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祖莫夫先生记录的缘起与现代俄罗斯的一个真实事件有关: 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被暗杀--更体现了一个被压迫的社会的道德败坏,在这里,人类最崇高的愿望、对自由的渴望、对爱国主义的狂热、对正义的热爱、怜悯之心、甚至对专制主义者纯粹的忠诚都被充满仇恨和恐惧的欲望所操纵,这些欲望与不安的专制体制交杂在一起不可分割。

上面提到的事件是,几年前有人试图暗杀臭名昭著的镇压委员会主席P先生,作为国务部长的P先生手上握有很大的权力。报纸对这个身穿金色花边制服的狂热的、胸廓狭小的人物大肆渲染,他的脸像一张皱巴巴的羊皮纸,毫无生气,戴着眼镜,瘦削的喉咙下面挂着圣普罗科皮乌斯勋章(the Order of St. Procopius)的十字架。人们可能还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这张脸没有一个月不出现在欧洲的一些带图片的报纸上。他为君主制服务,兢兢业业,乐此不疲地将男女老少不由分说地囚禁、驱逐或送上绞刑架。他疯迷地拥护独裁原则,一心想要从这片土地上消灭任何类似于公共组织中的残存自由;在他残忍地迫害新生代的过程中,他似乎想要摧毁一切自由的希望。

据说,这个天怒人怨的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所激起的仇恨。确实难以置信,而事实上他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安保措施。在某份著名的国家报纸的开头中,他曾经宣称:“自由的思想在造物主的行为中从未存在过。大部分人追求自由的方式,除了反抗和骚乱,别无他物; 在一个为顺从和稳定而创造的世界中,反抗和骚乱是有罪的。表达神圣意志的不是理性,而是权威。上帝是宇宙的独裁者……。”也许发表这一宣言的人相信,在他无情地捍卫这个地球上的独裁者时,神必定会保护他。

警察的警惕无疑救了他很多次,但事实上,当报应降临到他头上时,主管当局根本没有给他任何警告。他们没有收到任何要取部长生命的阴谋的消息,在他们日常的信息渠道没有得到任何阴谋的线索,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行动或危险人物。

P先生坐着两驾的无篷雪橇,男仆和马车夫坐在车箱上,正向着火车站驶去。雪已经下了一整夜,即使在清晨,道路上也满是积雪,马儿跑起来很吃力。雪一直在下,越积越厚。但是肯定有人在监视着雪橇并记录下来了。当车子向左转弯时,男仆注意到一个农民在人行道边上慢慢走着,他的手放在羊皮大衣的口袋里,肩膀在大雪中耸起到耳朵处。他们快要赶上这个农民时,他突然转过身来,挥动着手臂。刹那间,传来了一阵可怕的震动,爆炸声被大片的雪花包裹起来; 两匹马都死了,残缺不全地躺在地上,马车夫尖叫一声,从箱子上摔了下来,受了致命伤。那个男仆(幸存者)没有时间看清那个穿羊皮大衣的男人的脸。在扔完炸弹后这个人逃走了,但是据说,应该是男仆看到很多人冒着风雪从四面八方涌上来,一起跑向爆炸现场,他认为和他们一起回去比较安全。

瞬间,一群兴奋的人聚集在雪橇周围。部长主席安然无恙地从深深的积雪中走出来,站在呻吟着的马车夫身边,用他苍白无力的声音反复对人们说:“我请求你们离开,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请求你们行行好,马上离开。”

就在这时,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始终站在马车道的正中央,再往下两栋房子,他离开了马车道走到街上,往上走,很快地又向人群上空扔了一颗炸弹。它正击中了部长主席的肩膀,部长当时正弯下身去看垂死的车夫,然后受袭倒在车夫的双腿之间,可怕的集中爆炸威力,把他揭倒在地上,转瞬间终结了受伤的人和几乎把空雪橇覆灭。人群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喊,除了那些倒下的或奄奄一息的人,纷纷四散逃去,站在离部长主席最近的地方,还有一两个人,他们跑了一小段路才倒下。

第一次爆炸让一群人神推鬼使地聚集在一起,第二次爆炸迅速地使街道上几百码以外都变得冷清。人们透过落雪远远地望着两匹马的尸体旁边那一小堆相互交叠的尸体。没有人敢靠近,直到街道巡逻队的几个哥萨克骑兵[1](Cossacks)骑着马过来,下马,开始翻动尸体。在第二次爆炸的无辜受害者中,有一具尸体躺在人行道上,身上穿着乡下的羊皮大衣;但那张脸已无法辨认,在他那破旧的衣服口袋里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而他是唯一一个身份尚未确定的人。

