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哥哥麦克和我从未开始成为“公民企业家”。我们并不把自己看做“开放政府”社区的一分子。我们只是试图解决一个现实世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需要改进政府数据的对接。这样来讲，我觉得我们的故事也是很多公民企业家的故事。
2007年秋天，我们很年轻（麦克二十六岁，我二十四岁），雄心勃勃，寻找着可以产生影响的方式。我们刚刚建立了一家叫做阿弗莱德资产管理的投资咨询公司。我们在圣地亚哥为个人和家庭管理金钱，努力工作接待一个又一个客户，壮大公司。
几个月之前，我们的父亲，老麦克·阿弗莱克，将他的一个客户，丹·威克斯介绍给我们。丹是惠普公司的一名工程经理。他雇佣父亲为他的房产提供一些法律建议。丹将一份商业计划交给了麦克和我，试图解决一个让他和他在惠普的同事颇费心力的问题：在惠普的401（k）计划【1】内建立一个可靠的投资组合。很显然丹对于401（k）的投资有极大的热情。麦克和我很欣赏他的工科背景，但是起初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想法能行的通。
接下来的时间里，通过一系列会议集思广益——当然大多数时候不能少了一点威士忌——与丹合作改进退休计划又焕发生机。这些会议的成果促使Bright Scope公司成形。我们感觉拥有一个了不起的想法。通过个人为美国所有公司的退休计划打分，我们相信可以推动美国人退休能力的全面提升。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其影响力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客户群，而这对于我们来说十分有吸引力。
固定缴款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 (DC) plans）是各类公司退休计划中相对近期添加的一项计划，起源于1974年的员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作为一项员工可选的退休金储蓄计划。最初人们认为固定缴款计划是用于补充公司出资的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defined benefit (DB) pension plans)，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缴款计划完全替代了固定收益计划，成为美国员工主要的退休储蓄方式。因此，退休责任从雇主移到了雇员。在固定收益计划中，公司负责出资以及投资决定，但是在固定缴款计划中这两项责任完全落到了雇员身上。不幸的是，大多数雇员没有足够的自律性储存足够的退休金，也缺乏应有的技巧去建立一个足够多样化的投资组合。
在对这些结构性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揭开了固定缴款计划的其他问题。我们发现大量关于退休计划费用高的文献，许多文章谈到了计划供应商和计划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个普遍的感觉是固定缴款计划并没有将参与者的利益最优化。就这点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机会不仅仅能帮助参与者为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而且还能明确什么决定了固定缴款计划的好坏，并以此来激励那些通过资助退休金计划来提升自己的公司。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数百万人有尊严的退休，而这涉及了海量的数据，其中第一步就是追踪正确的数据。
很快对数据的搜寻就将我们引向了劳工部（DOL）。美国每一份退休计划需要每年向劳工部递交一份5500表格归档。想想看5500表格就像一份报税表，罗列着每一个雇员的资产，捐赠，费用以及其他雇员收益计划的细节。那些超过百人的大退休计划也需要进行年度审计。5500表格和审计报告加起来成为了我们的信息金矿，但是前提是我们要能获取这些数据，这就需要与联邦政府进行对接。
我们寻找的数据无法在劳工部的网站上获取。一些数据公司出售5500的数据，但是他们没有审计报告中的高附加值数据。我们决定去拜访劳工部的公开信息披露室，当面询问数据的事情。在这点上，每一个企业家在我们这个位置都会这么做：写一份商业计划书，向家人和朋友筹集一些资金，订一班飞往华盛顿的飞机。
事实证明，这是我们和Bright Scope一起通往公民企业之路的开始。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特意就开放数据和开放政府创立业务，但是这恰恰使我们正要做的。
当“公开信息披露”已经不够的时候
第一次访问劳工部给我们带来的绝对是一次文化冲击。我们以前来过华盛顿几次，但大多数是作为学生参观总统纪念碑。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公务来过这里。
我觉得怎么形容创业文化和联邦政府文化的差异都不为过。创业中速度至关重要——快速决策，快速发展。在华盛顿，你能感觉到所有的事情进展都很缓慢，每一个决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劳工部的职员对待他们的工作严肃认真，但是滞后的技术设备以及长年迟缓的官僚制度拖累着他们。
我们通过劳工部的安检，工作人员将我们带到公开信息披露室。披露室本身没有什么好谈论的，是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两边的书柜塞满各种管理人员手册，咨询意见书，咨询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以及大量其他公众或许感兴趣的文件。
