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

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不，英国人。你呢？”

“意大利人。”

我们正要出门时，他穿过房间，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这种对陌生人突然产生的情感真是太神奇了！仿佛他的精神和我的精神在一瞬间跨越了语言和传统的鸿沟，紧紧相拥。我喜欢他，希望他也同样喜欢我。但我也知道，为了保留他在我心中的第一印象，我就不能再见到他。当然，我也的确再没有与他重逢。在西班牙，人们之间的联系通常就是如此。

我之所以提起这个意大利民兵，是因为他始终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他那破旧的制服，那张融合着野性与狂热而又伤感的脸庞，于我而言，他就是当时那种特殊气氛的象征。他与我所有关于那段战争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巴塞罗那的红旗，破旧的火车满载着衣衫褴褛的士兵缓缓前行，铁路沿线那些灰暗的饱受战争之苦的城市，以及山间泥泞、冰冷的战壕。

那是1936年12月下旬，距此时我写下这些文字还不到7个月，然而那段时光已然褪色。之后发生的事件彻底冲淡了它，人们对它的记忆甚至还不及1935或1905年清晰。我最初来到西班牙是打算写一些新闻报道，但一到那儿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似乎是唯一可以做的事。加泰罗尼亚仍处于无政府主义者控制之下，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虽然对于任何从革命伊始就身处其中的人而言，革命高潮似乎在12月或1月就已过去；但在一个从英国初来乍到的人眼中，巴塞罗那的方方面面却着实令人震惊。这是我第一次置身于由劳动阶级掌控的城市。大大小小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领，挂上了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帜；每一面墙上都涂画着锤子和镰刀的图案以及革命党的缩写标记；几乎每一所教堂都遭洗劫，圣像被焚烧，各处的教会建筑统统被拆毁。每一间店铺和咖啡馆都挂出了告示，声明已归集体所有；甚至连擦鞋匠们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涂成了红黑两色。服务员和商店的导购员直视着顾客，将他们视为平等的对象。再也见不到卑躬屈膝的言行，哪怕是形式上的礼节也暂时消失。没有人用“先生”或“Don”[1]之类的字眼，就连“您”也不再使用；大家彼此以“同志”和“你”相称，问候语也由“早安”变成了“祝你健康！”法律禁止支付小费，我初来乍到就因试图给电梯服务生小费而被酒店经理教育了一番。这里的私家车均被征用，所有的电车、出租车以及其它各类交通工具都被涂成红色和黑色。革命标语随处可见，满墙红色和蓝色的海报画鲜明而夺目，令所剩无几的旧广告形同烂泥涂鸦。在这个城市宽阔的主干道兰布拉斯大街上，拥挤的人流往来穿梭，大喇叭里从早到晚播放着革命歌曲。而最为怪异的则是这里的人。从表面上看，这个城市的富裕阶层已不复存在。除了少数妇女和外国人，城里根本见不到“衣着光鲜”的人。几乎人人都穿着简朴的劳动阶层的服装，或是蓝色的工装裤，或是类似民兵制服的衣服。所有这一切都如此奇特而动人。这其中有很多东西我弄不明白，甚至就某种意义而言不喜欢，但我立即可以断定它值得我为其而战斗。此外，当时我认为，正如我所见到的那样，这里是一个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国家，资本家们或是逃亡或被消灭，或者已自愿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但我并没有意识到，大批的资产阶级分子只不过是潜伏下来，暂时伪装成无产者而已。

与这一切并存的则是罪恶的战争气氛。城市伤痕累累，道路和建筑物年久失修，出于对空袭的恐惧，夜晚的街道灯光昏暗，店铺大多破旧且空空荡荡。肉制品稀少，牛奶也几乎供应不上，煤、糖、汽油之类的物资匮乏，面包短缺尤为严重，等待买面包的队列时常有几百码长。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依旧充满希望。没有人失业，生活物资的价格仍相当低廉；城里几乎见不到穷困潦倒的人，除了吉普赛人之外也没有乞丐。最重要的是，人们对革命和未来充满信念，感到突然间进入了平等与自由的时代。人们正试图活得像个真正的人，而不是资本主义机器上的齿轮。理发店里张贴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通告（那些理发师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郑重声明理发师不再低人一等。大街上的彩色海报呼吁妓女们从良。在冷漠自负的英国的人眼里，这些奉行理想主义的西班牙人着实可悲，他们竟然还相信那套革命的陈词滥调。当时那些通俗的革命歌曲宣传的都是无产阶级兄弟情谊和墨索里尼邪恶罪行，大街上随处可见这类歌谱，几分钱就能买到一份。我经常看见目不识丁的民兵买下一份歌谱，辛辛苦苦地拼读，一旦摸着门道，就起个调儿唱起来。

