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年生于伦敦，1882年去世。父亲是名律师，后来破产，家庭由母亲弗朗西丝维持。她是一位有名的作家。特罗洛普断断续续接受了些学校教育，整个童年似乎并不快乐。

作为作家，他一生名气不衰，出版了四十多本小说，许多短篇故事，同时担任邮政部门的高级公务员。第一部取得成功的小说是《巴彻斯特养老院》（1855），之后巴塞特郡系列小说，《巴彻斯特大教堂》（1857）、《索恩医生》（1858）、《弗莱姆利教区》（1861）、《阿灵顿小屋》和《巴赛特的最后纪事》相继问世。这个系列许多人认为是特罗洛普的杰作，充分展示了他对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的重要主题——财产——的富有想象力的准确描绘，塑造了众多反复出场的人物，如世俗的宗教人士格兰特利大执事，永世其芳的普罗迪太太，以及堪比圣人的塞普提姆斯·哈丁养老院长。六部精彩的帕利泽系列小说也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即《你能原谅她吗？》（1864，Can You Forgive Her?）、《菲尼亚斯·芬恩》（1869，Phineas Finn）、《尤斯塔斯钻石》（1873，The Eustace Diamonds）、《菲尼亚斯归来》（1874，The Prime Minister）、《首相》（1876，The Prime Minister）和《公爵的子嗣》（1880，The Duke’s Children）。特罗洛普其他的一些作品也很有名，如《他知道他对》（1868-1869，He Knew He Was Right）、《如今世道》（1874-1875，The Way We Live Now）、《自传》（1875-1876，An Autobiography）以及《沃特尔博士的神学院》（1881，Dr Worth’s School）。

【导读作者简介】

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生于1919年，在道格拉斯高中和利物浦大学接受教育。1974年至1982年期间，他在剑桥大学担任国王爱德华七世英国文学教授[1]。他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荣誉研究员，拥有芝加哥大学、利物浦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耶鲁大学、卫斯理安大学、西瓦尼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也是英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的荣誉院士，还是法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官员。

1991年，他受册封为骑士。克莫德教授出版的作品有《浪漫的形象》（Romantic Image）、《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谜题与神迹》（Puzzles and Epiphanies）、《连续》（Continuities）、《莎士比亚》（Shakespeare）、《斯宾塞》（Spenser）、《约翰·多恩》（Donne）、《企鹅经典》（The Classic）、《秘密的起源》（The Genesis of Secrecy）、《1971-1982虚构作品论文集》（Essays on Fiction 1971-82）、《注意力的形式》（Forms of Attention）、《历史与价值》（History and Value）、《渴望诗歌》（An Appetite for Poetry）、《错误的应用》（The Uses of Error）、《莎士比亚的语言》（Shakespeare’s Language）、《愉悦的自我》（Pleasing Myself），还有一本自传《无题》（Not Entitled）。他还为企鹅经典出版社编辑了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他知道他对》以及亨利·詹姆斯的《地毯中的形象及其他故事》。

注释：

[1] 国王爱德华七世英国文学教授：哈罗德·哈姆斯沃斯在1910年捐资在剑桥大学设立的教授职位，纪念当年早些时候去世的国王爱德华七世。（译注。）

导读

弗兰克·克莫德

特罗洛普在澳大利亚殖民地、新西兰忙碌旅行之后，途径旧金山、盐湖城、纽约于1872年12月回到了离开了一年半的英格兰。旅行和办事并没有耽误他写作，关于那些遥远地方的几本书“基本上完成了”。远离家乡的日子湿热、艰苦，他非常想念打猎，回国之后立即开始弥补错过的时光。虽然年近六十，疲劳的打猎之后他还有充足的精力干累人的搬家活儿，从沃尔瑟姆搬到伦敦的蒙塔古广场39号。

安顿生活、把藏书上架重新编目占用了他相当多时间，到了1873年5月，他才开始创作新书《如今世道》。但他先前答应过给《画报》（The Graphic）写一个圣诞故事，只好把这个大项目推后，先写了《冈戈尔的哈利·希斯科特》（Harry Heathcote of Gangoil），一个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仲夏圣诞短篇故事。这个故事花去了他六月份的四周时间，如期刊载于《画报》的圣诞号，并于1874年10月出版了单行本。

7月，他继续创作《如今世道》，12月22日写完，于1874年2月到1875年9月这20个月连续每月连载，并于1875年6月出版了单行本，此时每月连载尚未完成。他的创作速度一向是对意志非同寻常的挑战。这是特罗洛普最长的一部小说，他最高产的年月，习惯每天五点起床写作三小时，每小时一千字，然后用早餐。现在的速度比起巅峰有些下降，但是依然高产，他完全可以引以为傲。“以文学创作为生，每天进行文学劳作的人，我想他们都会同意我的这一观点，”他在《自传》中写道，“每天三小时的工作量能够输出相当多的内容了。不过，他们应该训练在这三小时中熟练表达自己构想的能力，免得枯坐咬笔头、死盯面前的墙壁，却无词可写。他表示自己的工作效率能够“每年产出三部三卷的小说”，这应该是“全世界小说读者希望从作家手里得到的最高产量”，就连出版商也觉得难以应付。他严格分配体力精力，练得的在清晨流畅写作的能力，让自己，尤其是从邮局辞职之后，能够把一天的其他时间用于打猎和社交娱乐。

