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利夫河岸上温热泥土的味道，还有那难以形容的炎热沙漠气息，混合着从尸体和烧焦的水芦苇丛中散发出的甜腻、闷热、令人作呕的气味，充斥在我的周围；还可以看到长长的干涸了的泥滩，深一层浅一层地向沙漠的边缘延伸。在炎热的月份里，这一景象会因为杰利夫河的收缩而显现出来。除了紧挨沙漠的地方，泥滩延伸的范围很广，看着异常黝黑；在这里，沙尘飘扬纷落，犹如轻柔喷洒着的透明水雾。在撒哈拉沙漠的阳光下，它们快速变干，开裂、收缩成数以千计的小块，总而言之，就像是混着印度墨水[1]的杯碟。（如果你像赛文诺特一样是个艺术家的话，你会更容易理解我的话。）
沙漠向两边延伸开去，沙子朝着洒满柔光的地平线的后方，空洞的天空隐没下去的地方轻柔地翻滚着，慢慢地、慢慢地膨胀起来，就像一个人起伏着胸膛，在可怕的高温下气喘吁吁，想要在最后关头再多吸一口气。然后，它正中间的地方，突然静止了下来，慢慢恢复了平静。在这片没有颜色的沙漠的中心，除了清晨的曙光和夜晚的霞光打在红灰色的岩石上，细小的沙粒还在石缝中飘动，灰绿色的仙人掌藏进岩石的阴影中，已经没有东西在动作了。除了惊人的高温和让人抓狂的沉默外，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都没有了。
在这里的所有事物之中，有我们。
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是，“我们”是帕特罗特将军的非洲部队中，一个师的一小队右边锋，而他们不太知道的是，“我们”是这个师里的前锋；准确地说，“我们”是由战地记者、特别报道员、编外人员等组成的一个团体，是报道上述前锋、边翼、军队和作战等情况的随行人员。
长长的黑色船只沿着蜿蜒的河流航行着，前锋们落在队伍的右后方，“我们”躺在甲板上，在船上的遮阳篷投下来的阴影中，说着话喝着苏打水。
我现在已经忘了这件事的起因，但是庞斯卡姆曾说过阿拉伯人是爱国的。当时巴布阿祖恩突然插进来，并说了一些关于他本人的事情，这些事情我接下来会再次提到的。
二十九年前，巴布阿祖恩出生在特莱姆森[2]，父母都是卡比尔人（他的父亲是一名酋长）。在他十岁的时候，他被送去了法国，并且以一种十分了不得的方式在那里茁壮成长。他以第五名的成绩从理工大学毕业；他写过“为学会所推崇的”著作；他加入了法国国籍；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一直很突出（没有人能在不打击政治的情况下在巴黎闯出一片天地）；他曾在两个大使馆担任重要职务；他是一个卓越的外交官；他有影响力；他身着完美的法国时装；他拥有“斗士”称号； 他亏过钱；他曾向政府申请“奥兰阿拉伯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作，以便恢复元气；他已经得到了；他随“我们”一起来了，现在他就在这里，在去任职的路上，这是他十岁以后第一次访问他的祖国。
当庞斯卡姆这样谈到阿拉伯人的爱国主义时，巴布阿祖恩让他回答，什么叫“阿拉伯人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
“呸！”桑坦德说，“一个男人不是必须接受教育才能成为爱国者。事实上，最粗暴的国民曾经是最忠诚的爱国者。”
“是的，”巴布阿祖恩说，“但这是一种狭隘和非常自私的爱国主义。”
“我看不出来，”庞斯卡姆说道，“爱国者就像鸡蛋——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没有所谓的‘足够好的鸡蛋’，也没有‘足够好的爱国者’这种东西 ——如果一个人能始终如一，那他就是完美的。”
“我同意，”巴布阿祖恩回答道，“但爱国主义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狭隘。听着，我会解释的”——他用手肘撑着甲板，抬起身子，拿着他那装着土耳其烟的琥珀烟嘴比划起来——“爱国主义经历了五个不同的阶段；首先，它只是对父母和亲属的家庭之爱；然后，随着家庭的成长和扩大，就发展出了部落，部落也是一个大家庭，它成为了爱国奉献的对象。这是第二阶段——部落阶段，旦的部落[3]。在第三阶段，部落建立起能起到保卫作用的城墙。这是城邦时期；爱国主义是对城邦的奉献。这是雅典人和希腊人，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在下一个时期，爱国主义意味着对邦、对省、对国家的爱；勃艮第人、诺曼人和弗莱明人自由地为勃艮第、诺曼底和法兰德斯献出满腔热血；综合以上所有的因素，无论是部落、城邦还是财产，虽然我们今天通过为国争光、热爱国家和服务国家，在这条长链上形成了一个最新的环节，但这不是最后的环节，我也不相信这会是最终的、最高尚的爱国主义形式。”
“不，”巴布阿祖恩继续说道，“这种发展将继续下去，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直到最顶峰。我们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我们的同胞可以像我们的国家、像全人类一样，俯视全世界，而那个最不爱国的人也就成了最爱国的人。”
“啊——，老天！”桑坦德无精打采地喊着，朝巴布阿祖恩的头上扔了一个垫子过去；“睡觉去。这么热还有精力高谈阔论；你要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要么是个大——”他透过他的锡杯边缘看着他，总结道，“——白痴。”……
