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编者序

 

本书写于1905年,是亨利·亚当斯[1]所著《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2]一书的续篇。1906年,作者自费出版了本书,并印刷了100本送给对它有兴趣的人,供其品鉴、斧正或提出建议。关于写这两本书的初衷,第29章的末尾中有如下解释:

“每一个学生都明白:人,作为一种力量,必须通过其在某段时期内的行动来衡量,而这段时期必然有其固定的起点。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心理学中关于‘单位’的概念:上述‘固定的起点’,即历史中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人将自己视为统一宇宙中的一个单位,并以此作为最高信念。经过八到十年的学习,亚当斯认为自己可以将1150年到1250年这一百多年做为起点(亚眠主教堂[3]和托马斯·阿奎那[4]的著作已经对这段时间有所体现),以他的时代为终点,来衡量这段历史中人们的行为。但除了个中联系之外,他并不对任何事的真实性予以假设。哲学与力学可同时对这种行动加以探讨。以此为己任,亚当斯开始动笔写一本书,一本在他心里名为《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关于13世纪统一性的研究》的书。随后他又计划以那本书为基础,为自己定位,再出一本专著,取名为《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关于20世纪多样性的研究》。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两本紧密联系的著作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同时将虚心接受更博学者的意见。”

《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一书于1904年著成,由作者自费出版;而《亚当斯的教育》的问世过程则要曲折一些。作者采用了十分平常的文体,这不仅令他自己都不满意,而且也没有得到读者与好友的支持。也许他已经预见了这一点——因为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伟大志向在于完成圣·奥古斯丁[5]的《忏悔录》。但是他心中的奥古斯丁就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从多样出发,最终达成了统一;而他则要像个小人物一样,不得不逆其道而行之——将统一分划为多样。但越是接近终稿,他的计划就越是难以实现。

也许亚当斯只是想深入研究他喜欢的历史学说——本书至少有三到四章讲的都是这方面内容,而他对自己的写作技巧大概也并不满意。不管怎样,直到1910年他还是在苦苦思索这一问题,当时他还试着用其他方法来解决它,让自己的观点更易被学生接受。亚当斯曾经印刷了一本名为《至美国教师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merican Teachers)的小册子,并把它送给了自己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同僚,希望能得到对方的答复。但他甚至连这个小小的问题也没能解决——1912年春天的一场大病永远结束了他的写作生涯。

事情很快超出了他的控制。1913年,美国建筑师协会出版了《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一书,而当时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几乎已经与它齐名。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引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的话——这也是作者所强烈要求的。作者已经无法撤回或重写这两本书了。尽管他认为如果没有本书作历史学上的参照,《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会变得无的放矢,他也无法出版这本心中的未完之作了。最后,他决定不出版《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他声明这本书尚未写完,以为它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无声无息地消失。根据他在第3334章中就其历史理论作出的解释,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教师也是“孤助无援”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温和与沉默将成为理智的标志。1914年仲夏之后,这条规律被确定了下来。

如今马萨诸塞历史协会出版了《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而该版的内容与1907年的印刷版一般无二,只是多了一些作者写下的批注。这次出版并不是为了让作者的判断落空,而只是为了把这两本书都送到学生面前,供他们参考。

——亨利·卡伯特·洛奇[6],1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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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美国历史学家、学者和小说家。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185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是亚当斯家族的成员,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

[2] 《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 Mont Saint Michel and Chartre):由亚当斯所著,是一部研究欧洲中世纪文化的专论,专业性很强,其副标题是“关于13世纪统一性的研究”。

[3] 亚眠主教堂(Amiens Cathedral):法国最大的教堂,位于皮卡第地区中心,是13世纪最大的古典哥特式教堂之一。

[4]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

[5]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早期基督教教父及哲学家,曾任希波勒吉斯地区(现阿尔及利亚)主教,著有自传体作品忏悔录及长篇作品《神之城市》。

[6] 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美国共和党政治领袖和外交官,历史学家。


 

让·雅各·卢梭[1]以对上帝的一声恳求揭开了他著名的《忏悔录》的序章:“我将本色公之于众,不论卑鄙或善良,不论肮脏或高尚;您之所见,我之本心——我永恒的父!我周围的人多如繁星,请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倾听我的忏悔,因我的碌碌无为而叹息,因我的卑劣而羞愧。让他们如我一般虔诚,伏在您的脚边,展露自己的内心;然后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鼓足勇气,告诉您:‘我原本就比他(指卢梭)更强!’”

18世纪的眼光来看,卢梭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世人普遍认为,他所产生的影响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教师都要深远,但他为改进人性所提出的特殊方法却并非人人赞赏。19世纪大多数教育家都会将自己的卑劣之处或多或少地掩盖起来,不愿意在学生面前展露本色。此外,如果条件允许,即使最为谦逊的教师也会隐瞒自己的缺点,而事实上这些缺点恰恰是天性慷慨的赠予。其实卢梭与多数宗教观点都倾向于认为,即使在上帝本人看到人类身上最丑恶的瑕疵时,他心中纯粹的愉悦也会融进一丝不快。

不幸的是,二十世纪值得规避或遵循的原则寥寥无几。美国的文献中几乎没什么可供高等教育参考的典范。哪怕为了找到自学方面的榜样,学生也必须向前追溯,越过卢梭,回到本杰明·富兰克林[2]的时期。没有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讨论过教育各个方面的有效性——人们做的,只是抛弃已经死亡的语言;而这本书要讨论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作为一名教育家,卢梭很容易就能成为某个方面的魁首。他立起了一座纪念碑,提醒人们提防“自我”。从他的时代起——而且正因为他,“自我”才能甘于平静,而且还为充当典范而化身为模特,把造型工作交给了教育,看看它选的服饰是否合身。学习的目标在于服装,而不是模特。裁缝会对服装和模特做出调整,以满足顾客的需要。本书中,裁缝的目标则是充实年轻人的头脑,以备不时之需——不论他们是否为大学生;而之所以把这件衣服交给他们,是为了让他们看看自己父辈因为犯错而留在上面的补丁。

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最多只会期望从老师那里学到掌握工具的技巧。其实作为教育的主体,年轻人是一种确定的能量;而他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在接受这种教育时,他们一边要清除障碍,一边要直接付诸努力。一旦学会了如何运用力量,就可以把工具和典范抛诸脑后了。

所以在研究各种关系时,这种“模特”的价值可以与三维或多维几何模型相媲美。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可或缺;它是用来衡量行动、教育比例和人性的唯一标准,必须具有现实性,人们也必须当它是真的、有生命的——谁知道呢?也许它真的有生命!

                                                    1907年2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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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

[2]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十八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航海家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伟大领袖。