对于自己小说创作的可观收入，他毫不隐讳，比如他1872年出版《尤斯塔斯钻石》的收益就买下了蒙塔古广场的住宅。但特罗洛普并不认为自己是富人。他的传记作者理查德·穆伦（Richard Mullen）称，按照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的标准，特罗洛普确实不算富裕，但是相比大多数英国人，他的生活相当惬意；据估计，英国460万家庭中只有6万户每年有800镑的收入，他们有能力过上“安逸”阶层的生活，而特罗洛普的“收入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五倍”。

很难用现在的货币来量化维多利亚时代的收入。现在货币的35万英镑大体上和当时的800英镑相当。喜欢钱是他写作的一大动力，对此他坦率承认，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此纷纷谴责。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个有社会责任心、工作勤奋的艺术家，《如今世道》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他认为丰厚的稿酬自己受之无愧，不过手握重金多少限制了他对整个社会的视野。不少一般认为有用的情节没有写进书中，尤其是《如今世道》这本书。

他在《自传》中坦自己的言政治观念，称自己是一个“先进的保守党自由派”，终生未变。我们不能窥探“全知全能智慧的运作机制”，因此无法理解“我们目睹的那些惊耸的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尽管蒙受恩典之人“面对那些艰难糊口的人们过着愚蠢、无知而劳碌的生活，我认为，他们也能感到一些不公，心中也会有一丝刺痛”。然而，那些大声疾呼平等的人也各有不同。不平等是“上帝之劳”。不过另一方面，尽管上帝跟保守党一样致力于维护社会分层，但同时也在努力减少不平等，因此，他们能够更加有力地对抗另一边谨慎、平衡的自由党，虽然保守党对这个太平盛世抱有怀疑，认可“平等是趋势”。

人们在思考《如今世道》中社会万象的时候，心中不可忽视自从1876年以来作者一直秉持的政治态度。一位评论家对我们[1]表示愤慨，批评特罗洛普的书名“无礼”，指出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是那样生活的，不过这种责难大概也是来自于“安逸”阶层，譬如书中被梅尔莫特巧取豪夺的那些投资人。我们所指的正是那个阶层。书中没有涉及不安逸的芸芸众生，他们受到“不平等”的伤害最为深重。特罗洛普生活的时代，他们生活在古斯塔夫·多雷[2]画作中描绘的肮脏污秽的七汇街区[3]。他们在裁缝店一周挣12先令，或者在码头一周挣15先令（好运气）。几年前，《晨间纪事报》就指出，他们这样的收入难以实现“审慎、俭朴、节制”的生活。

因此，普罗大众的生活方式，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北部的工业区——大概一代人之前的狄更斯[4]、迪斯累利[5]的作品关注过——本书“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大红标题之下没有描述。特罗洛普小说中涉及的地点清晰表明了他有限的关注范围，遍布金融机构的商业区和俱乐部、豪宅林立的伦敦西区。（赫特尔太太是外来人士，偏居远离市区的伊斯灵顿；乡绅和农民长年隐没在乡村，偶尔有事要办才急冲冲地赶到首都。）他的主题由这些人交织而成：进行投资发了财或者想发财的人；现在拥有或者曾经拥有“祖产”的封邑贵族，他们寻求通过古老的有利可图的联姻或者商业区新晋的统治者维持、增加财富。上等阶级生活方式的堕落（与之相伴的阶级偏见、种族偏见的缓和，或多或少）是他的兴趣所在。这几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并不是，至少表面上不是小说的主旨。

蒙塔古广场虽说是“北部的公园”，但不处在伦敦的中心，更加适合“安逸”阶层而不是贵族，因而特罗洛普的社交生活并不复杂。写作《如今世道》期间，他仍然在他加入的三家俱乐部度过了大量时光，还能在著名的加里克俱乐部[6]委员会任职，俱乐部的新大楼距离七汇街区只有约五分钟的路程。他还在皇家文学基金会任职、打猎、打惠斯特[7]牌、在外用餐和进行娱乐。当然，他的小说写作也在快速稳步推进。1874年4月，《如今世道》写完之后，他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开始创作另一部帕利泽系列的长篇小说《首相》。继巴塞特郡之后，下议院成了他最喜欢、最擅长的背景环境。《如今世道》中几处值得称道的议会场景，除了几次委婉提到迪斯累里，主要表现的是梅尔莫特在下议院的出格举动，自然也是专门为了他的人物形象而设计的。《首相》这部小说，特罗洛普回到了政治主题，进行了全方面的发掘。他用六个月的清晨完成了这部小说，心情应该相当愉快。

