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开放数据的力量

“让政府成为平台”的概念是最出色和最知名的。此概念由O’Reilly Media创始人,自由软件和开源运动的先驱,Tim O’Reilly(2010)提出。概念源自iPhone的案例,主要是由于作为平台iPhone表现不俗。iPhone这一使用广泛的设备之所以获得如今的成功,一部分可以归功于2008年,时任苹果首席执行官Steve Jobs允许个人开发者在iPhone平台上制作App。2012年由David Streitfeld在纽约时报撰文可以证实这一点:

The App Store 于2008年6月上线,上线时仅拥有500个App。在采访中,乔布斯先生开诚布公地谈论着企业这一策略的目标是:“卖更多的iPhone。”正因海量的app,这一目标最终得以实现。在之后的三个月里,苹果卖出了比之前全年都要多的iPhone,并且这只是高速增长的开端。(Streifeld,2012)

将手机变成应用平台的理念已经被其他的硬件和软件企业模仿,并且这一理念开始产生变异——政府也能将自身转换为一个平台。向公众开放可读的政府数据(简称开放数据)是各国政府平台建设实践的基础。很多政府试图模仿苹果公司的途径刺激可在政府“平台”上运作的具备创新性的新应用和创意。

开放政府数据是政府部门正在经历的变革的核心。自互联网发展之初到如今已然成为政府部门向公众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主要方式,数据一致以来作为所提供的成品(finished product)中的一部分服务来使用。对于很多政府而言,开放数据意味着其本身就变成了向终端用户提供的一种成品(finished product)。独立开发者可以使用这些公开的政府数据,开发具有创新性的具有新的价值的解决方案。

政府的这些变革是长期的、复杂的并且充满着风险。从单独的解决方案提供者(为消费者提供各种公众服务组合的实体或承包者)转变为数据管理者(steward),政府的传统职能需要重新考虑。一项由政府的科技中心发布的2012年调查报告显示开放数据项目正在产生变革性的作用:

开放数据方案颠覆了政府部门的传统角色。政府不再是数据的持有者(holder)或所有者(owner)。开放数据管理迫使我们反思政府与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种可能是将政府与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定义为数据的管理者(stewards)。

一个较著名的案例是政府的开放数据促进了全球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应用程序的开发。大量的应用程序建立在政府开放的交通数据之上。这些数据由GTFS格式书写,该格式起初是由谷歌公司(Google)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运输服务部门共同合作研发的开源数据格式。这一格式最初的设计目标是通过一种简单的办法将公共运输数据整合入谷歌平台。GTFS数据格式开启了发展新的运输服务应用产业的大门。像citygoround.org之类的站点中收录了上百个运输服务应用,其中大多数都是基于GTFS数据的。

这些应用程序从根本上改变了穿行于公共运输系统中的司机使用运输数据的方式。并且系统也改变了有关部门在程序开发中承担的角色。过去交通运输部门会全权负责系统整体的设计,开发以及推广,确保司机们能够使用程序来获取信息。虽然今天很多情况下这样的程序尚未改变。然而,越来越多的交通运输部门开始放权,不再干涉面向用户的应用程序的商业设计,而是让新的应用程序市场(得以于政府开放的GTFS数据)来实现用户所需。

此外,一些有关部门,如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运输局,通过主动招标的方式让独立的开发者建立了覆盖费城的服务应用程序。这一程序最终服务对象是司机。

超越公共运输:探索开放数据的边界

在全球的公共运输数据领域,政府角色的根本改变已经发生,这一变化使得政府不再是问题解决者,而是转向数据的管理者。这一变革刺激着新的创意与解决方案的增长。

有效利用开放数据的杠杆效用能够激发应用程序和服务的开发为政府带来很多利益。依靠这种方法,软件制作和解决方案设计有了新的路径。政府不再需要在具体的技术上孤注一掷(政府部门对技术并不擅长)。独立的开发者由于远离政府常规的采购程序,通常能够处于更好地位置来实现应用程序的开发或者服务的提供。

