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尔坐落于平静流淌的厄尔河畔，一半建在斜坡上，另一半建在河谷洼地的钙质土壤上，打破了博斯平原一马平川的地貌。
事实上，博斯仍是六世纪时，普瓦捷的主教所描述的那个少水、少荫、植被稀薄的平原，但它现在也是一片广阔的玉米地，人们在这里建起了一些零散的农场和度假屋[1]。博斯平原如今是法国的粮仓。法语有言：小麦是博斯平原的象征，博斯是沙特尔的象征[2]。
每到夏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里就像有一张彩色地毯，在宏伟的苍穹之下向着四面八方铺展开去，一路蔓延过玉米地，再被黑色铁轨或是通往德勒、奥尔良和巴黎的公路截断——这些笔直的公路朝着单调而遥远的地平线延伸，一眼望不到尽头。沙特尔大教堂就像一艘远航的船只，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见，光与影在它饱经风霜的灰白墙面上掠过，又或者，借用洛厄尔的诗句来形容：
“寂静而灰暗 如同森林包围的悬崖
海潮缓慢退去 将它留予陆地。”
沙特尔不适合无神论者停留。[3]拿破仑初次进入到圣母大教堂时的惊叹，便是对这座城市一个扼要的总结。因为从其历史最初的曙光直至今日，沙特尔一直保留着宗教中心的传统，几乎没有中断过。事实上，这里也曾出现过其他不和谐的声音，但早在久远以前就已消失殆尽。沙特尔的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战火纷争。恺撒和黑斯廷斯的军队来了又去；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军队也曾穿越过这座古城中狭窄而曲折的街道，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那场播下了法国现代文明之种的革命席卷此地以前，中世纪精神的种种魅力与邪恶就已在沙特尔销声匿迹。曾经象征着德鲁伊教荣光的茂密森林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不可胜数的耕地，与此同时，伐木工人的斧头声也被镰刀的嗖嗖声和脱粒机嗡嗡的响声所替代。尽管历经种种变动，沙特尔仍旧坚守着她的传承。她依然是崇尚圣母的第一座城市，是圣母玛利亚选中的庇护之地。拥有钱币铸造权的中世纪修道士们，在他们的硬币上刻下了传奇人物普里玛·赛德斯·弗郎西的肖像，而当秃头查理将圣衣赠予沙特尔时，便选定沙特尔的大教堂作为最早崇拜童贞玛利亚的圣地，这种荣耀一直维持到了基督教时代的前夕。沙特尔大教堂的地下室曾是古代德鲁伊教徒祭拜圣母的地方：“献给将会育有一子的童贞玛利亚”——怀胎圣母像，也有其他一些迹象表明，这可能是对繁殖女神伊西斯的崇拜，又或者，不过是某个僧侣的手笔。不管怎样，出于一种奇妙的巧合，若干年后，中世纪的石匠们在洞室上方建起了华丽的大教堂——德鲁伊教徒们供奉的神像，正是今天地下圣母教堂中那座雕像的前身，神像置于昏暗宽阔的教堂地下室中，在它上方，便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也最受欢迎的圣地。
那些崇尚童贞圣母和圣童的古老东方仪式所产生的袅袅回音，能打动这些古代的德鲁伊教徒吗？又或者，他们是否能听到，神父们充满智慧而又深奥难懂的言语，以及那些对以赛亚预言的反问：“一个处女如何能孕育生子？”或许可以吧。不管怎样，我们知道，早在基督降生的一百年之前，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就已经在非犹太人的世界广为流传了，那些希腊和罗马作家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据。柏拉图很早以前就在一篇文章中预言了人类理想国的命运，与圣经中的某些语句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维吉尔[4]则提出了一种流传更广的信念，他认为世界的伟大纪元即将重启，并提到了女巫西比尔的预言，就像旧圣约中记载的犹太先知们祈盼弥赛亚到来一般，以直白的言辞祈祷预言中的救世主尽早降临。东方三博士[5]，西方的智者和占星师们，都在迫不及待地盼望着上帝降临人间，直到他们观测到一颗新星在伯利恒上空升起，便向世人宣告耶稣诞生。那些古代的德鲁伊教徒们也在盼望着新神诞生。他们在神秘的圣地中供奉着一个木雕像，即怀胎圣母像——献给将会育有一子的童贞玛利亚，圣地隐藏在密林深处，那儿的树荫下是卡尔努德斯人集会的地方。
因此，透过时代笼罩的迷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庄严曲折的队伍正伴着历史的曙光从原始森林中走来。
