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法国前，我从中岛健藏[1]那里收到他翻译的《阿尔芒斯》，便打算到达法国后与当地的实景互相对照着读一读，因此只带了这一本书来，没想到最终一字未读，把这本书原封不动地又带了回来。到了如今再读此书，从巴黎到诺曼底这一路的描写，正巧与我去鲁昂的行程重合。

不论何事都带着算计，要是没有打小算盘的心思就连风景都不想创造，巴黎人的这种特征在本书中遭遇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姑且不谈作者本人司汤达是格勒诺布尔[2]人这一因素，巴黎本身确实有值得被攻击的价值。

然而，这份“值得被攻击的价值”却是最令我们外乡人深思的问题。巴黎是所有外乡人攻击的目标。而且，不论是何人以何种手段进行攻击，最终他们也会变得像自己所攻击的对象那样。也正因为他们变得如此，巴黎才能以“你最终认清了你自己”的姿态再默默将球踢回来。

来自全世界的有才华之人，在巴黎遭受过一次攻击之后再失落回乡之时，本人的姿态也会完全改变。妇人自矜于美貌前往巴黎，再在领悟到美貌在此毫无价值后回归故里。在这样一个地方，男性完全轻蔑女性，女性也根本瞧不起男性，这互相的轻视最终变成了恋爱。这应当是最为新颖的近代恋爱的形态了吧。对于这般男女之态，究竟要怎样的批判才算有效呢？戏剧比人生要高尚得多，此言非虚。

《巴黎晚报》上曾经刊登过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在青年时代写过司汤达论也写过小说的报道。在日本的主流观念里，一般认为只有蠢人才去写小说。不过在巴黎，变成这样的蠢人反倒对生活大有裨益。我从未见到过别的任何一个国家会如同法国这样，将文学放在指导生活的位置上，并用文学滋润着普通人的生活。所以纪德才会说，热爱文学的傻瓜之中存在着尚未世俗化的伟大之物。然而无论是谁，都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时候，大家都又各自回归本我，变回青年。

到60、70岁开始学习语言，对待16、17岁的少年也保持着平等的尊敬。不拿年龄当回事的法国人这份特立独行的态度之根基，我想就在于他们永远都在自己的年龄中努力去发现青春吧。我在巴黎停留的这些日子里最为羡慕的便是这里的老人们的美好与伟大。原来彻底贯彻个人主义，会让男性活得如此精彩。我总是将注意力用于观察老人，也弄明白了一点：日本人所谓的“老年人就该有老年人的样子”的品德并不会真正地让人生变得幸福。我能够怀着16岁少年的心，重新尝试去学习一些事物，并且领悟到近代素养中最重要的便是保持少年之心、不再把自己往所谓成年人的方向硬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法兰西。这并不是浅显的青年论。因为没有谁可以定义怎样才算真正的成年人。

我曾以“失望的巴黎”为题向《文艺春秋》寄稿。这篇新闻稿在现居巴黎的日本人中引发了争议，令身处的日本的友人们为我担心不已。然而这个题目并非我本人起的。我不仅没有对巴黎失望，反而在这里收获颇丰。据说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位生活在柏林的日本人写了柏林的食物味道糟糕，于是收到了许多从日本的来信，纷纷攻击他“你根本不懂柏林的美食”。看来在日本国内曾有过远渡重洋经历的人之中，各自以守护者圣地般的精神，将异国当做心中故乡而生活着的日本人依然不在少数。

巴黎守护人与柏林守护人与伦敦守护人之间热烈的争执是在国外时不时就能见到的光景，而这之中态度最为激烈的当数柏林党。正宗白鸟[3]在莫斯科时，有位给他当向导的日本人曾说过，正宗白鸟每走到哪里都是一步一骂。于是这位向导建议，要是莫斯科让他这么不愉快的话，或许早点离开莫斯科会更好。想来这位向导也并非真是多么热爱莫斯科，只不过在一片土地上呆得久了，就自然感觉到对这里的亲密，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也有像西条八十和藤原义江这样的人，在国外相遇时，两人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不管怎么说还是日本最好啊。真想早点回去。”这样看来，似乎那些长年憧憬着异国的人们也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也有在外国生活了十年以上的人对我们新来的人说“要是不从日本出来留洋看看，人会变傻的”。从这些人的脸上，看不出他们究竟是年轻还是年长。我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年龄，是以出生的国家为基准进行成长的。早年就来到异国之人，与年老之后才来到异国之人，在以当地为基准的成长速度上来说，这两类人是完全不同的。说得更夸张一点的话，那就是，越是年轻时候就留洋的人，相对于那些老人来讲，反而能更快成为异国土地的老人、熟手。而像我，尽管还算年轻，但身处异国时却感到自己距离青年的心态已有很大距离，只感到异国的一切都那么无聊。

