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晚餐

在和白克桑先生谈话几天后，他来找我，带我去参加一场普通的文学晚宴。这场晚宴是由一位伟大的书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书商公司举办的，他们的公司甚至比沙德拉、默沙趣和亚伯尼歌还要老。

我惊奇地发现，这场宴会聚集了二三十位客人，其中大多数我从未见过。白克桑向我解释说，这是一次“商务晚宴”，或者说是一个野外活动日，每年为作家举办两次。 的确，他们偶尔也会另外请上三四位文人来雅雅致致地吃上一餐；可是那些被选请来的作家，总是作品风行一时的，例如都是出版的书能销到六七版的人。 “在文学领域里，”他说， “有一定的疆界，你要判断作家受欢迎的程度，要看他那老板请他吃的是什么酒，大致就不会错。书大约出到三版了，那就不用再喝波尔图酒了，可以喝到波尔多红葡萄酒了；出到六七版，就可以大喝其香槟和白兰地了。”

“那就祈祷吧,”我说,“像我眼前见到的各位已经达到什么地界了呢？这里有几位是喝克拉来特的吗？”

"不完全是，也不完全是。 你会发现，坐在这种广座专席上的，总是一群普普通通、稳稳当当的作家，出过一两版的人，即使另外还请了别的人，他们也知道，这是一种民主会——你明白我的意思——除了吃一顿简单、实惠的饭之外，另外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这些暗示使我能够更充分地理解桌子的布置。桌子两头坐着店家两位合伙人；主人似乎是采用了艾狄生的看法来评定入席文人的高下的。一位流行的诗人踞坐首席，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游记作家，他是一个看起来很严肃的古文物学者，他曾经写过几本实实在在的作品，这些作品被大量引用，但很少有人阅读，他得到了极大的尊重，被安排坐在一位穿着整洁、雅致的黑衣绅士旁边，那位先生出过一册薄薄的八开本经济学，这本书慢慢就流行起来了。有几位出过三册十二开的本子的，在市面上还算流通，就让他们坐在桌子中间那一段。至于下边那一头，就由一些小诗人、翻译家和还没有名气的作家坐了，这些人至今还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席间的谈论是一阵阵的，时而在这边，时而在那边，突然提到某件事，讲过几句，就随烟飘散了。那位诗人自信很受社会的欢迎，也不一定依靠书店老板，他兴高采烈，讲了许多聪明话，引得身旁那位合伙人大笑起来，大家也全都高兴。 然而，另一个合伙人却保持着自己的淡定，老用刀子切肉，一副十足的生意人的样子，对于眼前的事情聚精会神。 我的朋友巴克索恩向我解释了他的严肃。 他告诉我，这家店内部的事情由合伙人分担，支配得非常恰当。“因此，例如,”他说,“那位严肃的先生是个专门用刀的合伙人，他注意的是大块肉，另外那一位是专门负责谈笑的合伙人，他注意的是诙谐。”

一般的谈话主要发生在上座那一头，因为那里的作者似乎开口的勇气十足，至于下头那一批人，如果说在谈论上不大显山露水，吃起东西来却相当出色。这一大群吃主向大餐盘发起了最坚决、最顽强、最持久、最不松懈的进攻。用餐完毕，大家取下餐巾后开始彼此应酬，气氛变得非常欢快、诙谐。 然而，他们讲的笑话即使碰巧传到上座那一头，往往也不起多大作用。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偶然走到了桌子的上座，也很少产生太大的影响。我的邻座白克桑又作了解释。他说，一位作家需要作品流行到相当的程度，他讲的笑话才能博得书店老板的一笑。

末座上那批先生，都令人有点怀疑，其中我特别看到了一位。他穿得相当破旧，虽然他显然已经把一件褶皱的黑色外套打理了一番了，把衬衫上的绉边编成了一个花样，让它鼓鼓地簇拥在胸前，他那种服装总有点显得褴褛。他的脸色很暗，但又很红——也许有点太红了，尤其是鼻子那一块，虽然这玫瑰般的红色给一双闪亮的黑眼睛增添了光泽。他带点酒友的神情，其中还夹着一股子穷鬼的劲头，使得他的脾性添上一种无法形容的老练风度。我很少见过这样一张富有希望的脸，可是从来也没有感到那样空落过。他一句话也不讲，只管凭着一个穷作家的饿肚皮大吃大喝，几乎停下来笑一笑都没有工夫。我问他是谁。白克桑用心地看着他。 “哎呀,”他说,“我以前见过这张脸，但是我记不起来了。他不会是有什么名望的作家。 我想是一些讲道或者外国游记的作家。”

饭后我们退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喝茶，喝咖啡，在那边又添上了一批低级的客人。那批作家写过一些厚纸板装成的小书，还有蓝纸皮的小册子。这些人还够不上被请来吃一餐饭，不过有时候也被请来参加一次友谊晚会。 他们非常尊重那几个合伙人，确实看起来对他们有点敬畏；但是他们对房子的女主人非常殷勤，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那些小孩子们。我想找那个身穿黑色旧衣服的穷鬼文人，向周围看了一阵，始终没找到； 毫无疑问，他不喜欢客厅里耀眼的光线。没有什么值得我注意的了，我喝了一杯咖啡就走了，留下了那位诗人和那位以薄薄的雅雅致致的热榨纸八开本出版作品的作家先生，在那个场面上成了得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