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下午两点，和平时一样，麦克提格在波克街汽车售票员咖啡厅吃饭。他喝了一碗浓汤，吃了冷盘里的一块滚烫的嫩煎肉，两样蔬菜，还有一份用浓稠的黄油和糖做成的重油布丁。在回诊所的路上，他在乔·弗雷纳的酒馆停了下来，带走一大罐生啤。他习惯在去吃饭的路上将生啤先留在酒馆门口。
一到他的诊所，或者用他招牌上的话来说，“牙科诊所”，他便脱下外套和鞋子，解开背心扣子，往小炉子里塞满焦炭。接着，他躺在凸窗边的手术椅上，边看报纸边喝啤酒，抽着大瓷烟斗，慢慢消化刚才吃的东西。他感到酒足饭饱，温暖又慵懒。他大口喝着啤酒，享受着房间里的热气和廉价的烟草，回味丰盛的美食，过了一会儿，慢慢睡着了。傍晚时分，他头上的金丝雀在镀金鸟笼里啾啾叫起来。他慢慢醒过来，喝完了剩下的啤酒——几乎没什么味道了。接着从书架上取下六角手风琴。平时，手风琴是和七卷《艾伦实用牙医手册》放在一起的。他开始弹六首非常哀伤的曲子。
每个星期天下午是麦克提格放松和享受的时间。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度过这些下午。这些是他唯一的乐趣——吃饭、抽烟、睡觉、弹手风琴。
那六首忧伤的曲子，总是让他回想起十年前他在普莱瑟县［１］北斗七星矿场推矿车的时候。他还记得那些年，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在隧道里用沉重的矿车来回运送矿石。他的父亲平时是一个稳重、勤奋的矿井领班。但是每隔一个星期，他就会变成一只不负责任的动物、一个因为酗酒而发疯的野兽、畜生。
麦克提格也记得他的母亲。她为四十个矿工做饭，有一个中国人给她帮工。母亲是一个惯于辛苦劳累的女人，性格热情，精力充沛，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她的儿子谋个体面的职业，出人头地。机会终于来了。由于酒精的长期侵蚀，父亲最后一次挣扎了几个小时后，终于倒下丧了命。两三年后，一个牙科医生来到矿区，在居住区附近搭起了帐篷。他只是个江湖游医，却激起了麦克提格母亲的雄心壮志，于是，年轻的麦克提格跟着这位游医一起离开了矿区，向他学习医术。麦克提格主要通过观察治病来学习，总算勉强学会了一点医术。他读了许多医书，但是他蠢得要命，没从书里学到什么。
后来有一天，麦克提格在旧金山收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母亲给他留下了一笔钱——不多，但足够让他开诊所了。于是，他离开了那个江湖游医，在波克街住宅区开了一间牙科诊所，那条街上满是小商店。在这里，他的诊所逐渐累积了一些主顾，肉店伙计、女店员、药店伙计、汽车售票员之类的人。麦克提格也结交了几个朋友。在波克街，人们叫他医生，说他力大无穷。因为他年轻又强壮，六英尺三英寸［２］的个头顶着一头金黄的头发，粗壮的四肢肌肉发达，行动缓慢、步伐沉重。他的手很大，发红的皮肤上覆盖着一层硬硬的黄色汗毛。两只手像木槌一样硬，跟老式汽车司机用的老虎钳一样结实。他给人看牙时经常不用钳子，只用几根手指就拔掉了顽固的牙齿。他的头是方形的，棱角分明，下巴突出，长得像某种食肉动物。
麦克提格的脑子和他的身体一样沉重慵懒、反应迟钝。不过，他本性并不坏。总而言之，他就像一匹驮马，强壮、迷糊、温顺、听话。
他的牙科诊所开业时，他觉得自己几乎是个人物了，生活好得不能再好。“诊所”二字，听起来很高级，但也就是一个房间而已。这个房间在邮局二楼的拐角，窗户正对着街道。这里也是麦克提格的卧室，窗户对面靠墙摆着一张大床。在他做模具的角落里有一个屏风，后面摆着一个洗漱台。圆形凸窗的位置放着他的手术椅，钻牙机，还有一个摆放牙科器械的活动架子。从二手店便宜买来的三把椅子靠墙摆着，像士兵一样整齐排列。椅子上方挂着洛伦佐·德·美第奇的钢雕版画。因为价格便宜，上面还刻有许多大人物，他就买了。卧室墙上挂着一本步枪制造商的广告日历，他从来没有用过。房间里还有一张大理石台面的桌子，上面放着过期的《美国牙科系统》杂志和一支温度计，小炉子前面摆着一只石头哈巴狗。角落里有一排书架，摆满了七卷《艾伦实用牙医手册》。麦克提格把他的手风琴和一袋金丝雀的鸟食放在书架的顶层。整个房间散发出一种混合了床铺、木馏油和乙醚的气味。
