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那天下午,角落里的老人对我说：“一个奇怪的案子，不是吗？”他用鸟爪似的手指,指了指晚报上我刚刚饶有兴趣地读过的那一段文章。

我回答说：“充其量，这对卡里斯福特一家来说算是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他笑着反驳道：“最坏的情况呢？”

我不动声色地答：“唉……！”

他问：“你认为他们有罪吗？”

“我不知道还有谁……”

他像往常一样没有礼貌地打断我：“啊哈！，这不过是一个过时的陈词滥调。一个人看不出来还有谁有犯罪嫌疑，所以他认定某某人就一定有罪。我敢跟任何人打赌，每十几起误判案件中，我可以指出至少十起是由于这种错误的推断直接造成的。我们所有人都承认，每项犯罪都犯罪动机，而我的论点是，公众和警察其实都非常乐意预先假定所谓的‘犯罪动机’，而且这至少占去警方他们一半的精力和时间。并且在这样做之后，他们才在脆弱的证据链基础上工作，开始着手研究罪犯的犯罪过程。而且这样的操作过程不但浪费大量的时间，而这种做法同时也给了真正的罪犯一次次逃脱法网的机会。现在以刚你在看的泰瑟顿谜案为例，你显得对此颇感兴趣。很显然，这是一场空前的大案，民众普遍被激怒了，也把那个繁碌的小镇搅得水深火热。受害者沃尔特•斯通布里奇先生是当地最有名的律师之一。他在泰瑟顿大街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并住在大西路一幢独栋的小洋房里。那栋房子坐落在一个小花园的正中央，只有两层楼高。如打开前门，只见通往的是一个狭长的大厅，大厅沿着整个房子的深度延伸。在大厅的左侧有两扇门，一扇门通向会客厅，另一扇门通向一个小小的晨间起居室【注：一些老式大宅里上午能照到阳光的房间，简称晨室。】。大厅的尽头是通往楼上的楼梯。楼梯旁没走几步，过了几个台阶后，有一个小餐厅和常规的办公室。房子的后门开在厨房处。而楼上一层一共有四间卧室和一间浴室。沃尔特•斯通布里奇先生是个单身汉，他的家政服务人员是一对名为亨宁的夫妇俩，他们在屋里为他做所有必要的劳务工作。”

“那是二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天气晴朗，生气勃勃。亨宁夫妇像往常一样在十点钟上楼回了他们自己的房间。斯通布里奇先生当时还在晨室里逗留。他习惯于晚睡，有熬夜看书写东西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吩咐亨宁夫妇像往常一样合上百叶窗并锁上后门。但留着前门不要反锁，因为他还在等来访者。亨宁夫妇对此司空见惯，因为斯通布里奇先生有那么一两个绅士好友，又或者有时是他的客户，时不时会很晚才去拜访他。无论如何，他们都很惬意地上楼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他们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了，因为他们早已经上床安顿下来了，他们听到了前门的门铃声，紧接着，传来斯通布里奇先生沿着大厅走到前门的脚步声。突然，他们听到一声巨响，接着是听起来像是在挣扎的声音，然后是一阵闷声哭音，最后是一片寂静。亨宁先生马上从床上爬起来，跑到了楼梯口平台上。”“他刚打开灯，就听到斯通布里奇先生的声音从下面传来：

‘没关系，亨宁。我的脚被这块乱七八糟的地毯绊住了。仅此而已。’”

“亨宁先生朝下打望，除了楼梯扶手，什么也没看到，他大声喊道：

‘先生，我下去扶您起来，好吗？’但斯通布里奇先生立刻轻快地回答说：‘不，不！我很好。你回去睡觉吧。’”

“于是亨宁先生照着沃尔特先生吩咐回房去了。他和他的妻子在那天夜里再也没有听到更多的声响。但第二天一大早，当亨宁太太下楼时，她惊骇地发现斯通布里奇先生躺在了餐厅桌子上面，整个人被绳子捆在了餐桌上。原来放在餐具柜抽屉里的餐巾也被拿出来堵住了他的嘴并紧紧地绑上，他的眼睛被他自己口袋里的手帕蒙住了。听到亨宁太太的尖叫声，她的丈夫立即赶到了餐厅，他们俩一起努力把雇主从可怕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起初，他们以为斯通布里奇先生他已经死了，亨宁先生想立即通知警察来，但他的妻子声称斯通布里奇先生只是昏迷了。接着她开始用一些家庭常备的恢复剂来试图唤醒主顾，并让亨宁先生往斯通布里奇先生嘴里灌了点白兰地。不一会儿，那个可怜的人终于睁开了眼睛，并开始有了一两项恢复神志清醒的迹象。可是，他依然神色古怪，颤抖不已。于是亨宁夫妇合力把他抬上楼，脱掉衣服，让他躺在床上休息，然后亨宁先生再跑去找医生。”