打头的是两头白色公牛和祭祀牧师，紧随其后是颂唱着圣歌的吟游诗人和新信徒，以及身裹白袍的先驱。再接着便是德鲁伊教徒。他们中一人拿着面包，另一人拿着盛满水的花瓶，第三人则拿着象征公正的象牙手臂。大祭司走在队伍末端，大橡树的其他牧师和当地部落的首领都聚集在他身边。罗马学者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中提到，橡树是德鲁伊教的圣树，德鲁伊教徒们把树上生长的槲寄生看作是来自天堂的造物，也是一棵树被上帝选中的标志。这种金色的槲寄生枝条被德鲁伊教徒称为万草灵药，大主教正打算用他的黄金镰刀将它们从这棵被上帝选中的橡树上采摘下来。槲寄生的枝条落下时，在半空便落入下方早已备好的白色织物中；待祭品宰杀后，大主教便把槲寄生枝条分发下去，同时祈祷上帝保佑这些得到赐礼的人繁荣兴旺。
这样的仪式，神奇般地预言了此地的历史，因此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当看到朝圣者们像潮水一样涌入圣母神殿，看到祭司和唱诗班的成员们排着长队从大教堂的石雕大门出发，前去参观圣佩雷修道院或圣母小教堂，亦或是看到他们从教堂地下室进到地下圣母教堂朝拜时，[6]就会觉得这些仪式似乎缺少了几分新意。想来，我们也应该像加斯顿·拉图尔一样，多观察一下西方的那些塔楼，就会注意到，这些砖石建筑所用的石头不同于一般的哥特式建筑，其实际体积之大，让人不禁联想到沙特尔圣母祭坛里那些古老的德鲁伊石柱，早在基督诞生之前，这些德鲁伊石柱就受一个神秘的族群供奉着，人们相信这些石柱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预知神恩降临。
那么这些德鲁伊教徒和卡尔努德斯人后来去了何方？沙特尔城的现代名称衍生自“卡尔努德斯人”一词，同时，语言学家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这个名称的根源还可以在“橡树”一词中找到，在凯尔特语中，它和拉丁语的“quercus（橡树）”一词颇有些类似。同样，埃夫勒城的名字源自“ebvre”一词，即“森林”。那时候，整个高卢中部都被衣物一般层层叠叠的橡树林包围着。因此有人猜测，“卡尔努德斯”可能是对这些林中住民的统称，由于德鲁伊教徒选择了这里作为他们集会和祭祀的地点，他们还被特别授予“沙特尔人”这一荣誉称号。这样似乎也说得通。语言学研究是最有意思的消遣之一。它和其他大多数室内游戏一样需要投入智力，并且趣味更甚。研究人类文字的确比追溯血统来得更快，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文字分析得来的结果却没有那么令人信服。因此，如果有人倾向于“卡尔努德斯”一词是从“石冢”衍生而来，那他的想法或许是对的，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毕竟德鲁伊祭坛就是由石柱构成，这些石柱似乎还在祭祀仪式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德鲁伊教徒心中的地位几乎等同于橡树。
罗马人在征服高卢时，对当地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和记录。恺撒在他的自传中写到，高卢人被分成了三个等级——神职人员，贵族以及平民。神职人员享有免服兵役的特权，并且只以口头教授的方式传播教义。据恺撒猜测，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遗忘，同时避免教条沦于寻常；这就导致，除了下文将要提到的部分史实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推测和传说之外，有关德鲁伊教的一切早已无法查证。恺撒还提到，德鲁伊教义的宗旨便是对灵魂永生和轮回之说的信仰。吟游诗人，占卜师以及德鲁伊这三类神职人员中，德鲁伊的地位似乎是最高的，他们后来演变成了哲学家，并在占卜师所研究的自然科学中新增了对伦理学的研究。这些哲学家的研究成果似乎与毕达哥拉斯和婆罗门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大德鲁伊迪维提亚克斯将这些研究成果带入罗马，并向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以及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传教。
可惜，那次传教在西塞罗光辉的生平中并无记载，但卢坎的《内战记》印证了恺撒的说法：
