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小剧是以医院诊所的红砖墙作为背景的,背景灯光是一盏光线微弱的崭新路灯,尽管那时不过傍晚时分,天还很亮。 街角偶尔会有东北风骤然刮起,一段长间隔后,一辆空荡荡的电缆车沉重缓慢地驶过,晃晃荡荡的玻璃窗发出震耳的嗡嗡声。 没有人在视线范围内——街上空无一人。 诊所的惨淡红墙,像监狱的墙一样简陋,人行道的乌灰水泥地之上,是刮着风的淡蓝发绿的天空。 医院墙上的一扇门开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子走了出来。 他们的衣服很暗,他们两个黑色的身影即刻与淡蓝色的背景形成醒目的反差。 他们成为了焦点,墙壁、天空和灰褐色人行道的所有惨淡色调立即把他们突显了出来。 他们穿过街道来到我所站的拐角处,那个女人向我问了个方向。 她是个老女人,衣履寒酸。 我看得出,那个男孩是她的儿子。我注意到了他,因为她把他领到最近的房子的台阶前,让他坐在了最低的台阶上,她引导着他的一举一动,而他似乎只是她手中的一尊蜡像。 她站在他身边,用审视的眼光看着他,喃喃自语。 然后她转向我,她的喃喃自语变成了尖历而清晰的控诉:

“啊,这些愚蠢的医生——这些狗屁医学院学生! 因为我们穷,他们就强制我们,抢劫我们,并对我们撒谎。”

据此我问她她的不平是什么,但她不肯定是否要回答,她下巴朝向空中,眼睛半睁半闭地点着头,似乎如果要她选择对此事开口的话,她将会滔滔不绝。

“你儿子病了?”我说。

“是——不是——不是病,但他眼瞎,嗯——嗯——他是瞎子也是傻子——天生的——又瞎又傻。”

又瞎又傻!又傻又瞎! 好好想一想,酒足饭饱的你,大脑健全的你,双目炯炯的你。天生又瞎又傻!你能想象得出那种恐怖吗?也许你不能,也许我自己也想象不出又瞎又傻意味着什么,如果我没有在诊所门口,在那条静寂光秃、空旷多风的街道上看到那个女人的儿子。 当他坐在那里的时候,我看着他,高高的,瘦瘦的,畸形的。 他那廉价成品西装,很少穿,但那天穿上它是因为每周一次的会诊,西装上满是愚蠢的皱纹和折褶。 他头上的那顶廉价毡帽,被他的母亲不经心地扣在他的头上,就像用灭火容器盖灭蜡烛那样,帽子前后倒置,所以帽带上的扣结转到了右边。他的双手又大又白,五指张开,手掌向上地垂在两边,他的手指呆滞松弛,就像被丢弃的手套,他的脸——

当我看着他的脸的时候,源于一种不可克制的厌恶,一种我从来不曾体验的疯狂欲望突然涌现上来,让我想冲到他身上,用我的拐杖把他打到人行道上并猛击那张脸——那张瞎眼的痴呆的脸——让它从阳光下永远消失。 对那个家伙不可能产生同情,我因为他又瞎又傻而恨他。 他的眼睛朦胧不清,像鱼的眼睛,他从来不眨眼,他的嘴巴呆呆地张着。

瞎眼的白痴,绝对的呆滞,像水母一样没有意识的生命,一个肿瘤,一个人形的寄生真菌,一种远远低于野兽的生物。整件事中最终的恐怖是他一动不动,他坐在那里,就像他的母亲把他放在那里一样,他那毫无表情的、朦胧的眼睛是僵死的,他的下巴下垂,双手张开垂落在他的两侧,他的帽子前后倒置。 他会那样坐着,我知道,坐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如果把他自己留在那里,他会饿死,却连一根手指都不会动。 那个畸形的脑袋里到底是些什么——在那双呆滞的眼睛后面?

我现在已经记起这个案例了,有一个学生曾经告诉过我,男孩子的母亲偶尔把他带到诊所,这样讲师就可以在他的大脑上做实验,用电流刺激它。 “遗传,”这个学生评论道,“父亲源于一个堕落、自弃的种族,把自己喝进了疗养院。"

在我想着这一切的时候,男孩的母亲继续说着,她那尖细的声音充满了抱怨和辱骂。 但事实是,我再也无法忍受,转身离开了。 我把他们留在我身后空旷黑暗的街道上,一个怒气冲冲、发着牢骚的女人和她那个又瞎又傻的男孩,我对这个场景的最后印象就是她那刺耳的声音在我身后重复地尖叫着:

“啊,那些禽兽不如的医生——因为我们穷,他们就抢劫我们,强制我们,还对我们撒谎!”