入口左侧的墙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台看起来好像是九十年代的IBM电脑，运行着劳工部版本的MS-DOS系统。电脑很难用，看起来快要积灰了。尽管这是“公开纰漏”室，我们个人觉得难以想象大众来访问这里的景象，所以这电脑的状态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这时，麦克意识到为了此行目的顺利达成，我们需要劳工部员工的帮助。所以当一个工作人员进入房间时，麦克和他随意地聊了几句。没过多久，我们两个站在了桌子后面，看工作人员在劳工部的数据库里寻找我们描述的文件。
三十分钟之后，我们找到一份文件看起来像是已审计的财务报告，来自我们寻找的第一家公司。在确认过这份文件是接受公共审查的，我们打印了一份。我们重复这一程序找到了十到十五家公司，这样我们可以确保这些数据能一直使用。我们获取了一些在美国拥有最大退休计划的公司的审计报告，包括IBM和惠普公司，也有一些相对较小的公司，我们的一些朋友在那儿工作，比如谷歌和脸书，之后结束了搜索工作离开了披露室。我们得知这些报告十五美分一页，我们也接受这一价格，离开劳工部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些数据是为我们完成目标而存在的。
我们最初对数据的兴奋感很快就被失望代替。一回到圣地亚哥，我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前十五份计划，我们很快运用封底计算的方法处理了六万份审计报告，平均每份报告五十页，每页的成本是十五美分，获取完整一年的数据组大约要耗资450000美元。最糟糕的是，劳工部显然不可能向我们提供大批量的报告，所需的手工方式正如劳工部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打印前十五分报告那样。这其中也有很多程序上的障碍。虽然劳工部要求文件管理员避免将个人可识别信息（PII），例如社会安全号，放入档案中，但他们偶尔仍会在档案中发现这些信息，然后不得不做出校正。虽然这样的校正很少见，但是劳工部还是出台了一项政策，在向公众提供打印版报告之前要人工检查每一张打印页。
既然没什么损失，我们将六万份需要获取数据的计划整合成一份清单，递交了一份正式的信息公开请求。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接到了来自劳工部信息公开官员的电话。我们被确切告知我们的信息公开请求是他们接到过最繁重的。之后看来，考虑到他们当时的能力限制，这么说似乎是公平的。然而，当数据成为我们建立事业唯一的阻碍时，你并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设法让劳工部妥协，让他们一次性打印几百页审计报告，把它们装进箱子里，然后寄给我们。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系统，但是用这个办法，我们收集到了足够的数据进行评估，开始我们最初面向大众的固定缴款计划评估项目。也因此，我们Bright Scope公司成为了现实。
从敌对者到同伴
如果非要选择一个词去定义我们和劳工部在2009年早期的关系，“敌对”这个词无疑是非常合适的。我们要求的数据劳工部几乎无法交付，除非在技术上能有一些根本性的程序变革投资，然而我们不会接受“不”这样的答复。
当我们开始运行我们的公共网站时，要寄送的盒子还在原处。最初我们选择2009年1月19日作为网站开始运营的日子，后来有人明智地建议我们将日期推后一周，因为新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即将在1月20日举行就职仪式，这样我们不会在他的新任期里迷失方向。行政变更在那时似乎和我们的生意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发布关于透明化和开放政府的备忘录，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份备忘录并非正式法令，但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利好的消息：
“所有机构都应当以支持信息披露为前提，这是为了重申他们所承诺的在信息公开法中体现的原则，也是为了迎接一个开放政府的新时代。”（奥巴马，2009）
我们的生意也很快变得非常依赖于接触政府数据的途径，但是进展时好时坏，当新一箱数据到达时我们进展飞速，当数据延期到达或者根本没来的时我们进展滞后。几乎一夜之间，我们感受到来自华盛顿新的基调，一连串声音都表明了让数据开放，透明，可获取，我们觉得这绝对是个好消息。
尽管有人觉得奥巴马的承诺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但值得称道的是，劳工部开始稳步推进传递开放信息。最开始的手动打印以及邮寄文件变成了递送内含上千份审计报告的移动硬盘。这最终让全天候直接从劳工部网站大批量的下载使用成为现实。我们从最初收到数据限制，到如今指尖轻击就可以获得所有数据。
同时，我们的公开评估被极大地带动了起来。我们在主流媒体上收到了大量评论，有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以及其他主流媒体。我们401（K）评分页面的流量也处于上升阶段。网站设立之初只有800份计划被评分，到10月份已达到一万五千份计划，12月底达到了三万份计划。为了处理如此大量文件，我们聘请了新的工程师，雇佣并培训了一组数据分析师。我们的团队很快从少于十人扩展到年底的三十人。
这些年我们与劳工部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和劳工部的工作人员以及政务官们共事，他们总是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当他们还在华盛顿时与我们见面。开放政府促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允许我们有更多随意的互动和讨论，谈及关于全局目标的话题。
2012年十一月，我们同劳工部的关系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地。由于我们对审计报告的分析给劳工部留下印象深刻，劳工部签约成为Bright Scope的客户，开始将数据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最开始的富有争议的关系如今变成了合作伙伴，这要感谢劳工部对数据开放方式的接纳。
在透明化中寻求适应