那天,拉祖莫夫先生一如既往地按时起床,整个上午都呆在大学的教学楼里听讲座,在图书馆里学习了一会。他听到的第一个传闻是关于有人在学生们的餐桌上扔炸弹,就在他经常下午两点去吃饭的地方。但是,这个传闻不过是流言而已,而在俄罗斯,对某些流言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往往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对一个学生来说。拉祖莫夫是那种即使生活在精神和政治动荡时期,仍本能地坚持正常、实际的日常生活的人。他意识到他那个时代的神经紧张;他甚至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回应了它。但他主要关心的是他的学业、他的研究和他自己的未来。

他在名义上或实际上都没有家庭(因为大司祭的女儿早已去世),不存在家庭影响他的观点和感情的塑造。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个独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一样孤独。“拉祖莫夫”这几个字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标签。他不属于任何地方的拉祖莫夫家族。俄罗斯人的身份是他在记录文件中最有渊源的关系。任何他希望从生活中得到的美好,都只是因这一关系而得到或被剥夺的。这个庞大的关系正遭受着内部斗争的痛苦,他打心里对这种斗争畏畏缩缩,就像一个善良的人在一场激烈的家庭争吵中畏畏缩缩一样。

拉祖莫夫回家后想,他已经为即将到来的考试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在可以把时间花在想获奖论文的主题上了。他渴望获得银奖章。该奖项是由教育部颁发的;参赛者的名单将提交给部长本人。仅仅是参与其中就会被高层认为是值得称赞的;而该奖项的得主在获得学位后,有权要求获得更好的行政任命。作为学生的拉祖莫夫在沾沾自得的时候忘记了那些负责颁奖和任命的机构的稳定正受到威胁。但想起前一年的获奖者,当他和其他几个人碰巧在他们同志的房间里聚会的时候,无亲无故的年轻人拉祖莫夫当时还没喝醉。其中一位同志最终收到了关于他得奖的正式通知。他是个文静、谦逊的年轻人。“不好意思,”他带着一丝歉疚的微笑,拿起帽子说,“我要去点些酒。但我必须先给家里人打个电报。我说!那些老人们会不会让我们家周围二十英里的邻居们一起庆祝呢?”

拉祖莫夫想在他的世界里压根没有这些事。他的成功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但他对他的贵族保护人并没有什么怨恨,他的保护人并不是人们以为的外省大亨。事实上,他是独一无二的K王子,他曾经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辉煌的人物,而现在,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现在是一个参议员,一个痛风病人,过着一种仍然辉煌但更像个一般家庭的生活。他有几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和他一样高贵骄傲的妻子。

在他的一生中,拉祖莫夫只有一次被允许与王子私下接触。

那次相遇有一种在小律师办公室里偶遇的氛围。有一天,拉祖莫夫如约而至,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那里——一个高大的贵族模样的人物,长着丝般光滑的灰色络腮胡子。那个秃顶、狡猾的小个子律师带着具有讽刺意味的热情大声说道:“请进——请进,拉祖莫夫先生。”然后恭恭敬敬地转向那个陌生人,好不神气,“阁下,这是我的被监护人。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是他们系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

令拉祖莫夫吃惊的是,他看到一只白皙匀称的手向他伸出来。他很困惑地握住它(手很柔和,动作很轻),同时听到一种居高低下的喃喃声,他只听清“很满意”和“坚持下去”这几个字。但最令人惊奇的是,正当那只白晳匀称的手似乎要收回时,他突然感到一种明显的压力:压力很轻,就像一种秘密的信号。它传达的感情是很可怕的。拉祖莫夫的心似乎要跳到嗓子眼了。当他抬起眼睛的时候,那个贵族人物跟那位矮小的律师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开门出去了。

律师在桌上的文件中翻找了一会儿。“你知道那是谁吗?”他突然问道。

心还在怦怦直跳的拉祖莫夫,默默地摇摇头。

“那是K王子——你也跟我一样不知道他来像我耗子洞般小的律师所做什么吧,对吗?这些不可一世的人也像普通的罪人一样有自己的多愁善感的好奇心。但是,如果我是你,基里洛·西多罗维奇,”他斜睨着眼睛,重音放在他的姓上,继续说下去,“我就不会对你的介绍夸大其词了。这太不谨慎了,基里洛·西多罗维奇。哦,孩子,不!事实上,这对你的未来是危险的。”

年轻人的耳朵像火烧一样。他的视线模糊了,“那个人!”

