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从我哥哥结婚以来,已经过了六年平静而幸福生活。虽然有战争的风声,毕竟相隔甚远。相比于战乱,生活用度不缺,已足以使我们感到快乐。印度人在一边被击退,加拿大人在另一边被征服。革命和战争,虽然给那些身处其中的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是我们却因此而越加感到幸福,因为战争不但引发我们的好奇心,也激起了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四个孩子中的三个正处在身心发育期,因为处在这样无助的年龄段而被我哥哥疼爱有加。老四是个招人爱的小家伙,被认为会成为母亲的翻版,而且身体非常健康。除了这四个以外,还有个十四岁的可爱姑娘,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她,以至于对她的爱甚至超过父母对儿女的感情。

    关于她妈妈的故事,却让人悲伤。当这个女孩还是婴儿的时候,她妈妈孤身一人从英格兰来到这里,没有朋友,也身无分文。她似乎从事过一种仓促而无法告人的营生。在我姑姑的庇护之下,她过了三年孤寂而苦闷的生活,然后,死得像个殉道者一样让人悲伤。她的教养显示出她出身非凡。弥留之际,她表现得很平静——因为姑妈保证,她会照顾她的女儿像照顾她自己一样。

    我哥哥结婚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女孩成为家庭的一员。我没法准确地评估这个女孩的魅力。也许她所激起的怜悯之心源于她长得太像母亲——后者的性情和不幸遭遇,我们仍记忆犹新。她一向心事重重,这种情形也容易使旁观者想起她无依无靠的境况,尽管这样来形容明显有些不符实情。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人,都带着一种说不尽的爱意来呵护她。他们想尽办法来扩展、开发她的心智。大家如此关心她的健康、平安,以至于显得有些过份。事实上,我们对她的喜爱,永远也不嫌多。她看我的眼神,在我的印象中,总是带着一种热情。她的柔顺,她的聪颖,她的平和,从没见过另一人可以与之相匹。我常常为她的行为方式高兴得流泪,也会喜不自禁地把她揽入怀里。

    正当她的魅力与日俱增,智力也逐渐丰富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们差点失去了她。有个级别不低、在魁北克受伤致残的军官,自从和平条约生效后,忙于在殖民地区旅行。他在费城停留了相当久的一段时期,最后还是准备要离开。被他造访最勤的,当属贝恩顿夫人——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且与我们家私交甚笃。他到贝恩顿夫人家,只为道一声别过。就在他抬脚出门之时,恰巧我和我的年轻同伴正要进屋。他突然定睛在我的同伴身上,脸上现出难以形容的古怪表情。他惊奇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只好安静地坐下,同时盯着眼前这副让他惊奇的景象。最后他转向贝恩顿夫人——更多地通过表情和手势而非语言,恳求她为眼前的情景作一番解释。他抓住那姑娘的手——而她此时也疑惑重重——把她往前拉着,音调急切而颤抖:“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叫什么名字?”

    得知答案后,他更摸不着头脑了。大家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女孩的母亲名叫路易莎·康威,曾几何时来到我们这里;她费尽心力地隐瞒自己的身世,还有她逃跑的因由;最终因为悲伤过度,撒手人寰,留下这个孩子交给朋友们照看。听完这个故事后他伤心得哭了,然后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小姑娘揽入怀里,而且自称为他的父亲。当这场不期而遇的相聚在他胸中涌起的波动稍微平息后,他讲了下述的一些故事,才使得我们心中的疑雾消散。

    康威小姐是一个伦敦银行家的独生女,这位银行家尽到了作为一个慈父所能尽的所有责任。

他不期然地进入她的了生活圈,被她的魅力所倾倒;随后的求婚,也被她父母和本人欣然接受。关于他妻子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一对最挚爱的结合。她的父亲非常富有,对待女婿也十分尊重,大方地满足他的需求。对待他们的结合,这位岳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两位新人与岳父母住在一起。

他们过了三年幸福的婚姻生活,孩子的出生,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美满。这时,他军人职责,却要求他到德国去。经过艰难的争论,她终于被说服,放弃了陪伴丈夫去战场经受一切危险和劳苦的想法。这次离别悲伤无比,他们努力挣扎,企图通过频繁的通信来减轻命运的不幸。妻子每日承受的,除了对丈夫安危的忧虑,还有因看不见丈夫而产生的急躁情绪。后来,他接到了一个新命令——必须从威斯特伐利亚转移到加拿大进行援助。这个变化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有机会可以见到家人。妻子对这次相聚充满期待,两个人都为此感到欣喜。他匆忙赶到伦敦,一下公共汽车,立马全速奔向康威先生的住处。

