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由一个英国仆人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个英国仆人名叫邦兹，有“界限”的意思，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几乎有些戏剧化，但又恰如其分。除了穿着软领衣服以外，邦兹的专业性无可挑剔。如果邦兹只服务安东尼，那这个缺点也就不足为提，但他同时还服务住在附近的另外两位绅士。上午八点到十一点，邦兹在安东尼这儿工作。他会取了邮件过来，做好早餐。到了九点半，他会掀开安东尼被子的一角，简短地说上几句话——安东尼从未记清他说了什么，但觉得这些话很有可能不是什么好话。之后，邦兹会在前厅的轻便小桌上摆好早餐，铺好床铺，略带敌意地问安东尼还有没有别的需要，之后就会退出去。

安东尼每周至少有一个上午会去经纪人那儿。他的年收入将近7000美元，是母亲遗产的利息。祖父以前给父亲零用钱，父亲一般都花不完，因而他觉得同样的数额对于年轻的安东尼来说也足够了。每年圣诞节，祖父都会给他寄去一张500美元的债券，安东尼往往一收到就会想办法把它卖掉，因为他手头总是有点紧，虽然也从来没有生活拮据过。

安东尼去经纪人那儿，有时会半社交式地聊聊天，有时又会讨论8％的投资安不安全，他常常乐在其中。那栋信托公司的大楼似乎将他与巨大的财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向他保证金融体系会始终陪伴着他的成长，而他尊重财富的不可支取性。从这些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身上，安东尼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一种与想着祖父的钱时一样、甚至更多的安全感。因为祖父的钱隐约像是世界给祖父自身道德感的活期借款，随时可以收回，而这笔在下城区经纪人那儿的钱则不同，似乎只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和顽强不屈的意志力就可以获得，而且来得更加直接——它就是钞票。

一点点地领取收入时，安东尼认为这已经足够。当然，良辰吉日到来那天，他就会坐拥数百万美元。同时，他也有必要去撰写几篇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文章。这得回溯到他刚从罗马回来时与祖父的对话。

他本希望从罗马一回来，祖父就已经撒手人寰，但在码头上，他接到电话称祖父又好了起来。第二天，他掩饰住自己的失望，去往塔利镇。他在车站打了出租车，行驶约8公里后，出租车开进经过精心修整的车道，墙和铁丝网几乎形成了迷宫，守卫着这座庄园。坊间流传说，这是因为一旦激进平等主义大行其道，他们第一批暗杀名单里就会有老家伙“坏脾气派奇”。

安东尼来迟了，他那一本正经的慈善家祖父正等候着他的到来。祖父坐在装有玻璃墙的日光浴室里，第二次翻阅着早报。爱德华·沙特尔沃思是亚当·派奇的秘书，浪子回头之前，他曾是一名嗜赌又堕落的酒馆老板。秘书俨乎其然地领着安东尼走进屋子，来到拯救他灵魂的恩人那里。

祖父和安东尼郑重其事地握了握手。安东尼说：“听说您好些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老派奇表现得好像上周刚见过孙子一样，看了看手表。

"火车晚点了？"亚当·派奇温和地问道。

安东尼迟迟不来让他很恼火。他觉得自己年轻时就事事小心谨慎，每次赴约都很守时，并认为这是自己成功的直接原因。

“这个月的火车总是晚点，”他又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柔和的谴责，然后长叹了一口气说，“坐下吧。”

安东尼默默地观察着祖父，心中暗怀着惊异。哗众取宠的刊物说，美国人无论如何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但恰恰相反，这位虚弱又笨拙的白原市老人却能直接或间接地收买当地每一个人的灵魂。他居然拥有这样的力量，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就如同人们如今难以想象他曾经也是白里透红的婴儿一样。

亚当·派奇过去75年的岁月恰似一只神奇的风箱：第一个25年里，他鼓足了劲，最后一个25年里，他的活力却消耗殆尽。他的脸颊和胸腔变得干瘪，胳膊和腿变得瘦弱。岁月残暴地夺走了他的牙齿，一颗接着一颗，他的那对小眼睛在深黛色的眼眶里逐渐呆滞，头发也越来越稀疏。他的毛发由灰色变成白色，皮肤从粉嫩变得枯黄——岁月仿佛试调颜料的小孩，无动于衷地变换着他的颜色。然后，通过他的身体和灵魂，岁月侵上了他的大脑，给他带来了夜间盗汗、泪水和毫无来由的恐惧，打破他的常态，让他在轻信和多疑之间来回徘徊。他曾有过数十种狂热的痴迷，用任性的方式追随文雅的爱好，但岁月将其一一斩断，毫不留情。他的精力凝成了坏脾气，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而他的权利欲则变成了对尘世间一派竖琴悠扬、颂歌传扬景象的念想，既愚昧又幼稚。

安东尼小心翼翼地坐下后，觉得应该简要地谈谈自己的打算，同时老人眼中的一丝微光也警告他，现在不要提及去国外生活的渴望。安东尼讨厌沙特尔沃思，希望他能心领神会，离开房间，但是这位秘书已经殷勤地坐到了摇椅上，视力衰退的眼睛正在老少派奇之间瞟来瞟去。

“既然你已经回到了美国，那你就得做些什么，”祖父温和地说，“达成一个目标才好。”

安东尼等着他说出“在死后留下什么成就”这句话，然后提议道：

“我在想——在我看来，也许我最擅长写作——”

亚当·派奇的脸抽搐了一下，仿佛看见家族出现一名蓄着长发、包养三个情妇的诗人。

“——历史。”安东尼把话说完。

“历史？什么的历史？内战？还是独立战争？”

“唔，不是的，爷爷。我要写的是中世纪的历史。”与此同时，安东尼想着还可以写有关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历史，从小说的角度切入。不过，他很高兴自己说的是“中世纪”。

“中世纪？为什么不写写你自己的国家呢？写点你熟悉的东西不好吗？”

“唔，不过您看，我在国外生活了这么久——”

“我实在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写中世纪。我们过去都称其为黑暗的中世纪。没人知道那时发生了什么，也没人在乎，我们知道的只是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亚当·派奇还絮絮叨叨地谈到了这类信息的无用性，不免也提到了西班牙宗教法庭和“修道院的腐败”。接着，他说：

“你觉得你有能力在纽约谋生吗？或者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工作？”最后一句话带有温和的嘲讽，几乎让人无法察觉。

“唔，是的，我打算在纽约工作，爷爷。”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唔，您看，会有一个提纲——而且事先得阅读大量材料。”

“我还以为你已经做好准备工作了呢。”

安东尼突然站起来，看看他的手表，表示下午还要去见经纪人，于是这次谈话便匆匆结束了。他原本打算和祖父待上几天，但祖父简单粗暴的反对让他既疲倦又生气，他实在不愿再忍受祖父那微妙的、披着圣洁外衣的威胁。他跟祖父说，过几天会再来拜访。

然而，正是由于与祖父的这次会面，工作才作为一个永恒的想法进入了他的生活。在此之后的一年里，他列出了几份权威名单，甚至还拟过章节标题、按时期给作品进行归类，但到目前为止，却还没有动笔写过一行文字，似乎永远也不会开始写。他什么也没做，而且与最受认可的典范作品逻辑相反，他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超过平均水平的内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