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的唐人街，有比天堂和人间的幻想还要多的东西。 事实是，唐人街有三个部分——导游给你看的一部分，导游没给你看的一部分，和没有人听说过的一部分。这个故事是关于最后那一部分的。关于唐人街的第三个圈子，可以写出许多故事，但相信我，这些故事永远不会被写出来——至少不会在这条“街”被这个城市排空之前——犹如排空恶臭的污泥浊水那样。那时我们将会看到那些奇形怪状、乱七八糟的生命在那个地方最低处的泥浆中打滚——在黑暗中的泥浆里挣扎。如果你不认为这是事实，去问那些华人侦探（正规警察是不可信的），让他们告诉你李昂亭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者问他们对那个自以为可以终止贩卖女奴交易的老王生做了什么；或者询问为什么克莱伦斯·隆尼先生（他是来自明尼苏达的一位相信直接交流教育方式的神职人员）现在是州立疯人院里的“危险”病人；让他们告诉你为什么马苏库拉，那个日本牙医，没有颜面地回了家乡；让他们告诉你为什么谋害小皮特的杀手从来没有就擒；还有让他们告诉你关于小女奴心仪的故事，也许——别，再一想，还是别问那个故事为好。
我现在要讲给你的这个故事是20年前从威活里的一家四邑餐厅开始的——那个地方早就被拆除了——但我不知道它会在哪里结束，我认为它还在继续。 那一切始于年轻的希勒加斯和谭伊克小姐(他们来自东方，已经订婚)在三月的一个夜晚走进了一家叫“七十个月亮”的餐馆(那是在科尔尼[1]倒台以及他的追随者们惨败的第二年）。
“一家多么可爱、典雅、令人惊奇的老馆子！ ”谭伊克小姐喜出望外地说道。
她坐在一张大理石面的乌木凳上，把戴着手套的手搭在大腿上四下张望起来。巨大的悬挂灯笼，镀金的雕花屏风，漆器制品、镶嵌饰品和彩色玻璃，种在萨摩烧花盆里的矮橡树，精细的嵌饰，彩绘的垫子，和人一般高的黄铜香炉，以及所有千奇百怪显而易见的东方饰品。那个时辰餐馆已经很冷清了，年轻的希勒加斯拉过她对面的一张凳子坐下，他把胳膊肘靠在桌子上，把帽子往后推了推，摸索着找他的香烟。
“仿佛是在中国。”他品评说。
“仿佛？”她反驳道：“我们就是在中国。汤姆——被挖掘出来移植到这里的一小块中国。奢华的美国，十九世纪即将来临！看！你甚至可以从窗子那里看到皇宫酒店。往那边看出去，在那座神庙的房顶那边——是明园，是不是？——我实际上可以找出哈利特阿姨的房间。”
“我说，哈利(谭伊克小姐的英文名字是哈利特)，我们喝点茶吧。”
“汤姆！你真是个天才！这简直太有趣了！我们当然要喝茶。真开心！如果你想抽烟尽管抽。”
“这才是人们游览一个地方应该有的方式，”希勒加斯一边点燃一支香烟一边说：“自己去搜寻，自己去发现。导游从来不会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
“他们从来没有。 我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自己发现了它。 它是我们的，不是吗，汤姆，亲爱的，以发现权来说？”
那一刻，希勒加斯确信谭伊克小姐是他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 她娇小而优雅——那条裁缝巧手缝制的长礼裙让她显得格外苗条而时髦，她头上那顶挺括的帽子似有若无地向一边倾斜，更为她增添了几分魅力。 她确实很漂亮——那种青春活力和健康美丽只会在一些血统纯正的美国人身上体现。希勒加斯冲动地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了她的手，他亲吻着她露在手套扣上边的那圈光滑肌肤。
一个中国男孩出来为他们点了茶点，在等待他们的茶、杏仁，蜜饯瓜皮和水果时，他俩走到了悬出的阳台上，往下看着黑暗的街道。
“又是那个算命先生,”希勒加斯说，“看，就在祠庙的台阶上？”
“哪呢？ 噢，是的，我看见了。”
“我们把他叫上来，好吧？我们等茶的时候让他给我们算算命。”
希勒加斯一边招呼一边示意，最后终于把那个人招到了楼上的餐馆里。
“啊！ 你不是中国人,”他在那个算命的走进灯光里时说。那个人露出了棕色的牙齿。
“一半中国人，一半坎那卡人。”
“坎那卡?”