    但整个家庭充满悲伤的气氛,他父亲由于忧伤过度,以至无法回答他的询问。仆人们悲惨无声,一样无法作答。他搜索房间,呼唤着妻子和女儿的名字,但是他的呼唤如石沉大海。终于有人开口解释这个新发生的灾难——在他到家两天以前,他妻子的房间被发现空空如也。无论怎样殷勤急切地寻找,仍然不见她的踪影。没有任何原因可以解释她的失踪。妻子和孩子一起离家逃走了。

    他们一再努力寻找,搜遍了她的卧室和橱柜。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母子二人的离家出逃是出于自愿还是另有隐情;也不知道他们藏在本国或者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没有人能够描述这位丈夫的悲伤和惊错;他不眠不休,被期盼和恐惧折磨;他彻头彻尾地绝望了。他的军人职责将他召回美国。他一度住在我们这个城市,而且频繁地从他妻子的房门口经过——那时她就住在里面。她的父亲毫不懈怠,努力想弄清楚这令人痛苦的疑团,但徒劳无功。这不幸之事,加速了老人的死亡。结果,路易莎的父亲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庞大遗产的继承者。

    这个故事成了议论纷纷而内容丰富的话题。关于斯图亚特夫人抛弃故土的动机,数不尽的疑问涌现出来,在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讨论着。

    我们回想并重温曾经观察到每个特殊之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的行为是迫不得已的。回忆中的种种都不能提供线索,通过彻底的回顾后,她的行为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测不透的秘密。在最近一次的探访中,斯图亚特少校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个性格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和路易莎之间的感情,每时每刻都在加深。她已熟悉并适应新角色的感觉,也不得不欣然接受对于她的新安排——就是和父亲回到英格兰。出于父亲的体贴,使得少校推迟了新的行程——她需要一些时间的预备来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使她不至于在想起跟我们的分离时而陷入悲痛。

    对于这个不受待见的计划,我仍怀揣一丝希望来说服他的父亲放弃。在少校继续旅行于南方殖民地的同时,她的女儿仍与我们同住。路易莎和我哥哥频繁收到少校的来信,信中显示出他的头脑极有条理。来信充满了有趣的细节,以及深刻的思考。当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经常参与我们在圣殿中的夜谈。他的来信总能给我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

    五月的一个下午,温和的春风和明绿的树木引得我们比往常提早了在圣殿进行的集会。我们女人忙于针线活,而我的哥哥和普莱耶尔则交流着名人名句,以及逻辑推理的问题。讨论的焦点是克滦蒂乌斯演讲的价值,详细说来有两点:一,演说家的天分;二、时代的风格。普莱耶尔竭力掩饰以上两点的价值,挖空心思地证明演讲者认可了一个糟糕的或至少说是不确定的理由。他极力主张道:依赖于辩护者的夸大言辞,或者把某个单独家庭当成一个案例,从而概括出整个国家的状况,是荒谬的。 此时,因为一个错误的引用,论战突然转向一个新的轨道。普莱耶尔指责对方不应该把“polliceretur”说成“polliciatur”。争辩无法解决,除非求助于原著。我哥哥正要去房间拿书,正好遇见仆人送来斯图亚特少校的来信。他立马返回把信念给我们听。

    信中除了对我们的关切问候和对路易莎致以慈父的祝福,还描述了位于莫农加希拉河的一座瀑布。突然,下起一阵雨来,我们不得不挪步室内。风雨过后,明亮的月光随之照下。我们无意把椅子挪回圣殿,而是待在原处,然后投入到欢快的聊天中。刚刚收到的来信自然而然成了聊天的话题。信中所描绘的大瀑布,跟普莱耶尔在格拉鲁斯州的阿尔皮斯山上所发现的一个瀑布,颇有相似之处。

在前者的陈述中,所提到的一些内容的真实性值得推敲。为了解决由此产生的争议,有人建议求助于原信。哥哥想从口袋中摸出信件,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终于他想起信件被落在圣殿里并决定去那里寻找。而我的嫂子、普莱耶尔、路易莎、还有我自己,仍然留在原处。

    几分钟后,他回来了。由于我对之前的争论很感兴趣,因此迫不及待地等他回来;然而,当我听到他上楼时,我只能说,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定睛在他进来的地方,就我看来,他脸上带着一种跟离开时大不相同的表情——惊奇中混带着一些焦虑。他的眼睛似乎在搜索着什么,迅速地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直到定睛在她妻子身上。而她正坐漫不经心地坐在原来的沙发上,手中拿着同样的纱布,这纱布几乎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