老人接着道：“接着，过了好几天——准确来说，实际上花了好几个星期，斯通布里奇先生才慢慢恢复过来，得以对他在那个灾难性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作一个较连贯的陈述。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病人受到了脑震荡的折磨，在此期间医生给开的医嘱是完全彻底的静养。我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在他的脑海中已经变得如此混乱，以至于试图理清头绪是如此的困难。每次，一旦他试图这样做时，都令他头昏脑热差点奔溃。但与此同时，他的朋友们却为此忙得不可开交，特别是斯通布里奇先生的首席助理梅德伯恩先生，他并没有让警察无所事事，一直撵着警方及时破案。即使没有关键主要当事人的证言，也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这起卑鄙的暴行的肇事者是有罪的。抢劫肯定是这次侵袭的主要动机，这一点很容易就可以确定了——在晨间起居室的一角，发生了一场小火灾，旁边的防盗保险箱也敞开着并被洗劫一空。经检查，发现里面原先有几件小饰品，可能很有感情价值，但其实并不值钱。其中一把保险箱的钥匙还插在锁空里，可以想见，沃尔特•斯通布里奇先生被袭击时保险箱是打开着的。考虑到律师众所周知的谨慎习惯，或者更可能是袭击者在击倒受害者后掏空了他的口袋找到的钥匙。地上搁着一本破了的袖珍口袋书，里面只夹有几张不重要的文件。初步判断，应该是歹徒在没有发现值钱的东西后在房间里纵火泄愤。仔细分辨壁炉里发现的灰烬，发现是一些烧焦的文件。”

“但是，抢劫被确定为犯罪暴行的动机对破案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帮助。因为律师斯通布里奇先生始终处于那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不可能确定袭击他的人究竟具体带走了什么战利品。然而，很快，案情的第一道曙光在那一刻出现了。就照在了之前似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谜团上。在雇主不在的时候，一直是首席助理梅德伯恩先生在泰瑟顿大街的办公室负责照看律所的各种事宜。一天早上，在暴行之夜后的下一个星期的星期一，他接待了一位客户的来访，这位客户名叫费利克斯•夏普。首席助理略为了解这个客户的一些情况，他最近刚从国外来到英国，到访目的是为了兑现他对所谓的‘固体燃料’的特许权使用费的诉求。那种‘固体燃料’是某种廉价的燃料，是在战前由伦敦鲍尔特拥有泰瑟顿庄园的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推出的，那位先生从中赚取了一笔巨大的财富，顺便说一句，他也是由此获得了他的爵士头衔。”

“‘固体燃料’的原始发明人和专利所有人费利克斯•夏普先生似乎是个荷兰人。卡里斯福特先生当时是在荷兰的东印度群岛遇到的他，以一定的价格从他那里买下了这项发明，首先带到英国开发利用它，后来推广到全世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大约一年前去世，留下了超过一百万英镑的财富，他的长子大卫•卡里斯福特继承了爵位以及那家公司，并担任常务管理董事一职。那家公司早就变成了一家私人有限责任公司，大卫已婚，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长男，公司大部分股份由常务董事大卫所持有。”

“‘固体燃料’的专利权已被发明人卖给已故的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这一事实从未有过争议。更进一步看来，发明人费利克斯•夏普先生曾经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采矿工程师，但由于他不可救药的、放纵的不良习惯，他逐渐地在社会上走入了低谷。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好的职位，最终沦落为只是巴达维亚【注：1949年之前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名称】一个工程师办事处的低薪资职员。该巴达维亚工程师办事处在英国的代表正是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先生。十二年前，他去巴达维亚的总公司拜访时，遇到了费利克斯•夏普先生。夏普先生当时正忙着收拾行李，刚因为无礼放纵而被雇主解雇，将要沦落为那些绝望的人类失业者之一，他们通常要么在绞刑架上，要么在监狱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在夏普一团乱麻的脑海中，在他的整个走下坡路的职业生涯里，他曾经申请过专利的某项发明的记忆一直挥之不去。而且他一直宣称，总有一天它会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尽管他花了不少钱来维护他的专利权，他从来没有勇气和坚持不懈地毅力去开发甚至完善自己的该项发明。而另一方面，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先生则聪明绝顶又野心勃勃，甚至没有太多顾忌，他一下子就看到了夏普的粗制滥造发明的巨大可能性，如果得当的话。于是卡里斯福特先生他开始努力获得夏普这个人的信任。而且，大概是，通过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以增加说服力，他取得了这个一文不名的家伙的信任，最终只以几百英镑的价格就换取了‘固体燃料’的全部专利权。就这一点而言，这笔交易完完全全是直截了当的一竿子买卖，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商业行为。它体现在一名当时是英国驻巴达维亚领事的英国律师起草的合同上。考虑到所有一切因素，这项交易也不是不公平的。毕竟费利克斯•夏普永远不会再为他的发明专利做任何事情了，而一个清洁、健康和完全实用的燃料很可能就这样失去了通行于世的机会。但反过来说，事实上，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先生在十几年后去世时，身价超过一百万英镑，其中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从这一项发明中得到的，而他最初支付的费用还不到五百英镑。”