《如今世道》出版之初没有引起最近几年这样的广泛赞誉。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特罗洛普最伟大的作品，至少都认为是一部最严肃的、最有抱负的作品。他说创作期间，“我时刻受到这个，据我观察，挥金如土的商业时代的催促。时光流逝，这个世界有没有变得更加糟糕呢？这个问题恐怕自人类社会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思考者的头脑。残忍、暴力、自私、野蛮，这些方面人类确实较之以往有所减弱，可是人类是不是也变得不像过去那样诚实呢？”人类如果不能通过这个最基本的考验，那么他对人类的进步就表示怀疑。

卡莱尔[8]、罗斯金[9]忽视社会在舒适、健康、教育方面的进步，特罗洛普对他们没有讳言谴责。他担心，“一个阶级，他们的虚伪蔚然成风，并且爬上高位，与此同时肆意张扬、夺人耳目，世间男女耳濡目染会觉得，虚伪只要能取得耀眼的成功，也不是那么蝇营狗苟。”

感愤于此，他说，“我在新宅子坐下，开始写作《如今世道》。”他要揭露商业区的罪恶与虚伪，当然也揭露其他圈子，比如，处心积虑追求婚姻的年轻女子，无所事事的年轻男子，还有那些扪隙发罅“吹捧”自己作品的作者。事隔几年回头再看，他发现并且承认自己的“谴责稍显过度”，这也是他的批评者的观点。他分析，梅尔莫特、熊苑俱乐部和卡伯里夫人这些方面写得不错，但他发现赫塔和他的两个恋人罗杰·卡伯里、保罗·蒙塔古这条故事线“索然无味”，情节的这两条主线不是很协调。他不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承认不够完美，在他看来主要不足在于讽刺的切入点。

相比特罗洛普对小说的最初构想，大体看来，成书与构想有些差异。现存的笔记和计划表明，“主要人物”似乎是卡伯里夫人，一个“毫无原则、缺乏诚信”的女人，“宠爱她相貌出众……极端自私”的儿子，“对女儿很坏，缺乏同情”，并且“挖空心思要得到编辑的吹捧”。他设计了很多场景，有些没有在小说中出现。罗杰—赫塔—蒙塔古这个情节设计得相当详细，其中蒙塔古的形象带有“为了公众利益而带有些许激进派政策思想的微光”，而罗杰·卡伯里则对此表示厌恶。这微光最终熄灭了。梅尔莫特是一个“了不起的法国（原来是美国）骗子”，他太太是个犹太胖女人。一些有名字的人物后来也没在小说中出现。

不过约翰·巴勒姆神甫写进了小说，形象是一个“背教者（即改信罗马天主教），沃尔瑟姆的牧师，非常贫困。”他在成书中的作用弱于可以推测的原始设计。特罗洛普把他跟主教放在一起归于罗杰·卡伯里相熟的人，似乎考虑发展一个关于罗杰宗教困惑的次要情节。成书中保留下来的主要就是他在罗杰家宴上的零星对话，而且罗杰对这位牧师的善意跟他改变信仰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关系。书中，卡伯里受到巴勒姆神甫反反复复的无礼布道，渐渐变得不胜其烦，想要放弃他。他最终大概确实被作者放弃了，除了他跟梅尔莫特的那一幕还值得保留，他的退场读者不会太注意。这个人物取材于在沃尔瑟姆的一位牧师，他烦扰特罗洛普改变信仰，正如巴勒姆烦扰卡伯里。

评论界一致认为，小说的叙述中心是梅尔莫特的故事，这是在最初设计之后一段时间才确立的。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过去20年左右发行了不计其数的股票，惊天巨骗这种想法并不是什么出色的创意。南海泡沫[10]之后遭禁的那些有限责任公司，1856年都获得了合法地位。1866年的一场商业危机促进了金融企业的发展，比如鼎鼎大名的“皇家商业信贷公司”。它们引来了投机性的投资，无疑也为梅尔莫特擅长的那种骗局提供了机会。

许多投资人以前对商业区并没有兴趣。他们发现钱能生钱，不用拿去费劲儿生产真实的商品，立即感到喜出望外，甚至欣喜若狂。更迷人的是，有些时候甚至不用费心拿出真正的钱币，因为只要一纸承诺就行。梅尔莫特在这条大道上更进一步，就连那张纸也免了。“这多少年来，我们买卖商品不再需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需要一手交票证一手交货。现如今在梅尔莫特的新天下，似乎交换承诺就可以了。”随着金融、社会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伦敦西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市场中建立起来的新道德能够直接影响一个阶级——特罗洛普的我们——现如今一般认为，他们对于世代相沿的关于真相和诚实的观念还能接受，不过也已经淡漠了。

