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定地信任着我的人民。人民如果了解真相，他们可以肩负任何国家危机。而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让他们了解到真相。
——亚伯拉罕林肯
身处迷局
2011年3月，波士顿遇到了一个问题：《波士顿环球》报刚刚发布一个多媒体特别系列报道，名为《入学：身处波士顿学校分配迷局》，从批判性的视角报道了波士顿的学校分配政策。(《波士顿环球》报，2011)该报道介绍了十三个进入波士顿公立学校系统的家庭，并且跟进了在复杂的选校过程中他们的希望和失望。从以下对这些家庭的采访片段中我们便可略知一二：
我对这个过程的逻辑性不是很有信心，所以我只是希望从一片混乱中我们还能得到一些可行的东西。
——玛利亚·格兰特
当你提到学校的时候，只能想到“抽奖”这个词——什么，你只是摇动色子，和你的孩子随手一掷就期待得到最好的结果？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史蒂夫·罗塞尔
如果事情不能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解决，我们可能最终会离开这座城市
——安迪·伯格
这篇报道利用互动地图，学校绩效数据，以及个人经历生动展现了学校分配过程的复杂性。同时它也表现出在公民满意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方面，这种复杂性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这些怨言对于教育部门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学校分配政策可以追溯到1965年的种族不平衡法案。该法案在波士顿公立学校中强制推行种族融合制度，在城市中引发了骚乱和抗议（胡佛研究所，1998）反对持续之久让这一事件成为1971年时代杂志的封面。最终使得州地方法规认定波士顿公立学校的隔离是违宪的，学校不得不使用校车在城市内接送学生来缓解这一情况。直到1988年公车接送被废除之后，这一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当时学区内的学生已从100,000人减至57,000人，其中白人只占28%（胡佛研究所，1998）
这本来看似只是一个运送问题——如何将大量的学生分配到有限的学校当中。实际上它触及了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如种族，公平和机会。我们应该以社区凝聚力为代价追求多样化吗？当相对富有的人群有可能离开这座城市时，我们还应该在当地继续推行取消隔离制度吗？城市应当负责确保财富和平等之间适当的平衡吗？正如最高法院在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做出的标志性决定所显示的，这些问题有着漫长而富有争议的历史。送孩子去上学这一简单举动涉及到社会中一些最具分歧性的议题。
波士顿环球在2011年的报道中强调了学校分配问题，使得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又再次回到了公众视线。这篇报道引发了市政厅的高层对话，教育部门很难再忽略这一份题。这些批评需要一个回应。
为美国编程
2011年1月起，“为美国编程”组织在波士顿展开了为期11个月的项目。我所在的五人团队与市长新城市运行办公室以及波士顿公立学校（BPS）【1】合作，致力于开发公共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程序。用团队成员斯科特·希尔弗曼的话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教育服务变得“简单、美观、易于使用”。
我们的主要项目是一个“互信的应用开发框架协议”，允许开发者使用学生信息提供创新服务，也就是一种“学生的应用商店”。然而，《环球报》三月份发表了一篇报道，使该项目的可行性受到了质疑：公立学校的律师在开放数据的问题上持保守立场，因此我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其他一些不太需要公开数据的项目上。
然而，在《环球报》对我们进行报道以后，我们认为可以借此机会与波士顿政府合作，在开放数据的敏感问题上有所推进。在早前与教育局的会议中，波士顿公校总监建议我们开发应用程序来帮助家长了解学校信息。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对于在当地情景中阐明入学资格规定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特别是考虑到现有的工具——一本28页的家长手册和一个名为“我的学校是什么？”的当地公立学校网站——还有很多改进空间。2011年7月，我们开发了“寻找公立学校”（DiscoverBPS）应用程序，家长只需输入家庭住址和孩子所在的年级，就可以得到一张列有所有符合条件学校的个性化列表。