拉祖莫夫在自言自语。“他!”

从那以后,拉祖莫夫先生养成了习惯,心里用这个字去称呼长着灰色丝绸般胡须的陌生人。也是从那时起,当他走在比较时髦的地区时,他就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马车上有K王子的仆人坐在轿箱上。有一次他看见公主下了车——她正在逛街——后面跟着两个女孩,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几乎高出一头。她们金色的头发颇有英伦风地披散在背上;她们的眼神充满愉悦,她们穿着一模一样的外套、皮手筒和小皮帽,脸颊和鼻子被霜冻得泛出了粉红色。她们从他跟前走过,穿过人行道,拉祖莫夫羞怯地微笑着继续往前走。“他”的女儿。她们就像“他”。这个年轻人对这些永远不会知道他存在的姑娘们感到一种温暖的友好。想像着不久,她们将与将军或卡莫荷尔[2](Kammerherrs)结婚,并有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将来也许会知道变成了一位著名老教授,授勋,可能是枢密院议员的他,是俄罗斯的荣耀之一——别无其他!

但是著名的教授是一个重要人物。荣誉会让拉祖莫夫这个标签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字。学生拉祖莫夫有想出人头地的愿望并不奇怪。一个人的真实存在是依据他人思想中对他的尊重或者自然而然的爱而形成的。在P先生被暗杀的那天,拉祖莫夫回到家里,决心为获得银奖章而努力。

慢慢地爬上四层又黑又脏的楼梯来到自己落脚的房子,他对成功充满信心。获胜者的名字将在新年当天发表在报纸上。一想到那个“他”很可能会在报纸上看到,拉祖莫夫在楼梯上停了一下,然后又为自己的想法微微一笑。“这只是一个幻觉,”他对自己说,“但这枚奖章是一个坚实的开端。”

满脑子发奋图强的念头,房间里的温暖不禁让人愉快和鼓舞。“我要好好工作四个小时,”他想着。但他刚一关上门,就吓了一大跳。一个陌生的身影站在那里,衬着平常在黄昏中闪闪发光的白砖砌成的高火炉,他全身都是黑色的。穿着一件紧身的、有裙摆的棕色布外套,腰间系着带子,脚上穿着长靴,头上戴着一顶阿斯特拉罕[3](Astrakhan)式的小便帽。它显得轻盈而威严。拉祖莫夫整个人目瞪口呆。直到走了两步的人影用平静而严肃的声音问外面的门是否关好,他才如梦初醒。

“哈尔丁!…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Haldin Victor Victorovitch)!…是你吗?…是的。外面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

维克托·哈尔丁,一个比他学校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年长的学生,不是上进青年那一类的。很少看到他去上课;当局给他打上了“不安分”和“不稳妥”的标签——非常不好的标签。但他在同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拉祖莫夫从未与他深交。他们偶尔会在其他学生家里的聚会上碰面。他们甚至还在一起讨论过——其中一次是对首要原则对年轻人乐观思想有多珍贵的讨论。

拉祖莫夫真希望这个人能选择其他时间来找他聊天。他觉得踌躇满志想搞定那篇获奖论文。但是,由于不好怠慢哈尔丁,拉祖莫夫用殷勤的语气,请他坐下抽烟。

“基里洛·西多罗维奇,”对面的人甩了甩他的帽子说道,“我们也许并不在完全相同的阵营上。你的看法更有哲理。你是个沉默是金的人,但我没见谁会怀疑你慷慨的情操。你的性格里有一种没有勇气是不可能存在的坚韧不拔的品质。”

拉祖莫夫有点受宠若惊,开始害羞地低声说着话,表示他很高兴得到他的好评,这时哈尔丁举起了手。

“我就是这样跟自己说的,”他接着说,“当我在河边的木场里躲避的时候。我跟自己说这个年轻人真有个性。他不会把自己的灵魂抛弃。你的矜持一直让我着迷,基里洛·西多罗维奇。所以我试着回忆起你的地址。但能找到这里这完全是靠运气。你的德沃尔尼克(Dvornik)离开了大门和街对面的雪橇司机说话。我在楼梯上没看见人,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上到你住的楼层时,看见你的女房东正从你的房间里走出来。但是她没看见我。她穿过楼梯口走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我溜了进去。我在这儿等了两小时了,想着你随时会回来。”

拉祖莫夫惊讶地听着。但他还没来得及张口说话,哈尔丁就从容不迫地加了一句:“今天早上是我把P干掉的。”拉祖莫夫压低了惊愕的叫声。他一生的操行,因为他和这种罪行沾了边而完全毁了,他幽幽地在心里发出了一声半嘲讽的叹息,“再见了我的银奖章!”