“和檀香山人是一样的。 知道吗？ 坎那卡妈妈——给考威岛那边的水手们洗衣服。”他说着笑了起来，好像那是一个大笑话。
“好了，就叫你吉姆吧，”希勒加斯说，“我们想让你给我们算命，你明白吗？ 告诉这位女士她的命运，比如，她会嫁给谁。”
“不是算命——是纹身。”
“纹身？”
“嗯，同样的图案——三，四，七，在女士的手臂上纹上很多小鸟。嘿，你想纹身吗？”
他从袖子里抽出一根纹身针，朝向谭伊克小姐的胳膊演示着。
“在我的胳膊上纹身？ 真是别出心裁！ 但这不也很有趣吗，汤姆？ 哈蒂阿姨的妹妹从檀香山回来，手指上纹了一只最最漂亮的小蝴蝶。我有点跃跃欲试了，它将会非常另类而独特。”
“那就让他在你的手指上纹吧。如果纹在你的胳膊上，你永远也不能穿晚礼服了。”
“当然了。他可以在我的手指上纹点什么，像个戒指似的，而且我的宝石戒指可以遮住它。”
坎那卡-中国人用一只蓝色铅笔在一小块纸上画了一只看上去活灵活现的小蝴蝶，他在画上舔了两下后，把它包裹在谭伊克小姐的小手指上——她左手的小手指。 湿纸掀开时画痕印在了皮肤上。 然后，他把墨水混合在一个小贝壳里，蘸了一下针，不出十分钟就纹完了一只七扭八歪的小飞虫，一只似是而非的小蝴蝶。
“好了,”算命先生离开后希勒加斯说：“这是你的了，它永远不会脱掉了。你现在再也别想策划一个小小的溜门撬锁，或者伪造一张小支票，或者杀死一个小婴儿以盗取它脖子上的珊瑚坠，因为你左手小手指上的那只蝴蝶总是会被辨认出来的。”
“我现在几乎有点后悔了。 它真的永远不会脱掉吗？唉！不管怎样，我觉得它很时尚。”哈利特谭伊克说。
“我说，嘿！”希勒加斯跳起来喊道：“我们的茶点在哪呢？已经很晚了，我们不能整个晚上等在这里。我去催促一下那个小伙子。”
那个给他们点单的中国人不在餐馆的楼上，希勒加斯下楼到了厨房。整个餐馆似乎空无一人，但希勒加斯在卖茶和生丝的一层找到了一个正在上下滑动着一排排小珠子算帐的中国人。那个中国人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戴着圆角眼镜，穿着一件看起来像是男人睡衣的蓝缎棉袍。
“我说，约翰，”希勒加斯对这人说：“我点了茶。你明白？- 楼上 - 餐馆，中国小伙子点了单 - 他没回来，生意很多，是吧？”
那个商人转过头来，从他的眼镜上方看着希勒加斯。
“啊，”他平静地说，“我很遗憾您被耽搁了，请放心，马上就会有人关照您。 您是唐人街的稀客？”
“嗯哼! - 是的，我们算是。”
“毫无疑问 - 毫无疑问。”那人低声说。
“我想你就是店主吧？”希勒加斯试探地说。
“我？ 噢，不是！ 我的代理人在这里有一间丝绸商店。我相信他们把上面的楼层转租给了四邑人。顺便说一下，我们刚刚收到一批印度丝质披肩，您可能会乐意看看。”
他把一叠丝绸在柜台上摊开来，从中挑出一块尤其漂亮的。
“请允许我，”他郑重地说，“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你的佳人。"
希勒加斯对这位不同凡响的东方人兴趣大增。中国人生活的这一面，他还从未见过，甚至从没想象过。他和这个人聊了一会儿，他的举止风度像是面对元老院议会的西塞罗[2]，而且他还向他暗示，他会转天在领事馆会见他。 希勒加斯回到餐馆时发现谭伊克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从此再也没见过她，也没有任何白人曾经见过她。 ～～～