麦克提格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但他还有一个愿望。他的招牌挂在窗外，毫不起眼，上面写着：“麦克提格医生牙科诊所——气体麻醉”，仅此而已。他最大的目标和梦想就是在窗外挂一个华丽而有吸引力的招牌——一个带着尖角的巨大镀金臼齿。他下定决心，总有一天他要买下来，尽管这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喝完最后一点啤酒，麦克提格缓缓地用手抹了抹嘴唇和金黄的胡子。接着像公牛一样吃力地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望着下面的街道。
他总是兴致盎然地望着街道。这里是西部城市特有的一种十字路口，坐落在居民区的中心，一路上有许多小商店，商店老板们就住在楼上的房间里。街角的药店橱窗里摆满了大罐子，装着红色、黄色、绿色的液体，让人感觉新奇又快活；文具店的布告栏上贴着周刊图片；理发店的门厅里摆着雪茄架；管道工忧郁地坐在店里；廉价餐馆的橱窗里放着一堆堆密封好的牡蛎、中国品种猪肉，堆到牛膝盖那么高的白豆。在街道的一头，可以看到大型发电厂的电车。麦克提格对面是一个大市场；再往前，大型公共浴室的玻璃屋顶比所有的烟囱都要高，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水晶一样。楼下是邮局。按照惯例，星期天下午两三点钟才开始营业，一股刺鼻的墨水味飘上来。偶尔有电车开过，沉重又缓慢，玻璃窗摇晃着发出刺耳的声音。
平时街上是很热闹的。每天早上大约七点钟，报童和工人一起出现在街上，热闹的一天就开始了。管道工的学徒们成群结队地走过，口袋里塞满了铅管、镊子和钳子；木匠们什么也没拿，只提着纸板做的午餐篮，漆成皮革的图案；街道工人的工作服沾满了黄色粘土，肩上扛着他们的铁镐和长柄铲子；石膏匠从头到脚沾满了石灰。这一群群做工的人稳步地朝一个方向走去，沿途碰见其他人——比如电缆公司值班的售票员和司机，便结伴而行了；药店伙计上完夜班，走在回家的路上，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夜间巡逻的警察到辖区警局报告情况；中国菜贩提着他们沉重的篮子摇摇晃晃地走过。电车开始挤满了人，整条街的商店陆续打开百叶窗。
早晨七八点是吃早餐的时间。时不时地，某家廉价餐馆的服务员穿过街道，手上端着一个铺着餐巾的托盘。到处都是煮咖啡和煎牛排的香味。过了一会儿，工人们走了，街上又来了一些上班的伙计和女店员，他们穿着廉价的衣服，着急地望着发电厂的时钟，行色匆匆。大约一个小时后或更晚些，他们的老板也出来了。他们大部分都是留着络腮胡、大腹便便的绅士，坐在电车上，一脸庄重地读着早报；银行出纳员和保险公司职员也在车上，衣服扣眼里插着一朵鲜花。
与此同时，上学的孩子们涌上街头，叽叽喳喳，偶尔在文具店门口张望，或在糖果店门口闲逛。短短一条街他们要走上半个多小时，然后突然消失，只剩下一两个落在后面的孩子，焦急地迈着瘦小的腿匆匆走着，顾不得其他。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住在波克街另一个高级街区的那些太太们出现了，缓慢悠闲地在街上走着。她们是来赶早集的。这些太太生得俊俏，又盛装打扮了一番。肉店老板、杂货店员、买菜的小贩她们都认识。麦克提格从窗户望出去，只见这些太太戴着手套和面纱，穿着讲究的鞋子站在货摊前，伸出手神采飞扬地指点，商贩们讨好地弓着腰，匆匆地在订货簿上涂涂写写。这些从高级街区过来的太太们似乎都相互认识。这里碰见一个，那里碰见一个，聊天就开始了；其他太太到了，她们便成群结队地在肉店门口、街道上、成箱的水果旁，三五成群地说着话。