哈尔丁见他没作声,继续说道--

“你怎么不说话,基里洛·西多罗维奇!我理解你的沉默。当然,我不能指望你这个遵循拒人千里的英式礼仪的人给我一个拥抱。但不拘这些礼节了。你用心地听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哀嚎着咬牙切齿的声音。这足以打消任何哲学上的希望。那个人正在把这微弱如幼苗般的希望连根拔起。一定要阻止他。他是个危险人物,一个偏执狂。他再多干三年,我们就会倒退到五十年前的奴隶状态——看看那时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灵魂。”

他那生硬而自信的声音突然不再铿锵,他用一种沉闷的语调补充道:“对,兄弟,我杀了他。这是很累人的工作。”

拉祖莫夫瘫坐在椅子上。他预见到一群警察会随时冲进来。外面一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找这个在他房间里走来走去的人。哈尔丁继续用克制的、不紧不慢的声音说着话。不时地伸出一只胳膊,慢慢地,毫不激动。

他告诉拉祖莫夫,自己已经构思了一年;他好几个星期都睡不好觉。他和“另一个人”在前一天晚上从“某个人”那里得到了部长的行程。他和“另一个人”准备好了他们的“引擎”,决心不把“事”完成就不睡觉。他们带着“引擎”在大雪纷飞中走到街上,漫漫长夜相对无言。当他们碰到一个巡逻的警察时,他们彼此挽着手臂,假装是两个正在找乐子的农民。他们摇摇晃晃,用醉醺醺的沙哑声音说话。除了这些不寻常的突发事件外,他们一直保持沉默,不停地前进。他们的计划事先已经安排好了。天刚亮,他们就向着雪撬的必经之路走去。当它出现在眼前时,他们低声说了声再见就分开了。“另一个人”留在街角,哈尔丁在街上稍远一点的位置....。

在抛掷了“引擎”后,他跑开了,在第二次爆炸后,惊慌失措的人们飞快撤离了现场。他们吓得发狂。他被推搡了一两次。他放慢速度,让一群人走到他前面,然后向左拐进一条狭窄的巷子。只有他一个人。

他意外地逃脱了。任务完成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竭力克制住想在人行道上倒头大睡的冲动。但是这种虚脱的感觉——困倦的虚脱感——很快就过去了。他加快了脚步,走到镇上一个比较贫困的地区,想去看看济米安尼奇(Ziemianitch)。

拉祖莫夫想,这个济米安尼奇应该是那一类混得不错的城里农民。拥有少量雪橇和马匹可供出租的人。哈尔丁停顿了一下,大声说——

“他拥有闪光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灵魂!是圣彼得堡最好的司机。他在那里有一支三匹马的车队……啊!他是一位伙伴!”

这个人说,他愿意随时护送一两个人到南方铁路的第二个或第三个火车站去。但是,前一天晚上来不及知会他。他常去的地方似乎是城郊的一家低档餐馆。当哈尔丁到了那里,却找不到那个人。预计他要到晚上才会再来。哈尔丁不安地离开了。

他看见林场的门开着,便走了进去,以躲避在宽无人烟的大街上扫过的风。大块的、长方形的、铺满雪的木桩,就像村庄里的茅屋。起初,发现他的门卫蹲在二人中间友好地说着话。他是一个干瘪的老人,穿着两件破旧的军大衣。他那张干瘪的小脸,下颚和耳朵下面都用一块肮脏的红手帕裹着,看上去滑稽可笑。过了一会儿,他变得阴沉起来,然后突然莫名其妙地叫嚷起来。

“你快给我滚出去,你个二流子?我们还不知道你们这种工厂工人啊。牛高马大的兔崽子!你根本没喝醉。你来这里想做什么?不要想吓唬我们。自个儿带着你那双贼眉鼠眼滚吧。”