我们同劳工部关系的改变要归功于部门一部分员工思维方式的转变，再加上采用先进技术来解决业务处理中的挑战。他们逐渐适应了越来越多的数据向公众监督公开。受命于保护参与者退休资产安全的同时，他们开始把像Bright Scope这样的公司当做合作伙伴。在某些方面，劳工部的新方法使我想起了那篇影响深远的论文“政府数据和隐形的手”中（“Government Data and the Invisible Hand” Robinson, Yu,Zeller, & Felten, 2009）对于开放政府的力量的原始描述。文中，作者描述了在要求和推动适当的信息披露中政府扮演着有限的角色，但却还未建立互动网站。政府应该转而集中精力向公众开放数据，这样自由市场就可以接触到这些数据，最终推动数据的使用，与公众互动起来。
“正如同私营部门对于网络的使用一样，为了让公众数据能从相同的创新和活力中受益，联邦政府必须重新构想自己作为信息提供者的角色。与其像现在一样费力地设计网站来满足每一个终端用户的需求，不如专注于创造一种简单可靠，公众可获取的基础设施，‘曝光’最基础的数据。“ (Robinson, Yu, Zeller, & Felten, 2009)
以这种方式审视政府并不新鲜，但是这从根本上转变了传统上我们如何审视政府。要求政府继续着力于数据收集和分发，把网站建设和在数据上附加价值的工具交给私营部门，一些人觉得这似乎有可能造成混乱，但是这种方法的确创造了奇迹，即使在私营部门里也同样适用。
开放政府方面的思想家蒂姆﹒欧雷利（2010）将这种现象称为“平台政府”。Bright Scope公司的退休计划评分项目可以看做一个建立在政府平台上的“应用程序”，利用了来自劳工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毫无疑问，像Bright Scope这样的公司能够发展得更迅速，承担更多风险，比起劳工部来说，他们可以用更新，更有趣，更节约成本的方式结合起来将劳工部的数据和第三方数据结合起来。所以，劳工部集中精力将自身平台化，利用企业力量和私营市场的创新是合乎情理的。
定义开放数据
尽管Bright Scope从劳工部数据起家，随着公司的壮大，我们已经从多种公共渠道收集数据和信息，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人口统计局，以及金融业监管局（FINRA）。利用识别高价值数据组的流程，将它们整合进数据库，我们见过了所有不同类型的公共披露。在Bright Scope公司，我们喜欢说“公共”并不代表着可获得，可使用或者高价值。因此，政府机构和部门如今如何披露数据和那些由他们的方法论造成的问题，细述这些问题的最佳实践方法是很有用的。此外，通过这些分析，建立一个共同框架来评估信息披露的质量是十分有用的，不管从数据开放还是从法律开放上来讲。
技术开放
提到技术开放，我们最初相信不管发布的数据是什么状态总好过什么也不发布。创业公司对数据的使用已经变得十分熟练，通常可以将披露数据转化为任意所需形式和格式。也就是说，采用数据的障碍越少，发布的数据能带来的参与也就越多。
以下的框架来自凯斯﹒桑斯坦，他是奥巴马总统的管理大臣，《助推：我们如何做出最佳选择》和《更简单：政府的未来》的作者。在2011年9月8日给执行部门领导人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描述了一种简单的测试法，分为四个部分，他将其定义为“智慧披露”：
1，可获取：免费，在线，大批量
2，可机读
3，标准化
4，及时 （桑斯坦，2009）
在我们第一次开始和劳工部合作时，他们的信息披露在四个方面都不合格。数据在网上无法获取，形式不可机读，没有标准化，当然也不及时，因为处理过程几乎拖延了两年。然而，劳工部新的披露符合四项要求中的两点。它在网络上可获取，单个档案或大批量都提供给开发者，而且很及时，在数据入档24到48小时之后就会公开。不幸的是，这些报告不可以机读，也不没有被标准化，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报告是文件（5500表格）中的描述性附件，所以需要处理。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予劳工部很高的评价，他们已经尽力做到了最好。
法律开放
即使数据在技术上讲可以获取，仍然必须有一个法律上的立足点来达到真正的”开放“。“开放定义”，正如开放知识基金会所定义的那样，或许是在法律定义“公开”方面的标准，因为它与数据和内容相关。他们的定义很简单：
“如果一条数据或者内容可以让任何人自由使用，再使用以及再分配，最多仅受限于要求署名以及/或者以相同方式共享，那这条数据或内容就是开放的。”（开放知识基金会）
以这样的方式开放数据，以便在数据的使用，再使用和再分配上没有限制，这对于那些有数据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一些组织在自己的网站上放有重要的消费者信息披露，它们都会对如何使用这些信息设置严格的法律限制。美国金融业管理局（FINRA）就是一个例子。FINRA运行的Broker Check网站为用户提供研究经纪人和券商的工具。Broker Check 网站有业界领先的法律声明澄清他们关于“不开放”的法律立场：
Finra.org网站上作者的作品，…在未经FINRA预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能抄袭，复制，传播，展示，实施，散发，租借，转让，上传，张贴，架构，改变，储存以做后续使用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FINRA）
这里的法律语言违反了开放政府的精神。尽管这些数据就在网上，技术上也是公开的，但并不是合法开放的，这个区别非常重要。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像FINRA这样的机构会担心他们的数据会如何被使用。确保这些数据可以为大众正确传播和解读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信息阻滞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我担心像FINRA这样的组织不会开放他们的数据，因为他们担心潜在的负面影响。正如盖文﹒纽森在他的《公民城市》中所说：