“几周以前，当费利克斯•夏普先生第一次出现在律师斯通布里奇先生的私人住宅时，首席助理梅德伯恩先生就已经掌握了这些信息。当时夏普他带着一封介绍信，是斯通布里奇先生的一位亲戚写的，他在爪哇见过他。夏普先生还伴有一个朋友，一个叫朱利安•劳埃德的美国人。劳埃德先生陪着他到处转悠，还兼做他的翻译和秘书。因为费利克斯•夏普他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英国，而且英语讲得很生疏。他的护照和身份证明文件井然有序；他出现在斯通布里奇先生面前时，已然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者。在他过早布满皱纹的脸上和疲惫无光的眼睛里，过往不堪生活的痕迹一目了然。说明他的一生都是在消磨时间而不是在勤恳工作中度过的，但至少他当时衣冠楚楚，俨然是个有钱人了。”

“他通过朋友朱利安•劳埃德先生做中间人，告诉斯通布里奇律师的故事是一段非常离奇的经历。根据他对自己和已故的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之间发生交易的描述，卡里斯福特爵士在签署原始合同一段时间后，曾以书面形式向他明确承诺，在今后的每一年，如果‘固体燃料’的业务收益超过一万英镑，阿尔弗雷德爵士将将自掏腰包支付给最初的发明家一笔金额，相当于一万英镑以外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二十，最低不少于两百英镑。夏普先生带来了所有与这一承诺有关的信件，而且，他还拿出证据，证明阿尔弗雷德爵士认为这一承诺是有约束力的。而且从一开始他就忠实地遵守了这一承诺，直到一九一六年为止，他每年都向费利克斯•夏普先生支付两百英镑。这些款项是通过阿尔弗雷德爵士的银行每半年支付一次的。夏普已直接向银行正式发出了确认函。当然，所有这些都可以很容易地就核实清楚。但在一九一六年，这些款项突然终止了。夏普先生多次写信给阿尔弗雷德爵士，但从未得到任何答复。起初，他认为欧洲战争给付款或通信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一段时间后，他就停止了写信追问。但不久，停战协定签署了；夏普先生又一次接一次地写信，但还是遭到了同样的待遇，所有的信件石沉大海，对方始终顽固的沉默以对。”

“而与此同时，他已经耗尽了身边所有的资源，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只要他能筹到足够的钱，他就会来英国，以确立他自己应得的权益。然后到一九二二年，他听到了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去世的消息。如果他不打算默许他身上所犯下的可怕的错误，那就得当下及时解决，要不然悔之已晚。幸运的是，他有朱利安•劳埃德先生这样一个好朋友，愿意在金钱和法律建议上帮助他，最终他得以来到了英国。斯通布里奇先生应该说过，他所带去的文件和信件足以在法律上证明他的权益主张。首席助理梅德伯恩先生记得斯通布里奇先生告诉过他关于这件事情的全部情况，并强调费利克斯•夏普先生无疑有非常有力的证据。他无法想象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会故意否认自己的签名。”

“斯通布里奇先生总结说：‘不仅有原始信件，而且信件上还明确承诺，如果公司的任何一年的利润超过一万英镑，卡里斯福特爵士便要自掏腰包支付一定数额的款项。’但所有这些款项都是由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的私人银行所支付的。通常一年两次，金额在一百到一百五十英镑之间。每当阿尔弗雷德爵士的银行代表他寄给费利克斯•夏普支票时，通常都还会附上一封信。‘我实在难以理解！’律师斯通布里奇先生他不止一次地重申了这一点，而首席助理梅德伯恩先生也对卡里斯福特爵士一家非常敬重，他们是郡里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一事件同样也令梅德伯恩先生无所适从。”

“然而，斯通布里奇律师见过负责已故阿尔弗雷德爵士私人账户向费利克斯•夏普先生额外付款事宜的银行人士，并就那封有已故的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签名的关键性的申明信的问题请教了一位笔迹专家之后，便寻求与如今的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会谈协商。从一开始，双方似乎就有极大分歧，就此引发了非同寻常的激烈争吵。这对费利克斯•夏普先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觉得自己被那些从他的大脑中榨取钱财的人骗取了他本应得的报酬。但是，更大的怨气却似乎来自于另一方。”