对于毫无目的性的远渡重洋之人来说，看完了想看的东西之后就只剩下无处安放的乏味感了。早晨醒来后，思考今天该去哪里的问题，就像主妇每天疲于思考今天的午饭做什么一样。在此之上最令我困扰的是这里的建筑都太高大，挡住了天空。从头顶压迫而来的石壁不管走到哪里都步步紧逼。比起山野间荒凉的风景，由垂直的石壁构成的萧条景象更会让人心变得残忍。这样的风景让人不再拥有眺望事物时感受到的细微爱意，率先涌现的只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下手行动的情绪。

恶也付诸于行，善也付诸于行。如果说这是石壁之中的心理的话，那么日本的徘徊与观望就是草木风月之中的心理吧。东洋的情趣就是如此，我是绝不会试图摆脱掉东洋人的身份的。这段时期，蔑视东洋情趣的风潮在日本也渐渐兴盛了起来。我只希望东西双方共同进步的这一理想，不要像毛哔叽面料的和服一样变成廉价之物。

要是写了柏林或巴黎的不好，就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攻击。这种不便放到俄罗斯应该会更加激烈吧。在巴黎的日本人中，最为巴黎尽心尽力的当属伴野商店的店主，法国政府甚至授予了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人物，当他回到东京时，做了法国主题的广播节目，其中偶然谈到过一些法国人不好的部分。等到他再返回巴黎时，立马被传唤，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斥责，据说勋章也被收了回去。如今，仅仅是实事求是地讲述自己的感受，不管讲的是否是自己的祖国，都要面临困难重重。德川时期那种封建下的劳神操心，竟然在想都想不到的地方被发扬壮大了。一想到曾经以自由主义的全面兴盛为傲的欧洲如今却变成了这般模样，我不禁感慨良多。

在柏林时，人们都提醒我，政治话题是万万不可说的，就算是外国人也有当场被带走和遭到杀害的危险。然而到了莫斯科之后，我发现这里连拍照都是被禁止的，深深感受到了像是手脚都被拧掉似的不自由。观察一个人，首先就要判断他是右翼还是左翼的观念变得十分浓厚，在全球范围内横行。人类可以自由地看待事物的观念不管在哪里都不存在，这一想法如今已经世上共同的认知了。例如西班牙的内战其实便是左右观念之间的斗争，现如今人人都很清楚这一点了。然而甚至有了更新的进化，那就是连游客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能会被认为是间谍。这样的封建思想的错误，会迫使无数人都被被卷入其中。每一次逃出眼前的困境后，立刻又会被新的缰绳所追赶的近代人，若还想仅以袖手旁观的态度度日，在如今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到了这一步，日本倒还允许一种自然的态度残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蝼蛄之歌”，即舍弃自身、刺杀他人，将所有的一切都抹杀的奇怪道场，就像丹波深山里的修验场一样，至今依然存在着。若是把聚光灯打向那里，会看到一张张各式各样的、分不清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的脸，并未朝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只是盘腿坐着嘿嘿傻笑。

我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看着持续数千里的原野，忽而觉得此前经过的欧洲的知性文明不过是梦幻虚无的城堡。看来这种把一切人类努力的结果都视若无物的认知方式至今仍存在于我们心中。

欧洲人的文人墨客之争，常常会避开对手的命门，不对致命要害发动攻击。然而日本人却一定会只针对对手无可避免的要害之处下手。渴望变得像猪一样没有致命点这一日本传统习俗，至今仍不肯离开我们。然而到如今，没有致命点的事物在哪里都是不存在的。“蝼蛄之歌”的兴起，或是一种祈祷福德圆满的吉兆。

注释：

[1]中岛健藏：日本友好社会活动家，日本评论家。（译注）

[2]格勒诺布尔：法国东南部城市，伊泽尔省首府。（译注）

[3]正宗白鸟：日本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