    当他看到她的一瞬间,显得更加困惑了。他无声地坐下来,眼睛盯着地板,看上去已经陷入沉思中。本来准备询问有关信件的事情,因为他这些古怪的举动,我搁下了原来的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大家放弃了原来讨论的话题,而把注意力转向威兰身上。大家都认为他会在谈话中断的时候拿出信件。但他却保持沉默。终于,普莱耶尔开口道:“那么,我想你已经找到信了。”

    “没有,”他说着,脸上严肃的表情没有任何缓和,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妻子,“我没有上山。”——“为什么不上去呢?”——“凯瑟琳,我离开房间后,你真的没有挪过地方吗?”——她被丈夫严肃的态度所影响,放下手中的工作,用一种吃惊的语气答道:“真的没有!你为什么这样问?”——他又开始盯着地板,没有马上回答她的问题。终于,他环顾一圈人后,开口道:“凯瑟琳真的没有跟着我上山吗?她真的不是刚刚进屋吗?”我们异口同声地向他保证,凯瑟琳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同时质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你们的保证郑重而一致,”他说,“因此我要么否认你们的断言,要么不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告诉我,当我在半山腰的时候,凯瑟琳就在山脚下。”

    我们被他的这个告白搞懵了。普莱耶尔非常轻率地嘲笑他的行为。他平静地听着前者讲话,脸上的表情却没有一丝的舒缓。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他强调道,“要么我听到了我妻子在山脚的声音,要么我听不到你们现在的声音。”

    “的确如此,”普莱耶尔回到道,“你让自己陷入了一个不幸的两难。可以确定的一点——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欺骗我们,那么,从你离开后的分分秒秒,你的妻子的的确确一直坐在那个位置。你说你从山上听到了她的声音,一般情况下,她的声音像她的脾气一样那么轻柔。如果声音是从屋中传过去的话,她必须得竭尽全力地喊着,才能让你听得到。当你离开以后,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她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有我和克拉拉两个人在交谈。也有可能是她在山上向你低语,你还是跟我们描述一下细节是怎样的。”

    “那声音,”他说,“非常短,一点也不像是用轻声细语传过来的。我为什么离开房间你是知道的,就在上山的路上,月亮有一段时间被云彩遮盖,不能看见。我从没见过这么沉闷、安静的空气。这个当儿,我瞥了一眼圣殿,印象中看到立柱之间有一道微光。那光线太弱,几乎看不见——如果月亮没有被遮住的话。我又看了一眼,但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即使没有人提醒关于我父亲的遭遇,我也不曾孤身一人来过圣殿,何况是在夜里。眼前的情景并无奇特之处,但除了孤寂和黑暗之外,让人觉得还会有什么别的事情发生。

    “我继续前行,那鬼影一般的东西困扰着我。关于这东西的特性,我怀着一种好奇心,但并不害怕。上山的路我已经走了大半程,这时突然有个人从后面呼叫我——发音清晰、独特、有力,我非常肯定,那是我妻子的声音。她的嗓音平时并不大,也很少扯着嗓门说话,虽然如此,我还是不时地听到过她有力而急切的呼喊。如果我的耳朵没有骗我,那个声音的确就是我妻子的。

    “站住!别再往前走了!前面有危险!”那警告突如其来、出人意料,语气中透露出惊恐;更要紧的是,它出自我妻子之口,仅此已够让我惊慌失措,我停了下来。我转过身来听,以确认自己没有弄错,得到的却是一片死寂。最后,我开始说话了:‘谁在叫?是你吗,凯瑟琳?’说完后,立马得到一声回应:‘是我!不要上去!赶紧回来!那边屋子里的人都在等着你呢!’仍然是凯瑟琳的声音,仍然是从阶梯的底端传过来。

    “我该怎么做?那声警告非常诡异。从凯瑟琳的口中说出,又出现在这样一个地方和情境,越发增加了诡秘的气氛。无奈之下,我只能听从建议。于是,我迈着步伐往回走,期望能遇见等在山脚下的妻子。当我走到山脚,却不见一个人影。月亮重新光芒四射,然而,我还是看不到一个人或者察觉到什么移动的身影。如果她已回到房间,那么她必须用一种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才能走出我视线之外。我扯着嗓子喊,但没什么用。我一次又一次的呼唤,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我满脑子想着这回事儿,然后回到了这里。我听到的就是我妻子的声音,这一点没有任何质疑的余地。上述之事,很难解释。现在你却要我相信没有发生什么不一般的事让我匆促地回到这里,而我的妻子又在她座椅上从未挪动一步?”