“起初，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甚至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他很肯定，如果他的父亲曾向任何人许下过付款的承诺，那他是这世界上最不愿意放弃这种义务的人。大卫爵士还没有来得及去翻阅他父亲所有遗留下来的文件，但他确信，相信很快就会找到一些相关信件或文件，从而使夏普先生出示的那封作为证据的信其作用付之阙如。但是，当然，不能否认一九一六年之前——包括一九一六年，老卡里斯福特爵士确实有向夏普先生支付相应的款项；有阿尔弗雷德爵士的银行家们的证词证明这一说法。他们根据老阿尔弗雷德爵士的指示，每半年都会用支票向巴达维亚的费利克斯•夏普先生支付一百到一百五十英镑金额不等的款项。然后到一九一六年的某月，这些款项就自动停止支付了。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没有再对银行下达支付指示，于是也就不再继续支付相应支票。而律师沃尔特•斯通布里奇先生自然也想知道如今的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会对这些付款作出怎样的解释。”

“一开始，大卫爵士表示对所有关于付款的原因和目的一无所知。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肯定是意识到了公众舆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且伦敦的媒体圈并不是在为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唱赞歌。尽管律师斯通布里奇先生一贯谨言慎行，但夏普先生承认，他并没有对媒体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他的美国朋友劳埃德先生更是把尽可能多地宣扬这整件事情作为他的职责。地方报纸上相应的文章已经开始有规律地出现，虽然没有对整个案件发表任何实质性的评论，也没有对双方各自的立场和是非曲直进行预判。但开始有明显的暗示，大卫爵士把尊严放在一边，坦率地公开发表解释和建议才符合他的利益。很快，伦敦的报纸就也知悉了这个故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急功近利的媒体仅仅是把一个可怜的、落魄的发明家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立场上，把他塑造成被出身高贵但贪得无厌的暴发户的迫害地可怜虫，一个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

“不管是来自外界的舆论压力，还是来自其自身家庭的敦促，都促使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终于暴露在了公众面前。以外他不为人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如今终于屈尊站出来面对公众，解释他父亲为何会多年不间断地给费利克斯•夏普先生的神秘汇款。而且这个解释是如此的浪漫不羁，坦率地说，是如此的牵强又荒谬，以至于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男士，都拒绝接受他讲的故事，尤其是作为律师的斯通布里奇先生。听那些感情用事的故事不是律师的事，更不是律师的职责。”

“大卫爵士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已故的老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在英国驻巴达维亚的某家工程公司做书记员，后来他成为了那家公司在当地的总经理。就在那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当时还没有开始走下坡路的费利克斯•夏普先生。然后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和夏普先生的妹妹贝尔妲之间发生了亲密关系，两人甚至在巴达维亚还秘密结婚了。一年以后，贝尔妲太太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结果因为难产，儿子出生后没几个小时她就撒手人寰离世了。而且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福的，所以当他的公司把他召回英国时，年轻的卡里斯福特先生就心怀感激满心欢喜的接受了。他终于如愿以偿地甩掉了巴达维亚的羁绊，永远地离开了那里。在英国他从来没有跟谁提起过他的那段婚姻，也没有承认过有那么个儿子，更不要说和他那个远方的儿子有任何联系了。但确实有与费利克斯•夏普先生达成过经济资助协议。费利克斯•夏普先生承诺供养和照顾那个孩子，除了用卡里斯福特先生的名字给孩子命名，不会再打扰他的妹夫。而如今的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相信，这份契约被忠实地执行了，而这个被资助的孩子就名叫阿尔弗雷德•夏普。”

“而几年之后，才有了关于‘固体燃料’的交易。当时，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先生去巴达维亚出差：他再次见到了费利克斯•夏普先生，而此时的费利克斯•夏普先生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流浪汉。于是出售‘固体燃料专利权的合同得以顺利达成。但老阿尔弗雷德先生再次见到儿子之后，心中的血性召唤是否变得更加强烈了，还是仅仅屈服于勒索，如今，作为儿子的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无从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当‘固体燃料’的利润变得可观起来以后，老阿尔弗雷德爵士开始每年都会给夏普先生寄几百英镑，以利于年轻的小阿尔弗雷德的抚养。后来战争爆发了，年轻的小阿尔弗雷德加入了澳大利亚远征军，并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加利波利牺牲【注：一战时著名的加利波利战役，又称达达尼尔战役，最终以协约国伤亡惨重而结束。】。老阿尔弗雷德爵士一得知小阿尔弗雷德阵亡的确切消息，自然就停止了对夏普先生的一切后续付款。”

你在报上所看到的这个故事听起来足够可信。而如果事实证明它是不真实的，那将反映出大卫爵士天赋的想象力。至于费利克斯•夏普，正如人们所料，则从头到尾都否认了大卫爵士的这个解释；夏普先生他宣称，大卫所述的整件事都是一个无耻的谎言，是建立在假象的基础上的。的确，他有收养他妹妹的儿子，并且多年来一直照顾着他。后来，他妹妹的儿子也确实在加里波利波利战役中牺牲了。至于老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尔德，多年前也确实和他的妹妹贝尔妲有勾连，但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婚姻。当时年轻气盛的卡里斯福尔认为自己家世辉煌，又太过富有，根本不可能娶一个不起眼的东印度商人的女儿。贝尔妲后来是嫁给了一个混血男子，结果对方抛弃了她，溜去了某个地方——阿根廷或洪都拉斯——夏普先生不知道那人具体在哪里，总之，他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个人的消息。”

