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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的一个早晨，这艘小轮船载着我们穿过伊斯坦布尔，停靠在海德尔帕夏的码头。在一群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中，我们推着自行车，缓缓地走过跳板。这是我们亚洲之行的起点，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太平洋的7000英里内陆旅行的开始。透过笼罩着停靠在金角湾的船只上的晨雾，桅顶上的“星条旗”在向两个刚走出校园的美国学生告别。他们已为自己鼓足勇气，即将开始将近两年远离舒适的西方文明的生活。
带领我们去往通向伊兹密尔的路的向导是一个12岁的男孩，他爸爸是一名亚美尼亚医生，当我们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时，曾是他的客人。他在我们旁边小跑了一段距离，然后双手同时紧握住我们的手，稚气而又真诚地说：“愿上帝会照顾好你们”；他的头脑里也充满了在亚美尼亚人中很普遍的想法——劫掠的土匪四处掠夺和屠杀。
我们觉得，环游世界的想法是一个可行的告别学生生涯的方式；而骑自行车仅仅只是完成这个目标的一种手段。在到达伦敦后，我们制订了穿越亚洲大陆中心腹地的计划，而不只是绕着文明程度更高的海岸线旅行。由于我们打算通过波斯进入俄国领土，因此有人建议我们在到达德黑兰后就向俄国沙皇的代表提出申请，以得到进入俄国和中亚旅行所需的护照及其他凭证；为实现这一目的，俄国驻伦敦的公使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介绍信。在伦敦，中国公使馆的苏格兰人秘书曾协助我们安排环游中国的可行路线，尽管他在一开始时竭力劝说我们放弃计划。然后，我们向中国公使本人申请必要的护照。我们得到的答复尽管礼貌，却有着强烈的谴责味道。他说，“中国西部四处是无法无天的团伙，他们本身都非常厌恶外国人。在一群天生好奇和迷信的人手里，非同寻常的旅行方式即便不一定令你们陷入危险，但也会使你们受到困扰。”在沉思了一会儿后，他又补充道，“但是，如果你们的公使提出申请护照的请求，我们会考虑我们能做什么。我最多能做的只是替你们请求官员的保护和援助；但对于人民群众，我无法保证。如果你们要到那个国家，你们要自负风险。“当我们在第二天早上来到美国公使馆的时候，公使林肯正坐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在听我们详细地讲述了整个计划后，他从书柜上拿下巨大的地图册，与我们一起查看计划的路线。他不觉得这件事可行，他也担心，一旦给我们提供了官方的援助，如果发生不测，他将要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在确保我们的父母均同意这件事，也了解我们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去完成这件事的决心后，他拿起笔，开始给中国公使写信，在向我们读完信件内容后他说，”我宁可自己没写这封信。“中国公使给林肯先生回了一份公文，当一年半后，当我们离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村落进入戈壁沙漠时，这份公文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驻伦敦的波斯公使曾要求查看我们的自行车和行李装备，在我们最后一次拜访他时，他表示愿意为了我们给在德黑兰的朋友写信；于是，在结束欧洲的骑行之后，我们现在朝着德黑兰，真正地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