“兵戈交战之声远去后，
德鲁伊古老神秘的野蛮仪式如今再次重现：
一个崇尚宗教的部落，
正徘徊于密林深处。
若遇凡人垂死，他们会歌唱
祈祷在可怕的夜晚，不会有鬼魂造访，
死去的亡魂不会堕入可怖的地狱，
也不会困于地底那阴沉死寂的暗影：
他们不朽的魂灵将一路向前飞行，
在新世界中找寻另一个寄体。
这样，生命便在它无尽的轨迹中永远朝前行进着，
如同一条死亡之线，分隔不同的时空。
只在未来与过去的交汇处，
才有片刻停驻。
他们在北方的天空下发出三声欢呼，
谁最恐惧，最害怕死亡，就要受到鄙视！”
在另一篇文章中，这位诗人用晦暗的语气描述了牧师们惨无人道的仪式；刻画了他们粗鲁、扭曲的形象，以及在圣木上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景，那些用于祭祀的木头上浸满了人类的鲜血。
但除了活人祭祀和对槲寄生的追崇之外，我们几乎对德鲁伊的祭祀仪式一无所知——据说在某些极端的案件中，他们会依据教条判定“只有以活人的性命为祭，才能平息不朽之神的愤怒”。[7]
神职人员的权力可不仅仅只限于宗教内部。德鲁伊同时还是公共仲裁的判决者，那些事关重大的私人纠纷，尤其是涉及谋杀的案件，也都要交由他们来裁决。现在英国成为了德鲁伊教的大本营，但恺撒的记录中提到，过去每年，卡尔努德斯人的领地内都会举办一次盛大的集会，同时进行神圣的庆祝仪式，年轻的祭司们经历漫长训练后首次亮相，每年会从中选举出新的大德鲁伊。这些仪式的举办地很可能就在沙特尔，尽管德勒、塞纳特斯、阿卢耶斯，以及附近其他鼓吹有德鲁伊遗迹存在的地方，也有着类似的证据。
但至少，比起战争据点，沙特尔人的城邦明显更像一个牧师大本营，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高卢战争初期，处于凯尔特高卢人统治下的卡尔努德斯人才转而投向雷米（雷米人），只有很少一部分在积极抵御恺撒的铁骑。事实上，卡尔努德斯人对普罗苏苏尔的态度，是欢迎多过于抵抗的，并且视之为将他们从赫尔维蒂的入侵和日耳曼人的恐怖统治下解救出来的英雄。但当普罗苏苏尔开始介入卡尔努德斯人的内政时，他们逐渐感到不安，并决心摆脱罗马人的控制。由此可见，在恺撒的统治时代到来之前，整个高卢地区显然发生过一场反对君主专制的大规模叛乱，最终，大多数部落得以重获自由，但他们的宪法制度仍旧掌控在贵族和神职人员手中。因而在罗马人到来之前的50年里，沙特尔（Auttricum是它的拉丁文名）一直处于普利斯库斯的统治下。
相传普利斯库斯在世时，一位大酋长的儿子不幸掉入一口深井丧命。这位父亲抱起孩子已经冰冷的尸体，放到他的战马上，疾驰了二十里格（约等于三公里）后，来到德鲁伊祭拜圣母玛利亚的祭坛上，将男孩平放在圣母雕像的脚下。而后，生命力便再次回归到男孩的躯体中，他睁开眼睛，对着圣像露出一个微笑。传言国王普里斯库斯在听闻这个奇迹后，便召集大批牧师和贵族，册封这位奇迹女神作为他的继承人以及王国的女王。
尽管传言如此，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普利斯库斯的统治时代结束后，卡尔努德斯人中便不再有所谓的君主制了。
但当时的确还有个名叫塔司及久斯的人，是卡尔努德斯旧王室的后裔之一。作为效忠罗马的奖励，恺撒恢复了他的世袭王位。这令神权政体感受到了冲击；于是德鲁伊教徒们开始在民众间煽风点火。恺撒第二次远征英国所取得的胜利备受质疑，似乎也为成功起义创造了一个良机。卡尔努德斯人揭竿而起，处死了国王塔司及久斯，他同时也是罗马在沙特尔的代名人。恺撒闻讯后，立即下令派遣卢修斯·普兰库斯领导的军团向沙特尔进军，严惩这些叛乱分子，并迅速占领了沙特尔的冬营地。
1846年，为了修建铁路，工人们移除了沙特尔城西一座位于埃珀斯港和查斯特莱特门之间的巨大土丘。期间发掘出许多罗马、高卢和卡洛文尼亚式的硬币[8]，据推测，这座土丘部分是地下教堂和大教堂地基沉没以后挖出的建筑材料，部分是当年普兰库斯冬营地的残骸。
高卢叛乱引发的一系列动荡提醒恺撒必须迅速行动。在那年冬季结束之前（公元前53年），恺撒的大军便冲进了内尔维人的城池，等到初春时节，大概在亚眠召开了他例常的高卢议会。卡尔努德斯人，塞农人以及特瑞维累人都没有派代表出席。恺撒把这一举动视为宣战的讯号。他立即中止此次议会，下令将其改到巴黎举行，那里更便于抵御居住在桑斯的塞农人，又能防备附近沙特尔城中的卡尔努德斯人。恺撒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举动令这些部落胆颤心惊。叛军首领亚柯连忙召集他的支持者躲入各个城镇中。但一切还未就绪，就传来罗马人已到的消息。通过埃杜维人和雷米人从中斡旋，卡尔努德斯人以及塞农人都派出使者前去求和，乞求恺撒的宽恕。凯撒暂且应下，接着便投入全部精力去对付安比奥里克斯[9]，驱逐特雷维里人和莱茵河沿岸的部落。