那段时间我待在列宁营，名义上是进行赴前线前的训练。我参加民兵组织之初即被告知，次日就会被派往前线，但事实上，我不得不等待新连队做好准备。这些工人民兵是在战争初期由工会临时挑选出的，尚未被整编为常规的军队建制。民兵队伍的最小建制是“小队”，约30人，一个连队约100人，而“纵队”的人数通常更多。列宁营是一片壮观的石建筑群，包括一所骑兵学校和一个用巨大的鹅卵石铺就的庭院。以前这里是骑兵营，在7月的战斗中被占领。我所在的连队以兵营马棚为寝室，石头马厩下还刻着当初那些骑兵的名字。所有的马匹都已被收缴派往前线，但整片地方仍弥漫着马尿和烂燕麦的气味。我在军营里待了约莫一个星期，只记得马匹的气味、断断续续的号角声（我们所有的号手都是外行——我最初就是在法西斯控制区外听会了西班牙号角的）、军营里钉子靴发出的踢踢蹋蹋的响声、冬日清晨阳光下的长长的队列、以及骑兵学校砾石操场上乱哄哄的50人一队的足球赛。军营里总共约有1 000名男性和大约20名女性，除此之外还有些民兵们的妻子负责做饭。当时仍有女民兵，尽管人数不多。在之前的战斗中，她们曾与男人们并肩作战，这在革命时期似乎是件很自然的事。然而现在人们的想法已悄然改变。当女民兵们在骑兵学校操练时，男民兵们必须离开，以免他们的嘲笑令她们分心。几个月前可没人觉得女性摆弄枪械是滑稽可笑之事。

整个军营既肮脏又混乱，民兵破坏了他们所占领的每一栋建筑，似乎革命就该如此。随处可见一堆堆被砸坏的家具、破损的马鞍、黄铜骑兵头盔、空剑鞘和腐烂的食物。浪费食物的现象相当严重，尤其是面包。单以我所在的营房为例，每顿饭都要丢弃整篮的面包——平民还在忍饥挨饿，这里却发生如此不光彩的事。我们在长长的高腿桌边，用总是油腻腻的锡盘吃饭，就着一种被称为泼溶[2]的可怕的容器喝酒。泼溶是一种带有长尖嘴的玻璃瓶，只要把瓶身稍稍倾斜，酒水便从尖嘴里汇成一股细流喷涌出来，这样你的嘴唇就不必接触瓶口，大家也可以轮流享用。我一看见泼溶就立即提出抗议，要求得到一只饮水杯。在我看来，那玩意儿实在太像夜壶，尤其是盛满了白葡萄酒的时候。

新兵们开始分批领到制服，不过这里是西班牙，人们做事总漫不经心，因此没有人清楚各人领到了什么，各种诸如皮带和子弹盒之类最为必要的装备，直到我们临上火车前的一刻才配发。我用民兵“制服”这种说法可能会造成误解。那其实并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制式服装，或许称其为“不统一服装”倒更贴切。所有的衣服大体相似，但没有任何两件完全相同。几乎每个人都穿着灯芯绒马裤，而所谓的整齐划一也就止于此了。有的人打绑腿，有的人穿灯芯绒护腿，另一些则套着皮裤或高统靴。每个人都有拉链外套，不过有些是皮革的，有些则是羊毛的，而且五颜六色。帽子的式样更是五花八门，帽子的前檐通常别着党徽，此外，几乎每个男人都在脖颈上系了一条红色或红黑两色的手帕。如此装扮的民兵队伍看上去不啻为一群扎眼的乌合之众。不过工厂也只能赶制出这样的衣服，鉴于当时的情况，这还不赖。衬衫和袜子是稀薄的棉制品，根本无法御寒。我不敢想像民兵们在最初缺乏组织的几个月经历了怎样的情形。我记得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份报纸报道，一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3]领袖在视察前线之后表示，他会尽力确保让“每个民兵都有一条毯子”。假如你曾经在战壕里过夜，听到这样的话定会不寒而栗。