狄更斯《小杜立特》（1855-1857）的莫德尔是之前虚构作品中当做大投机家刻画的人物，特罗洛普读过这本小说。人们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梅尔莫特的不少原型人物。约翰·萨瑟兰[11]指出，梅尔莫特这个人物取材于自杀身亡的银行家约翰·萨德利尔下议员，声名狼藉的铁路投机者“大王”哈德森下议员，还有法国人夏尔·勒费夫尔，他运作了洋际铁路计划和洪都拉斯借款。勒费夫尔事业的许多细节跟梅尔莫特的非常相像。不过理查德·穆伦认为原型是艾伯特·哥特海默，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格兰特。他跟梅尔莫特一样拥有一座豪华的宅第，甚至买下了莱斯特广场。他从伦敦商业区筹集到2400万英镑的巨额资本，后来失去了其中的2000万。骗子遍地都是。

特罗洛普选取的是同时代的素材。他热衷学习古代经典，因此故事中描绘的帝国辉煌与堕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罗马历史。他有意识地削弱小说固有的虚构性，故事中竭力体现特罗洛普“对日常生活的准确认识”，这是亨利·詹姆斯[12]的评论。确实，日常生活得到了精细的呈现，比如伦敦城内的详细路线。菲利克斯计划私奔那天清晨他喝醉之后不由自主的行走路线，梅尔莫特的选举投票那天他走过的路线，今天都可以轻易走一遍。我们可以跟梅尔莫特一样走很远的路然后学他登上一辆出租马车去商业区。漫步的人，尽管意图可能不一样，但是沿路的环境并没有变化。

梅尔莫特这个虚构的人物改变了伦敦的日常生活。他是这堕落混乱社会的象征和代表，出场时来历神秘，是商业区一个贪婪、自信的男人，不过随着情节的发展，他获得了新的特点。尽管他爱慕虚荣、野心勃勃，但是甚至可以从他身上看出比其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高贵的品质，比如第23章中他跟菲利克斯爵士的会面，公平地说，他在道德上要比这个从男爵更为高尚。他招待中国皇帝的场面相当荒唐，但是招待本身在伦敦商人之中树立了他商界王子一样的形象。荒诞无稽到离奇、令人失望到极点，但是这并不是梅尔莫特想要的，而是他的一些宾客想要的。他恃强凌弱、奉承讨好、含糊其辞，正如斯蒂芬·华尔[13]所说，他完全有资格成为“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典型人物”。

华尔的观点是对的，梅尔莫特在成为或者接近成为那种典型人物的短暂时期，特罗洛普直观形象地描绘，“金钱和爵衔的共谋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最大耻辱”，此外，华丽共谋的终结赋予了他某种光彩，而这种光彩似乎反驳了罗杰·卡伯里这流于粗疏的评价：“他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为厉害的骗子。”也许他很粗俗，但他并不简单，甚至还追求美名。他可能会像尼禄那样说：“吾今去也，艺术焉存？”但他只是向世人表明，自己壮观的事业跟贺拉斯[14]自许从他诗篇获得的永恒相去不远：“吾名永继”。

罗宾·吉尔摩的评论不失中肯，梅尔莫特的惊天悲剧体现了“特罗洛普故事的核心悖论，即维多利亚时代的所有小说家当中，他对于凝聚社会的规范了然于胸、尊重有加，但他刻画的人物一个又一个都在藐视、违反这些规范。局外人的孤独引起他强烈的兴趣，这个题材写来他常常游刃有余。”梅尔莫特成功加入威斯特敏斯特选取的补选，并在首相的帮助下进入下议院。（这一点常常被认为是特罗洛普又一次对迪斯累里的嘲讽，这一解读或多或少有些理由；不过从上下文来看，这位喜欢下议院的小说家也许只是出于好意写了梅尔莫特跟下议院的接触。这种模棱两可的写法——读者可以自行决定作者态度的倾向程度——在特罗洛普作品中屡见不鲜，因为他一贯缺少细节描写。）

于是，梅尔莫特闯进了政治家的圈子，不过，尽管有首相的大力提携、自己的盲目自信，他完全还是个局外人。在下议院应该如何才算举止得当他完全没有概念，首次演讲时机太早，狼狈不堪。他最后一次出席下议院，站起来演讲的时候摔倒了——身体的摔倒预示精神的崩溃——遭到全场的哄笑驱逐。他独自走出议事厅。

特罗洛普在《自传》中似乎稍显夸张地表示“进入英国议会应该是所有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最高追求。”梅尔莫特这个自称英格兰人的局外人，作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外人，莽莽撞撞地窃夺了这一特权，正如他之前莽莽撞撞却轻而易举地挤进了堕落腐化或者说了无生机的贵族圈子——其实他进入的是那个圈子的一个角落，那里已经丧失了对英格兰古老荣誉规则的坚守。