但这并非赦免，只是给了他们稍加喘息的时间。公元前53年年底，恺撒结束了对安比奥里克斯的追捕以及对厄布隆内斯人的报复，带领军队回到兰斯，随后召集了高卢议会。他仔细调查了塞农人与卡尔努德斯人之间的阴谋。依照残酷的古罗马旧律，亚柯被处以极刑。他被剥光衣服，脖子用叉子穿透，然后鞭打折磨致死。然而粗暴的镇压并没有让叛乱之火彻底熄灭。同年冬天，恺撒赶去了意大利。在这个节骨眼上，高卢人压抑的愤怒再次爆发。克洛狄乌斯被杀和罗马无政府管辖的混乱状态，使民众原本沉睡的不满情绪，如星火燎原般不断蔓延。高卢酋长们在他们的秘密林地（或许就在沙特尔）集会，讨论了亚柯的惨死，以及日益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罗马枷锁。为了重获自由，所有人都渴望发动一场大起义。他们决定立即行动，以便将恺撒与他在高卢的军队分隔开来。当有人提到谁来充当开路先锋时，卡尔努德斯人站出来承担了这一职责。他们遵循高卢人的传统，互换了庄严的誓言，取得同胞们的支持。到了约定的日期，起义军在古特鲁塔斯和孔肯耐托杜纳斯的领导下，杀死了在奥尔良——这个卢瓦尔河畔的贸易重镇上，所能找到的每一个罗马公民，拉开了这场大起义运动的帷幕。至于光荣的恺撒与忠于部族的维钦托利之间的生死缠斗，我们在此不便展开。我们只消了解，当恺撒开始复仇的时候，第一步就是洗劫并烧毁了已被卡尔努德斯人占领的奥尔良镇。卡尔努德斯人毫不畏惧，集结了12000名族人，转而投向维钦托利——这个凭借一腔孤勇固守阿莱西亚城的勇士。当卡尔努德斯的城镇沦陷时，族人们听从了首领古特鲁塔斯的建议，加入另外的同盟，继续为摆脱压迫者的枷锁一同奋斗。他们加入到别都里及斯人以及高卢的其他部族中，但当恺撒率领他的第六和第七军团向他们进军时，卡尔努德斯人却带着自己的牲畜逃进了森林。然而，即使他们秘密撤入浩瀚的森林中，也还是没能逃出这位罗马将军的手掌心。他们被迫屈从，宣布投降，首领古特鲁塔斯则被罗马人用棍子活活打死。
从此，沙特尔人的国土被罗马帝国彻底吞并，罗马帝国以修造道路、维持秩序以及稍加镇压的政策在此维持长久统治。罗马人享受着这一强有力的管理政策所带来的成果。直到五世纪末，法兰克英雄克洛维一世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同时，奥古斯都为恺撒征服的领地制定了法律，他建立了一个由100多个独立地区组成的高卢治区，最终完美而平衡地适应了军团的发展、河流的流向以及主要民族之间的差别。沙特尔省（奥特里库姆）这时囊括了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区域。改称凯尔特高卢或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里昂高卢行省，这个名字源自其下辖的著名殖民地卢格杜努姆，即里昂。里昂高卢行省的主要城镇仍然是沙特尔、德勒和奥尔良，后来奥勒良皇帝把奥尔良从卡尔努德斯人的领土上分离出来，提升到一个城市的等级，并给它起了这个名字。至于剩下的村庄和要塞，也早在恺撒时代就开始零散分布于森林旷地上。随着罗马大道建成，迪耶普到德勒、鲁昂到巴黎、巴黎到欧坦之间的道路接连相通，罗马帝国的统治日益稳固，这些村庄以及要塞的规模和重要程度也随之不断攀升。作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因素，德鲁伊教一直保持着令当权者不安的影响力，最终被提比略和克劳迪一世所禁止。此后，罗马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在他的著作中以一种保证书式的口吻记载到，在卢瓦尔河上航行就像是在波河或罗讷河上一样安全。“金发碧眼的卡尔努德斯人”这个优美的称号对于罗马的商人和官员，以及罗马的诗人和旅行家来说，都变得越来越熟悉。[10]
但如果德鲁伊教的确存在有关圣母的传说，那么他们和罗马人一样，似乎已经为基督教之种的萌芽备好了土壤。至于谁是那粒种子的第一个播种者，至今仍争论不断。关于基督教萌芽的确切时间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也有人认为大约是公元三世纪。