“为了证明自己的浪漫故事版本，费利克斯•夏普先生实际上有拿出他妹妹的结婚证的复印件，还有一两封那个无赖丈夫在不同时间写给他妹妹贝尔妲的信。夏普先生他确实有很多证据来证明他的说法，而当他的代理律师斯通布里奇先生要求对方大卫爵士证实自己的说法时，后者似乎没有准备好或不愿提供任何证据，于是，斯通布里奇先生代表他的委托人提起了法律诉讼，要求追回‘固体燃料’特许权使用费，具体数额将在审查审计后商定。”

“二月的那个星期三晚上，最终斯通布里奇先生被发现时，嘴是被堵上的，并昏迷不醒，他成了谋杀和莫名其妙的侵袭的受害者。连带后果是这桩案子也就成了大问题。 接下来的星期六，费利克斯•夏普先生在他的朋友劳埃德先生的陪同下，到泰瑟顿大街斯通布里奇律师的办公室拜访了律师的首席助理梅德伯恩先生。 因为他们在报纸上读到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令夏普先生惊恐万分。他们得知，斯通布里奇先生家中的保险箱里保存的文件显然被洗劫一空，对壁炉中的灰烬进行分析后发现是大量烧焦的纸。”

“朱利安•劳埃德用焦急、激动的语调说道：‘我的朋友费利克斯•夏普希望您能打消他的疑虑，委托斯通布里奇先生处理的与这个案子有关的文件，都安全地锁在这间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了。’”

“可惜的是，首席助理梅德伯恩先生在这一点上无法令夏普先生满意。斯通布里奇先生从未将文件带到办公室过，而梅德伯恩先生本人也从未见过那些文件。在他的印象中——他很遗憾地不得不说清楚——斯通布里奇先生暂时把所有与此案有关的文件都放在了他的私人住宅里了。正如他总是在那里而不是在办公室里遇到的夏普先生一行。当然，梅德伯恩连忙向他的来访者保证，斯顿布奇先生也可能把文件放在其他安全的地方了。梅德伯恩先生目前无能为力，因为他未能接触到他雇主的所有文件。但无论如何，他都会全力寻找丢失的文件，如果未能有所发现，他将立即通知警方。”

“一两天后的晚上，晚报上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惊悚又引人注目的标题：‘泰瑟顿事件的惊人发展’ 、‘失踪的文件’、‘费利克斯•夏普案有了惊人的转折'等等，不一而足。而首席助理梅德伯恩先生在他雇主的案宗文件中进行了详尽的搜索，但他没有找到任何与费利克斯•夏普先生的案件有关的文件。所有的文件都不翼而飞：包括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的原信；承诺在一定的条件下，从‘固体燃料’的利润中多支付百分之二十的金额的信札；那个曾经是贝尔妲丈夫的恶棍的信件，还有贝尔妲的结婚证副本等等，统统不见了...... 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所有的证据都不见了。所有那些能证明费利克斯•夏普先生千里迢迢地来英国这里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的证据统统都无影无踪。”

第二章

角落里的人继续轻描淡写地描述道：“在这起极为神秘的案件中，下一个令人振奋的事件是，伦敦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的长子艾伦•卡里斯福特先生因袭击律师斯通布里奇先生以及导致某些文件的失踪而被逮捕拘留，而那些文件原先是巴达维亚来的费利克斯•夏普先生的财物。”

老人继续道：“年轻的艾伦•卡里斯福特先生，他曾是骑兵团的一名士兵，最近刚从印度回家，事实上，他在袭击暴行发生的当天晚上才回到的家——那是卡里斯福特家族位于泰瑟顿郊外的庄园。根据收到的一些线报，警方拘留了艾伦。他将于次日被带去见地方治安法官。而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警方一定是已经收集到了一些非常耸人听闻的证据。”

“有人断言，自从夏普的生平故事以及文件丢失的事件被普遍知道后，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和他的家人是最后一个意识到公众舆论对他们的挞伐是多么的强烈的。尽管新闻媒体没有任何暗示，但公众还是大声疾呼，认定卡里斯福特家族一定与这起暴行有关。‘寻找犯罪者受益者’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但当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的长子艾伦•卡里斯福特被逮捕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引起的轰动。不用我说，第二天，当那个年轻人被带去见法官的时候，法庭上挤满了人。大卫爵士自己本人也是地方法官，但他那天当然没有出庭。如果看到他的大儿子在他的小儿子比克斯面前被传讯，对他的自尊心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一开始，我们见到的是通常的正式逮捕证明、医疗证明等，之后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结果我们得知，由于律师斯通布里奇先生因为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不能亲自出庭。但但他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因此，公众终于开始对围绕这场莫名其妙的袭击的谜团进行具体探究。”