这些规则罗杰·卡伯里一直认真遵守。他是一位乡绅，依靠土地生活，知道应该邀请什么样的客人共进晚餐才会不失体面。（一些偏见源于个别宾客没有严格遵守礼仪。）梅尔莫特闯进议会，不管表面多么礼貌，卡伯里一定会评价，这是一场灾难程度的僭越。议会遇到的尴尬窘迫他可以觍颜面对，不过时间长了，耻辱终会一步步耗尽他的意志，他无可适从，只能自杀。这是他的尊严，并不是对于罗马斯多葛主义的拙劣模仿。外来的躯体消失了，不过留下了一种印象，梅尔莫特是个闯入者也是个替罪羊，是个无耻恶棍也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赫特尔太太盛赞梅尔莫特，认为他的道德超出常人，她这个心怀不满的局外人言过其实了。随着情节的发展，作者似乎有些认可她的观点。

写到此处，我们来考察特罗洛普时不时表露出来的对外国人的暧昧态度，尤其是他对美国人、犹太人的处理。他对美国有亲身的体验，甚至，也是理所当然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北美游记》，1862）。美国内战期间，他不顾英国人的主流情感，站在北方一边。他认为自己看到了两国之间仇恨的根源，他们兵戎相见其实有相同的动机。“英国人认为把全世界英国化是他们的责任，”他在1864年的一场演讲中评论，“而美国人不遑多让，也希望全世界都美国化。”后来的一部小说《美国参议员》（1876-1877）中，他记述了参议员埃利亚斯·戈托贝德在英格兰的种种滑稽遭遇，他误解了英格兰，对英格兰没有好评。《他知道他对》（1868—1869）一书中，特罗洛普略带恶意地描写了一个在佛罗伦萨的英国大使家庭，父亲相当傲慢自负，却把女儿嫁给了一个英国贵族。作者的恶意留给了女权主义者瓦拉奇亚·佩特里一个“共和党的布朗宁[15]”。不过，他亲近的朋友之一凯特·菲尔德，不仅是美国人，还是个女权主义者，那她不就是个双重的局外人了吗？

美国人并不简单。《自传》中，他这样概括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英国人当中，最喜欢、最崇拜美国人的那些人，他们也难以遏制地用最严厉的语言谴责美国人的罪恶。”无可否认，他们慷慨大度，热爱教育，思想独立，他们崇尚英国风度。但在政治上，他们的各个阶层都很堕落，上流社会的虚伪令人“瞠目结舌”。特罗洛普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也十分欣赏美国人的旺盛精力，但却不认同他们挥霍精力的方式。他从美国人身上清清楚楚地看出英国社会可能面临的危险，如果为了赚钱就盛气凌人、肆无忌惮、强取豪夺，那么就会消解现如今还算存在的种种矜持——长期以来的体面交易习惯，绅士阶层的诚实可信，庄园经济的殷实稳固，还有贵族阶级的高贵品德。这一切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一定程度的傲慢，还有某些不经深思的偏见，不过总体来说这个代价值得付出。美国没有贵族，最优秀的美国人也只能勉勉强强称得上绅士和贵妇。金融家哈密尔顿·K·菲斯克技巧娴熟、精力四射，和熊苑俱乐部会员的萎靡不振形成鲜明对比；赫特尔太太精神抖擞，完全不像温顺纤弱的英国姑娘，但是这两位显然都不能称为绅士贵妇。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特罗洛普在《如今世道》中是如何描绘美国人的。梅尔莫特的父亲可能是个叫梅尔莫迪的美国人，世人皆知，他很可能是个犹太人。他的那些惊世诡计部分也是源于菲斯克的阴谋。这两人之间的桥梁是经济困难、良心不安的保罗·蒙塔古。他们三人玩的游戏中，保罗不过是个英国走卒。菲斯克冷酷无情，让人想起蛮荒的美国西部，这种品质对于养尊处优的英国人相当陌生。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保罗·蒙塔古同样也是赫特尔太太的猎物。她也让人想起美国西部。她生活在枪械法律之下，通过合法性存疑的离婚逃出了跟纯正美国人丈夫的关系，用性感魅力迷住了彬彬有礼的年轻英国男子。

蒙塔古并不懦弱无能，拿他跟醉了酒起不来赶去私奔的菲利克斯·卡伯里相比，要坚强很多。他在掩人耳目的董事会议上挑战梅尔莫特。他考虑了人身威胁，经历过犹豫不决，再加之来自罗杰·卡伯里的鼓动劝说，终于坚守决定，抛弃了纠缠不休的恋人。两人分开说到底也许是她与生俱来的宽宏大度起了决定性作用，可能是英国人的高贵斯文深深感染了她，让她放弃使用马鞭和枪支。

她跟相容的旅伴菲斯克回到了美国。菲斯克在路上赢得了玛丽·梅尔莫特的芳心。她是犹太人的私生女，一个岁数不大但心理坚定的局外人。书后逐渐表明，那个只想得到她钱的英国贵族，她是不可能嫁给他的。父亲存下的大笔现金她紧紧攥在手中，在新世界倍加严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更是寸步不离。菲利克斯·卡伯里爵士、尼德达尔勋爵追求玛丽相继失败，菲斯克成功了，得到了美人、还有梅尔莫特的一大笔钱财。尽管英格兰似乎有些堕落，不过还是不费吹灰之力赶跑了这些局外人。