我进入军营的第二天，可笑的“训练”开始了。起初的情形简直混乱不堪。新兵大多是来自巴塞罗那街头的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充满革命热情却根本不明白战争的含义。这些兵完全没有纪律观念，甚至让他们排好队都是妄想，如果有人不喜欢某项命令，就直接走出队伍和军官争吵。负责训练我们的中尉是个身材健壮、容光焕发的可爱的年轻人，他以前是正规军军官，现在也仍保持着灵活的步伐和整洁的制服，风采依旧。奇怪的是，他竟是个热诚的社会主义者，对实现社会各阶层间完全平等的执着甚至超过了那些民兵自身。我还记得当一名无知的新兵称呼他为“长官”时他那痛苦的惊叹。“什么！长官？是谁叫我长官？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这种态度对他的工作是否能有任何帮助，我表示怀疑。同时，新兵并没有得到丝毫有用的军事训练。我被告知外国人不必参加“训练”（我发现那些西班牙人抱有某种可怜的信念，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在军事问题上都比他们自己懂得更多），但我很自然地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我迫切想学会如何使用机枪，我还从未有机会接触这种武器。沮丧的是，没有人教授我们任何武器的使用方法。所谓的训练只不过是最老套、最愚蠢的那种队列操练，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3人成列齐步走，以及所有那些我15岁就学过的毫无用处的扯淡。这就是游击队所接受的了不起的训练。很显然，如果你只有几天时间去训练一个士兵，你就必须教给他最有用的知识，比如如何隐蔽，如何在空旷地带前进，如何修筑工事——最重要的，如何使用武器。然而，这帮将要在几天之内被扔上前线的跃跃欲试的孩子们，甚至连如何使用步枪或引爆炸弹都不知道。当时我并不了解，个中原因在于军营里根本没有武器。马统民兵步枪短缺的问题如此严重，以至新部队要到抵达前线之后才能从换防部队那里接过枪械。在整个列宁营，我相信，除了哨兵手中的步枪之外没有多余的枪支了。

几天之后，尽管从任何常规标准而言我们仍是彻头彻尾的一帮新兵，却已被认定可以公开亮相了。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早晨，我们在西班牙广场外的山顶公园集合。除了新成立的人民军警卫队和第一批特遣队，各党派的民兵也都在这里训练。公园里的景象奇特而令人振奋。沿着各条道路和小径，一队队男人挺着胸在花丛中来来回回僵硬地行进，努力表现得像个士兵。他们全都手无寸铁，没有完整的制服，多数人身上的民兵制服都这儿那儿打了补丁。每一次的训练总是大同小异。3个小时里，我们来来回回摇摇摆摆（西班牙式的行进步伐短小而快速），然后下操，解散，口干舌燥的人群蜂拥至半山腰一家卖廉价酒的生意兴隆的小杂货店。每个人对我都很友好。作为英国人，我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军官也对我格外关注，替我买酒。只要一有机会和我们的中尉待在一起，我就嚷嚷着要学习使用机枪。我曾经从口袋里掏出雨果字典，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冲他发问：

“我使步枪。我不使机枪。我学机枪。什么时候我们学机枪？”

回答永远都是带着困惑的微笑和承诺，说明天应该会进行机枪训练。不用说，明日复明日。几天过去了，新兵们多多少少学会了齐步走和立正，但至于武器，他们所知的全部就是子弹是从哪一头射出来的。有一天，我们训练结束后，一名荷枪的警卫队员走过来，允许我们看看他的步枪。结果发现，我所在的整个小队中除我之外竟没人知道如何给步枪装填子弹，更不用说如何瞄准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常为西班牙语而犯难。除我之外，军营里只有一个英国人，甚至包括军官在内没人会说一星半点儿法语。更糟糕的是，我的同伴们彼此交谈时通常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我唯一的办法就是随身携带一本小字典，遇到紧要关头便从口袋里掏出来。尽管如此，相比于其它大多数国家，我宁愿待在西班牙。在西班牙交朋友太容易了！一两天之内就有20来个民兵能叫得上我的教名，给我作示范，用他们的热情感染着我。我这么说倒不是在帮他们作宣传，也并不想将马统民兵理想化。整个民兵系统的确存在严重问题，人员参差不齐，因为彼时自愿入伍的人数正在减少，而且其中许多优秀者已经或上了前线或战死沙场。我们之中总有相当比例的人毫无用处。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们被其父母送来参军，坦率地说就是为了谋得当民兵每天10比塞塔的薪水，此外还可以把分配给民兵的大量面包偷偷带回家给父母。尽管如此，我倒不信有哪个像我一样身处西班牙工人阶级之中的人——或许应该说是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因为除了几个阿拉贡人和安达卢西亚人之外，我周围都是加泰罗尼亚人——没有被他们的高尚所打动。最重要的是，他们既直率又慷慨。西班牙人的慷慨，就通常意义而言，有时甚至会令人尴尬。如果你向他要一支烟，他会强迫你接受一整包。除此之外，他们的慷慨还表现在更深层的方面，一种真正的博大的情怀，我在那最令人绝望的环境中曾反复体验到。有些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在此旅行的记者和外国人宣称，西班牙人暗地里嫉恨外国援助者。对此，我只能说，我从来没有遇到此类情形。我记得在我离开军营的前几天，有一群人刚从前线返回休整。他们激动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热情赞扬在韦斯卡[4]与之并肩作战的法国军队。他们说法国人非常勇敢，还忙不迭地补充说：“Más valientes que nosotros[5]——比我们勇敢！”对此我当然有异议，于是他们解释说，法国人更懂得战争的艺术——对炸弹、机枪等等更在行。无论如何，他们的评价很中听。换作是英国人，他宁可把自己的手砍下来也不愿这么说。