“据斯通布里奇先生说：‘我的仆人们都睡了以后，我在晨间起居室里坐了一会儿，在审阅文件。我在等着费利克斯•夏普先生的来访。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要在那天晚上，打算在我家里，在安静的环境下，仔细的研究案情的各种可能性。而他和劳埃德先生都很喜欢看电影，在看完电影后，在回住处的路上，他们都会习惯性地顺便到我屋里来拜访一下。当晚，大约十一点一刻钟的时候，我相信不会更晚了，前门的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我还没来得及把门完全打开，一条披肩或围巾就扔到了我的脸上，接着，一只脚插到了我两条腿中间用力绊了我一下，使我失去了平衡。我向后倒了下来，‘砰 ’的一声摔倒在地。整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短到迅雷不及掩耳。紧接着，我感觉到冰冷的钢铁戳在我的太阳穴上，我听到一声不祥的咔嚓声，然后一个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低声说：‘你的仆人正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快跟他说，告诉他你没事，否则我就开枪了。’” “‘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彻底的束手无策了。要知道，一把左轮手枪正抵住了我的太阳穴。然后，围巾从我嘴里拿了出来，我能感觉到有个男人俯身在我身上，我能感觉到他呼在我额头上的热气。几秒钟后，我听到我的仆人亨宁从楼上的房间里了走出来，还打开了楼上的顶灯。’”“‘然后，’斯顿布奇先生接着说，‘我对着亨宁大喊一声，说我只是被地毯绊倒了，我没事。’” “‘我想，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面对死亡。下一刻，我听到亨宁关掉了楼上的灯，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在那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隐隐约约记得我的脑袋突然传来一阵可怕的疼痛，其他的一切都是一片空白。直到我发现自己躺在了床上，伴随着模模糊糊的记忆，还有同样可怕的头疼得嗡嗡响。’”

角落里的老人总结道：“斯通布里奇先生的证词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完全无法辨认出袭击者的身份。他甚至不能确定他是被两个人袭击的，还是只有一个人。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被蒙住了眼睛，他听到的也只是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在耳边低语。他也承认，他听到前门的门铃响去开门时，可能并没有把保险箱锁着。而且他的书桌上肯定摊着一大堆夏普先生案件的相关文件，因为他当晚早些时候正在审阅那些文件。因此，那些文件无疑都已经在壁炉里被烧毁了。很明显，盗窃和毁毁掉那些文件是袭击他的犯罪动机。”

“从那以后，我们这些观众的情绪迎来的是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当然，我们并没有在同一天得到所有这一切。据我回忆，先是艾伦•卡里斯福特被地方法官提审出庭三四次；某两次之间，他终于被保释出狱。保释金定为一千英镑，分两次缴付。当庭交付了五百英镑，另外五百英镑他自己过后交纳。他似乎在被捕时做了一份供词，此后他也毫无保留地认可了这份供词。他说，他二十六日星期一从南安普敦抵达伦敦，在城里处理完一些事情后，他于二十八日晚上乘八点十分去往泰瑟顿的火车。期间，在火车上用的晚餐，火车于九点五十分抵达，他的父亲在火车站接了他。那是一个月光如此美丽的夜晚，大卫爵士和他本人决定，他们决定步行回泰瑟顿庄园。于是让司机把车开回家，并给卡里斯福特夫人捎带句话，说他们会在十一点钟左右到家。”

“艾伦•卡里斯福特在庭上就这一点被讯问过，他居然在离开家那么久之后，选择推迟到更晚的时候再回到家，才得以见到他母亲，这是不是很奇怪？”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父亲——大卫爵士——希望在我真正见到母亲卡里斯福特夫人之前，先让我了解一些家庭事务。'” “‘这些事情，’他在回答检察官的问题时又强调说，‘这些事情与经济上的事务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要说与夏普先生和他的事情有任何关系。’”“‘只有大卫爵士和我两人，’他继续平静地说，‘我和大卫爵士散步了一会儿，然后大卫爵士想起他要去郡俱乐部见一个朋友。他进了俱乐部，但我宁愿在门外再转一圈，因为我已经快两年没尝到英国乡村的空气了。’”

“当被问及他在泰瑟顿大街上走了多长时间等大卫爵士时，小艾伦•卡里斯福特估计大约走了半个小时。而当被问及他所走的方向时，他说他真的不记得了。警方当然举出了某些证人的证词。而那些证人的证词可以证明，警方采取逮捕一位像艾伦•卡里斯福特先生这样的绅士的措施是正确的。首先是费利克斯•夏普本人和他的朋友朱利安•劳埃德。他们的证言表明，大约在十点半，或者更早一点的时候，他们正要去见律师斯通布里奇先生，因为律师之前有表示希望见到他们两个人，并在雪茄和酒杯之间再冷静地谈一谈。夏普和劳埃德去了泰瑟顿大街的三芘电影院。不过，他们在电影结束前就离开了，去往斯通布里奇先生的家。他们在离他家不到五十码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人从最近的一条小街转出，走到斯通布里奇先生的独栋房子前。那人穿过花园的大门，走到了斯通布里奇先生家前门。夏普和劳埃德看到他正在按门铃。当时大约是十点半到十点四十五分之间。斯通布里奇先生很习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接待朋友，或者是接洽和他关系很好的客户，所以夏普先生和劳埃德先生对这件事并不以为意。但同时，他们又打定主意，要推迟自己去探访斯通布里奇先生的计划，直到他们确定能单独见到他为止。于是，他们当时转身就离开了，直接回到了他们入住的黑天鹅酒店。”

