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亚当·派奇的孙子,安东尼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安稳的生活保障,一点儿也不比大西洋彼岸的十字军祖先少。相反,弗吉尼亚人和波士顿人的贵族社会却完全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财富反倒成为先决条件了。

先从安东尼的爷爷、人称“坏脾气派奇”的亚当·派奇说起吧。他于1861年初离开父亲在塔利镇的农场,加入了纽约骑兵团,后来官至少校,衣锦还乡,进军华尔街,在这片充斥着非议、尘嚣、浮华和病态之地,聚敛了7500万美元。

战争和华尔街都成为过往云烟时,亚当·派奇已经57岁了。那年一场严重的硬化症不期而至,病愈后的他决定把余生奉献给世界的道德复兴。就这样,他成为了改革者中的激进派。安东尼·康斯托克是他的榜样,这也是为何他给孙子取名为安东尼。他效法康斯托克的壮举,对酒水、文学、风化、艺术、专利药品乃至周日剧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猛烈抨击。在那隐藏于头脑中的思想霉菌的影响之下,他早已狂热地追随着这个时代的每一种义愤,沉湎其间,无法自拔。坐在塔利镇庄园那个办公室的扶手椅上,他与道德败坏这个巨大的假想敌进行了长达15年的斗争。在此期间,他时而是暴躁的偏执狂,时而化身为十足的讨厌鬼,时而又变成令人不胜其烦的无聊精。这个故事揭幕的那一年,亚当·派奇就已疲倦不堪,原本轰轰烈烈的运动也变得杂乱无章。1861年的往事向1895年的老人缓缓袭来,他常常回忆南北战争,有时怀念过世的妻儿,对孙子安东尼却不怎么挂心。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亚当·派奇娶了一位30岁的贫血女人。妻子艾丽西亚·威瑟斯带来了10万美元的嫁妆,使他顺利迈入了纽约金融界。婚后不久,她又鼓足勇气给他生了个儿子,可是生产这场壮丽的表演似乎抽干了她所有的力气,从此她就隐没在育儿室阴暗的角落之中。这个男孩名叫亚当·尤利西斯·派奇,后来成为诸多俱乐部的资深会员、风度翩翩的鉴赏家和驾驶双轮马车的能手。他在26岁居然就开始以《纽约社会之我见》为题写回忆录,关于该书的构思刚一传开,出版商们便趋之若鹜,但真等他死后,这部作品却因为过于冗长沉闷,甚至都没能以私人名义出版。

这位纽约第五大道的才子亚当·尤利西斯·派奇22岁时结的婚,妻子是人称波士顿“上流社会女低音”的亨丽埃塔·莱布伦恩。应亚当·派奇的要求,这对夫妇给独生子取名为安东尼·康斯托克·派奇。不过,上哈佛大学时,“康斯托克”就从安东尼的名字中消失了,从此不为人所知,也再也没有人听说过他的这个中间名。

小安东尼有张父母的合照。安东尼幼年时总是看到这张照片,竟使它几乎成了没有人情味的摆设,但是每个走进他房间的人都会饶有兴味地端详一番。照片上有一位19世纪90年代的花花公子,体形瘦削,英俊潇洒,还有一位身材高挑、深色肌肤的女士,她戴着皮手套,似乎还穿着裙撑。站在两人中间的是一个小男孩,长着蓬松的棕色鬈发,身上是小勋爵方特洛伊穿过的那一款天鹅绒西装。这是安东尼5岁时拍的照片,那年他的母亲不幸离世。

安东尼对母亲亨丽埃塔的记忆十分模糊,但其歌声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们家住在华盛顿广场,母亲总在宅邸的音乐厅里不停地唱啊,唱啊,唱啊,她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士。有时,客人们围坐在她的身边,男人们双臂交叉,坐在沙发边沿屏息凝神地聆听着,女人们则把双手放在腿上,偶尔和男人们窃窃私语,一曲毕了,她们总是轻快地鼓起掌来,柔声喝彩。亨丽埃塔常常对着安东尼一个人唱歌,用意大利语,或者法语,又或者怪异而可怕的方言,那是她想象中美国南部黑人的语调。

安东尼对父亲尤利西斯的记忆则更为生动,这位时髦男子是美国第一个穿翻领外套的人。母亲过世后,独身的父亲支支吾吾地告诉安东尼,她的母亲亨丽埃塔·莱布伦恩·派奇是“去到了另一个合唱团”。不久,父子二人移居塔利镇,住在安东尼祖父的家中。尤利西斯每天会去育儿室看望安东尼,说很多令人愉快的话,有时长达一个小时,不过安东尼也闻到了他嘴里浓重的烟味。他一直答应安东尼要去狩猎、去钓鱼、去大西洋城旅行,每次都满口答应说“噢,我们很快就会去了”,但这些诺言都变成了空头支票。他们确实旅行过一次。那是在安东尼11岁那年,他们出国了,去了英国和瑞士。在卢塞恩最好的酒店里,他的父亲去世了,临死时大汗淋漓,连声嘟囔,嚎啕大哭。在绝望和恐惧的裹挟之中,安东尼被带回了美国,自此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郁郁寡欢之中,终生未能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