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生于1759年。她父亲行踪不定，以至于她的出生地也难以确定。不过，她认为自己出生在伦敦或者埃平森林[1]，她在埃平森林度过了五岁以前的时光。玛丽幼即敏慧、善解人意、富于决断。但暴君般的父亲和唯唯诺诺的母亲，给不了她任何良好的家庭熏陶。除了普通走读学校里教的那些课程，她没受到过专门的文学教育。不到十六岁的时候，她认识了牧师克莱尔先生和弗朗西丝·布拉德小姐[2]。弗朗西丝大她两岁，很有品位，且在美术方面颇有见识，这对玛丽早期性格的形成应该产生了很大影响。十九岁时，玛丽离开父母，去做一位道森夫人的伴护，她直到两年后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才结束了这份工作。母亲去世后，玛丽永远地离开了父亲的家，搬去与弗朗西丝同住。这令她们更加亲密，彼此深深依恋。1783年，她和弗朗西丝在纽因顿-格林[3]共同开办了一所学校。她在这里认识了普莱斯博士[4]，他们彼此十分敬慕和倚重。
据说玛丽是出于慈善、博爱的动机去做一名教师的。教师的职责艰难而重大，她在工作中的表现证明，她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教师。她的挚友和助手弗朗西丝，结婚后搬去了葡萄牙的里斯本，并在那里因肺病痼疾而病逝。玛丽十分牵挂弗朗西丝，于是将学校委托他人代管，前去葡萄牙照顾弗朗西斯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次出国开阔了玛丽的眼界，就像杨格博士“为纳西莎偷得一方墓穴”[5]：虽然此前她对宗教也并不偏执，但此行的经历令她对盲目崇信以及偏执的宗教观念的害处有了更多的了解。
回国后，玛丽发现学校的境况在她离开期间因管理不善而一落千丈，加上她早已有意献身文学，于是下定决心开始职业作家生涯。伦敦出版商约翰逊久已仰慕玛丽的写作才华，1787年两人开始合作，但不清楚是哪一方先提出的邀约。此后三年，玛丽积极从事文字工作，不过多是进行翻译、缩写、编辑一类的工作，而非创作自己的作品。因为失去挚友的打击，这段时间玛丽是在抑郁情绪下工作的。《玛丽，一篇小说(Mary, a novel)》这部作品中的大量细节和意绪都取材于她与弗朗西丝的亲密情谊，小说出版时，玛丽的抑郁程度更深了。
玛丽的父亲经济状况窘迫，她厉行节约，用自己的积蓄周济弟妹，以免他们无以为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也仰赖她的资助，她甚至还设法照料着一个孤儿。
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的经历，使玛丽能够熟练地组织语言来表达思想，这些对于她日后的发展无疑是颇有益处的。玛丽很快遇到了展现才华的机会：赫赫有名的伯克发表了他著名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6]。玛丽热爱自由，对这本在她看来颠倒黑白的书大为愤慨，于是写下了对这部著作最初的驳斥。玛丽成功了，她的作品[7]虽然过于锋芒毕露，攻击对手毫不容情，但却激情澎湃、极富感染力——伯克那些热爱自由的开明朋友虽然爱戴他，却也对其对自由的侮辱感到不满和厌恶。
据说玛丽原本对自己的能力不太自信，但是这部作品获得了普遍的欢迎，这让她有机会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认清自己的能力。不久，玛丽吸收了读者对前作的评价，开始进行新的创作[8]，她只用了六个星期就完成了这部作品。这一新作的功过，就留待每一个读者自行判断吧；总而言之，她独自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去为人类中的半数进行辩护。无论是化外之地还是文明社会，这半数的人都被社会习俗剥夺了她们本应拥有的尊严——她们作为有理性的生命所应得的平等地位。新作揭穿了那些意在禁锢女性的花招，它们诱使女性容忍甚至爱上她们所经受的奴役，这让我们的女作家异常愤怒：她觉得忍受粗鲁无情的压迫都比忍受这些浮华的假殷勤好——表面声称女性是骄傲、是造物的杰作，实则将她们贬低为玩物、附属品、毫无价值的存在。这部作品遭受众多非难，而且不出所料，玛丽发现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来自那些美丽柔媚的人们——她的女性同胞中那些孩子般的、被宠坏的女人。
1792年,玛丽搬到巴黎，认识了来自美国的吉尔伯特·伊姆利[9]。他们渐渐相互吸引并在一起了，但没有合法登记结婚。因为缔结婚约会令伊姆利分担她自己家庭的经济窘境，而玛丽不愿如此。不过她曾郑重地考虑婚约，两人还曾计划移民美国，在那里他们应能顺利完婚。当时正是罗伯斯庇尔恐怖专政时期[10]，伊姆利离开巴黎去了阿弗尔[11]，随后玛丽也跟着去了。他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伊姆利借口忙生意，又离开阿弗尔去了伦敦。他答应玛丽很快会在巴黎与她重聚，然而他没去巴黎。1795年，他让玛丽到伦敦去。此时玛丽已有了一个女儿，并为她取名弗朗西丝，以纪念早年的那段友谊。
