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距离前线路途遥远,巴瓦斯特罗[1]却是一派阴森凄凉,满目疮痍的景象。衣衫褴褛的民兵蜂拥而至,在街上游荡徘徊,试图让身子暖和些。在一面破败的墙上贴着一幅海报,落款日期是去年。上面写道:某年某月某日,于竞技场内宰杀“6头雄健的公牛”。业已褪色的海报看上去是何等萧索,而那雄健的公牛和风度翩翩的斗牛士又该向何处去寻?眼下,斗牛活动似乎已在巴塞罗那城内绝迹了,不知是何缘故,最杰出的斗牛士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他们用卡车将我们的部队送至谢塔莫,然后向西去往阿尔库维耶雷,那里紧挨着萨拉戈萨前线。围绕谢塔莫爆发了3次争夺战,最终在10月份被无政府主义者占领。纷飞的弹片将这儿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大多数房屋都被步枪子弹摧残得面目全非。我们位于海拔1 500英尺的高处,天寒地冻,不知何处而来的浓雾笼罩着这里。从谢塔莫到阿尔库维耶雷的途中,卡车司机迷路了(这是战时常有的事),我们不得不在迷雾中跋涉了好几个小时。等我们抵达阿尔库维耶雷时已经夜深。有人领着我们穿过泥沼来到一处骡厩。钻进谷糠堆里,我们立马沉沉地睡去。睡在干净的谷糠里还不错,虽然不及干草,但比稻草要好些。直到晨光照进来,我才发现谷糠堆里尽是面包皮、旧报纸、骨头、死老鼠和破牛奶盒。

我们此刻离前线很近,近得能够闻到战争特有的气息——凭我的经验判断,那是一种排泄物和腐坏食物的气味。阿尔库维耶雷从未遭到炮弹侵袭,因而相比其它多数紧邻前线的村庄而言要完整得多。可我相信,即使在和平年代到访此处,人们也很难不为阿拉贡村落那特有的污秽环境所震惊。村落被建得好似要塞一般,围绕着教堂周围是许多由泥土和石头搭成的小屋。纵使是春天,依然难见鲜花的踪影。房屋都没有花园而只有后院,几只瘦小的家禽在满地的骡粪上踱步。天气十分恶劣,迷雾和雨水交替降临。狭窄的道路上尽是泥洼,有些地方竟有两英尺深。卡车驱动着飞速转动的车轮在泥水中挣扎,农民们驾着骡子牵拉的笨重货车,有时一辆车需要6头骡子拉动方可前进。来往不息的部队让这个村庄变得肮脏不堪。这里没有,也不曾有过厕所或任何样式的排污设施,放眼望去没有哪怕一平米的地方能让人放心落脚。教堂及其周围方圆一英里内的田地长期以来都被当做厕所使用。每每回忆战时头两个月的经历,我都会想到田边那些冬季作物残茎上覆盖着的粪便。

两天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拿到步枪。要是你看到战争委员会所在地墙上成排的洞隙——步枪齐射留下的弹孔,各色法西斯主义者都在墙前被处决——你就会明白在阿尔库维耶雷所目睹的一切。前线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伤员很少。最令人兴奋的是看到法西斯的逃兵,他们被人从前线转移至此处看押。在这里,许多和我们对阵的部队根本不是法西斯,他们不过是些可怜的新兵蛋子,战事爆发时他们正在服役,只是由于害怕而不敢逃跑。时不时会有他们的小股部队冒着危险向我方阵线投诚。要不是因为许多士兵的家属留在了法西斯管控地区,毫无疑问会有更多的人这样做。这些逃兵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见的“活生生的”法西斯主义者。我感到很惊讶,除了身着卡其布外套以外,他们看起来和我们并无二致。来到我们这里时他们总是一副前世饿鬼的模样——考虑到他们在无人区四处躲藏了一两天,变得饥肠辘辘实在自然不过,可总是有人以胜利者的姿态把这当作法西斯部队正在忍受饥饿的佐证。我见过其中一个逃兵在农舍吃东西的样子,那场景其实颇让人心酸。那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高高的个子,脸上尽是风吹引起的冻疮,穿着破旧的衣衫,畏缩在火堆前捧着一锅食物狼吞虎咽。与此同时,他的眼睛不安地扫过站在周围看守他的民兵。我想他仍然难以断定我们是否真的是凶残嗜血的“赤匪”,担心自己一吃完饭就会被拉出去枪毙。看守他的士兵荷枪实弹,不断抚摸他的肩膀好生劝慰。有个日子令人难忘,那天一下子有15名逃兵被押到这里。有个人骑着白马走在前面,以一副胜利者的模样领着逃兵们经过村庄。当时我设法拍了一张颇为模糊的照片来记录这场景,可照片之后却被人偷走了。

