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搬进波希米亚区之前，我犹豫过，那时我在伦敦近郊的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在城里打发我所有的时光。在参加完布鲁姆斯伯里公寓或者舰队街酒馆里的聚会后，我常常会错过当晚的最后一趟火车，于是不得不在凌晨走回亲戚家。现在我准备在脑海中走一遍。为了在聚会上再流连半个钟头，享受那里的欢声笑语，几英里孤独的长途跋涉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何况每一条路都被诗情和欢乐之灯照亮了。走过白厅（Whitehall），我会来到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在那儿我有时会转入位于艾比路（Abbey）后面的一条沉浸在寂静中的小巷，瞥一眼一位诗人所住的房子的窗户——我常常把他的诗作揣在口袋里——看看他睡了没，如果百叶窗后仍然亮着灯，我就在路边停一会儿，幻想着里面可能正在发生的内容丰富的谈话，或者想象他在工作，或是读书，抑或在翻着那些我知道他很喜爱的老照片。
接着，沿着堤岸（Embankment），经过一片灰色的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穿过几座桥，俯瞰辽阔的河，河水时而在月光下波光粼粼，时而昏暗，伴着一束束划过水面的亮光和船上红绿信号灯闪烁的光芒。当拖船拖着一连串的驳船从桥下驶过时，总会使我随着船头划破河水时的冰冷杂声莫名其妙地战栗起来，我会靠在栏杆上看着，并捕捉住船上人那静默的黑色身影，幻想着如果我所有的时光都始终在河上度过，看着来往的船和人，只知道潮汐而不知道钟头，会是怎样的，直到她的灯光随着转弯而消失不见，我会像之前一样离开这条河，经过路边亘古不变的路灯，继续向前走。
我会走过切尔西大桥，夏纳步道（Cheyne Walk）的树下，我的心灵和青春会因一瓶不同寻常的酒而得到升华，我会思考曾在这里住过的伟大人物，幻想着切尔西咖啡馆是否还能认得出艾迪生（Addison）和斯蒂尔的魂魄——想到这里，我会嘲笑下我自己， 并伴着这个夜晚，来一段小曲儿，或者也有可能我的思绪会忽然被灯光下的明亮景象引到一些关于咖啡摊的琐事上，我是因为咖啡摊才选择了这条路，而不是在威斯敏斯特或者沃克斯豪尔大桥（Vauxhall Bridge）就那儿过了河。
咖啡摊
这些咖啡摊有些吉普赛元素，非常可爱。从那时起我就对它们有了些了解：在肯辛顿教堂（Kensington Church）附近有一家，我常常在早上去那儿买一杯咖啡，坐在沿着栏杆而放的乞丐长凳上喝完；在诺丁山门（Notting Hill Gate）附近也有一家，另外在斯隆广场（Sloane Square）里还有一家，我们过去常在看完皇家宫廷剧院的音乐剧后去那儿吃晚餐；但是我对这些咖啡摊的喜爱程度都比不上对堤岸边的这家小且凌乱的咖啡摊的喜爱。那是在一个充满欢乐的夜晚，小摊的主人第一次认出了我，并像对待老客户一样和我交谈。即使是更有名的人也很少让我产生比这更自豪的感觉。这意味着些什么，意味着我有在买咖啡和蛋糕时能被被问声 “晚上好，比尔！”的虚荣心。咖啡和蛋糕分别花了一先令，非常美味。咖啡的温度入口刚好，而蛋糕的分量足以让一个怪物吃饱。我常在小摊边的闲人堆里度过愉快的二十分钟。那儿有时会有几个士兵，一两个懒散的女人，以及一个几乎每晚都会出现的瘦小却肩膀宽阔、目光和蔼的老人。年轻人会开这位老人的玩笑，那几个衣冠不整的女人会大笑着说要亲他，只有那些年纪稍长的男人绅士些，他们知道他的经历，常常帮他付咖啡和蛋糕钱，或者给他一个奢侈的水煮蛋。他曾经拥有这个河段上一半的船，并且是位拳击手。我想他现在已经过世了。那儿还有些其他人，其中有一个有着黑色的长头发和一双分得很开的大眼睛，他站在那儿轻蔑且毫无束缚地和其他人谈笑风生的行为莫名地吸引了我。一天晚上，他离开小摊后过了座桥，我很想认识他，于是丢下我一口都还没来得及品尝的咖啡追上了他，跟他聊了几句，他也回答了我。他放慢了步伐，和我一起走向克拉珀姆。当时我告诉他了我叫什么并且也问了他的名字。他在一盏路灯下停了下来，看着我。“我是个艺术家，”他说，“我不作画，并且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伟大人物。”接着，或许是我的一脸迷茫让他生气了，他连晚安都没说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条小巷。我常常在想他到底是谁，是做什么的，曾经苦笑着思考他的人生在我所知范畴内有多么典型。多少艺术家都不作画啊；多少人都没有名字啊，他只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著名且伟大！从那以后他都避开我，而我也不好意思再去问他一次。