（信息）最后常常被用于反对它们自身。历史上，那些需要数据或信息的人不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或者创建一个项目。他们经常这么做是出于政治目的，像是一种“gotcha government”.(纽森，2013)
在开放数据社区中，我们需要在沟通为什么开放数据的好处要比潜在的负面效应更有价值上做的更好。如果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有些最具价值的数据组就会被合法关闭或从公共视野中完全消失，这会极大地限制开放数据运动的潜力。
幸运的是，我认为许多政府机构和部门已经可以清除这个障碍了。对于以合法的开放形式披露信息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劳工部毫无疑问有者内在的质疑和担心，但是即使是开发者社区少量的参与，信息披露也会创造极大的好处。一些组织在不公开的要求下发布数据，就会失去降低成本的机会，也无法综合利用全世界精通网络的工程师和企业家联合起来的技术和能力。
降低进入公民创业下一代时代的门槛
在Bright Scope公司，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收集、处理、整合从政府合作部门获得的数据。像大多数数据公司一样，我们认识到建立数据监管对于研究，分析和公共消费来说比较合适，这可以确保数据质量。如今，公民企业家想要从政府获取数据，要面临的挑战是过多的工作集中在通过数据组进行幕后发现，清理，匹配，在用户当中建立的终端工具也还不够多。通过提高数据标准，我们可以确保我们作为公民企业家在做的工作以及我们投入到任务中的资金可以顺利使用，高质量地为消费者决策建立实际工具。
举一个Bright Scope公司来自劳工部档案的例子。为了计算消费者在他们401(K)计划中的所有费用，我们需要将直接在5500表格中找到的硬钱费用以及来自于401(K)计划的投资选项的费用。这种管理费用和投资费用的组合成为了我们所说的计划成本总额。幸运的是，投资阵容被包含在了已审计的财务报表当中。尽管已审计的财务报表提供了投资选择的清单，但是这里只有投资项目的名字，并不要求项目的识别号码。这样一来就不可能直接将基金和在从SEC收集和披露的共同基金数据链接在一起。因此，
Bright Scope公司每年花费大量资金将基金名称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中解析出来，与SEC基金识别码相匹配，填入SEC的基金费用数据，这样我们就可以高效地计算每个计划的计划成本总额。我们每一次附加的数据转换都有可能将我们数据库中的错误导入。如果劳工部只是要求把标准化的带有SEC基金识别码的资产明细表，那么Bright Scope公司可以讲我们省下我们目前进程中投入的大量资金，并且将他们投资在更高的价值链中。纵观联邦政府，严格来说有几千个例子能证明机构和部门之间协作的缺乏，这就使得将政府数据的集合变得极为容易的机会白白丢失。
关于这一现象更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所有关于私人企业的数据每年都会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间发布。关于他们收入的信息可以从证券交易委员会获取；关于他们退休计划的信息可以再劳工部获得；关于他们游说活动的信息可以从参议院公共记录办公室获得；关于他们的环境记录可以从环境保护署获得；关于他们得到的政府合约可以从总务管理局获得。然而，将这些数据组都连接在一起十分不易。
这其实是一个在金融危机时众所周知的更广泛议题，失灵机构的债务很难追踪，因此，这使得公司很难衡量他们的“对手风险”。这个难题----以及所提公司迅速下降的风险承受能力----导致场外衍生品的冻结以及，最终，信用市场中的银行和其他机构拒绝提供贷款，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现在已经暴露的问题。这个问题导致整个行业呼吁在金融市场建立一个国际法律实体不爱标识（LEI）系统。这一系统旨在控制等级问题，例如，预计美国国际集团（AIG）有超过250个运营子公司，分布在全球130个国家。法律实体标识的益处十分重要：
法律实体标识（LEI）项目旨在为任何参与到国际金融事物中的组织和公司创造及应用一个单一普适的标准标识。每一个法律实体的这样一种标识可以允许管理者更准确地分析全球系统性金融机构和他们与所有涉及市场、产品、地域的合约对方的交易，允许管理者更好地识别关注点和新兴的风险。对于金融机构中的风险管理者来说，LEI可以提高他们用于汇集向合约对方披露工具的效率。
尽管法律实体标识旨在用于解决金融市场的一个问题，也许也可以服务于开放政府社区，假设它可以被政府广泛采用，或者可以建立一些设施提供从每一个政府部门分支的章程到法律实体标识的规划。这也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开放政府的支持者，像贝斯﹒诺维克（ORGPedia的创始人）和阳光基金会，已经带头呼吁一个更好地方法，但是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为识别创建开源标准以及数据组之间的链接并不容易，但是随着每一次的突破，我们都在减少分析研究中采用数据的障碍。这些得益要归功于开放数据企业家以及那些负责管理目前缺少标准的公司，产品，和产业的政府机构和部门。
结论
尽管我们创业初期的历史正是政府作为平台的历史，在公开数据中创业，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公民企业家。当我们第一次公开政府倡导者见面交流时，像蒂姆﹒欧﹒雷利，简﹒帕哈卡，艾利克斯﹒霍华德，贝斯﹒诺维克，劳雷尔﹒鲁玛以及其他众人，我们开始意识到，提供数据和接触政府的途径蕴含多大的力量。 Bright Scope公司证明了一点，建立一个基于政府数据的可行性盈利事业，可以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不仅可以使政府得益，还能为企业家提供大量机会。现在，就要靠开放数据社区去努力减少未来公民企业家进入的障碍了。
关于作者