开放的政府数据是绕开传统的采购程序,促进应用程序的开发的一种路径。然而,这一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开放数据隐含的事实是政府无法理清用户到底使用数据干什么(尽管用户们并不扭曲数据或者违反使用条款)。如果政府希望开发特定的工具或者解决方案,那么仅仅公布开发数据,吸引外部开发者等方式,都不是有效的策略。

开放数据的方法最适用于产生应急的方案(而非常规的方案)。用户导向的应用程序需要与特定种类的数据相关,这些数据需要建立在社区或者发烧友的赞助之上(如交通运输数据)。发布开放数据,吸引外部开发者参与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研发,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开放数据和外部开发者无法胜任所有政府IT系统的开发。例如,开放后台会计或财务管理系统开放数据的方法就并不理想。这些系统的开发需要有专业的政府流程的知识,并且很可能需要建立在严格的规范之上。当政府对一个解决方案或者应用程序应该怎样设计和运行,拥有特定的需求或者细节上的要求时,标准的政府采购可能是或许这类技术更好的途径,而非黑客马拉松或者程序设计大赛。

然而,现存的政府采购流程在优化技术解决方案这一方面做得并不理想。优化技术解决方案指的是怎样开发和配置软件和服务最为有效。公共部门实体在采购产品和服务的流程广受诟病。不仅被视作是笨拙和复杂的,并且一直是创新的最大障碍。其中主要是新的技术很难融入政府的运营。

未来展望:变革政府采购流程的三大课题

在政府内部推进创新议程通常意味着要直面政府采购流程的糟糕现状。这并非是什么新问题。全国很多政府已经开始启动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应对政府采购流程的臃肿与繁琐。政府希望通过精简流程为新技术的采纳提供支持,为吸引拥有新解决方案的小而美的企业铺平道路。

目前,费城正在努力以政府采购流程为手段开发一个适合小微企业的生态圈。这一生态圈能够帮助小微企业为长期存在的城市问题提供创意与创新。如果这一刺激政府内部创新的尝试能够成功(至少不阻碍创新),那么费城与其他城市的改革者就必须克服采购流程改革的一些课题。

此外,采购流程改革需要更进一步思考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如何将政府的开放数据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要素为政府在信息与服务供应层面提供系统性变革,并最终推动改革?

平衡价值

赞成政府采购流程变革与提议联邦收入所得税修正有几乎相同的理由。两者都强调不必要的复杂性是阻碍创新和损害参与的一个因素。在很多场合,同样的词语一再被用于修饰改革。像“修正”(overhaul)和“简化”(streamline)在形容税制改革和采购改革时几乎是可以替换的。

联邦所得税制度对解释采购改革是有用的参考。这一制度是政府的一种手段,用以获得预期结果。但正如很多经济学家指出,此举对提高税收系统的效率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在税务程序中植入一些必要的规则来帮助获得结果,以此拓展社会价值。

最好的一个案例是对抵押贷款的利息,联邦所得税进行减免的措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我们认为房屋产权相较其他投资拥有更高的价值,因此我们的税务系统为此类投资提供了特殊的减免作为“奖励”。其目的是激励更多成为房产拥有者,这一措施与其预期结果高度相关,如有更高的财产价值和更稳定的社区。这一减免措施产生了一些成本,然而,它增加了税务形式的复杂性,并且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处理这些形式和审计纳税人遵从度。

很多其他的关于所得税规则的案例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拓展了社会福利——一系列对已婚特别是有孩子夫妇的税务减免与信贷;对慈善捐助的税务减免;对学生贷款的税务减免。每个案例中都存在着两个共同的特征:它们为达到特定的效果而设计,并且它们增加了整个系统的复杂性。就基层而言,社会福利的拓展所产生的成本证明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所得税的要求。

在很多情况下采购流程是相同的。政府将要求和其他一些规则置入流程之中。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规则能够产生预期的效益。在此之中,每一项会增加流程复杂性和公司负担的需求都会反应在政府的需求说明书(RFPs)中。