时常在我还没有离开那个咖啡摊过河前，天就已经破晓了，这时候灰白的薄雾中闪烁着昏暗的灯光，烟囱和桥的魅影在远处隐约可见，那或许是人世间最美的景象，是一个比现实更加美好的诺言。在此情此景下，凝望着悬在河上的梦，很容易变成一个诗人；伴着我眼中的柔美的画卷，也不难变成一个画家。有时，来到桥中间我会被感动得无语凝咽，于是我就会目视着前方快步走过，那样我或许能赶在这副美景被另一幅哪怕就差一丁点儿的景色所糟蹋之前，离开那里。
在剩下的路途里，道路两边是陷入沉睡的红砖房子；丑陋的公寓和别墅，它们就像从印刷机里出来的传单一样千篇一律，在路边排成一排，直到走过一英里半的种着稀疏草木的绿地，我的双眼才从它们的丑陋中解脱出来，那片绿地时而在满是露水的清晨显得鲜嫩迷人，时而在雨中显得老态龙钟、参差不齐。接着我不得不又一次步入漫无边际的砖头房子，穿过伦敦郊区里最丑陋、最令人厌烦的那一片。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人背井离乡，既不按照常规模式去生活，也不过他们的家人帮他们安排的生活，而是过上了一种不舒适、不健康，并且总是更加危险的生活。众多的原因往往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事实亦然，如果要举例说明所有的原因，我不可能只找到一两个例子。
年轻的威廉·黑兹利特先生，在过了八年除了走路和思考以外几乎什么也不干的生活后，忽然拾起了他年幼时想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梦想，于是开始疯狂工作，得到了一个复制卢浮宫里提香的作品的委托，在巴黎过了四个月的杂乱生活，接着成为了一个四处漂泊的肖像画家回到北英格兰过了三年的流浪生活。再比如德·昆西（De Quincey）选择了退学，揣着十二个几尼（其中十个是借来的），在威尔士山区过上了充满冒险的流浪生活，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的监护人想立刻把他送入大学而他不乐意这么个无关紧要的原因。他们是一群在很早的时候就决意投身于艺术或文学的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理想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理想都不足以满足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身边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并允许他去做想做的事。从本质上来说似乎是因为无论何种情况让他有所求时，这种渴求就让人亟不可待。但是除了上述那些人，也有像戈德史密斯（Goldsmith）这样的人，在晚年很巧合地亦或是迫于生计而开始从事某项艺术，更普遍的情况是因为在家不招待见而走上社会，他们的康塔林叔叔只为了缓解自己兄弟姊妹的焦虑而无视侄子或外甥的焦虑，用十五个几尼就把他们扫地出门。
一百年以前就是这样的，而现在仍然是这样。我很小的时候非常想成为维庸那样的人，急于想拥有我自己的生活。
一天里我的理想会对理智重复二十遍，只要还住在这房子里被不讨喜的几个小孩打扰，就没法顺利进行下去。我想我的亲戚一定急于摆脱我。最后我在切尔西附近徘徊了一早上，找到了一个有着四扇完好窗户的空房间，再下两层还有供水系统，租金是一星期几先令。我预付了一个星期的租金，然后回到家里，向杂货铺订了一辆货车，并让他吃完午饭后过来。那辆货车停在了家门前。我宣布了我的打算，并将我所有的书、一条旅行毛毯、一些衣服以及一个张大椅子都塞进了车里，在向亲戚告别后，我点上我的陶土烟斗，接着沾沾自喜地坐在车尾板上，下达了出发的命令。我像哥伦布一样向我的新大陆前进，在那儿吉普赛人正用不知名的木头敲打着他的帐篷；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坐在大篷车里挥别童年的流浪者一样，我松开了我的外套，解开了一两颗先前只开到脖子处的法兰绒衬衫的纽扣，看着那些红砖房子在我身后缓缓消失。坐在我自己租的货车里，将行李搬到一个我自己选的地方，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人，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心愿忽然间变得唾手可得，这一切都让我感到自豪。我再也没有过另一个类似这样的下午。