角落里的老人说道：“我想补充的是，那两个证人都拒绝指认艾伦•卡里斯福特是那个难忘的星期三晚上拜访斯通布里奇先生的访客。因为，他们看到的那个人穿着大衣，戴着一顶格伦加里帽【注：根据巴尔莫拉尔软圆帽设计的苏格兰软帽，特征是没有帽檐，整体形状像是一艘船。】。除此之外更多的细节他们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们并没有看清楚访客的脸。而另一方面，郡俱乐部的大厅接待员，也就是利于卡里斯福特这方的另一位证人，却没有任何理由做出这样有所保留的证言。他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在十点半之前来到俱乐部。当时他儿子艾伦先生和他在一起的，但没有进去。大厅接待员听到他对大卫爵士说：‘很好！我半小时后再来接你。’“而大卫爵士又说：‘好的，别迟到了！’” “于是艾伦先生确实在十一点钟左右回到了俱乐部，然后两位先生就一起离开了。大厅接待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事情。因为他记得看到艾伦•卡里斯福特先生时非常惊讶，他本以为他还在国外服役。”

“此后是又有一次还押候审，艾伦•卡里斯福的律师要求并获得了一个星期的休庭时间。但到了那个时候，正如你想象的那样，不光是郡里人，就连伦敦社交圈也被吓坏了。想到一个身处卡里夫特家族的人竟然会做出那样的行为，不仅是暴力胁迫，而且是不正当的损毁行为，这确实是令人震惊。公众舆论也没有从这种态度中偏离一丝一毫，即使在再下一次听证会上，警方对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都予以了驳斥。但对小艾伦•卡里斯福特来说，幸运的是，他的律师们成功地找到了两名证人，米里亚姆•佩吉和亚瑟•奥米利，他们都有看到艾伦•卡里斯福特先生独自一人在河边散步，他们都认识艾伦，也记得当时是在还有一刻钟到十一点的时候。他们和俱乐部的大厅门卫一样，之所以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艾伦先生已经从国外回来了，看到他在那里，感到很惊讶。”

“有三位目击者的证词都是对小艾伦•卡里斯福特有利的：他们看到艾伦•卡里斯福特先生在十点四十五左右在河边散步，那是在镇子的另一端，与大西路花园斯通布里奇先生家所在地截然相反。现在，又有郡俱乐部大厅里的人在十点半时看到过一次艾伦•卡里斯福特在俱乐部门外徘徊，又在十一点钟时再次看到了艾伦•卡里斯福特。加上如果小艾伦•卡里斯福特在十点四十五的时候在河边闲逛——而且没有理由质疑目击者的可信度——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夏普先生和劳埃德先生看到的那个敲门人。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敲响斯顿布里奇先生家的门铃又在河边散步。”

“你也知道，如今艾伦•卡里斯福特已经被地方法官释放了。毕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有罪。但公众舆论永远是个不确定因素。而且普罗大众的观感仍然对卡里斯福特家族不利。在公众心目中，有两个事实是不可磨灭的：第一，卡里斯福特一家肯定是通过销毁费利克斯•夏普的文件获得了一切利益；第二，再没有其他人可以就此从中受益。在那以后，律师斯通布里奇先生也对外发表了声明，说除了属于费利克斯•夏普的文件和信件之外，他的保险箱和钱包里没有其它任何东西被盗。所以，你会怎么想呢？虽然艾伦•卡里斯福特因为证据不足被地方法官开释了，但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也确实是差强人意。个人品格在法律上没有留下污点，但公众的观感又是另一回事。卡里斯福特夫妇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一丑闻平息下来。虽然家族总有些朋友仍旧忠心耿耿，但还是存在敌人、妒忌者、以及冷酷无情的人。有些人他们坚持认为那两个证人——毕竟，你看，只有那两个证人的证据确实为艾伦•卡里斯福特洗脱了嫌疑——是被收买的，不应该被采信。而其他人则干脆宣称大卫爵士和他的儿子雇了一些无赖来替他们干那件肮脏的事。”

角落里的老人他发出一声干巴巴的笑声，透过他那副硕大的粗框眼镜凝视着我。

他问道：“我想，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吧？”