我们到达阿尔库维耶雷的第三天,步枪终于运到了。在骡厩里,一名面容粗糙,脸色深黄的中士把枪分发给我们。看着手里的武器,我既惊讶又失望。那是一杆1896年产的德国毛瑟枪——已经使用超过40年了!枪身锈迹斑斑,枪闩不好使,木质枪托也断了。我望了一眼枪膛,里面已然生锈,难以使用。大多数步枪都这般不堪,有的甚至更加糟糕。也没人打算把最好的武器配给懂得如何使用的人。这批军械里面最好的一支步枪出产不过10年时间,却发给了一个15岁的小毛孩。这家伙蠢笨得很,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娘娘腔。那位中士花了5分钟时间给我们做了“指导”,包括如何为步枪装弹以及如何把里面的子弹取出来。很多民兵之前从没摸过枪,依我看,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瞄准器是派什么用处的。我们每个人分到50发子弹,然后就排成队伍,整装背包,开赴3英里外的前线。

我们这个百人队只有80个人和几条狗,艰难地沿着道路曲折前进。每支民兵队都配有至少一条狗作为队伍的吉祥物。和我们一起行军的那条可怜的狗身上烙着大大的字母“P.O.U.M”,它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外表有些许不妥,一路上总是躲躲闪闪。队伍排头的红旗旁,壮硕的比利时指挥官乔治·科普骑着一匹黑马。在他前面不远处,一个来自民兵骑兵队的年轻人——骑兵队的人都给人满身匪气的感觉——骑着马来回欢腾跳跃,每逢上坡时便策马快跑,在高处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西班牙骑兵队的上乘马匹在革命时期大部分被征用,分派给了民兵们,而他们所做的就是骑着骏马把它们累得半死。

道路在暗黄贫瘠的田地间蜿蜒,农田自从去年丰收以来便无人耕作。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位于阿尔库维耶雷和萨拉戈萨之间低矮的齿状山脊。眼下,我们正在接近前线、炸弹、重机枪和泥土。内心深处,我感到恐惧。我知道前线目前还是一片宁静,但相比于周围大多数人,我的年纪已足以清楚地记得那场大战[2],尽管当时太小未能参与。对我而言,战争意味着呼啸的炮弹和纷飞的铁片,更意味着泥泞、虱子、饥饿和严寒。有趣的是,我对严寒的畏惧远甚于害怕敌人。在巴塞罗那期间,那份对寒冷的恐惧始终困扰着我。我甚至会在夜晚惊醒,脑海中浮现出阴冷的战壕,在可怖的破晓时分整装待发,扛着结霜的步枪长时间放哨,冰冷的泥浆漫过靴筒渗进来。此外,我承认每次看着同行的人,心头也会萌生某种恐惧感。你简直难以想像,我们看上去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我们散漫地前进,走了不到两英里,后排的家伙便已掉队,连羊群都比我们更有凝聚力。队伍中有一大半所谓的男人还只是孩子——我是说,他们是“真正的”孩子,最多不过16岁,然而一想到最终将抵达前线,他们都倍感兴奋快乐。随着距离前线愈来愈近,孩子们在队伍前挥舞着红旗,开始呼喊口号:“马统工党万岁!”,“法西斯主义者是娘娘腔!”——口号的本意是想要激发战斗热情,起到威慑敌方的作用,可这些孩子稚嫩的嗓音听上去就像是可怜的小猫叫唤,令人感到悲哀。这群衣衫褴褛的孩童拿着不知如何使用的老旧步枪,而他们居然是共和国的保卫者,这实在令人骇然。我记得自己曾一度怀疑,如果有法西斯战机飞过我们的头顶,飞行员是否会俯冲下来用机枪对我们一阵扫射?相信即使从高空俯瞰,飞行员也会看出我们不是真正的士兵,根本无需多此一举。

道路延伸至齿状山脊后,我们向右拐上岔路,在一条随山侧蜿蜒的狭窄骡道上攀爬。西班牙这片区域的群山外形奇特,呈马蹄形,山顶平坦,山坡陡峭,底部一直延伸至幽深的峡谷。除了矮灌木和石楠,斜坡高处寸草不生,到处都是凸出的白色石灰石。由于这里是多山地区,因此前线并非是连成一气的战壕,而仅仅是一连串被称作“据点”的加强防御的岗哨,位于每一座山顶。大老远便可望见我们的据点坐落在“马蹄”的顶部。沙堆垒起了简陋的掩体,红旗在空中飘扬,烟雾从战壕中升起。再走近些,能闻到一股略带甜味令人作呕的恶臭,这种臭味此后在我的鼻腔里滞留了好几个星期。我们据点的正后方堆放着数月来的废弃品——面包皮、排泄物、生锈的罐头垒成了一座散发着极度恶臭的废物堆。