无论凯尔特高卢是否从使徒时代就已开始传播福音，至少根据历史记载，我们可以肯定，早在2世纪中叶，该地区就已拥有相当数量的教堂，这些教堂成了马可·奥勒留迫害基督徒的主战场。福音在高卢的传播进程零碎而缓慢，并非突然而狂热的宗教大传播，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沙特尔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此地的基督教很有可能从当地丰富的传统中汲取了大量养分，而又与基督教有着相同的本源。因为据说[11]，圣彼得派遣了圣萨维尼安、圣波唐蒂安和圣阿尔丁把福音传给高卢人。在传教的途中，他们来到了桑斯，许多德行高尚的异教徒纷纷皈依，其中包括塞罗汀和伊奥达尔。一个神秘的幻象突然降临，对塞罗汀、伊奥达尔、波唐蒂安、阿尔汀以及萨维尼安发出默示：“一个坚不可摧的信仰之盾将交予汝等，凭此信念穿越高卢及其他城镇，广播福音之真理，破除一切迷信虚妄。”告别这个幻象后，他们便在桑斯组织起教派，又出发前往奥尔良，沿着那条仍被称为“恺撒之路”的罗马大道，来到了沙特尔。或许就是在这儿，他们找到了德鲁伊的祭坛，以及孕育着未知神明的圣母雕像。这位未知的神明将传教士们带到了沙特尔人民面前。传教士们带来的神迹，以及所倡导圣洁生活，让他们的话变得十分可信，因此大部分的居民开始信奉基督教。“传教士们见民众前来皈依，便在城墙内建起了一座教堂，用于供奉上帝之母玛利亚。”
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沙特尔的北墙沿着白马街延伸，如今修道院的房子就坐落在这条街上。波唐蒂安教堂的遗址也许因此而得以确定。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能够很自然地将其与大教堂地下室里的地下圣母教堂遗址一起辨认出来。我们将在本章结束时详细讲述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下教堂，并努力描述它经过的各个历史时期。但现在，我们先来回溯一下这些基督教先驱们的艰辛历史。
基督教的迅猛发展使它很快便与罗马政府发生了冲突。当发现基督教开始在反罗马本土宗教的主要族群中大肆宣扬时，多米提安决定对它加以彻查。各省总督有责任对拒绝崇拜皇帝形象的亵渎行为加以责罚。有一位名叫奎利诺斯的总督，向来以真正罗马式的通透和公正履行着他的职责。他把塔西称之为“邪恶宗教”的传教士召集到他面前，盘问他们为什么要把那些荒谬而耻辱的教义带到这里来。传教士们勇敢地回答了奎利诺斯的提问，并恳请他停止崇拜偶像，拥抱真正的信仰。但奎利诺斯的心硬如铁。他狠狠地鞭打了三个传教士，并把他们扔进了监狱，根据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因憎恨人类本身而被人们所仇视。他们有一个下流的名号：基督徒。”这样的迫害事件理应被记录下来，因为这只是罗马政府容宽大政策下的个别例外。根据罗马人的观点，基督徒是因其冥顽不灵、不善社交以及鲁莽的狂热受到惩罚，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信守的特殊宗教观念。
当时，成群的信徒聚集到关押烈士的监狱门口，他们为解救导师而不停祈祷的行为，招致了奎利诺斯的野蛮行径。当信徒们聚在一起向上帝祈祷并颂唱圣歌时，奎利诺斯派士兵包围并用剑攻击了他们。在那些信徒的领头人中，有一个名叫莫德斯塔的年轻女孩。民间传统上认为她是奎利诺斯的女儿。据说，她被抓到了父亲面前。当奎利诺斯得知自己唯一的女儿加入了这个教派并接受了洗礼时，几乎气得发疯。他放言，女孩儿必须放弃教徒身份，否则就去死。
“没门，”女孩高喊道，“我就是个基督徒！”[12]她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尸体和其他殉道者一起被扔进了一口深井中，“这口井就处在为圣母修建的教堂中”。
吉本写道：“按照现时代的冷静判断力，这些圣徒的壮举很容易遭受非议，而非赞美。他们顶多会对第一代圣徒们表示钦佩，而不是去模仿这一群由塞尔皮修斯·西弗勒斯所生动描述的‘对殉道的渴望远大于远大于主教职位’的先驱者。”
圣莫德斯塔（南廊）
像其他地方一样，殉道者的鲜血在此地凝成教会的种子。仍在执行着残暴统治的奎利诺斯突然暴毙。他的迫害反而增加了信徒的数量。圣阿文丁成为沙特尔的第一任主教，并在奎利诺斯死后的安宁中得尽好处。他在德鲁伊的古老祭坛上，重建了那座由波唐蒂安建起又被罗马统治者摧毁的教堂。这座建筑，很可能一直留存到了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对基督徒进行的最后一次迫害。与此同时，一些王子对基督教的漠视，以及其他人对基督教的纵容，则让基督徒享受到了宗教上真正公开的宽容，尽管这或许不具备法律效力。
这些初代基督徒的勇气和坚毅永垂不朽。为了纪念他们，人们把扔他们尸体的那口井称为利乌井[13]，后来又称为圣堡之井。圣堡之井。
关于这口井的故事，是沙特尔最美丽的传说之一。
