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1759年4月27日。她的父亲是个脾气暴躁且心绪不宁的男人，惯于对妻子拳脚相加——要么便是小孩或狗。他是一位制造商的儿子。早在斯毕塔菲尔德仍旧繁荣时，商人在那儿挣了不少钱。母亲是个严肃的爱尔兰女人，来自巴利香农的迪克逊家族。爱德华•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经营着一家农场。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将父亲留下的约一万英镑遗产挥霍一空。他的孩子中活到成年的，除了排行老二的玛丽，还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忆，他们最初的家是位于埃平的一个农场。五岁时，全家搬去了另一个农场，就在切姆斯德福路旁边。在她六到七岁之间，他们搬到柏京附近，在那儿住了三年，然后又搬到约克郡，邻近贝利弗的一个农场。他们在约克生活了六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那儿接受了十到十六岁之间的教育。爱德华•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随后放弃务农，转而从事商业投机，并因此在霍克顿的皇后街住了一年半，女儿玛丽时年十六岁。寓居霍克顿期间，她跟随克莱尔先生——他们的邻居，一位友善的残疾牧师——接受了进一步的教育。牧师整日闭门不出，一双鞋穿了整整十四年。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当时最重要的朋友是一位长她两岁的女孩，才华横溢，依靠绘画养活父母及全家。她叫弗朗西斯•布拉德。正是她的榜样力量和口头劝诫，激发了她的年轻朋友的潜力。1776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那心性不定的父亲搬去威尔士，重新做回了农民。第二年，他又成了伦敦人。玛丽努力说服他在沃尔沃斯安家，好让她能离她的朋友范妮近一些。无奈，家里后来面临的窘境常常迫使她不得不外出谋生。1778年，十九岁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离家，在巴斯谋得一份职位，成为了一名看护，负责照料某位富商的遗孀。传言之前的看护没人能忍受她的坏脾气。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与这位难以相处的寡妇共同生活了两年，并且颇受器重。在那之后，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玛丽不得不回到她身边。父亲那时住在恩菲尔德，为了保住仅剩的一点财产，他停止了一切投资。母亲忍受漫长的病痛折磨后过世，病中完全依赖女儿玛丽坚持不懈的照料。在自己生命最后无比煎熬的时光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时常借用母亲当时的遗言聊以自慰——“耐心点儿，一切终将结束。”

母亲去世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再次离家，搬去沃尔汉姆格林，与朋友范妮[1]•布拉德同住。1782年，嫁作人妇的妹妹身患危疾，她受托前去照料。不久，父亲也有求于她。他不仅散尽了自己的积蓄，连本欲留给孩子们的一点财产也未能幸免。有言道，狂热之人总是能够得偿所愿；如他所愿，所有人都对其避而不见。人若是对生命中的美好情谊毫不珍视，也无法指望有朝一日能够为他人所接纳。

1783年，24岁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她的两个妹妹，和范妮•布拉德联手在伊斯灵顿开办了一所全日制学校。几个月后，学校搬到了纽因顿格林。1785年初，范妮•布拉德乘船前往里斯本，嫁给了那儿的一位外科医生，一个爱尔兰人，此时她的肺痨已很严重。婚后的她显然只有几个月可活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得到一位善良女人的资助，不顾旁人反对，抛下学校，前去照料她，陪伴她，直到她去世。十年后，在《来自瑞典和挪威的书信》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忆起这段痛失挚友的经历，这样写道：“坟墓已为我亲爱的朋友合上，我年轻时的朋友，她仍与我同在，当我在荒野之上流浪时，听见她温柔的声音，有如鸟鸣啁啾。”

1785年12月底，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离开里斯本，返回英国。当时，范妮的父母正急于回到爱尔兰，却拿不出路费。因为常被告知写作能带来收入，她便写了一本162页的小册子——《对女性教育的思考》，因此赚了10英镑。她把它交给了朋友的父母，好让他们能回到亲人身边。她的所作所为无不清晰地显露她热情、慷慨、率性而为的个性。有一日，范妮•布拉德向她抱怨其父母家中的氛围是如何令人不快，并表达了希望有个自己的小家，以便专心工作的愿望。于是，玛丽悄悄为她找到房子并置办好了家具，对她说，她的小家已然就续，只待她入住。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感到不解的是，范妮•布拉德的行动总是受制于一些传统价值观，即使相较于不满的情绪，它们毫不重要。正因自己一贯慷慨而率性，在她看来，她的朋友过于优柔寡断了。对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若是能如多数人那样，从家庭中受到某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其结局可能会幸福得多。毕竟，人关于世界的某些观念，是在日复一日的简单相处中由父母传授给儿女，很难通过有形的教学和说教来获得。

《女性教育》一书获取的微薄稿酬，使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认真考虑通过写作来谋生。与此同时，这本书似乎提升了她作为教师的声望。放弃经营全日制学校后，她去了伊顿公学，和牧师普赖尔先生共度了几个星期。普赖尔先生是那儿的掌事者之一，经其引荐，她出任金斯布罗勋爵的女儿们的家庭教师。金斯布罗勋爵是一位爱尔兰子爵，也是金斯顿伯爵的长子。她十分注重培养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并且赢得了她最为年长的一位学生——后来成为了蒙特•卡谢尔伯爵夫人——的热烈爱戴。1787年夏天，搬去欧洲大陆之前，金斯布罗勋爵一家——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暂居布里斯托的热井区。在此期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作并出版了短篇故事《玛丽：一篇小说》，其中不少内容源自她对自己与范妮•布拉德之间友谊的回忆。