我们所替换的民兵队正在整理装备。他们已经在前线待了3个月,制服上沾满污泥,靴子破得稀烂,脸上大多胡子拉渣。该据点的指挥官名叫莱文斯基,但大伙都管他叫本杰明。这名犹太人出生在波兰,母语却是法语。他爬出自己的战壕前来迎接我们。他是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大约25岁,一头坚硬竖立的黑发,苍白、热诚的脸庞在战争期间总是脏兮兮的。有少数流弹从我们头顶划过。这个据点是个半圆形围圈,直径约50码,由沙袋和石灰石组成了一道防护墙。墙后的地面挖了三四十个老鼠洞一般的战壕。威廉斯、他的西班牙裔连襟以及我迅速钻进了离我们最近的无人壕沟,这儿看上去尚可容身。前方不知何处传来枪声,奇异的回响在山间绵延回荡。我们刚扔下自己的装备爬出壕沟,枪声又响了,我们队伍的一个孩子从防护墙那儿飞也似地跑回来,脸上鲜血直流。他开了一枪,不知怎么的,当他试图吹去膛内的残片时,弹药突然炸了。他的头皮被弹片伤得惨不忍睹。这是我们的第一名伤员,而且竟然是自残减员。

我们下午站了自己的第一班岗,本杰明领着我们把据点各处熟悉了一遍。防护墙前有一片狭窄的从岩石中刻挖出来的壕沟,上面还有带有用石灰石垒成的极其粗糙的射击孔。这儿有12个岗哨,分别位于壕沟和内层防护墙后的不同位置。壕沟前方布满倒钩防护网,然后便是山坡,延伸至好似深不见底的山谷。对面是光秃秃的群山,目光所及之处尽是岩石险峰,灰蒙蒙的,凄凉无比,活物难见,哪怕一只飞鸟的踪影都没有。我透过一个射击孔向外好奇地张望,试图寻找法西斯分子的战壕。

“敌人在哪儿?”

本杰明挥了挥手,“在辣(那)儿。”(本杰明会说英语——非常糟糕的英语。)

“哪儿呀?”

凭我对战壕的想像,法西斯分子的阵地应该位于50到100码处。而我什么都没发现——他们的战壕似乎伪装得很好。可看到本杰明所指的地方,我顿感沮丧。越过横亘的深谷,在对面山顶至少700米开外的地方,隐约可见红黄两色旗和防护墙的轮廓——那儿就是法西斯的据点。难以言状的失望之情涌上心头。我们离他们远着呢!我们的步枪根本打不着他们。正在此时却响起一阵激动的呼喊。远处两个法西斯分子正在对面光秃秃的山坡上攀爬,就像两个灰色的小雕像。本杰明抄起离自己最近的人的步枪,瞄准目标,扣动扳机。咔嚓!是一发哑弹。我想这不是好兆头。

新一班哨兵刚刚在战壕中就位便开始漫无目的地齐射。我可以看见法西斯分子只有蚂蚁般大小,在他们的防护墙后东躲西藏。有时会有一个黑点静止不动,那是有敌人莽撞地冒头了。开枪显然没有用处。可当时,我左手边的哨兵体现了西班牙人特有的风格,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悄然潜到我身旁,一个劲儿地鼓动我开火。我试图解释说,除非撞大运,不然隔着那么远的距离,用这些步枪根本打不中人。但他只是个孩子,端着枪牢牢锁定其中一个黑点,咧着嘴,就像一只等待主人扔出石子的狗。最终,我朝700米远的地方随便放了一枪。黑点消失了。我希望子弹命中的地方离他够近,足以吓他一跳。有生以来,这是我头一回朝人开枪。

目睹了前线的情形之后,我感到无比厌恶。他们管这叫战争!我们甚至连敌人的边儿都没沾着!我甚至没有尝试把头缩进战壕内。可不久之后,一颗子弹带着可怕的破空声划过我的耳边,打在身后的背墙上。天哪!我立马蹲下身。我一直发誓,当第一颗子弹从我身边擦过时决不能蹲下身。但彼时彼刻,这样的动作实在是本能反应,几乎每个人都至少有一次这样的经历。


注释:

[1] 巴瓦斯特罗(Barbastro):伊斯兰教时期,西班牙地区最北部的村庄。(译注)

[2] 大战:这里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