玛丽去英国之前已对她与伊姆利的感情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对她的爱情即使尚未完全消散，也已然淡去。玛丽到英国后，发现预感不幸成为了现实。她无法不觉察到，伊姆利的关心是如此地形式化与勉强。即使他将自己的态度和心不在焉归因于工作繁忙，玛丽也看出他对她的爱情已经成为过去了。用玛丽自己的话来说，“爱情，甜蜜的幻想！严苛的理性迫使我放弃；理性让我看到感情已然无望，我只好学着满足于理性本身带来的愉悦。”玛丽并未过多表露此时的悲痛，但从她曾打算自杀的事实中不难窥见一斑。第一次伊姆利阻止了她，但她再次打算自杀，投了泰晤士河。玛丽投水后失去了意识，然而还是被捞上来救活了。她用了两年时间，尝试各种办法想挽回与伊姆利的感情，伊姆利也一直百般进行辩白与忏悔。最终，玛丽决心放弃挽回伊姆利的希望，并努力接受他不再和她的未来有任何联系的现实。玛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此后她曾与他有过一次私人会晤，那时她已不再感到任何痛苦。
1796年，玛丽与相识数年的威廉·戈德温[12]的感情升温。戈德温写作了《政治正义》以及其它几本在当时引发非议的著名作品。虽然最初他们并未一见钟情，但这次重逢后却开始惺惺相惜，不知不觉地渐渐亲密起来。用玛丽的传记作者的话来说，他们对彼此的挚爱，“是爱情最为纯净的形态，它在彼此的心灵中默契地生长，最细致入微的观察者也察觉不到步调上的不同。男性没有像传统风俗所鼓励的那样采取主动，女性也不曾逾越被严格限制的微妙尺度。在这段关系中，没有主动与被动、猎人或猎物之分。并没有谁刻意去揭破，但两人间的那层窗户纸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婚后仅仅数月，玛丽产下一个女儿，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文学界有名的玛丽·雪莱[13]，珀西·比希·雪莱[14]的孀妇。玛丽却在产后不久就过世了。
我们无法不为玛丽的早逝感到痛惜——她那卓越的才华才刚刚有了用武之地，她那热烈的情感历经曲折痛苦，才刚刚找到休憩之地；而她竟在此时逝去，思及此处怎不令人扼腕叹息！我们情不自禁地揣想，若她不是在乌云密布压力重重时离去，若她能够见证之后可能到来的胜利，将会多么光明和宁谧，那该多好！然而正是因为她的红颜薄命，我们更要探查这一悲剧发生的缘由。我们会明白，需要改变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不是法令，而是公众的观念。
《为女权辩护》的作者，生于1759年四月，卒于1797年九月。
这篇小传中所述诸事，取自作者那悲痛的丈夫所写的回忆录，因此应当是确切可信的。他说了她许多好话（也未对她性格中的瑕疵避而不谈），最后声明一点说：她是个“可爱的人，一举一动都有着最迷人的女性气质”。
[1] 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位于伦敦东北方向。这所学校的合办人也包括玛丽的妹妹伊莉莎，玛丽半说服半胁迫地促使妹妹离开了一场不幸的婚姻，独立生活。玛丽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也许来自于她对女性婚姻不幸的反思。(译注)
[2] 弗朗西丝·布拉德(Frances Blood)，是牧师克莱尔先生(Mr. Clare)的女儿。(译注)
[3] 纽因顿-格林(Newington green)，位于伦敦北部边界。(译注)
[4] 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 1723–1791)，英国杰出的道德哲学家、财政专家。他着有《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性观察》和《关于道德的原则性问题的评论》等几部颇有影响的书，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热情支持者，18世纪启蒙运动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普莱斯是男人团体“合理的新教徒”的领导人之一，他也激烈反对基督教关于原罪和永久惩罚的传统观念，身为国教徒的玛丽被这些激进的言论深深吸引，在普莱斯影响下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并在普莱斯家中结识了包括自由出版人约瑟夫·约翰森（Joseph Johnson）在内的其他主要激进派人士，约翰森后来成为玛丽的主要出版人。(译注)