转天,第二部小剧在我面前展开。当时我正坐在俱乐部的窗边观看世界从我眼前走过,我被对面人行道上的一行人吸引住了。一个老女人,衣履寒酸,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大的大约十岁,小的,也就六七岁。他们一行慢慢走过来,老女人领着那个小女孩的手。就在她们走过我的正对面时,那个小女孩有一两次从那个女人身边踉跄着歪开,无力地拖着她的手,然后她的膝盖摇晃着弯了下去,她随即跌倒在了人行道上。有些孩子任性撒娇故意这么做是为让人抱着,但这个小女孩的行为不是撒娇。那个可怜的老女人把她从脚下拉了起来,但她走了两步后又跌倒了,她无助地坐在人行道上,心不在焉地看着周围,口中吸吮着她的大拇指。那个小女孩是有毛病的——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也许是肌肉的问题,也许是关节衰弱,在这不合时宜的时候发作了。她的老母亲一次又一次竭尽全力地把她拉起来——她本身又老又弱,但她走不出两步就又瘫倒下去了。老女人的帽子掉到了地上——一顶磨破了的寒酸呢帽,另一个女孩子把帽子捡了起来,她拿着帽子,漠然地看着她妈妈吃力的样子,她似乎对此早已司空见惯。老妇人两次试图抱起小女孩,但却力不从心; 事实上,将孩子的沉重身体拉起来的努力已经让她筋疲力尽。她无助地看着街上过往的车辆,但你可以看出她支付不起三张车票。再一次,她帮她的小女儿站了起来,并帮她往前挪动了六步。就这样,走走停停,多次歇息,一点一点地,这一行人从街上走过,走出了我的视线。那个小女孩步履蹒跚,跌跌撞撞,仿佛醉酒一样,她的姐姐表情严肃,拿着母亲的破旧帽子,至于母亲本人,耐心却疲惫,灰发吹动在她的脸上,她一步一步地努力前行着,面对两边经过的人们,尽量表现得毫不在意,她勇敢地藐视面前的种种困境,坚强地带着两个孩子向家中行进。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女人的丈夫,这个患麻痹症的小女孩的父亲,不知怎的,一种直觉告诉我,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再见到他,尽管他还活着。

第三部小剧很生动,其中有动作,有演讲,还具有令人好奇、令人费解的神秘。在这个城市某个银行附近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座固定在路灯柱上的警用电话箱。当罪犯在附近一带被捕后,警察会把他们带到这里,打电话招来警车,把犯人送进市监狱。在发生第二部小剧的那天下午,当我走近这个角落的时候,我发现一群人聚集在那个装有警用电话箱的路灯柱周围,在人们的肩膀之上人头之间,我看到了两个警察的蓝色头盔。我停了下来,挤到了人群里面。这两名警察拘押的是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我惊讶地发现他不仅穿着体面,而且是那种看上去人见人爱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什么——我现在仍然不知道,但这个小伙子看起来不可能做任何坏事。当我挤进人群中的时候,在看到那里发生了什么的同时,我意识到人们对我的反应是沉默的——那种人们全神贯注于某种不寻常事件时表现的沉默。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那个小伙子的妈妈也在这里,这出小剧正在她、她的儿子和拘捕儿子的警察之间上演。其中的一个警察手中拿着打开电话箱的钥匙,他还没有打电话叫警车。母子之间的争执依然持续着——她恳求他回家,他坚决地拒绝。

“决定权在你,”一个警察终于说:“如果你不跟你妈妈回家,我就叫警车。”

“不。”

“吉米!”那个女人说,然后靠近他,低声对他讲话,她显得真挚而紧张,看上去令人心痛。

“不!”

“最后一次问你,回不回家?”

“不回!不回!不回!”

那个警察转过身把钥匙插进了电话箱的匙孔里,但那个女人抓住他的手腕拉开了他的手。那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场面,它应该发生在舞台脚灯的后面,在画着公寓和楼梯的道具之间,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自己抢风头地上演了它。街上车水马龙,对面过往的行人对此不过匆匆地瞥上一眼,人群像剧院里的观众一样安静,观望着剧目的进展,小剧的危机高潮到来了。

“我最后一次问你,你跟不跟我回家?”

“不!”

她放开了手,用手绢擦着眼泪转身离去了。警察打开了电话箱,设定好指示器,按下了按钮。过了一会儿,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看到警车飞奔而来。

这里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那个小伙子宁愿去坐牢也不跟她妈妈回家?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幕后的真相,它是一个谜——城市生活潮流中的一个小漩涡,来无影去无踪,但却触及到了生活中那深不可测不见天日的一面。

我边走边琢磨,那个将在狱中过夜的小伙子的父亲在哪呢?那个患麻痹症的女孩的父亲呢?还有那个瞎眼白痴的父亲,在我看来,似乎这街边三部曲中的三位男主人公不知怎么被剧目遗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