例如,几乎每一个政府都已经购买了对少数族裔和女性所有企业的要求。很多政府的规范中本土企业相比外来的企业更受喜爱。其目标是更多政府的采购经费投向小型和女性所有的企业,以及那些在当地创造就业和税收的本土企业。

一些贯穿始终的价值体系存在于采购流程之中。例如,公平与透明是公布招标海报和相关材料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增强公众对供应商会议的知晓程度,详细介绍投标的具体时间和申请方式。

另一个价值体系是风险规避,影响着公众购买流程的复杂性和成本。这一价值意味着要公开像履约保证,供应商保险,公司财务报表的细节,财政后备的规范——所有这些都为了减小政府认为可能产生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在政府吸引一些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产生。每一项规范都使购买流程更复杂,给投标人造成了负担,特别是规模较小的企业。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因素虽然本意是产生预期效果,却使政府购买流程变得复杂和缓慢。购买流程具有按照特定意图设计的特性,也很少人会质疑他们所希望获得的目标。但是,正是这些流程规范中的副作用让更小、更灵活的公司参与其中变得更慢、更复杂、更艰难。

简化和修正采购流程的工作一定会与先前所讨论的规则发生冲突。是否存在一些方式使得采购流程的简化不用再需要去除或减轻一些规定?在对预期效果没有影响的条件下,是否存在一些能够减轻规定的方法?这更有待观察。

更灵活并不总意味着更好

对政府IT部门有一个巨大的误区(myth):总认为私人部门(private sector)的技术采纳通常情况下总是遥遥领先于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

在州立与地方政府间不但穿梭的日常事务之中,我花了近10年关注政府的私人部门(private sector),无论他们是为大型还是为小型技术企业工作。在2011年加入Code for America作为政府关系总监以前,我曾在4个不同的技术企业效命,总部分别位于宾夕法尼亚州霍舍姆(Horsham);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Blacksburg);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在此期间,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技术以及如何成为一个软件开发者的知识,我还学到了就技术而言,所有表面光鲜的事情背后的另一面总有些不同。

在私人部门,糟糕的技术决策的案例比比皆是。我们只是很少的听说这些,是由于没有一个途径,例如预算申报或者立法听证会,可以为公众提供企业的公开记录,让公众知晓企业。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全球各地的政府都有关于如何采用新技术的讨论,但是很多私人部门的许多现有的决策让人震惊。例如对如何使用技术造福企业完全缺乏战略思考;由于技术升级会造成麻烦和混乱,所以不断延长旧技术的使用期限,即使这些技术已经过了有效的使用年限。私人部门不仅存在这些上述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这里就不再更多提及。

我在私人部门服务的经验让我非常明白,尽管私人部门的组织不受像政府的复杂购买流程的限制。私人部门在技术层面作出糟糕的选择和错误的投资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

简单的“消减”政府采购流程并不能确保能够做出更好的IT决策。政府仍然需要更具战略性地思考他们应该怎样在技术方面进行投资,通过学习提高怎样提供公共服务部门更有效的方法。

政府内部制造商的饥荒

数年的软件开发经验,在很多领域与其他开发者多年共事,都影响着我处理问题的方式。每当我从别人那里一个软件、一个服务或至少一个想法的时候,我总会不自觉地陷入自我的沉思之中——我该如何实现他所说的东西?(我想这样的想法只要和开发人员一同工作过的人都会有)这可能是大多数以制造为生之人的真谛。

遇到评价创造一个服务或者解决一个问题需要花费的精力的时候,理解事物是怎样起作用的,并知晓它们是如何实现的,将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术。这正是软件的开发者经常所做的事情——在任务还没有开始执行以前先估计完成它所需的时间。要做好这一工作并不容易。即使是精熟此道的老手有时也会高估或低估完成项目的时间。

制作者可以根据对工作的想象将问题转换为工序。这种能力是在制作工作所培养出的特殊的副产品。可悲的是,政府部门正是缺乏这样的认识能力,他们并不清楚项目是怎样做出来的,要哪些资源和材料来创造他们。总而言之,政府主要缺乏制作者。