    这就是我哥哥的陈述。我们各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听他讲完。普莱耶尔不假思索地认为整个事情不过是听力上的错觉。也许威兰听到了什么声音,但是他的想象误导了他,让他假想那个声音跟妻子的声音有一种相似性,又给两种声音赋予某种含义。他习惯于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他故意使这个话题变得严肃,但更常见的,是他以取笑的态度来对待。他不认为这种合理的推论能够说服我哥,反而会高兴地认为,就应该制造出这样的意外,让威兰这样头脑的人,不至显得那么一本正经。

    普莱耶尔主动提出要去寻找那封信。他去了,很快又回来,手中拿着信。他发现信在雕像的底座上,打开着,也没有出现任何声音或面容来阻止他拿信的行动。

    凯瑟琳身上天生有一种罕见的聪明睿智。但是此刻,她的心智却很容易变得惊恐慌张——她的声音竟然被莫名其妙地误认为造成了相当大的恐慌。她承认普莱耶尔所竭力证明的看法具有合理性——那声音不过是个幻听。但是这个判断很容易就动摇了——当她转眼注视丈夫的时候,她察觉到,普莱耶尔的推理,远远没有说服威兰。

    至于我呢,我的注意力完全沉浸在这件事情当中。我感到,这件事情跟我父亲的死,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我经常反思后面那件事,却总也思索不出一个明确的结果。不过,这些困惑倒不会让我觉得痛苦难耐。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事非同一般,但是,我对目前提供的解释,表示坚决反对。这件事情起因的神秘性,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我的好奇中不含悲伤或恐惧,它令我感到既刺激,又有一些不至于令人不快的庄重。新近发生的一些冒险之事,也产生了与此相似的感受。

    不过这件事对哥哥心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只希望他会对此淡然处之。即使产生最糟糕的影响,事实上也不会那么可怕。然而,我无法想象,一旦他的心智会成为这种幻象的受害者。毫无疑问,他的精神系统处于一种病态中,而且以后很可能会表现出更危险的症状。意愿是理智的工具,它必须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如果理性被剥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解上的缺失,所能带来的罪恶是无法估量的。

    据我所知,他这个人情绪激烈,性格忧郁。那些念头在别人心里,可能非常偶然且模糊,只有在发呆或独处时才会想到,当时过境迁,它们也自然散去;但是它们却牢牢地控制了他的心思。长期的习惯使他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智力具有可触摸的性质。这一结论有着最深层的来源。他所有的行为和实际的情感都与从神学体系中得出的推论和我们智力结构的规则有关。

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宗教狂,他的信念也因数不清的争论和狡辩而越发加强。

    他坚持认为父亲的死源于一种直接的、超自然的宿命。比起我来,这种想法更加频繁地萦回于他的脑际;它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痕迹也更为灰暗和持久。新近发生的这件事让他更加严肃了——这种影响一目了然。相比于先前,他更加疏于跟人交谈或阅读了。当我们穷究他的想法,一般都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地都与这件事情有着直接的关系。让人难以琢磨的是,这件事到底给他留下了哪种印象。

他从未在谈论中提及这个话题,只是带着半是严肃的微笑,静静地听着普莱耶尔满含讥讽的侃侃之谈。

    一天晚上,恰巧只有我们两个在圣殿中相遇。我抓住这个机会研究他的思维状态。短暂沉默之后,他看起来没有开口的意思和倾向,于是我开始发话:“多黑的黑暗啊!几乎可以触摸到。然而,若有一束光从上而来,即能驱散它。”“是啊!”威兰热切地回应道,“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精神上的黑暗也会被驱除。”“但是为什么上帝定意要将祂的异象显现给肉眼观看?”我说道。他意味深长地笑了。“没错,”他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途径来理解。”“你从来没有,”我说道,更加靠近谈话的主题,“你从未告诉我你如何看待最近发生的那件离奇之事。”“没有什么确定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事件,这里产生了一种结果,但是原因完全不可思议。假定某种错误的原因没有意义。这种原因是可能的,但是还有二十种其它的假设更有可能。我们若想得到真相,必须将这些假设抛诸脑后。”“那这二十种假设是什么?”“无需提及这些假设,只是它们比起普莱耶尔的假设来,显得没那么荒诞不经罢了。”时间会证实其中一种假设,在此之前,关于它们的叙述都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