但是巴布阿祖恩还在继续说，现在又总结道，“所以你不能责怪我，如果，你看看他们”（他指的是阿拉伯人），“他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黑人运动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件能别卷进去就别卷进去的糟糕事情—— 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被吓到要对一大群饥肠辘辘的狂热分子言听计从，”他打了个哈欠，“所有这些都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给我再来点儿苏打水。”
我们被船的突然停止惊醒了。我们边上一支靠近右边河岸的“和风”小分队在一处空旷的地面上匍匐前进。一个营的库鲁格里斯人，穿着白罩袍[4]，持着武器；匆匆从我们身边疾行而过，长袍波动如浪。而在前线的第二十三非洲狩猎号则听从“命令”停在了沙脊顶部，遮挡住了地平线。撒哈拉沙漠那静止的、炎热的空气中，突然间有什么东西弥漫开来，让我们瞬间清醒过来。 赛文诺特掏出他早已准备好的素描本，正好挡住了自然景观和军队所处的位置，桑坦德上去抢走了他的笔记本和钢笔。
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不太记得了，在那黑暗的混乱中，我只能记得一些不连贯的、零星的碎片——然而，这种孤立的印象却显得愈加生动，他们在灰蒙蒙的背景中移动的身影也愈加清晰。
瞬间，在附近某个令人不安的地方，有一件事，或者说一连串的事件爆发了，它们彼此交织着，组成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迷阵；突然变化扩大，就像快速粗暴地撕裂开的巨大卷轴，一股汹涌澎湃的声音从蜿蜒的地面传来，混杂着人声和脚步声，马蹄声和兵器声，在棕色的土堆上方猛烈地喧嚣着，又在沙漠的空气中汇合，这些声音混合着震动着，一会儿混合在一起，一会儿又分离开来，然后再汇合、再分裂；一会儿发出嘎嘎的声音；一会儿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会儿又发出轰鸣的、尖锐的、咆哮的、颤抖的声音。然后就看到了蓝灰色的暮霭——但我不知道这是烟雾还是灰尘，轰隆隆地，翻滚着，里面传出战斗恶魔发出的暴风骤雨般的灼热喘气声，它的最外围已经在闪闪发光的锯齿形大刀和跃动的红色战骑的撕杀中分崩瓦解了。
这一切都只是刚开始。我知道我们遭到了攻击，在那些沸腾的烟雾之后，在某个地方，不知为何，人们就像愤怒的野兽一样，正在扭打和挣扎，每个人的肌肉都紧绷着，努力地想要杀死自己的同伴。
现在我们正处于我方士兵之间的一个空旷地带，虽然我记得杰夫利河的水让我的衣服变得很重而且不舒服，虽然被我方疯狂的士兵击倒时我感觉到了一种致命的恐惧，但是我记不起来我们怎么到这里的了。然后那种可怕的，足以使肋骨开裂的压力出现了，因为一些外在的、看不见的因素，这块空地被翻了个个儿。马和人的汗水的味道，粉尘和烟雾的味道，黑蒙蒙的、让人窒息的、非常不舒服的烟团，比其他所有东西都厉害的可怕恐惧，被成千上万的脚踩在下面，亢奋的尖叫声令人作呕，让人神经衰弱，短暂的意识还来不及感受就又消失了，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战争”，而我们正在切切实实地经历着曾经在书本上读到的内容。
这一点都不鼓舞人心；既不浪漫，也没有关于它的诗歌；里面除了一声接一声的可怕撞击，什么都没有，人们沉醉在那一千八百年都没有熄灭的血腥欲望中。
我看着巴布阿祖恩；他站在船舷边上（不知怎的，我们又回到了船上），手里拿着一把未上膛的手枪。他正在观看岸上的战斗。他的鼻孔收缩着，他踱着步，就像一匹兴奋的纯种马[5]。突然间，第十一骑士团的一名士兵转着转着转出了棕色的战斗区域，他咽着鲜血，没有站直，喘着气，脸朝下，倒进河边被水流冲刷着的淤泥里，他在水中吐着气，冒出泛红的气泡来，他喘着粗气，然后把他那颤抖的蓝色手指拧成拳头，做了一个橄榄球的手势。紧接着，在弓箭的掩护下，我们强势地穿过了河流。四十多名骑兵突然加入战局，后面跟着八十到一百个卡比尔人。
我可以回忆起马蹄在那片干了的碟状土堆上嘎嘎作响，然后将它们踩成碎片抛在身后。他们就像一幅美景，那些卡比尔人，和他们凶猛的红马、显眼的白色长袍、细长的杀气腾腾的枪管一起，轰轰烈烈地走过去，在他们的人群中间，在每件白袍投下的阴影之间，在每双留着胡须的嘴唇上，都是他们反复高唱着的战争口号：“真主，阿拉真主！”
这场古老的战斗激起了巴布阿祖恩一些被封存的记忆。当他在这一刻面对他们时，他不再是清晨那个冷酷而又愤世嫉俗的花花公子。他看起来就像是那个在他父亲的黑色帐篷里玩马蹄的十岁男孩，一定很像。他看到了家乡一排排的房屋；他看到了骆驼和朝着夕阳走去的马队；他看到女人们在吃饭；他看到了他的父亲，留着胡子的酋长；他看到阿拉伯骑手骑着马在战斗；他看到了有手掌那么宽的矛头和沮丧的人们。在一瞬间，他那长久以来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就像脱衣服一样被剥离了。他再次站起来，跟上那些卡比尔人。有了这些回忆，他那长时间被遗忘的母语脱口而出，在一声悠长的尖叫声中，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回答了他的同胞：
“阿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他从船沿上跳起来，越过我，跳到了一匹没人骑的马背上，然后，融入到那些卡比尔人之中，骑出了我的视线之外。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巴布阿祖恩。
译注：
[1] 印度墨水：一种碳素墨水。
[2] 特莱姆森：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城市。
[3] 旦的部落：源于希伯来语，意为“审判”，是以色列的一个部落。
[4] 一种大外套，通常是白色的，北非人的一种衣着。
[5] 纯种马，特别是源自英国母马和阿拉伯种马的品种，广泛用作赛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