特罗洛普缺乏当今人们对犹太人完全公正的态度，但他对犹太问题的处理，不论是本书还在其他作品中，都比同时代作家更为复杂。毋庸讳言，他引用对“希伯来绅士”的常见讽刺，影射普遍认为的犹太人特有习俗和外貌特征，因而有时让人觉得他是个经常去俱乐部的愚蠢反犹分子。他不久前在《尤斯塔斯钻石》这本书中就塑造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刻板的犹太人形象约瑟夫· 艾米利亚斯。不过他也有让人惊讶的洞察力和同情心。他的《妮娜·巴纳特卡》（1867年匿名出版），背景是布拉格，描述的是一个天主教女人和一个犹太商人的婚事。穆伦评论，这本书反映了1867年奥地利帝国终止对犹太人的民事限制这一真实历史。书中描述了不同宗教的人士通婚遭遇的种种烦恼，不过犹太信仰和天主教信仰受到了同等的尊重。

《如今世道》和《妮娜·巴纳特卡》不同，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反犹的。犹太人已经在商业区建立了巨大的利益存在，对此有些人不高兴。梅尔莫特的合作者科恩卢佩是个骗子，而以西结·布雷格特则是个有趣的角色。他也许没有英国贵族的风度，但他极为诚实——算不上是绅士气质，但也是男子气概——这是特罗洛普赞赏的品德。布雷格特这个人物也是用来反衬朗格斯塔夫一家的势利与堕落。

巧妙运用书信往来表现人物性格是特罗洛普一种创作技巧，乔治亚娜·朗格斯塔夫和布雷格特最后的书信就是绝佳的例子。乔治亚娜势利的家庭断然反对她的犹太追求者，况且他的年龄比她大很多，而且还“从事商业”。她拒绝家庭的意见，主要是因为她急于嫁人，同时也因为她察觉到在犹太人这个问题上“现在的社会看法普遍变得宽容……渐渐有了变化，很快人们就不会在意一个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乔治亚娜固执己见，婚事的态度她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特罗洛普跟多数犹太人、多数基督徒一样，不认为这两类人区别的消失是件好事。他其实并不支持乔治亚娜的思考逻辑，不过可以看出他对她追求者的同情还是比较明显的。

布雷格特跟乔治亚娜父亲见过面之后，给她写去一封长信——特罗洛普应该会称之为“男子气概”，他确实称之为“开诚布公，实事求是”。信中叙述了她父亲表示反对，并且特别指出，朗格斯塔夫对于英国犹太人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善关上了心扉。他毫无羞愧地继续写道，梅尔莫特的崩溃他会遭致损失，受此影响，先前答应她在伦敦购置第二套宅第的承诺两三年内无法兑现，并且提议他们可以住在富勒姆的宅第，也会相当舒适。看完这封信，乔治亚娜很不高兴，最不满的是布雷格特即将损失一大笔钱。她在回信中说，顶着全家反对想嫁给他，她需要他答应过的城里的宅第，“富勒姆偶尔小住确实不错，但我觉得我不能一年到头都住在富勒姆。你说要等三年，这实在太可怕。”她敦促他改变决定。他的反应是，她的回信表明她不愿意嫁给他，“除非我能为你在城里和乡下都提供一座宅第"，接着他非常礼貌地宣布他们的婚约终止。

他们的婚事就这样明智地结束了，请记住，小说中的这个情节招致特罗洛普被称为反犹。本可以简简单单黑白分明呈现的内容，特罗洛普总是写得深奥又复杂，这的确也是他的写作风格。罗杰·卡伯里这个人物就是个典型例子。毫无疑问，他代表的是陈旧的，日渐被遗忘的价值观，他对于梅尔莫特和赫特尔太太的看法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他的正直却为偏见和狭隘所笼罩。他本可以轻轻松松成为诗人蒲柏[16]欣赏的拉尔夫·艾伦这种人，在“拒绝堕落就是羞耻”的社会里偷偷地行善。尽管特罗洛普偶尔临近这种写作俗套，但他决不允许《如今世道》中出现这种刻板人物。

萨福克郡的人彬彬有礼，“穷人见到富人会触帽檐，富人为穷人着想”，只有在这里卡伯里才感到幸福。书中经常提到他——如他所言——“守旧”，提醒我们欣赏他。

“我很守旧，赫塔。”

“我们身处一个糟糕的全新世道。”