“大教堂里仍在举行某种仪式。”塞巴斯蒂安·鲁伊亚尔德写道，“这让许多人感到惊讶。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探究：当主教或牧师主持唱圣歌时，无论是弥撒、晚祷或是圣日，唱诗班都不会放开喉咙响应，只会用低沉的声音回应最近的牧师。有人说，这是对第一批基督教殉道者的永久纪念，正如德高望重的福尔贝在他的第三封宗徒书信中所说：在自由的时代里，人们欢欣鼓舞地庆祝的神圣仪式；而在暴政和压迫的日子里，变成了无声的静默。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教堂里朝圣和礼拜的人太多了，产生的噪音令唱诗班和祭坛上的人难以轻易听到对方的声音从而准确地唱出对应的歌词，才演变出了这样的习俗。
但还有另一种解释。在约沙法修道院的创立者戈弗雷担任沙特尔主教（1116年）时，每当万圣节前夜，人们都会举行虔诚而庄严的游行活动，前往石窟和圣地。
在那些手拿蜡烛，排成队列吟唱的唱诗班里，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是一位寡妇的独子，有着一双蓝眼睛以及一头金发。这位母亲一生中唯一的快乐就是聆听儿子那美妙如笛声般的高音，并在精神上与他站到一起，一同由衷而美妙地赞美至高者。这年的游行活动，她和以往一样站在礼拜者的人群中。母亲的耳朵是如此温情而熨帖，在那些高亢的歌声里，只有爱子的声音充斥耳畔。突然之间，尽管圣歌仍未停止，但对她来说，已是一片寂静。她听了又听，还是没有听到儿子的歌声。这位母亲焦急得快要疯了。她穿过人群，却发现一群悲伤的牧师正站在永恒的圣徒之井旁边。那男孩沉浸在狂喜的歌声中忘乎所以，竟已跨过了无人看守的昏暗井檐，坠入不可测的深渊。
母亲心急如焚地在神圣的石窟旁流连了好几天，一遍遍地祈祷，守候她的儿子回到她身边。最后，在节日的八音阶乐声中，庄严的队伍再次穿过地窖。当唱诗班经过时，这位母亲只是悲痛欲绝地听着。对她来说，这些甜美的和声已再没有什么乐律可言了。
突然，这位母亲十分惊讶：她又听到了那无比熟悉的银铃般的声音，多么悦耳啊！她抬起眼睛，心里面半是希望，半是恐惧。看见儿子正走在他原来的位置，手捧着一个金色的烛台。错不了，这就是她失去的宝贝儿子。他歌唱时的脸庞就像天使一样。
人们询问小男孩在井底发生了什么事。小男孩告诉他们，他听到天使们在响应沙特尔教会的祈祷而欢呼歌唱。从那一天起，唱诗班就不再大声地歌唱诸如“祝君健康”之类的赞歌。因为人们希望能听到天使的歌唱。
许多代作家的记载证明，这口埋葬了许多烈士的圣井就在现如今的圣母院祭坛附近。十九世纪时，为了找到这口井，人们做出了许多努力，但都没有成功。十九世纪时，为了找到这口井，人们做出了许多努力，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901年，人们终于在祭坛的墙后找到了它。历史给予我们如此良机，我们不妨趁机参观一下这座地下圣母教堂[14]，看看大教堂的最初的开端，圣母院的雕像和新发现的烈士古井。
拉乌尔·布特拉斯在他赞美沙特尔的拉丁文诗歌（写于1624年）中写道：“地下教堂位于黑暗的深处，有许多拱门做支撑。其面积与上方的整个教堂一样。一束暗淡的宗教之光，奋力穿过深陷地底的窗户。当你走下台阶来到这里，注视那神圣的祭坛，心中就会充满神秘的敬畏感。数千只火把将圣殿照耀得清晰可见，祭坛上升起馥郁的烟气，牧师们来回走动，在圣母像前履行着他们神圣的职责，神龛里挂着许多用于供奉和祈祷的金银制品。”
当我们走进这个地底深处的教堂，一种奇怪的情感油然而生。这就是教堂的起源，当时，早期的基督徒在这幽深的地方唱着赞美诗，以此逃避长官奎里诺斯残酷的惩罚。但他们不畏惧他的十字架，利剑和狂怒之火。奎利诺斯从主的手中劫掠走这支英勇的乐队，并将他们血肉模糊的尸体抛入深井中。现在或许还能见到这口井，但为了防止有人失足跌落，它被围起来了，因为“据说，有人曾掉入井中。基督徒们聚集于此，不仅是为了颂唱赞美诗，更多则是为了躲避迫害维持生活。因此，他们在这个藏身之处挖了一口井，用来提供饮水。”
从以上几段文字中，明显可以看出，这口著名的井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就已存在，但不久之后“由于地下空间充斥着潮气，人们将这口井掩盖了起来[15]。”这口井被掩盖起来之后，有人蓄意讹传了这口井的位置。翻修圣母殿时，人们在这口井和祭坛之间砌起了一堵横墙。教堂改建完成之后（1671年），公众得知这口井如今就在新祭坛的台阶下，因此，当有人跪在那里，特意对着这口烈士之井祈祷时，看上去就像是在对圣母表达敬意。历史学家认为，这口井应该在祭坛的后面，但后来，负责填埋这口井的监工教士推翻了这种说法，并且给出了一个误导性的论断，说祭坛在改建过程中向后移动了。人们相信了他的说辞。十九世纪，当人们竭尽全力，一次又一次地找寻这口井时，总是假设祭坛已经如此移动过了（因此找不到这口井）。这段愤世嫉俗的箴言警告我们，要保持警惕，以防忽略了那些从不撒谎的人，有时候也会不值得信任。直到1900年，勒内·梅雷特先生的小册子《圣母古教堂》问世，基于历史性研究的细致考古调查终于开启了，并在不久之后取得了成功。布特拉斯的说法再次成真，也就是说，这口“或许还能见到的井”的确在圣母祭坛的后面。地下圣母教堂。