[5] 这里是指玛丽在安葬弗朗西丝时，也像杨格博士一样体会到了宗教偏见带来的困境。杨格博士，全名爱德华·杨格(Edward Young, 1681－1765)。著名英国诗人，剧作家兼文艺评论家。他在几年内经受了失去心爱的妻子、继女、女婿的悲痛，在痛苦中写就了他的传世之作《哀怨，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简称《夜思录(Night Thoughts)》。诗中提到他为纳西莎“怀着虔诚的亵渎偷得一方墓穴(With pious sacrilege a grave I stole)”，“纳西莎”就指他的继女伊丽莎白·李(Elizabeth Lee)，这位继女被秘密地埋葬在蒙彼利埃，因为她作为一个新教徒，无法以传统方式入葬，“被群狗享有的慈善拒之门外(Deny'd the charity of ...their dogs enjoy)”。(译注)
[6]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爱尔兰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了他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见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他经常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译注)
[7] 即玛丽于1790年所着的《为男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一书，该书歌颂了法国大革命，令她一举成名。(译注)
[8] 这一新作即指本书《为女权辩护》。(译注)
[9] 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 1754－1828)，美国商人，作家，外交官。他原在肯塔基州做土地投机生意，后来在美国驻法大使馆工作，出了两本书，成为美国最早的作家之一。(译注)
[10] 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1758–1794)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领导人物，雅各宾派(Jacobins，是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政治团体，成员大多数是小业主，主张激进，受到“无套裤汉”的拥护)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罗伯斯庇尔恐怖专政，是指1793年九月至1794年七月间，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统治法国的时期。该时期实行恐怖政策，将当政者认为有嫌疑的“反革命者”都送上断头台，有数千无辜者被残忍杀害。1794年七月，热月政变爆发，罗伯斯庇尔被斩首，雅各宾专政结束。(译注)
[11]译注：阿弗尔(Le Havre)，位于法国西北部上诺曼底地区的城市，在塞纳河右岸。
[12]译注：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6)，英国记者、哲学家、小说家。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最早解释者之一和无政府主义的提出者之一。他的《政治正义》一书把各种社会问题归罪于婚姻和财产这类制度安排。
[13]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原名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1797－1851)，英国著名小说家、短篇作家、剧作家、随笔家、传记作家及旅游作家。因其1818年创作之《弗兰肯斯坦》(或译《科学怪人》)而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译注)
[14]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一般译作诗人雪莱，知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英语诗人之一。(译注)
-----------------------------------------------------------------
致前奥顿主教 塔列朗-佩里戈的一封信[1]
先生：