赫塔深知母亲无耻、哥哥卑鄙，所以能够认同他的看法，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正直。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常说，不管世道如何总要活在当中。布克先生不能“完全和时代风尚对抗到底”，卡伯里选择坚守“摸了沥青手必黑的古训”则是顺理成章，不过能够坚守的毕竟是少数。在没有爱的世界，婚还是要结的。 “现如今谁还谈爱情呢？”乔治亚娜这么问是因为她迫切需要嫁人，可以理解。答案是，罗杰·卡伯里还谈爱情。唯一选中的女人却不能跟她共结连理，因此他把无限的浪漫情感藏在心底，选择独自度过一生。人们对爱情不像过去那么浪漫了，正如他们不再觉得“应该像几年前那样，花钱必须精打细算。”事实上，罗杰·卡伯里代表的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体面生活方式，但也不可避免地应该向改变的力量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即便没有梅尔莫特这个恶棍，改变的力量也不可阻挡。卡伯里极其厌恶梅尔莫特，英国社会理所当然应该像卡伯里一样排斥他，而不是参加他的宴会，把他奉为座上宾，在他的公司投资。

特罗洛普在《自传》中提到本书是这么说的，他“过度抨击了这个掠夺天下的大投机商人，肆意嘲讽了其他的罪恶，比如，为了嫁人而不择手段的姑娘，选择单生而纵情欢乐的年轻男子，天花乱坠地吹嘘从而欺骗公众购买他们小说的作者。”

小说从这最后一种罪恶开篇。特罗洛普应该看了出来，小说的中心主题定为上流社会中蹩脚文人圈内末流作者的鸡零狗碎，很难全面体现大都市的变化和堕落。然而，他感受到新闻行业中的文学圈子存在严重的虚伪现象，这个主题值得一写，并且认为这是时弊遍地横生的一个症状。他在《自传》中表达了对匿名评论的强烈不满。（他离世后很长时间这种做法依然存在，比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署名评论较为真实，但也不能修补这种罪恶。公众得不到评论的可靠指引，因为报刊编辑要么漫不经心、要么被人收买，而批评家又徒有其名。《自传》的后面部分，特罗洛普再次回到“虚假批评”这个话题，所指正是卡伯里夫人从她的编辑朋友那儿求得的评论。这种现象，以及人们普遍认为的种种唯利是图的现象，任谁都看得出，他的刻画是多么急切地要把它们统统看做我们现在可悲生活方式的证据。在《自传》中，他甚至想象出人们对于这些批评的观点做出的一种典型反应：“‘我的朋友，二十年来你都哪儿去了？……现在才写出这么个过时的东西？’虚假滋生虚假，长此以往，虚假也会变得漂亮。”这种现象，“举世皆然”——这是西塞罗在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评论。据露丝·阿普罗伯茨[17]研究，特罗洛普有类似看法：“你能怎么办呢？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也许，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世道。

卡伯里夫人做法的寓意就这样巧妙地展示出来，为小说庞杂的情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她英俊的儿子菲利克斯爵士是个粗鲁的混蛋，而他加入的熊苑俱乐部则是个市场，为一个外国投机商控制，俱乐部交易的媒介是欠条，那一张张的纸片跟梅尔莫特发行的股票一样，几乎不可能兑现。（有这一幕，一个俱乐部会员用从别的会员收到的欠条购买了梅尔莫特的股票。通过各种手段，梅尔莫特把好几个会员拉进了他的骗局。）

特罗洛普对俱乐部的描写细致准确、栩栩如生，让人仿佛回到当时，置身那个出身高贵、游手好闲年轻人构成的世界。他也因此受到了实至名归的赞誉。这位年轻贵族的故事转向引诱乡村姑娘的情节，后来姑娘给他强壮的农民恋人夺了回去。这是书中菲利克斯和鲁比·拉格尔斯的故事，一个历久未弥新的俗套情节。这个主题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牧羊女的故事，其中的领主有时候能够为所欲为，有时候又像菲利克斯爵士一样自食恶果。这个情节出现在一代代的无数故事当中，用来表现农民的美德和领主的邪恶。

古今融合是特罗洛普的特色技巧，能够最大程度上利用情节。拉格尔斯一家、约翰·克拉姆和罗杰·卡伯里的情节就是这一技巧的出色体现。他极尽效率编织情节，让鲁比恰巧出现在赫特尔太太在伊斯灵顿寓居的宅子，之后又让她们跟菲利克斯、罗杰的密友蒙塔古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蒙塔古和赫特尔太太在洛斯托夫特沙滩上遇上了罗杰，这在现实中难以发生，但在小说中就是神来之笔。这正体现了特罗洛普出神入化的娴熟技巧，还有他愿意汲取维多利亚小说常规技法的态度——一系列事件能够编织成情节结构就应该编得精致巧妙些，免得被读者发现事件之间的联系在现实中不可能而气馁。现实主义是一种高度构造的风格，正如表现绅士小姐的情节剧[18]，需要读者的积极配合。伦敦的一条小巷里面，菲利克斯爵士正要强行把鲁比拉走，约翰·克拉姆恰巧就在附近，这种巧合我们反感吗？还有，罗杰刚巧就有机会跟约翰·克拉姆谈起这桩争执呢？