瑞安﹒阿弗雷德是Bright Scope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主席兼首席运营官。他参与创办的Bright Scope公司是一家金融信息公司，旨在将不透明的市场变得更加透明化。瑞安在金融产业管理方面是知名专家，经常发表演讲，积极参与到华盛顿有关退休问题的讨论当中。瑞安入选《福布斯》杂志金融领域30位三十岁以下俊杰，以及美国《理财》杂志30名实力企业家。
麦克﹒阿弗莱德是Bright Scope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之前，麦克阿弗莱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投资组合经理。阿弗莱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加州亚荷拉市的一家独立注册的投资公司。他从2003年就开始担任金融顾问和投资组合经理。作为一名著名的401K计划以及金融领域的专家，麦克出现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ABC新闻台，福克斯商业新闻，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福布斯，商业周刊以及其他媒体上。
译者注：
401（K）计划：401k退休福利计划，是美国于1981年创立一种延后课税的退休金帐户计划，由劳工雇主申请设立后，雇员每月提拨某一数额薪水（薪资的1%～15%）至其退休金帐户。当劳工离职时可以选择将其中金额拨往一个金融机构的401k帐户或是新公司的401k帐户。（From Wikipedia）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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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Inc. (2013). Legal Notic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finra.org/Lega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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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om, Gavin (2013). Citizenville: How to Take the Town Square Digital and Reinvent Government. New York, NY: The Pengu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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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ama, B.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09).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FreedomofInformation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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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n.d.). Open Definition. Retrieved from http://opendefin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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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nson, D. G., Yu, H., Zeller, W. P., & Felten, E. W. (2009). Government Data and the Invisible Hand. Yale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11, p. 160. Retrieved fro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13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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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stein, C. R. (2011, September 8). Informing Consumers Through Smart Disclosure.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inforeg/for-agencies/informing-consumers-through-smart-disclos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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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pository Trust & Clearing Corporation. (2012, November 26). Legal Identity Identifi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dtcc.com/products/dataservices/lei.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