当时天气很暖和，郊区小花园里的灌木丛被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尘土，尾气逐渐扩大，并环绕在车后，滞留在了我的脸上和鼻孔里，因为我正扩展胸腔嗅着独立后的空气。当我们穿过一条比较繁华的大道时，被差遣的仆人，甚至是一些本应更赞同我的游手好闲之人，都纷纷嘲笑我的烟斗和衣服，毫无疑问他们是受到了坐在前面开车的那个男孩的鼓舞，他们之间（我很肯定）正进行着眼神交流。但我对他们一概无视——不然怎么能是个自由的波希米亚人，我正去往萨维奇、戈德史密斯、罗塞蒂（Rossetti）、拉姆（Lamb）、惠斯勒（Whistler）、斯蒂尔、卡莱尔（Carlyle）这些人的幽灵出没的地方，我熟悉他们的名字和生平远多于他们的作品！噢，也不能这么说；我完全不了解卡莱尔的生平，但我将他的《衣服哲学》视为我的圣经；我对拉姆只有一丁点儿了解，但我把他的《伊利亚随笔》藏在课本的封皮里，我记得在令人深恶痛绝的拉丁语课上，老师要我做句式分析，为了派遣无聊，我用难以置信的调侃态度在惊讶的同学们和老师面前大声朗诵了“烤猪肉颂歌”。我对他们俩作品的了解多于对他们生平的了解。卡莱尔曾在切尔西住过，也就是我这辆满载幸福的小货车将要达到的地方拉姆曾住在离一个离小报社仅一步之遥的房子里，在那个小报社我因发表青少年作文而得到的酬劳促使我的雄心越过泰晤士河并为之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过了阿尔伯特大桥，我们像八月艳阳下的老马那样闲庭信步，左转后再走一会儿就到了国王路（King’s Road），在夏纳步道和布拉莫顿街（Bramerton Street）旁边，刚好经过了卡莱尔的房子，离利·亨特（Leigh Hunt）过去的住所也很近，要是他和善的灵魂挂在窗前，我都能跟他交换时代了。我平静地坐在小货车的尾板上，自豪地喝着酒，想着这些故人。我吸了一管又一管的烟，蓝色的浮烟在我身后的空中安祥地升起，好像是匀速划桨留在水上的一圈圈波纹。只有这平缓的速度没有暴露我的紧张与兴奋。
我们来到国王路，这是为了保护查理国王去幽会尼尔·格温时所乘坐的四轮马车的马而修建的。我们沿着它走就来到了世界尽头，那里让我想起了康格里夫（Congreve）的《以爱还爱》，这本书现在就放在我租来的货车里，我瞥了一眼，感到很开心，尽管我没看见，但我记得那是本黑色的书，其中有福雷尔夫人和福赛特夫人互相取笑对方言辞轻率的有趣场景；你记得：福赛特夫人奚落福雷尔夫人曾驾着辆出租马车绕着科芬园（Covent Garden）跑，还独自一人和一名男子在一起，此外，福赛特夫人还提到她能指出这些说明她很端庄， 福雷尔夫人立马机灵地反驳道：
“呸！胡说八道，这哪儿体现了你的端庄呢？我毫不怀疑在此之前你觉得你也会很高兴地坐在一辆出租马车里。如果我单独和一名男子去骑士桥、切尔西、春园（Spring Gardens）或者巴恩榆林公园（Barn Elms），我会被人说闲话的。”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去过你说的这些地方？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好姐妹？”
“我就去过了？你什么意思？”
“你曾去过乱七八糟的地方？”
“我现在就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还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我想你不会独自去世界尽头（World's End）的吧？
“世界尽头？你这么开我的玩笑是什么意思？”
“多么单纯啊！你不知道有个地方叫世界尽头？我发誓你可以继续维持着你那无辜的表情；你是个令人钦佩的演员…但是现在看这儿——你把这枚金发夹落哪儿了？——噢，我的好姐妹！”
“这是我的发夹？”
“是啊，这就是你的；仔细瞅瞅。”
“好吧，那你又是在哪儿发现这枚发夹的呢？噢，我的好姐妹呀好姐妹。”