一位出版家曾要求特罗洛普修改《约翰· 考迪吉特》的情节，他礼貌地回答，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对一个故事的情节做更改。尽管情节之间的联系细微，但却很重要，一处改动就会让整个故事不合情理。”让整个故事浑然一体不仅需要设计梅尔莫特的和他的圈子，而且要设计布鲁纳先生，阿尔夫先生，赫特尔太太，无聊势利的朗格斯塔夫一家，还有憨厚的尼德达尔——他比初出场的形象要复杂，比如，玛丽·梅尔莫特父亲死后他提供了毫无私心的亲切帮助——把这一切安排得当都需要高超的技巧。这些只不过是全部人物的一小部分，其他人物逐一按需出场，比如，对比鲜明的斯奎尔科姆律师和贝德怀尔律师，莫纳格拉姆夫人，巴勒姆神甫，还有许多政治人物和愤怒的父亲。迈克尔·萨德利尔[19]对此评论，“平常的大脑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作者儿子正在尝试写小说，在一张私人便签中特罗洛普说，他“还没有真正走上创作长篇小说的轨道。有很多情节设计技巧需要掌握，不可能一蹴而就。”特罗洛普就能一蹴而就——情节设计需要巧妙安置枢纽人物，整个复杂的框架还要构建一些我上面提到的伦理两难的困境。

罗杰·卡伯里就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枢纽人物。希望渺茫地爱着赫塔的卡伯里是卡伯里家族的族长（族里人有的尊敬他，有的鄙视他利用他），还是拉格尔斯一家和克拉姆一家的东家，蒙塔古的密友——他爱情对手的赢家——他确实是整个情节框架的中心人物。我已经指出，他确实称得上是道德楷模，一位真正的绅士——《首相》中作者给出了绅士的最低要求，“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说谎的人”。在我们开始现在的生活方式之前，“我们”是如何生活的，他就是代表。那时候，一个家庭就像他一样生活，日子慢慢地越来越好，因为，“在内战、改革、共和及革命的动荡之中，他们一直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土地，而土地也一直真诚地回报他们。”这种真诚一直留在罗杰·卡伯里的心中。正如我们所见，伦理两难的困境已经呈现。特罗洛普仅仅通过一个故事讲明了一个道德或者说是讽刺的主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创造了一种能够两可解释的模糊境地，这就是困境。正义与公平，无论是两者应该相一致、还是相抵触的场合，他持有的正义、公平的观点为了适应急剧变化势不可挡的世界，总显得不相协调。

《如今世道》写的无疑是道德下滑，同时也是变化，而变化常常以道德下滑的面目出现。特罗洛普生活的时代，英格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在市场上每天都在进行着巨量交易的同时，社会却在发生着不易察觉的衰落。这个社会快速变化，身在其中的投机者而不是绅士日益感到如鱼得水。绅士在过去的社会环境中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知道如何得体举止，能够轻松地表现自己的道德观。世人总是哀叹礼仪的式微，无论这对公正的伤害是深是浅，对于取而代之的粗鲁蛮横，人人疾首蹙额。如果特罗洛普对于那个时代贫富差距的巨大不公没发表任何评论，可能是因为，那种不公的罪恶已经体现在他对富人唯利是图、虚妄浅薄的刻画当中。完全可以这么说，他这本书的书名可以拿来描述任何现代时期的几乎任何一个发达的社会，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

注释：

[1] 我们：书名字面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译注，下同。）

[2] 古斯塔夫·多雷：1832-1-6~1883-1-23，法国版画家。

[3] 七汇街区：当时的一个贫困街区。 他们能够维持的生活远远比不上一个年收入百倍之多的小说家，虽然按照最高标准小说家也不算富有。

[4] 狄更斯：1812-2-7~1870-6-9。英国小说家，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

[5] 迪斯累里：1804-12-21～1881-4-19。英国政治家和作家，两度任首相（1868，1874～1880）。

[6] 加里克俱乐部：伦敦中心地区的绅士俱乐部，成立于1831年。

[7] 惠斯特：一种纸牌游戏，桥牌的前身。

[8] 卡莱尔：1795-12-4~1881-2-5。苏格兰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

[9] 罗斯金：1819-2-8~1900-1-20。英国艺术评论家。

[10] 南海泡沫：发生在1720年。使大批英格兰投资者破产的一次投机狂热。

[11] 约翰·萨瑟兰：1938-10-9~今。英国教授，报纸专栏作家，作家。

[12] 亨利·詹姆斯：1843-4-15~1916-2-28。美国出生的英国小说家。

[13] 斯蒂芬·华尔：1947~今。英国外交官。

[14]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罗马诗人。

[15] 布朗宁：1806-3-6~1861-6-29。伊丽莎白·布朗宁，英国女诗人。

[16] 蒲柏：1688-5-21～1744-5-30，英国诗人、讽刺作家。

[17] 露丝·阿普罗伯茨：1919-11-14~2006-3-26。加拿大学者，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和宗教文学。

[18] 情节剧：一种感伤戏剧，以铺张华丽的戏剧演出为特色，不着重刻画人物的成长过程，而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

[19] 迈克尔·萨德利尔：1888-12-25~1957-12-13。英国出版家，小说家，图书收藏人，书志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