哈尔丁在坐着的拉祖莫夫的面前停了下来。他脸部的线条很柔和,白皙的前额上竖立着金黄色的头发,显出一副高傲无畏的样子。

“那个门卫不喜欢我的眼睛,”他说。“所以…我就来这里了。

拉祖莫夫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冷静。

“但是,恕我冒昧,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我们并不是很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

“秘密,”哈尔丁说。

这两个字像一只手用力地捂住了拉祖莫夫的嘴,他不再作声。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然后,你就来了这里。”话从拉祖莫夫的牙缝中蹦了出来

对面人没有察觉到语气中的愤怒。不疑有它地回答。

“是的。没人知道我在这里。如果我被抓的话,别人最不可能怀疑你。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来这里。跟你这样的聪明人说话我不用拐弯抹角。我突然想到,你——无亲无故——没有关系,如果这件事败露了也不会牵连任何人。俄罗斯被毁的家庭已经够多了。我来过你这里的事不会让人发现的。如果我被抓住了,我一个字也不会说——不管他们怎么对我,”他认真地补充道。

他又开始开回跺步,而拉祖莫夫定定地坐着,心中惊骇不已。

“你是这样想的——”他张口结舌,气得几乎要吐了。

“是的,拉祖莫夫。就是这样的,兄弟。总有一天你会帮忙建造新世界的。你现在认为我是一个恐怖分子——一个破坏现状的人,但真正的破坏者是那些破坏进步和真理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手刃迫害人类尊严者的复仇者。像我这样的人需要为像你这样独立思考的人扫清道路。我们已经作出了牺牲,但不管怎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逃走。我要拯救的不是我的生命,而是我的能力。我不会闲着的。你可别误会了,拉祖莫夫。像我这样的人很少。此外,对于压迫者来说,更可怕的是犯罪者人间蒸发。独留他们在办公室和宫殿里惶惶不可终日。我只想让你帮我消失。方法很简单,你顺路替我去今早我去过的那个地方找找济米安尼奇。你就告诉他,您认识的人要一辆马拉的雪橇,在凌晨十二点半,把它停在从卡拉贝尔那亚上端数起的左边第七根灯柱前。如果没有人来,雪橇就绕一两个街区跑,这样十分钟后就又转回经过同样的位置。”

拉祖莫夫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早早地打断他的话,叫这个人走开。是因为软弱还是什么?

他把这归结为自己人格太好了。哈尔丁肯定被人看见了。不可能人们完全没有注意到投下第二颗炸弹的人的脸和外貌。哈尔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成千上万的警察在一小时内就会掌握到他的外貌特征。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加。他走到街上,最后还是难逃被逮捕的命运。

警察很快就会查出有关他的一切。他们将着手调查这场阴谋。哈尔丁认识的每个人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无意中的一个表情,本身无罪的小事实也会被视为犯罪。拉祖莫夫回忆起他说过的一些话,他听过的演讲,他参加过的无害的聚会——一个学生对这类事情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不然在同志们的眼中也会变得很可疑。

拉祖莫夫仿佛看到了自己被关在一座堡垒里,焦虑不安,心烦意乱,也许还会受到虐待。他预见到自己将被行政命令驱逐出境,他的生活被毁了,一切希望都被剥夺了。他看到自己——最好的结局——是在警察的监督下,在某个遥远的小镇上过着悲惨的生活,没有朋友接济,甚至没有任何措施来为他减刑——不像其他人那样。别人有父亲、母亲、兄弟、亲戚、关系,可以竭尽全力为他们解困,而他却一个依靠也没有。就连某个早晨给他判刑的官员也会在日落前把他置之脑后。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青春在痛苦和食不果腹的状态中逝去——他的精力衰竭了,他的思想受人唾弃。他看见自己残缺不全、衣衫褴褛地在街上爬来爬去——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在某个肮脏的房间里死去,或者在政府医院污秽的病床上死去。

他不禁打了个冷颤。然后,一阵痛苦的平静让他冷静了下来。最好不要让这个人在街上游荡,直到他真的有机会逃走再处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当然,拉祖莫夫感到他孤独的生活将不再太平无事。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只要现在的制度还存在,今晚所发生的一切随时都可能对他不利。在那一刻,他觉得它们是理性的而坚不可摧的。它们有一种和谐的力量——与这个人在场时那种可怕的不和谐形成对比。他恨这个人。他平静地说。