还有比在炎夏的某天坐在货车尾板上读书更加美好的事情么？我让司机停下车去酒馆买来了两品脱爱尔啤酒（ale），一品脱给我自己，也就是他的雇主、我自己的主人，另一品脱给他，用来祝我和威廉·康格里夫身体健康，毫无疑问威廉·康格里夫在很多年前也曾在这儿喝过酒，那时候绿地从这儿一直延伸到威斯敏斯特，这个酒馆很小，档次也不高，欢快的男人带着同样欢快的女人来到这个小酒馆谈论这个国家的轶事丑闻。我看到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酒馆外面，在他们面前的绘图板上放着一瓶酒和几个杯子，或许他们其中有人正在刻着一艘大船，或者一句爱情和友情的箴言。
喝完爱尔啤酒后，我们继续上路，我忽视了旧切尔西这个河边小镇，因为当时我正思考着如何在新切尔西度过晚上的时光，新切尔西真的是一个被酒鬼、画家以及诗人的灵魂围绕着的地方，但对于即将住在那儿的我来说，它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恐怖且与世隔绝的荒蛮之地。
在两边都是灰色房子的路上，我们停在了一个小巷的转角处；那里有个蔬果店。我从车尾板上滑下来，看着顶楼那清冷的没有窗帘的窗子，那儿将是我睡觉的地方。
房东是一个机警且吝啬的人，他在一楼开了水果店，尽管实际上那根本算不上是一个蔬果店，客户想买的是更加鲜嫩多汁的蔬果。他插着破旧背心的口袋看着我将东西从货车上卸下来，也不伸手帮帮我们。当我们将搬到顶楼的空房间里之后，他毫无礼貌地走进来，并问我这就是我的所有行李了？我的家具呢？他的房子可不是带来行李就立马能入住的。
“我正准备去搬我的家具，”我答道，接着，当我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了七先令给司机作为租车费和小费时，我就像是不经意般，让他看到了我的一枚金币。他就像没看到一样，直到我走向门边准备下楼时，他终于稍稍礼貌了些，尽管他还是抢在我前面下楼。我讨厌他。他的行为给我的愉快心情泼了一瓢冷水。
我在最近的一个杂货铺里花三先令买了几个普通的包装箱，然后又花了六便士作为搬运费。我沿着富勒姆路（富勒姆路）走，买了些苹果、奶酪、面包和啤酒，直到我的口袋和胳膊再也容纳不下任何其它东西为止。当我回来时，箱子已经运到了，我的房东正愤愤不平地站在我的房间中央。
“你必须明白——”他立马开口道。
我的火气窜来了。“我明白，”我答道，“你有这间房的钥匙？谢了，晚安。”当这个小气蔬果店主的拖沓脚步声在楼下消失后，我高兴地对自己笑了。
我租的这个房间是正方形的，看上去（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尽管我之后可能会因这个想法而想杀了我自己）不那么令人愉快。地面上铺着光秃秃的、不规则的地板；墙面是昏暗的灰绿色；我的书被随意地堆在一个角落里，我买的东西被扔在另一个角落里；房间中间是成堆的包装箱，这些让房间看起来像个垃圾场。
那些包装箱很快被我组装成了桌子和椅子。我把两个箱子摞起来当橱柜用。再将另外三个箱子拼成了一张可爱的小床。我的旅行用毛毯仔细地铺在上面，让这张床看起来很舒服甚至有些华丽。奶酪很美味，啤酒也不错，但是我忘了买蜡烛，在我还没来得及吃完这简陋的第一餐时，天就黑了。于是我搬了一张由包装箱做成的椅子到开着的窗边，沉浸在一册诗歌集和一本英国民谣集中，在查令十字街上的书摊上标价九便士。
但我并没有读多少。甜蜜的夏日空气到了夜晚变得有些凉爽，似乎是要在我的额头上来一个承诺之吻。灯光逐渐熄灭了。我听着从河面的轮船上传来的汽笛声，或者伦敦教堂传来的钟声；我兴高采烈地听着路人踩在人行道上的脚步声，我可以看到他们但是看得比较模糊。从我的房间下面传来了一声粗鲁的斥骂声，还有歌声。现在我再一次翻开诗集，尽管实在太黑了，但有无数的憧憬和敬畏之情在书页上翩翩起舞，这让我的灵魂得到升华，只有到此时此刻我才知道这是我的第一个自由之夜，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住在自己的房间里，自由地为诗歌、为哲学以及一切高于生活的事物而活。我想起克拉布（Crabbe）揣着三镑和一册诗集来到了伦敦；我想起了查特顿（Chatterton），觉得自己很可笑的同时，又因为这些思绪而感到有点儿愉悦。我被这些无畏的梦想所淹没， 当我那散发着无数愉悦的思绪化成一道青烟飘散进夜空里之后，我还坐在那儿，直到足够满足为止。我压根儿没去床上躺着，而是直直地靠着窗户睡着了，醒来后，有点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