地下室最古老的部分，同时也是整座大教堂中最古老的部分，要属圣卢宾的殉道堂或小教堂。要知道，这个地下室，并非一开始就是地下室或殉道者陵墓，也不是教徒在地下挖的祷告室，而是建在山顶，地面之上的一个小教堂。由于四周沉积的泥土，年复一年地不断升高，最终将其掩盖起来，它才变成了所谓的地下室。因此，新教堂自然就建在旧教堂的上方。考古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中世纪欧洲城镇的地面，大多由灰尘和碎石堆积而成，每隔一个世纪，地表就会增高一两英尺。并且，沙特尔的古迹中，还发现了高卢罗马人的地下建筑，深约十八英尺。如果我们去参观圣卢宾的殉道堂或小教堂，会发现那里有一面高卢罗马人修建的墙壁，建于四世纪。这可能是当时教堂半圆墙的一部分。伴随着沙特尔的兴衰变迁（我们无法逐一记载），这座教堂历经数次破坏与重建，最终发展成了现在法国最大的教堂，其规模仅次于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坎特伯雷教堂。这座地下教堂有着两条侧廊，起于西边正对着上方教堂过道的塔楼，组成了一个蹄形的曲线，恰好位于地面教堂唱诗席和圣殿的下方，长366英尺，宽17至18英尺。此外还有两个耳堂，七个半圆形小教堂，以及一个正对着上方教堂唱诗席的殉道堂。
教堂地下室的完整发展历程可总结如下：
殉道堂中，残留着一面四世纪时的半圆墙，858年，在紧挨着这面墙的地方，建起了两根大柱子，用于支撑上方新修的唱诗席。与此同时，还在半圆墙上凿开了窗户。为了撑起上教堂的半圆形后殿，962年，又另外增加了两根独立的墩柱，不过这样一来，半圆墙上的窗户就被第二道加固墙给挡住了。修建半圆形后殿的那年，又新建了两个耳堂。1020年，福尔贝把这些耳堂向西扩展，非常接近如今的规模，这样的扩建虽然没有移动圣母祭坛，但它不再安置于厚厚的墙壁前，而是围在了一条走廊中——这样的排布，更便于当时的朝圣者从圣殿中通过，直到今天，这种格局也十分方便。这位了不起的主教还凿穿了耳堂东边的墙，扩建了教堂，挪出一条回廊。建起了三个带有深嵌的圆头窗的大礼拜教堂（花窗上分别绘制着有关圣约瑟夫、施洗者圣约翰、以及圣安妮的故事）。为了支撑这条回廊的拱顶，又在殉道堂旁边新建了一堵承重墙。
十二世纪时，西边的两座塔楼建了起来，人们扩建了福尔贝设计的长廊，与这两座塔楼相连。除了地面教堂那些被门廊遮住的窗户外，其余窗户的位置都进行了抬高，并且面积也相应地扩大了。四个带有尖角窗的小礼拜堂，夹在福尔贝建造的那些半圆型大礼拜堂之间。这些教堂还存留着十三世纪早期的绘画遗迹。与此同时，十字翼廊也进行了延伸，现在必须要在入口处修两座新台阶了。
南面台阶漂亮的门廊，也是那时候修建的。最终，当大教堂的走廊修建完成时，两条十字型翼廊便借助拱形的通道连接在一起，北侧的翼廊靠近地下圣母教堂，南侧那条则于1681年改建成了圣尼古拉斯礼拜堂。
从东南方门进入教堂地下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半圆形礼拜堂的玻璃窗，然后沿着一段石阶往下走，借着昏暗的烛光，会看到左边是1020年福尔贝始建的南长廊，这条长廊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扩建，直至与西侧的塔楼相连。
现在你所处的地方，是地下室原先的南侧翼廊，这里的许多砌砖，明显出自十世纪的匠人之手。左边第一个礼拜堂如今供奉着圣马丁。它最初并不是一个礼拜堂，十二世纪时，还只是地下室的一个入口。十七世纪时，人们对它进行了改造，但从窗户和拱顶来看，这里直到十九世纪才被用作礼拜堂。里面放置着教堂原来唱诗班屏风的一些碎片，这些屏风在十七世纪时遭人破坏。
这些碎片上记载着耶稣诞生时的一些场景，美丽非常。碎片上方的墙上，则固定着一些令人惊叹的拱心石，以及两块刻着黄道十二星宫图的浅浮雕，它们至今还保留着十三世纪时的原始色彩。19世纪打造的木制格栅对面，是一块来自圣马丁·勒·维安迪耶教堂的石头，这块石头在法国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石头上刻着圣尤斯塔斯打猎时的情景，他跪拜基督面前，基督身后则站着一只牡鹿；圣马丁将斗篷赠与一个穷人的场景；以及圣母和幼年基督站在圣路易斯和约翰中间的场景。
石头下方有一个精美的教堂早期圣水盆，角落里放着圣卡尔蒂克的石棺。这位沙特尔教堂的主教于557年去世，石棺上雕刻的日期，早已根据这位圣人调任主教的时间和忌日，做了相应的更改。