我非常愉快地阅读了您最近发表的那本关于国民教育的小册子。这是我第一次写献词，谨将拙作敬献于您，希望能获得您的关注。因为我认为您能够理解我，您不会像那些自以为是的无礼之徒，他们只会用嘲笑来掩饰他们对问题的无知。而先生您，我对您的理解的重视还不止如此呢：我深信您不至于因为您与我的看法不同，就将拙作扔在一边，并草草做出结论说我错了。请原谅我的直白，但我不得不说，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和之前的人们一样，都太过于草率了；在前人的时代，别说是女性的权利，就连男性的权利也被当做是异想天开而饱受践踏。因此，我出于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呼吁您考虑我提出的关于女性权利和国民教育的问题。先生，因为我的论证，是出于无私：我作此辩护是为了所有女性，而非我个人。我一向认为自立是人生中所能拥有的最大祝福，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即使我生活在一片贫瘠的不毛之地，哪怕我的其它欲望都不能满足，我也要坚决捍卫我的独立。
正是对全体人类的爱，驱使我奋笔疾书，去赞颂我心目中的美德之源。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我真切地希望能够看到女性获得应有的地位，从而让她们能够促进而非阻碍那些作为道德要义的崇高原则的发展传播。事实上，我对女性权利和义务的见解，也许就是自然而然地从这些基本的原则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您和其他那些能够草拟出现在这可敬的宪法的开明头脑，是不会与我意见相左的。
在法国，知识的普及无疑胜过欧洲其他任何地方。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由来已久的两性之间的社交传统。我坦率地说出我的感受，真实的情况是：在法国，酒色之徒深得声色犬马之精髓，人们都在冲动下依欲望行事，再加上政府与民间组织所奉行的表里不一的体制，导致法国人的性格里有一种可怕的精明，他们很恰当地把这种精明称为“手腕”；这种手腕自然会造就虚文缛节盛行的风气，真诚的言行不复存在，优雅的礼仪有名无实。而美德最适宜的表现形式——谦逊端庄的仪态，在法国甚至比在英国更加受到蔑视，以致法国女性把动物都能凭本能表现出的那点儿端庄，也当作是假正经。
礼仪和道德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常被人混淆。虽然礼仪只是美德自然流露的结果，但人们由于种种原因早早就变得虚伪堕落，道德在他们身上成了空话。克己持重、注重家庭生活的整洁雅致，是端庄的殿堂里优美的支柱；法国女性对此却几乎是鄙视的。但是，假如在她们的胸中燃起对法国的纯洁的热爱，那她们就不仅不会鄙视这些美德，反而会致力于提升同胞的道德：她们会教育男性，不仅要尊敬女性的端庄，同时自己也要成为端庄的人，并将之作为得到女性的尊敬的唯一方式。
我主张女性权利的主要论据，建立在一个简单原则之上：假如女性不能接受教育，准备好成为男性的平等伴侣，那么人类的知识的进步就会停滞；因为真理必须适用于所有人，否则它就失去了在普遍实践中的意义。而且，如果女性不明白为什么应该具备美德；如果她们没有作为独立的人，从而使理性强大起来，让她们理解了自己的职责，并看到责任是如何关系到她们的根本利益，那么又怎么能期望她们能与男性一起去追求美德呢？若想教育孩子们理解爱国主义的真义，他们的母亲必须是一个爱国者；而对人类的爱(这是一系列美德的源泉)，只能来自对人类的道德和公民利益的深思熟虑；但是现在，女性的教育和处境都使她们与这种洞见无缘。
在拙作中我提出了很多我认为是令人信服的论据，用以证明目前流行的关于女性角色的观念是有损于道德的。我一直主张，要使人的身心更健全，禁欲观念必须被社会更为广泛地接受。而除非男性不再像现在这样推崇虚有其表的女性，除非女性具备了美德与智识，从而表现出了了精神上的美好以及淳朴动人的感情，否则禁欲在男性群体中将永远无法得到重视。
先生，请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些意见，因为当您评论道“看着人类的一半被另一半排除在一切政治活动之外，理论上来说，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政治现象”的时候，您几乎已经触及到了这个真理。如果真是这样，你们的宪法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呢？假如男性作为“人”的抽象权利能被讨论和阐释，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女性的抽象权利也不必害怕经历同样的检视——虽然当下在这个国家流行的观点与此不同，他们和您都用成规惯例来证明女性受到压迫是合理的。
请想想吧，我向作为立法者的您请求：即使您笃信自己是按照最能增进妇女性幸福的方式行事的，但是，当男性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在关于他们自己幸福的问题上能够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时，压制女性是不是自相矛盾和不公平的呢？假如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上天赋予的理性，又是谁规定男性才是唯一的有权作决断的人呢？