我谨慎地回答说：“嗯，这似乎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他反驳说：“但你肯定不会认为，像大卫•卡里斯福特这种地位的商人，会授人以柄，把自己的信誉毫无保留地完全交到某个无赖的手里，以至于成为永远被敲诈的受害者吧！” 他进一步阐述道:“为什么要这样干？买断费利克斯•夏普先生的专利会更便宜！”

我反驳道：“但是，我看不出还有谁有兴趣把这些文件销毁掉。”

老人毫无感情地说道：“我来告诉你吧。恰恰是费利克斯•夏普本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用我所能命令的方式问道，带着高傲的蔑视。

他回答说：“我要说，费利克斯•夏普所有的文件都是伪造的。”

我震惊道：“伪造品？”

“是的，假的! 伪造的承诺书！所有的信件都是伪造的。我相信，律师沃尔特•斯通布里奇自己也开始怀疑这一点。我想这就是他险些被那两个流氓彻底干掉的原因。然后，既然他们已经摧毁了所有的作恶证据，于是可怜的老家伙斯通布里奇，我想，他更愿意让事态保持原貌，而不是公开承认他被两个很有说服力的流氓给利用了。”

我催促问道：“可是，那笔迹专家呢？”

那滑稽的老家伙大声地笑了起来。

他说：是的！那专家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有两个笔迹专家来鉴定的话，他们肯定会意见相左的。而且，要知道，十二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一个签名是很难绝对被辨认清楚的。每个人的笔迹在岁月中都会有一定的变化。”他重申道：“专家们，呸！”

我不耐烦地继续反驳道：“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出这整个计划的目的呀。

这个异想天开的家伙反驳说：“目的——是为了敲诈，而且相当的成功。我们已经在报纸上读到了，夏普先生和劳埃德先生住的可是伦敦最昂贵的酒店。而且他们刚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为廉价的小报提供文章。我们不久就会听说他们还成电影明星了。他们有了最华丽、最昂贵的宣传，而现在，大卫•卡里斯福特爵士也已经受够了他们造成的丑闻，只是为了摆脱他们，肯定也会愿意往他们的口袋里多塞个几百英镑的。这就是那两个无赖整个计划的目的，我亲爱的好小姐！你看，这计划实施得多好。当然，那个头脑发热的荷兰人根本就想不到这一出戏码。我想整个计划应该是在那个美国人朱利安•劳埃德先生的头脑中形成的。从文件和信件的制作到攻击那个愚蠢的老律师，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要知道，这些无赖们最初是去找了一个愚蠢的乡下律师；他们本来是不敢去找伦敦的律师的，怕他对他们太苛刻。他们唯一犯的错误就是那封据说是失踪的无赖丈夫写给妻子贝尔妲•夏普的信，以及贝尔妲的结婚证的复印件。正是那些信给了我理清整件事情的线索；老斯通布里奇律师太笨了，根本看不透那些信的玄虚。如果那些信是真的，费利克斯•夏普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把它们带到英国来？那些信与‘固体燃料’的任何专利转让合同之间都没有丝毫关系。如果那些信是真的，他又是怎么能猜到他需要反驳一个秘密婚姻的故事的？而且，年轻的阿尔弗雷德是老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的儿子所以子承父名？在我看来，太想证明自己了，反正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我们都只能感叹律师和警察们都没有能看穿他的无赖行径了。当然，当人们了解到有一套文件是伪造的时候，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其他的文件也肯定都是伪造的。已故的阿尔弗雷德•卡里斯福特爵士，只想抹去他早期婚姻的一切痕迹而已，他和夏普的所有往来信件也只是有关此事的。不料落到了两个无赖恶棍手里，身后都不得安宁。”

“你仔细想一想，就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你再看看《五便士晚报》上的这段话，不正是我说的吗？”

角落里的老人指的那段晚报内容如下：

“在鹿特丹号去往荷兰的轮船上，乘客中有一位名叫费利克斯•夏普的男士，他是最近一起著名案件的主人公之一。目前，他正返回巴达维亚途中。前段时间，因为一起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的不幸事件，他被剥夺了所有的于他有利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他在卡里斯福特家族的‘固体燃料’生意的利润中占有相当的份额。幸运的是，夏普先生在英国得到了许多爱心人士的同情，他的朋友们不难筹集到一笔可观的钱，在他离开时，以礼物的形式送给了他，作为对他踏上这个国家以来的不幸遭遇的补偿。夏普先生现在可以带着这笔钱回国了。我们可以保证，英国的公众舆论总是站在无端受害者一边的。”

那个滑稽的老家伙笑着总结道：“是的！直到受害者被发现是流氓为止。费利克斯•夏普先生和他的朋友朱利安•劳埃德先生，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破绽的。”

下一刻，他就以他特有的行动节奏迅速离开了茶舍。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幽灵，在我喝茶打瞌睡的时候来探望我。只是，在桌上的空杯子旁边，有一根细绳子，上面打着一串复杂的绳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