我在旧金山有个自称曼宁的朋友，他是广场上的流浪汉，也就是说，他白天在老广场上睡觉(那里已成为一片人类废物搁浅地) ，晚上在上一个街区的唐人街随意闲逛。曼宁曾经是瓦胡岛的深海采珠潜水员，他的耳膜在采珠时胀破了，现在他可以把烟从两只耳朵吹出来。这个本事是我最初喜欢上他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他对唐人街的了解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多。有一天我在斯蒂文森船舶的阴影里看到了曼宁，他刚刚从一杯纯杜松子酒的醉意中醒来，我告诉了他，或者说我让他回想起谭伊克的故事。
“我记得，”他斜靠在一只胳膊肘上，一边咀嚼着烟草一边说，“那时它曾轰动一时，但却不了了之——除了一阵持久的打闹和在赌徒巷杀了希勒加斯的一个侦探之外什么也没发现。四邑人特意从北京雇个小伙子来料理此事的。”
“斧刀手？”我问。
“不是。”曼宁回答说，随着吐出一口绿痰，“他是双刀凯·金格。”
“怎么讲？”
“两把刀，一手一把——双臂交叉，然后同时出手，右边和左边，剪刀风格——该死的差点把那个人砍成两半。完事后他得到五千块。那之后，侦探们说他们找不到任何线索了。”
“那之后就再没有谭伊克小姐的消息了？”
“没了，”曼宁咬着自己的指甲回答说，“我猜，他们把她带到了中国，也许去了俄勒冈州。这种事在二十年前是新鲜事，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会引起那样的争斗。但现在有很多女人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没人再对此大惊小怪，而且他们是广东的中国人，最低级的苦力。有一个在圣路易斯广场，就在中国剧院后面，她是个犹太人，那是一个古怪的组合——犹太人和蒙古人——他们的孩子有一头红色卷发，在土耳其浴室给人搓澡。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组合。还有三个白种女人在阿义赌庄下的一个女奴场所工作。我就是在那里买鸦片的，她们现在甚至能说一点英语。有趣的是，他们中有一个是哑巴，但是如果你把她灌醉了，她会跟你说一点英语。这是真的！ 我经常见到他们灌她——灌她醉到她开始说话。这样吧，”曼宁补充道，挣扎着站了起来，“我现在要去那里买些大麻，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我们找到莎蒂(莎蒂是她的名字)，我们让莎蒂酒足饭饱后问她有没有听说过谭伊克小姐。 她们做的是大生意。”曼宁边走边说，“阿义和这三个女人还有一个叫美国佬的警察。他们收购烟丝——就是清洁鸦片烟斗刮出的烟丝，你知道的。他们把它搓成小丸，然后通过内线把它偷运到圣昆丁监狱的囚犯那里。为什么，因为价值五美元的鸦片到达关押所时会卖出三十美元。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在一个麻纺车后面因为一颗豌豆那么大的小丸被刀砍了。 阿义收集烟丝，三个女人把烟丝搓成小丸，警察，美国佬，以某种方式把它送到内线那里。阿义现在已经独立而富有，警察也在银行开了账户。”
“那些女人呢？”
“天啊！她们是奴隶——阿义的奴隶！通常来讲，她们能得到的就是被踢屁股而已。”
曼宁和我在赌庄的四层楼下找到莎蒂和她的两个同伴，她们盘腿坐在一个犹如大箱子般大小的房间里。起初我确信她们是中国女人，直到我的眼睛习惯了屋里的黑暗才发现，她们虽然穿着中国服装，但他们的头发是棕色的，而且每个人的鼻梁都很高。他们在从一个放在地板中央的罐中取出烟丝卷成药丸，她们的手指在快速的转动中闪着光，不知为什么那景象看上去很恐怖。
曼宁在点烟的时候用华语和她们简短地聊了几句，其中那两个人回答时说的是真正的广东腔——只有元音没有辅音。