所有的专制者们，从昏庸的国王到昏庸的一家之主，都用这种论调为自己的专制辩护；他们全都渴望扼杀理性，可他们却总是声称他们扼杀理性是为别人好。当您拒绝承认女性拥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迫使全体女性困守在家庭之中、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您不是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幺？先生，您肯定不会认为，一种不以理性为基础的义务是有约束力的吧？如果困守于家庭真的是女性的宿命，那也应该用理性来证明它。而理性已经庄严地证明：女性能获得的智慧越多，就越能理解她们的义务、善尽她们的责任；因为任何权威都不能使她们怀着美德去尽义务，除非她们能够理解这种义务、除非她们的道德和男性的道德维系于同样的不朽的原则。她们会成为省心的奴隶，但是奴隶制度只会产生一个结果：让主人和可悲的依附者一同趋于堕落。
但是，如果女性在毫无发言权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天赋之人权，那么为了避免新宪法被认为为是不公平和自相矛盾的，请首先证明女性是缺乏理性的；否则你们的新宪法——第一部基于理性的宪法——中的这个污点，将永远显昭示出一点：男性必定要以某种形式如暴君一般行事；而专制暴政，无论出现在社会的哪个角落，都只会是对道德的破坏。
我反复主张、并用我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论据来证明的一点就是：不应当将女性强迫性地限制在家务上。因为她们即使无意，也会涉入更为重要的事务，而一旦理性的合理规划超出她们的理解范围，她们就会用狡猾的小把戏去破坏它，而疏忽了个人的职责。
而且，当女性只能学习各种个人的才艺的时候，男性却能寻求各式各样的享受，于是不忠的丈夫造就了不忠的妻子；这样的无知女性，既没有接受过尊重公众利益的教育，又不能拥有任何公民权利，若她们试图用报复手段为自己寻求公正，实在也是情有可原。
这个社会的灾厄之盒就这样被打开了。而个人的美德是公众自由和普世幸福的唯一保障，我们又能拿什么来保护它呢？
那就要让压迫不能再在社会上立足，使不同的性别能够在普遍的自然法则下各安其位。而且，既然更加公正的法律规范着你们的公民，婚姻也就变得更加神圣；你们的年轻男性将能够出于爱情的动机来选择妻子，你们的年轻女性也可以因真爱而不再虚荣。
这样的话，在家庭中，父亲不会再因嫖妓而伤身败德；也不会因为一味顺从情欲的召唤，而忘记人之所以会有情欲的根本目的；母亲也不会忽视她的儿女去，只顾卖弄风情，因为理性和端庄就会让她得到丈夫的情谊。
除非男性开始重视父亲的义务，否则期望“识时务”的女性将对镜梳妆的时间用到教养子女上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女人发挥这点狡猾只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好让她们能间接地获得一点点她们那份被不公正地剥夺的权力——如果女性不被允许享有合法的权利，她们就只能寻求非法的特权，从而使男性和她们自己都陷入邪恶的境地。
我的心愿是，先生，能在法国进行一些对这类问题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应该能使我的理念得到证实。如果充分证明了尊重女性权利是理性的要求，我们应当为人类的这一半高声疾呼公平正义的话，那么当你们的宪法进行修订的时候，女性的权利就该得到尊重。
此致，
敬礼！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1]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国贵族，在旧政权下曾任奥顿主教。法国大革命中，他主张把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倾向第三等级，提议没收教会财产，并获任国民制宪议会主席。在法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几十年里，他以超人的政治手腕，几乎总能保有高官厚禄。他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曾在连续6届法国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外交大臣乃至总理大臣的职务。玛丽此信应写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塔列朗担任国民制宪议会主席期间，是为了回应其在教育问题上对女性的轻视。(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