《对女性教育的思考》的出版人，正是1785年出版库珀的《任务》一书的约瑟夫•约翰逊。撰写短篇故事并因此攒下了一点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自己通过写作谋生的愿望确有可能实现。于是，她告别了布里斯托的朋友，前往伦敦面见她的出版商，将自己的决心坦诚相告。他以慈父般的善意欢迎她的到来，并允许她在安顿停当之前暂住家中。1787年，她在米迦勒的乔治大街——黑衣修士桥靠近萨里郡的一侧——找到一所房子，定居下来。在那儿，她写了一本短小的童书，《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同时为约瑟夫•约翰逊干些杂活以维持生计。她翻译、编辑和制作了大量文选，并为约翰逊先生于1788年年中创办的杂志《分析评论》撰写文章。

其译作包括内克尔的《论宗教观点的重点性》，编纂的作品则以扎尔茨曼的《道德素质》为代表。她辛勤工作，尽可能节俭度日，以便能资助家人。她赡养父亲。为了激励两个妹妹成为职业教师，她将其中一个送去巴黎，供养她长达两年；另一个则被她安置在伦敦附近的一所学校做特别寄宿生，直到其被录取成为一名带薪教师。她的一个兄弟被安排去伍尔维奇接受海军资格训练——他后来被任命为中尉；另一个跟随一位律师学习，但两人之间的相处很不愉快。无奈之下，她只好将他的学徒合同转让，随后却发现，他憎恶的显然并非律师，而是法律本身。她于是将他暂时安置在一位农民那儿，等待合适的机会移民美国。成功移民后，她又为他在那儿的工作精心筹划，确保他发展顺利。她甚至尝试料理父亲的麻烦事，但这事的混乱程度，处理起来远超她的能力范围。在这一切忠心耿耿的付出之外，她还自告奋勇照顾一个七岁的孤儿，其母亲是她的一位朋友。这便是三十岁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那是1789年，巴士底狱沦陷之年。这种高尚的生活即将被革命的热情撼动，被巨大的风暴捕获、粉碎，迷失于废墟之中。

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一时引起巨大争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也为此写了一篇《答案》，获得了广泛关注。随后，她又创作了《女权辩护》——彼时关于“人（男）权”的宣言正铺天盖地。这本小书中主张的各种权利如今早已为我们所拥有，但在当时看来，这些主张可谓先见之识。自该书出版已过去了一百年，放在当今世界，它们自然算不上什么革命性的言论。

这一时期，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家已搬去了位于商店街的房子，就在贝德福德广场那儿。她迷恋上了画家富塞利，而他已有家室。她感到自己如此强烈地被他吸引，于是在1792年年底去了巴黎，希望以此解除自己身上情爱的魔咒。她借住在一座公馆里。主人外出了，她和他的仆人们呆在一起。她并未因此变得快乐起来。她感到孤独和悲伤。强烈的女性本能在她体内激荡。世界正孕育新的希望，她对此充满慷慨的热情。在华兹华斯看来，正是这种热情，使年轻的人们宛如置身天堂。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明智，会被她身上的热情所吸引。

去往巴黎四个月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一位商人——其妻子是她的密友——家中遇见了一个美国人，吉尔伯特•伊姆利。她爱上了他。那是1793年四月。他身无分文，而她家境窘迫，并且不愿叫他为此负上任何责任。在那个时代，一些人向往某种纯粹的爱情，将其视为新梦想的一部分，这种爱无需也无法忍受权威的束缚。他们认为，被迫而缔结的婚姻关系，不过是意味着对彼此的忠贞缺乏信任。吉尔伯特•伊姆利本欲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婚，她却拒绝对他有所约束，宁愿免去他对于自己所供养的父亲和兄弟姐妹的法律责任。她改用了其姓氏，自称他的妻子——当时的法国国民公会对于英国政府的作为感到愤慨，因此颁布了一项法令，使她作为美国公民的妻子得以免受法律制裁——但并未与他结婚。她目睹了太多因激情褪却而变成噩梦的婚姻，那些无知的普罗大众的婚姻。她生下了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她用少女时代一位死去的朋友的名字为她命名。不久，她变得孤苦无依——先是被忽视，最终被抛弃。将她送去伦敦后，伊姆利曾去看望她，试图为自己辩解。她决意赴死，却遭到他的劝阻，这让她再次燃起了希望。这时，他恰好需要一个具有良好判断力，同时能够为其利益考虑的人，代表他去挪威处理一些商业上的事务。她答应为他效劳，并且在决定自我毁灭后仅一个星期便踏上了行程。

本书旨在描写她的旅行经历。但若了解这一切背后隐而不发的心灵哀痛，你会更有兴趣读下去。吉尔伯特•伊姆利允诺等她回来，然后带她一起去瑞士。然而，她在瑞典和挪威收到他的来信，言辞冷漠如冰。回到伦敦后，她发现伊姆利已另结新欢，对方是一位巡演公司的女演员。她被彻底抛弃，决定投河自尽。1795年10月的一个夜晚，她在位于普特尼的某条小路上来回踱步，大雨如瀑，她衣衫尽湿，如此一来自己便能确信无疑地沉入河底。随后，她从普特尼大桥上跳了下去。

她获救了，如行尸走肉般苟活下来。1796年，《来自瑞典和挪威的书信》出版。1797年年初，她嫁给了威廉•戈德温。同年9月10日，38岁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温德生下女儿后去世——她的女儿活了下来，后来成为雪莱的妻子。若是能够尊重自己的女性感受，而非执意离经叛道，与之渐行渐远，这位母亲本应一同活下来。愿她的记忆获得安息。惟有怀揣善意，方能凝视这位卢梭的忠实信徒的一生。

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