绣制而成。来参观沙特尔教堂的人决不应该错过这些稀奇的遗物，尤其是内容极为丰富的利摩日派搪瓷三联雕（雕于十三世纪，但只有一部分在十八世纪时得以修复）。其余的文物，比如唐东雕刻的匣子，早已丢失，除开上面装饰用的钻石、红宝石、珐琅和珍珠以外，这件珍宝在1562年估值为8980英镑；圣安妮的头颅、鞋子还有其他圣人的遗物也已丢失；圣埃卢瓦的金鹰、罗伯特国王的蓝宝石以及英国亨利三世的珠宝，祖母绿浮雕宝石与耶稣受难像，各种玛瑙、水晶、象牙制品，坎特伯雷挂毯，安妮·布列塔尼的金腰带以及上面点缀着的十五枚红宝石、十枚蓝宝石和六十四颗珍珠，装着托马斯贝克特之血的酒壶等等，都遭到了掠夺并被贩卖，贩卖这些珍宝的人都该遭受天谴。如今还能看到的有：吕宋大主教迈尔斯·迪利埃1540年赠予的精致的香船，亨利三世赠予的精美圣杯（1582年），还有1420年英国贡献的绿色大理石圣坛，当时沙特尔正由英国管控。
此外，还有一枚奖章，这枚奖章是为了纪念1832年霍乱爆发而铸的，同时也为了纪念圣衣在当时所做出的贡献。不仅仅是中世纪，圣母之纱在沙特尔的历史上曾多次起到了重大作用。瘟疫最严重的时候，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庄严肃穆的教士队伍手捧圣衣上街游行，据说就在那时，瘟疫突然消失了，除了两个挖苦这项虔诚活动的人以外，所有生病的人都痊愈了。
我们也不该忘记，1194年福尔贝修建的大教堂被烧毁时，正是圣衣的魔力鼓舞了民心，让他们决定建造一座更大更漂亮的教堂来存放圣衣，用编年史作家的话来说就是：“配得上称圣母的卧榻和陵寝”。[23]
在沙塔尔战败后几个月，罗洛娶了查理王的女儿为妻，并信奉了基督教。纽斯特里亚割让给了诺曼人。诺曼人的破坏暂时平息了，但十五年后，在年轻的诺曼底公爵理查德的带领下，侵略者的地界上又发生了异教徒的暴乱。他们的军队再次涌向塞纳河，沙特尔又成了他们袭击的主要目标。人们团结一致抵御外侵，“Montjoie”,[24]法兰西之家的洪亮口号一遍遍响起，沙特尔和旺多姆的伯爵们也振臂高呼“休想践踏沙特尔！”两种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
“法国人对着诺曼人高喊‘Montjoie’，
沙特尔和旺多姆的伯爵们也高呼
‘休想践踏沙特尔！’”
—韦斯《罗曼·德·鲁》
但很快，侵略战争就停止了。渐渐地，诺曼异教徒成为了法国的基督教徒，他们的后代成了法国的封建贵族，侵略者占领的土地也成了法国最忠实的区封地。从公爵到农民，所有人都信奉基督教。人们对基督教的拥戴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每条街道都挤满了朝圣者，每块林间空地上都建起了修道院，每个镇里都有教堂。葡萄园附近的圣佩雷道院、圣塞隆修道院、圣马丁修道院以及圣卢宾、圣楼梅尔教堂都得到了重建及修缮。威尔福德主教大教堂建成，这一宗教中心的重建，意味着在那个野蛮的时代，人权得到了主张。虽然那个时代缺乏鼓励求知、探究科学和艺术的意识，且到处都是破坏，但朝圣行为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修道院名下的车、制酒厂以及皮革厂越来越多，这标志着僧侣给时代带来了文明的影响。他们的宅邸也越来越多，作为骑士精神的象征[26]，这种现象虽然别具一格，但是却不那么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