我们的研究表明，家长们在选学校时主要关注两点：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地理位置。因此，我们提供了详细的信息来帮助家长了解这两方面的内容，包括上下学往返的距离、步行或乘公交车所用的时间、学生的马萨诸塞州综合评估考试（MCAS）分数、师生比例、学生在校时间、课外活动以及其他指标。我们提供“步行区地图”来帮助家长了解复杂的步行区政策（政策为住在学校一定半径之内的学生给予更高的优先权）。我们还添加了每所学校每个年级历史录取率的数据，这些数据颇具争议，教育部门担心录取率会让人们觉得是拿孩子的未来做赌注。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因为缺乏相关信息，家长们不可能做出明智的决定，透明的数据会让抽签过程更容易理解。即使后来我们得到了公开数据的许可，教育部门依然认为“录取率”这个词具有煽动性，要求我们在提及数据时用“每个开放席位的申请人数量”，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用比率而不是百分比的形式表现数字。很显然，“开放数据”的前途依然未可知。
“寻找公立学校”从2011年11月启动至今，已经接受了超过15，000位独立访客，并且在学校注册月访问人数显著增多。资料显示，这一数字与每年在波士顿的学校注册的学生人数相当。这一应用程序得到了家长和校方的一致好评，用户界面直观清楚，用数据说话，让复杂的选校过程变得更加明了。“寻找公立学校”投入使用一年半之后，公校总监卡洛·约翰逊告诉我，“这一应用改变了教育部门和家长之间的联系模式”。他的反馈对于我们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为美国编程”的目标就是“促进公民参与，从政府服务更加公开、有效、可参与做起”——我很难想象一个更高的评价了。
算法规定
在此很有必要对总监言论进行一下背景介绍：我在2013年2月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遇到她。当时波士顿公校系统的官员正在介绍有关大改波士顿学校分配政策的提案。这项计划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2012年1月，梅尼奥市长在市情咨文的演讲中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使得计划终于变成现实：
波士顿公立学校在过去20年取得了很大进步。在我刚担任市长的时候，许多家长在考虑将孩子送去哪里读书时，只能在少量学校中选择。如今，超过100所学校都有候补名单，正是因为他们在家长中非常受欢迎。在过去20年，我们的毕业率从未如此之高，我们的辍学率也从未如此之低。
但是进一步提升公校系统的过程中依然存在阻碍：学生分配流程把我们的孩子送到了城市另一端的学校。随便选择一条街，十个孩子可能去了十个不同的学校。家长们也许互不相识，孩子们也许不在一起玩耍。他们不能一起拼车，也不能为同样的考试一起学习。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学校社区去尽力为孩子们服务，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拥有值得孩子就读的学校。
今晚我承诺，从现在开始的一年内，波士顿将采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生分配计划——优先考虑让学生就近就读。我正在指派约翰逊总监在全市范围内任命一个由专门人员组成的小组。他们将协助设计分配计划以帮助我们达成目标，并且让社区也参与到这次转变中来。
我知道我过去已经谈论过改变学生分配计划。在过去这些年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2012年将会成为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的一年。（波士顿，2012）
这项指令部署了未来一年教育部门的日程，其中包括市政厅会议，就像我在二月份参加的那个一样，波士顿公校系统的官员介绍了新的分配提案并寻求家长们的反馈。大多数提案都是将学区划分为更小的分配区域，以此来解决校车接送的问题。（见http://bostonschoolchoice.org/explore-the-proposals/original-bps-proposals/)波士顿传统上包含三个区域：北部，西部和东部。新提案的范围涵盖了从九区到二十三区。就像任何重新分区的努力一样，重新划线并不轻松：学校的数量依然不变，一些家长或者团体总是感觉被骗了。会议充满争论，家长们对现有的和新提议的分配系统发泄他们的失望。尽管总监称赞了我们，但是当我坐在市政厅会议里，面对一长队的家长表达他们对择校流程的失望，我很难相信像寻找公立学校这样的网站真的可以解决如此艰深棘手的问题。
有趣的是，获选的提案并不在教育部门的最初名单上。一位名叫施鹏的博士生递交了提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用算法解决社会问题，出于好奇，他开始参加市政厅会议。正如我们一样，他总结道问题的核心在于学校的质量和位置，他认为仅凭修正地理区域很难解决这一问题。他的方案是利用一种算法，确保每一个学生能拥有一定数量的高质量选择（按照教育部门用测试成绩和其他指标所定义的），无论学生住在城市的什么位置。根据凯瑟琳·希里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所说，“他开始在说，‘我所听到的是，家长们希望学校离家较近但质量不能差...我所做的就是满足他们这两个目标。’他并没有政治目的。”
施鹏提交了自己的算法并被教育部门纳入选择程序中。家长们觉得这个方法可以接受。2013年三月，学校委员会最终投票选择了施鹏的方案（该算法将在2013年末开始使用）。这一决定是对过去五十年争论的一个历史性发展。
正如希里的文章中所写到的：
“一个局外人，不掺杂任何情感，具备编程能力却没有政治目的，让他来制定的模型成为如今解决城区学校分配这一复杂问题的方法。许多这样的地区，如波士顿，正被不公平问题所困扰，因为好学校太少，大多数有色儿童不得不就读于表现较差的学校。克服遗留问题在这里被赋予过多情感，以至于之前重新分区的努力都失败了。”