面对要获得什么技术,怎样获得这些技术时,政府的问题暴露的更加尖锐。即使像网站的内容管理系统和网页应用程序这些简单和相对廉价的东西也存在此类问题。如今,网站是政府与公众沟通和服务的主要要素,但是,时至今日政府中对互联网真正有深刻理解的人员太少(包括那些供职于技术部门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的软件开发发生了巨变。网站和移动设备的制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应用程序的实现变得从未有过的方便与链接。但是,政府仍然不断在花费不必要的支出,(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企业),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程序的制作工序知之甚少。

这并不意味着高校的网站和有用的网站应用是并不需要什么技术而且非常容易制作的。他们确实并不容易,如果缺乏对这些程序背后技术的基本理解,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运行,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改变,政府无法区分价格合理的技术供应商和坑蒙拐骗之徒。

这与很多人去找汽车修理工的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你并不了解汽车运行的基本原理,你怎么能够确定他所开出的价格是合理的呢?者让我想起了“宋飞正传”(Seinfeld)中经典的插曲,乔治·科斯坦萨(George Costanza)将经典的汽车修理方法总结如下:

当然他们正准备戏弄你!不管你会怎么想?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可以编造一切;反正没有人会知道!例如:

“哈哈,你这里需要一个新的强生牌的杆(Johnson rod)”

“欧,一个强生牌的杆。”

“是啊,放一个会更好。”

如果为政府工作的人们没有足够的关于制作的清晰了解,他们就很容易错误的评估想为政府工作的个体或企业的计划书。这对技术采购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一领域新的软件开发范式会迅速进化。

政府需要开始关注招募和雇佣那些制作和设计经验的人员。此外,政府还需要关注已有员工的“制作技术”的开发。这将从一定程度上强化政府对企业所提交的计划和建议的评估能力。

总结

政府开放数据项目和独立应用程序为使用新的方法解决旧问题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途径;也为面向公众服务开发的新技术应用和应用程序开发战略提供了支持。

然而,即使最完善的开放数据项目动不能代替一个精心设计的、合理的购买流程。购买流程要能够培养创新,也要面对其中的固有风险。开放数据能够并且应该弥补精心设计的采购流程。

开放数据项目为重新思考新的额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打开了大门;也突出了现有流程的一些弊病。这些流程用于获得解决方案,和提供服务与信息。

为激发创新,修整现存的政府采购流程的工作并不容易,但是作为开放数据诸多价值中的一个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关于作者

马克·海德(Mark Headd):作家,演说家,教师,网站开发,开放政府和民间创客的思想领袖。曾自学编程,开发过电话,手机,演讲识别应用以及通讯应用。超过十年的开发经验, 特别擅长通信技术领域开发。

2012年8月,迈克尔·纳特(Michael Nutter)市场任命马克(Mark)为费城首任首席数据官,领导城市的开放数据和政府透明法案。在此之间,他作为首席政策和预算顾问,在特拉华州技术与信息部门服务3年,并兼任特拉华州长托马斯·卡铂(Thomas Carper)的技术顾问。

马克(Mark)已经多个地区建立政府开放数据软件应用。其中有哥伦比亚特区,阳光基金会,纽约州参议院,纽约,旧金山,多伦多,巴尔地摩和费城。它是一个组织者,法官,资助者和参与者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民间创客活动,包括费城和巴尔地摩。

参考资料

Center for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2012). The Dynamics of Opening Government Data. Albany, NY: Helbig, N., Cresswell, A. M., Burke, G. B., & Luna-Reyes, L. Retrieved from: http://www.ctg.albany.edu/publications/reports/opendata/opendata.pdf

O’Reilly, Tim (2010).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In Open Government (Chapter 1). Retrieved from http://ofps.oreilly.com/titles/9780596804350/defining_government_2_0_lessons_learned_.html

Streitfeld, D. (2012, Nov. 17). As Boom Lures App Creators, Tough Part Is Making a Living.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2/11/18/business/as-boom-lures-app-creators-tough-part-is-making-a-living.html?pagewante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