“那个是莎蒂。”曼宁指着第三个人说，她一直沉默不语。我转向她，她正在抽雪茄，并时不时像男人那样从牙缝间吐烟丝。她是一个丑八怪，皱纹多得像个蔫苹果，她的牙齿因尼古丁而变黑，她的双手瘦骨嶙峋，像一只鹰爪——但无疑地她是个白种女人。起初，莎蒂拒绝喝酒，但是曼宁的杜松子酒的味道消除了她的抗拒，半个小时后她就变得无可救药地喋喋不休了。我不知道酒精是怎样影响她瘫痪的语言官能的，清醒时，她闭口结舌，酒醉后，她会像小鸟那样微弱地叽喳不停，那声音听上去像是从井底传来的啁啾。
“莎蒂，”曼宁说，把烟从他的耳朵里吹出来，“你为什么和中国人住在一起？你是个白种女人，你有家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回到他们那去？”
莎蒂摇了摇头。
“嗯，中国男人更好一些，”她的声音如此微弱，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俯身倾听，“阿义对我们很好——够吃，够抽，还有用不完的烟丝。哦，我没怨言。”
“你知道，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脱身。哪天你出去的时候为什么不逃跑呢？跑去萨克拉门托街上的教会救济所——在那他们会对你很好的。”
“哦！”莎蒂无精打采地说，在她的手掌中间滚动着一个烟丸，“我在这里呆了很久，我想我已经习惯了。我现在已经脱离白人的生活了。他们不会让我享受我的烟丝和雪茄，这些几乎是我现在唯一想要的，你不可能长时间吃烟丝还在乎其它东西。把杜松子酒递给我，好吗？ 我要晕过去了。”
“等一下，”我说，我的手抓住了曼宁的胳膊，“莎蒂，你和中国人一起生活多久了？”
“哦，我不知道，我的一生，也许。我记不起很久以前的事了，只记得这里那里的点点滴滴。 你答应我的杜松子酒在哪呢？”
“只是点点滴滴？”我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这样吗？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过上这种生活的吗？”
“有时候记得，有时候记不得。”莎蒂回答。突然，她的头在肩膀上摇晃起来，她的眼睛闭上了。曼宁用力推醒了她。
“别吵我！别吵我！”她叫了起来，“我困死了，你没看见吗？”
“醒醒，尽量保持清醒，”曼宁说，“这位先生想问你些事情。”
“阿义从北河上的一个帆船主那里买下了她。”其中一个女人插进来说。
“莎蒂，是这样吗？”我问道，“你曾经住在中国河流的一条船上吗？嘿！再想想？”
“我不知道，”她说，“有时候我觉得是，有很多事情我无法解释，因为我记不得太久以前的事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叫谭伊克的女孩——哈利特谭伊克——她很久以前在旧金山被中国人拐走了？”
长时间的沉默，莎蒂双目圆睁地直视前方，其他两个女人忙碌地卷着烟丸。曼宁越过我的肩膀看着这一切，依然在用耳朵吹着烟雾；然后莎蒂的眼睛又闭上了，她的头斜着耷拉下去。
“我的雪茄抽完了，”她喃喃自语道，“你说过你会给我喝杜松子酒的。谭伊克！谭伊克！不，我不记得有人叫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突然颤抖了一下，然后她低声说：
“你说，我是怎么弄到这个的？”
她突然伸出左手，我看见一只纹在小手指上的蝴蝶。
译注：
[1] 科尔尼是主张抵制华人劳工的代表人物。
[2]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雄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