这段描述同样适用于“为美国编程”的工作。
数据与话语
波士顿学校分配的故事表明，开放数据有能力左右围绕社会问题的公共话语。《波士顿环球》报利用教育部门向公众开放的数据来抨击教育部门（包括对家长的采访，等等）；作为回应，教育部门在寻找波士顿公校网站上开放新的数据，并就现有解决方案与家长进行公开对话。这其中包括了市政厅会议和www.bostonschoolchoice.org网站，网站中有一整个分区专门用于“原始数据”。正如波士顿市长新城区运行办公室的联合负责人克里斯·奥斯古德所说，这些数据允许像施鹏这样的第三方为整个进程作出突出的贡献。开放数据在选校讨论中充当一种应用程序界面的终端。
总监这样评价寻找波士顿公校网站：“它改变了教育部门与家长之间的联系方式”。这反映出在促进开放话语上，以用户友好的界面来开放数据（如寻找波士顿公校）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过改变教育部门与家长的联系方式，寻找波士顿公校也改变了在教育部门内关于技术及其价值的态度。基于寻找波士顿公校1.0版本的成功，政府最近让我继续开发2.0版本，其中将会包含新的数据，为家长提供新的工具。我现在还在继续2011年开始的与波士顿公校的对话，我注意到人们对使用开放数据，对工具，以及让开放数据成为可能的技术都有了更大的包容性（波士顿公校的信息技术部目前正在建立一个基于RESTful的应用程序界面，用于显示一个包含学校和学生信息的规范性资源库）最后，教育部门选择了一个只能用计算机管理的分配政策，让我豁然明白在接纳技术性解决方案上，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大步——这意味着，自从算法可以根据每个地址生成符合条件的学校名单,教育部门再也不用将分配区域地图钉在墙上。
结论
我们在波士顿的工作展现出开放数据可以如何促进改变，即使面对最富争议的社会问题。起初，我们试图直接通过在应用商店公开所有学生信息来引发变化，但是这种做法因为涉及隐私问题而遭到抵制。我们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方法。通过将开放数据应用于真实的现存的问题中，我们能够证明这些数据当即的价值，从而对长期以来公众间的争论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两年半后，教育部门正在投资寻找波士顿公校的进一步开发，也证明着他们对于开放数据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民主依赖于我们围绕广泛的社会目标制定政策和规定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开放数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鼓励建设性的公众话语，证明了针对社会目标前进的透明化的方法。确实，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拥有“事实”，即使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也可以解决。
有关作者
乔尔·玛荷尼是一名企业家，同时也是“为美国编程”的前成员。他创办了DiscoverBPS.org寻找波士顿公校的网站，帮助波士顿的家长为孩子找到最好的公立学校。同时他参与创办了OpenCounter.us，帮助企业家定位业务许可范围。他在DataDonor.org开发了将个人数据作为慈善捐赠的新媒介。
译者注：
【1】波士顿公立学校：波士顿公立学校（Boston Public School) 是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系统，包括145所学校，从幼儿园到12年级，共有58,600名学生。
参考资料
Boston Globe Staff (2011). Getting In: Inside Boston’s School Assignment Maze [Multimedia series]. The Boston Globe. Retrieved from http://www.boston.com/news/education/specials/school_chance/index/
City of Boston. (2012). The Honorable Mayor Thomas M. Menino: State of the City Address, January 17,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cityofboston.gov/Images_Documents/State_of_the_City_2012_tcm3-30137.pdf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Busing’s Boston Massacre. Policy Review, 98. Retrieved from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article/7768
Seelye, Katherine Q. (2013, March 12). No Division Required in This School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3/03/13/education/no-division-required-in-this-school-problem.html?_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