左手边的第二个礼拜堂（最近一次由M.杜兰德修复），供奉着圣尼古拉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这座礼拜堂了。圣尼古拉斯礼拜堂的对面，是圣克莱门特礼拜堂，里面装饰着十二世纪时的壁画。这幅壁画，从右到左依次绘制着圣尼古拉斯、圣詹姆斯、圣伊莱斯以及一位跪着的国王。
横贯地下室的木质屏风安装于1687年：屏风后，左边是十三世纪的浴池，上面绘制着十二世纪时耶稣诞生的壁画，部分已损毁。教堂的门廊挡住了几扇窗户，其中位置最低、面积最小的窗户，是福尔贝建教堂时留下的，十一世纪建的门廊把它遮住了，所以十二世纪时，它没有像其他窗户一样得到扩建。画廊的尽头，是一个大洗礼盘，专门用来施以洗礼。铸成于十一世纪。洗礼盘旁边有四个柱子，柱顶造型奇特，引人注目。
从画廊最后一个隔间的基座和顶板来看，它是十二世纪才新建的，同时期建造的还有西南方向的旧塔楼（维厄钟楼），二者通过一段阶梯连接在一起。画廊的墙壁，比如北边的那一面，用现代风格的壁画装饰着，有的是与沙特尔教堂相关的历史事件，有的则描绘了沙特尔教区内，历代圣人的生平。这些壁画都已残缺破损，即便在最精美的时候，它们更多展现的也是科学，而非艺术。
现在沿着楼梯原路返回，绕半圆形后殿的马蹄形曲线前进。右手边是七个后堂，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七个后堂，分别是供奉圣母玛利亚、圣艾夫斯、圣福尔贝的礼拜堂以及圣器收藏室。这几个礼拜堂是1194年增建的，而第二、第四以及第六个礼拜堂，分别供奉着圣安妮、施洗者圣约翰和圣约瑟夫，这些礼拜堂则早在1020年就建成了。值得留意的，是圣安妮礼拜堂的玻璃花窗。据说，她孕育了神圣的玛利亚。当我们看向教堂高处时，会惊讶于那些花窗和雕像上，竟有如此多的重要位置，都分给了圣安妮——就比如，北侧翼廊最大的那扇花窗。这是因为，死于第四次圣战的沙特尔教堂伯爵路易斯，将这位圣人的头颅，从君士坦丁堡带到了沙特尔教区。
圣器收藏室的对面是殉道堂，或者说是圣卢宾礼拜堂的入口，正好处于圣殿下方。这个礼拜堂的可谈之处太多了[16]。因此，只需留意那些有助于说明其历史的特色建筑就够了。首先，从现代建造的入口进入，这个入口取代了原来的楼梯和门道；接着你会看到右边的圆柱，圆柱底座的深度，就代表着原始教堂地板的高度；而后是藏宝室；再然后，是四世纪的墙壁，墙上平整地砌着一层罗马薄砖；最后是圆墙和九、十世纪的墩柱。西侧的高卢罗马墙，可能是沙特尔旧城廓的一部分。
向西走，离殉道堂渐行渐远，我们在右边的台阶上前进，左边是皮伊特圣堡，圣堡前面就是地下圣母教堂的祭坛墙。十七世纪时，建造了这面挡住圣井的墙，与此同时，通往礼拜堂的环形通道也建了起来，石工把它们处理得像是古德鲁伊“石窟”内的天然岩石。
从诺伊夫钟楼下延伸出一条走廊（建于十一、十二世纪），礼拜堂就建在走廊北部。两排长长的吊灯点亮了这条走廊。那么，接下来就是布特拉斯所说的神秘的神龛了，他花了大量篇幅来描述这个神龛。神龛里放置着那座赫赫有名的雕像，千年来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17] 。自从福尔贝建成这座教堂并离开的那天起，无论是国王还是百姓，富人还是穷人，学者还是十字军，罪犯还是圣人，不计其数的朝圣者跪倒在这座神龛脚下。据说，这里就是从前高卢牧师们举行集会，安放“德鲁伊神像”的地方。这座雕像一直以来都是圣母荣光的象征，直到1793年，革命党人在皇室门前将之烧毁。新的圣母像是以旧神像为模型建造出来的，于1857年完工，地下室在被修桶工人用做仓库整整六十年后，终于恢复了它原本神圣的职能。北墙上可以看到三扇十二世纪时的窗户留下的痕迹，修建北侧门廊时，把这些窗户给挡住了。南边墙上则残留着十二世纪的壁画。教堂其他的壁画都是M.保罗·杜兰德最新的代表作。拱顶是十七世纪才粉刷的。
1793年被毁的那座神像，其建造时间是否早于十一世纪，如今还是一个疑问。有人猜测，之前的德鲁伊神像“圣母抱子”于1020年在一场大火中焚毁，之后福尔贝雕了一个新的立在那里。也有人认为，从木头的颜色来看，这座神像可以追溯到德鲁伊时期。因为圣母像的脸庞“虽然黝黑，但长相标致”[18] ，就像皮里尔教堂中那座黝黑的圣母像一样。但我们无法确定，这种黑色是源自时间对木头的侵蚀，还是代表着东方的风格、色彩和设计，至少对我来说，它在大教堂的一众玻璃花窗和雕塑之中显得尤为醒目。
还有一个奇怪之处也不得不提。圣童的眼睛是睁着的，但抱着圣童的母亲眼睛却是闭着的。据说这是因为，德鲁伊教徒想以此来表示信仰仍处于黑暗之中，当时他们所崇拜的圣母还未现世。但圣母会在时机成熟时，以超自然的方式孕育并诞下圣童，他的生命无始无终，不受时间约束，旁观万物生死，因此圣童的眼睛是睁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