“是的,当然,我会去。你必须给我准确的地址,剩下的事情——我来决定。”

“啊!你是个真男人!泰然自若。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你的灵魂来自何处?像你这样的人不多。看吧,兄弟!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有后,但我们的灵魂不会消失。任何人的灵魂都不会消失。它自成一体——否则哪来的自我牺牲、殉难、信念和信仰——都是灵魂的功劳?当我注定要死——很快——也许很快,我的灵魂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不会消亡。别误会了,拉祖莫夫。这不是谋杀,这是战争,战争。我的精神将在某个俄国人的身体里继续战斗,直到世界上所有的谎言被扫除。现代文明是虚假的,但新的启示将从俄罗斯出来。哈!你在沉默。你是个怀疑论者。我尊重你的哲学怀疑主义,拉祖莫夫,但别惹那些灵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俄罗斯人的灵魂。它有未来。它有使命,我告诉你,不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计后果地——像个屠夫——在这些无辜的人们中间——痛下杀手——我!我!…我原本可是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

“别那么大声。”拉祖莫夫严厉地警告道。

哈尔丁突然坐了下来,头埋在双臂中,哭了起来。他哭了很久。房间变得更加幽暗了。拉祖莫夫在忧郁中一动不动地听着他的呜咽声。

哈尔丁抬起头,站起身来,尽力地控制住了自己的声音。

“是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后的,”他低声重复道,“不过我有个妹妹。她和我的老母亲住在一起——我说服她们今年出国——谢天谢地。我妹妹是个不错的小女孩。她拥有世界上所有人中最值得信赖的眼睛。我希望她能嫁个好丈夫。她会生孩子——也许是儿子。看吧。我的父亲是州里的一个政府官员,他也有一点土地。一个普通的上帝的信徒,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他具有服从的精神。但我不像他。他们说我长得像我母亲的哥哥,他是一名军官。他们在1828年枪杀了他。在尼古拉斯[4]的任下,你知道。我就告诉你这是战争,战争……但是正义之神啊!这是一项累人的工作。”

拉祖莫夫坐在椅子上,用手托着头,说话的声音仿佛来自深渊的底部。

“哈尔丁,你相信上帝吗?”

“你就是这样,从一个人嘴里挤出来的话,你就死命抓住不放。这有什么关系?英国人说,万物皆有灵……但魔鬼带走了它——我现在记不清了。不过他说的是实话。当你们这些思想家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俄罗斯灵魂中神圣的东西——那就是顺从。在你头脑的躁动中尊重这一点,不要让你傲慢的智慧破坏了它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我现在就像一个脖子上套着绳子的人在跟你说话。不然你以为我是什么?叛乱的人?不。是你们这些思想家永远在反抗。我是其中一个顺从者。当我不得不被卷入这些累人的工作中,我明白我只能照做——我做错了什么?难道我要欢欣鼓舞吗?我对自己的目标感到自豪吗?我权衡过其中的利弊吗?不!我只是顺从。我想‘这是上帝的旨意’。”

哈尔丁整个身体躺在拉祖莫夫的床上,用手背蒙住眼睛,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甚至连他的呼吸声也听不见。房间里一片死寂,寂静无声,直到在黑暗中,拉祖莫夫阴郁地说——

“哈尔丁。”

“是的。”对方很快地回答,此刻他躺在床上,根本看不见他的脸,一动也不动。

“我是不是该动身了?”

“是的,兄弟。”另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黑暗中,好像在梦呓。“考验我们运气的时候到了。”

他顿了一下,然后这个恍惚的人用平静而不带感情的声音说了几句清楚的话。拉祖莫夫一声不吭地收拾好。当他要离开房间时,床上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愿你沉默的灵魂与上帝同行。”

在楼梯平台上,拉祖莫夫轻轻地走着,锁上了门,把钥匙放进了口袋。




[1]哥萨克骑兵(Cossacks):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哥萨克人组成的骑兵,是俄罗斯帝国的重要武力,哥萨克大部分是轻骑兵。

[2]卡莫荷尔(Kammerherrs):德语,译作侍从官或宫庭总管。

[3]阿斯特拉罕(Astrakhan): 俄罗斯伏尔加河三角洲上的城市,阿斯特拉罕州首府。

[4]尼古拉斯:史称尼古拉一世,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十五位沙皇,俄罗斯帝国第十一位皇帝(1825年12月1日—1855年3月2日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