中午到晚上，是街上最忙的时候，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喧哗嘈杂。各式的声音不断传来——混杂的脚步声、车轮的嘎嘎声、电车的隆隆声。四点钟的时候，放学的孩子们又一次挤上街道，然后又以惊人的速度突然消失了。六点钟，下班高峰开始了；车上、街上都挤满了工人，报童们叫卖着晚报。不一会儿，街上又安静下来，几乎一个人都看不到。晚饭时间到了，所有人都回家了。夜幕降临，从药房的橱窗到蓝色电灯，街角所有的灯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会儿，街上又挤满了人，大家出来放松消遣。电车上坐满了戏院的常客——一些戴着高帽子的男人和穿着戏服的年轻姑娘。街上的人成群结队，有管道工学徒、缎带柜台的女店员、住在商店二楼的商贩一家人、裁缝、医生、马具老板等等。劳累一天后，这条街的居民都跑出来了，呼吸点新鲜空气，慢悠悠地在各个商店的橱窗前闲逛。年轻姑娘们聚在角落里，大声说笑，对经过的人评头论足。卖墨西哥卷饼的人也出摊了。一个名叫救世主的乐队在一家酒馆前唱起歌来。
渐渐地，波克街又安静下来。晚上十一点，发电厂敲响了钟声，灯光熄灭了。凌晨一点，电车也停运了，空气中一片寂静。突然间，一切都静止了。只有巡逻的警察偶尔走过的脚步声，还有空荡荡的市场里不停叫唤的鸭子和鹅。整条街都酣然入梦了。
日复一日，麦克提格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场景。牙科诊所的凸窗是一个观察世界的好位置。
然而，到了星期天，街上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麦克提格喝完啤酒，擦了擦嘴唇，站在凸窗前，望着外面。街道和平时不同，没有马车，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有几个穿着廉价礼拜服的人匆匆走过。一辆电车驶过，外侧座位上坐着一群野餐归来的人，有母亲、父亲、一个年轻小伙子、一个年轻女孩和三个孩子。两个大人膝盖上放着空的午餐篮子，孩子们的帽带上缀满了橡树叶。那个女孩手里拿着一大束无精打采的罂粟花和野花。
电车驶近麦克提格的公寓时，那个年轻小伙子站起身，从车上跳了下来，向其他人挥手告别。麦克提格突然认出了他。
“是马库斯，”麦克提格低声说。
马库斯·舒勒是麦克提格的好朋友。他们的相识始于汽车售票员咖啡馆，那时两人经常坐同一张桌子，几乎每次吃饭都会碰面。后来发现，他们竟然住同一栋公寓，马库斯就住在麦克提格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麦克提格经常给马库斯看牙，坚决不收治疗费。很快，他们的关系就亲密起来，成了“哥们儿”。
麦克提格仔细听着动静，马库斯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几分钟后，他的门又开了。麦克提格知道他已经走到门厅来了，正趴在楼梯扶手上。
“嘿，麦克！”马库斯喊道。麦克提格走到门口。
“嗨！是你吗，马克？”
“当然，”马库斯回答，“上来吧。”
“你下来吧。”
“不，你上来。”
“你下来吧。”
“你懒得要命！”马库斯从楼梯上下来，骂道。
“我去崖屋野餐了，”他坐在麦克提格的卧室里，说道，“和我叔叔他们，就是西佩一家。他妈的！天气太热了！”他突然大声说。“你看这个！你看看！”他扯着软趴趴的领子叫了起来。“这领子是今天第三次搞成这样了，对，三次了，你竟然还烧着炉子！”他大声讲起野餐的事来，滔滔不绝、手舞足蹈，说到一些细节，他激动不已。马库斯一说话就容易激动。
“你应该看看，你应该也去看看的。我告诉你，那是平时见不着的。确实，见不着。”
“嗯，是的，”麦克提格茫然地说，努力跟上马库斯的思路。“没错，是这样的。”