每个在民兵组织服役的外国人起初几个星期都在学习如何热爱西班牙人，但与此同时却往往被他们的性格激怒。在前线，我的愤怒有时达到了极点。西班牙人擅长很多事情，但不包括打仗。所有的外国人都对他们的效率低下感到震惊，最要命的是他们那足以令人发狂的不守时。有一个西班牙语单词，没有哪个外国人没领教过，那就是mañana——“明天”（字面意思是“早晨”）。只要有可能，今天的事必然拖到明天。这个问题如此严重，以至西班牙人自己也拿它当笑话。在西班牙，小至就餐大到战斗，从没有哪件事在预定时间发生。通常事情都发生得太晚，但偶尔——因此你也不能指望它们会迟到——也会来得太早。本该8点出发的火车通常会在9点到10点间的任意时间离开，但也许每周会有一次，司机一时心血来潮，7点半就开车了。此类事件着实让人恼火。从理论上讲，我很羡慕西班牙人，他们不像我们北方人那样神经质般地恪守时间，不幸的是，我有守时的习惯。

经过了没完没了的谣传、明天和延迟，我们突然接到命令在两小时之内开赴前线，而我们的装备仍未配齐。军需处陷入了可怕的混乱，最后，很多人不得不在装备不全的情况下开拔。军营中瞬时间满是女性，她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帮着男人们卷毯子、打背包。我不得不让一名西班牙姑娘示范如何挎上我的新皮质子弹匣，真叫人害臊。她是另一个来自英国的民兵威廉斯的妻子，温柔，长着深色的眼睛，有强烈的女性气质，看上去好像一生都在摇摇篮，但事实上早在7月间她就勇敢地战斗在街头。那时，她背着一个战争爆发后10个月出生的婴儿，那婴儿说不定还是在街垒边产下的。

列车本应于8点离开。大约8点10分，心烦意乱、大汗淋漓的军官试图让我们在军营操场整队。我清楚地记得现场的景象——喧闹、兴奋，火光中红旗猎猎，一队队的民兵背着背包，肩上挎着铺盖卷儿和破损的子弹带；叫喊声、靴子的踢哒声、锡盘子的碰撞声此起彼伏，之后终于有人发出了响亮的嘘声要求大家安静；接着某个政治委员站在一条巨大的红色条幅下下用加泰罗尼亚语向我们发表了一通演说。最后，他们让我们列队前往车站，走的是最长的路线，足有三四英里，好将我们展示给整个城市。在兰布拉斯大街，他们让我们停下，而一支借来的乐队则演奏了一些革命歌曲。又是一通战无不胜的英雄之类的废话——欢呼声、掌声，红旗和红黑色旗帜漫天飞舞，友好的人群挤满了道路，大家都想看我们一眼，女人们从窗户中朝我们挥手。当时那一切看上去多么自然，而现在想来却如此遥远而难以置信！火车拥挤不堪，几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座位了。在最后一刻，威廉斯的妻子冲上月台，递给我们一瓶葡萄酒和一英尺长的红肠，就是吃起来味道像肥皂且会让你腹泻的那种。火车缓缓爬出了加泰罗尼亚，以每小时低于20公里的常规战时速度驶向阿拉贡高原。

注释：

[1] Don，西班牙语中置于男士名字前的尊称。（译注）

[2] 泼溶（porron），一种西班牙传统的葡萄酒容器，长颈、大肚，壶嘴长而尖。（译注）

[3]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全称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和西班牙内战时期活跃于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政党，以下简称马统。（译注）

[4] 韦斯卡（Huesca），位于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译注）

[5] 此处为西班牙语，意为“比我们勇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