说到跟一个骑自行车的混蛋吵架的时候，马库斯气得浑身发抖。“‘再说一遍，’我跟他说。“你再说一遍，”——接着是一连串的咒骂——“‘今天你就会坐着停尸房的马车回城。我有权过马路，谁敢撞我？’太过分了！他再多说一句我就拿刀捅死他。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确实，”麦克提格急忙回答。“是啊，是啊。”
“哎，后来我们又遇到了事，”马库斯突然又转换了话题。“太吓人了。特里娜，就是我的表妹，你知道的，在那儿荡秋千，摔下来了。妈的！我以为她想自杀呢，她的脸撞在石头上，磕掉了一颗牙。她没摔死真是运气好，是吧？你真应该看看她当时那个样子。”
麦克提格有一种模糊的感觉，马库斯被他的表妹特里娜迷住了。他们“交往甚密”。每个星期六晚上，马库斯都去西佩家吃饭，他们住在海湾对面Ｂ街车站附近。星期天下午，又和他们一起到郊外游玩。麦克提格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今天马库斯没有和西佩一家一起回去。马库斯跟他说：
“我下午四点要去接管一个老头的狗。”
老格兰尼斯也住在公寓里。他在一条小巷子里开了一家小狗医院，离波克街大约四个街区的距离，马库斯是他的助理。老格兰尼斯是英国人，专业的狗外科医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兽医，在加利福尼亚街附近开了一家车马行。而马库斯却是个彻底的门外汉。他对家畜疾病的一知半解都是从麦克提格那儿随便学来的。老格兰尼斯是个温文尔雅、头脑简单的老头子，做事总是很有分寸。不知怎么的他就雇了马库斯。马库斯说话时激动的手势、坚定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滔滔不绝的空话把他迷惑了。
“你跟我一起去吧，麦克，”马库斯说。“我们去接那老头的狗，然后去散步，好吗？反正你也没事做。走吧。”
麦克提格和他一起出去了。两人沿着大街走到那所房子前，里面有一条狗。这是一栋带有大花园的豪宅，光花园就占了整个街区的三分之一。马库斯踏上前门台阶，心里有点忐忑，但还是壮着胆按了门铃；麦克提格站在街道上，呆呆地望着窗户里的帘子、大理石台阶和青铜狮鹫，他从没见过这些奢华的东西。
他们把狗带到医院，留它在笼子里呜咽，然后回到波克街，在弗伦纳的酒馆里喝啤酒。
从他们离开了那个林荫道上的大宅子后，马库斯就一直在痛骂资本家，抨击资产阶级。他经常这么表现自己的立场，他知道，这会让麦克提格敬佩不已。马库斯不知道在哪里学了些一知半解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喝完啤酒，两人聊到了劳工问题。马库斯高谈阔论、大声叫喊、手舞足蹈，越说越激动。嘴里不断地冒出些政客的口头禅，那是他在一些选区的集会和选举会议上学来的。每次聊天，他都会一字一顿地说出这些词——“愤怒的选民”、“劳工事业”、“工薪阶层”、“带有个人利益偏见的观点”、“被政党偏见蒙蔽的双眼”等等。麦克提格听着他的话，肃然起敬。
“他们是万恶之源，”马库斯叫道。“群众必须学会自制，就是这么个理。看看这些数字，看看这些数字。工人少了，工资就得增加，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麦克提格蠢得要命，什么也不懂，只能回答说：
“是啊，是啊，没错，自制，就是这个意思。”
“资本家在破坏劳工事业，”马库斯手捶着桌子，杯子也跳起来。“这些懦夫、叛徒，胆小如鼠，连寡妇和孤儿的饭也要抢，他们是万恶之源。”
麦克提格听得目瞪口呆，晃着脑袋说：
“是啊，是啊，他们就是那么胆小。”
突然，马库斯又平静下来，瞬间忘记了自己的雄辩。
“嘿，麦克，我跟我表妹特里娜说了，让她来看看她的牙。我想她应该明天会来。”
注释：
[1] 普莱瑟县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县，县治奥本。（译注）
[2] 六英尺三英寸约为１．９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